从张中行致胡适的一封佚信说开去
给他上过课、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成为了他的主要约稿对象之一
偶翻《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见有署名“张璿”写给胡适先生的一封信，用的“世间解社笺纸”。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
学生现帮一出家人编一学术性月刊，名《世间解》，定于七月一日出版第一期，内容以佛学为主，兼及人生之道的研讨，如儒道等等。现在学术性刊物是冷门，想像难得社会之欢迎，以是，深愿在第一期中能获得先生言论之光荣。学生本当躬往恳求，因为，顾虑先生太忙，所以用写信替代。也因为同样的顾虑，所以不敢希望新作，如能饬书记从《中国哲学史》中古部分抄一段赐下，亦算得大恩惠了。现在办杂志，拉稿大难，必须先生作前导，始能有应者云集之望也。肃此敬请
教安
二十四年国文系毕业学生张璿拜上
六月十二日
这位“张璿”即如今大名鼎鼎的张中行先生，“张璿”是他1931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时所用的学名。为了唤起胡适先生对他当年的些许印象，他提到他是“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国文系的毕业生。在这一届的中文系中，有胡适先生的“迷妹”徐芳，隔壁的外文系有李广田和陈世骧，再隔壁哲学系则有何其芳和王锦第，当今的大作家王蒙即是后者的儿子。
张中行之所以给胡适先生写信，是因为：1947年夏天，张中行受北平广化寺的续可法师之托，操办《世间解》杂志的办刊事宜。他在《流年碎影》提到：“本刊一个研讨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无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也就是信中所说的“内容以佛学为主，兼及人生之道的研讨，如儒道等等”。
张中行深知办刊不易，“现在学术性刊物是冷门，想像难得社会之欢迎”。特别是创刊之初，约稿尤为重要，“主要只能找与我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我出身于北大，求人写，这所求之人，显然就最容易是北大的师辈以及一些同学”。在诸多师辈中，从前给他上过课、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成为了他的主要约稿对象之一。
既然是胡适在北大当文学院院长时的学生，张中行在《负暄琐话》“胡博士”一篇中曾提到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课时的情景：
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不仅于此，张中行还在《流年碎影·课程》中提到“第二院大讲堂可容二百多人，总是坐得满满的”。
胡适只著有《中国哲学史》（卷上），也就是“上古部分”。据他20世纪20年代末撰写的草稿“《中国中古哲学史》纲要”，其“中古部分”“起于汉初，终于北宋初期，约自西历前二〇〇，到纪元一〇〇〇年”，其中内容包含“中国的‘禅’（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结合后的特别产儿）”。因《中国中古哲学史》，或可言《中国哲学史》（卷中）始终没有出版，再加上胡适忙于各种事务，未必会给这本新刊专门写稿，因此张中行在信中提到胡适“如能饬书记从《中国哲学史》中古部分抄一段赐下”一句，其意思是胡适先生可让秘书就已有书稿中节选“禅宗”有关内容，或者在百忙之中口授大意让秘书整理成文即可。
此时的胡适先生除了忙于北大的各种事务之外，还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事宜，私下还在考证《水经注》，以致身体出现心脏方面的“异样”。他在1947年6月23日的日记中提到：“今晚约十点半，我觉得胸部不舒服……这是一年来第二次‘警告’，大概是因为近来太辛苦了。”因此，他对张中行这位从前学生的约稿自然没有任何回应。
而梁漱溟先生是回信但是没有写稿，张中行曾提到：“我和他只通过一次信，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当然要约请北大讲佛学的前辈写文章，于是给他写信。记得那时他在重庆，回信说，他不写，也许我的信提到张东荪吧，他说张东荪聪明，可以写。”
朱自清先生的文章刊发仅仅九个月之后朱先生就作古了
张中行向其他诸位师辈约稿的发信或者拜谒并非没有任何结果，还可以说，收到了良好的成效。这在《负暄琐话》《负暄续话》两书中有诸多例证。
比如俞平伯先生，张中行提到：“四十年代后期，我受一出家友人之托，编一种研究佛学的期刊《世间解》，请师友支援，其中当然有俞先生。俞先生对于弟子，总是守‘循循然善诱人’的古训，除了给一篇讲演记录之外，还写了一篇《谈宗教的精神》。这篇文章不长，但所见深而透，文笔还是他那散文一路，奇峭而有情趣。俞先生很少谈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知道他兼精此道的人已经很少了。”他在《也说一件小事》中也提到“俞先生很慷慨，创刊号就给了一篇《今世如何需要佛法》，约四千字，是不久前在华北居士林的一篇讲演。”
比如废名，他提到“其时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对于这位自信代表佛的作家，当然要请他写一点什么，他慨然应允，写了《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佛教有宗说因果》《体与用》等文”。
比如熊十力先生，张中行认识他，是上大学时去旁听熊十力在北大开的“新唯识论”。张中行提到，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
比如林宰平先生，张中行提到“我有幸认识林先生，开始于1947年。其时他住在和平门内，我去谒见，是为我编的佛学月刊征稿。林先生不习惯写零零碎碎的应酬文章，但他客气，唯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写了一篇，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的《记太虚法师谈唯识》”。
再比如朱自清先生，张中行提到：
1947年，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名《世间解》，几乎是唱独角戏，集稿很难，不得已，只好用书札向许多饱学的前辈求援，其中之一就是朱先生。久做报刊编辑工作的人都知道，在稿源方面有个大矛盾，不合用的总是不求而得，合用的常是求之不得。想消灭求之不得，像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好办法，于是只好碰碰试试，用北京的俗语说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希望万一会掉下一两个。我也是怀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心情这样做的，万没有想到，朱先生真就写了一篇内容很切实的文章，并很快寄来，这就是刊在第七期的《禅家的语言》(后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当时为了表示感激，我曾在“编辑室杂记”里写：“朱自清教授在百忙中赐予一篇有大重量的文章，我们谨为本刊庆幸。禅是言语道断的事，朱先生却以言语之道道之，所以有意思，也所以更值得重视。”这一期出版在1948年1月，更万没有想到，仅仅九个月之后，朱先生就作古了。
查朱自清的日记，未有张中行来信的记录，但他在1947年12月21日提到“写成书评和《禅家的语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顾随（羡季）先生，张中行曾提到：
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编一种佛学月刊，筹备时期，觉得稿源相当困难，同学李君告诉我，说顾随先生喜欢谈禅，可以找他试试……于是就去谒见……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的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籥录》（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随文集》）。
他对这部专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分量重、反向多”。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张中行的约稿和顾随先生的一再坚持，最后催出了《揣籥录》这样一本专著，如同当年《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约稿催出了鲁迅的一部名著《阿Q正传》一样成为学界的美谈。
除了上述作者，因张中行之约给《世间解》杂志投稿的还有吴晓玲、师觉月、南星（杜文成）、任继愈、王明等诸多名家。不过，虽然他的名人策略起了作用，但由于大环境所致，这本杂志办了11期之后还是停刊了。
最后还是回到1947年6月12日张中行给胡适写的这封信。笔者当时琢磨，这也许是他的一封佚信呢？
《张中行全集》已于2019年8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张中行先生的“小友”刘德水先生作为该全集的编者，曾在2019年10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刊有《是新书的最大亮点》一文，其中专门提到“当然，最大的遗憾，是缺少‘书信集’——那是一项大工程，需要耗费更多时日和精力。有人说这套《全集》不全，也不是毫无道理。”
既然《张中行全集》都没收任何书信，看来这妥妥是张中行的一封佚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