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泰戈尔不仅是印度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哲人，也是一位具有跨文化视野的社会活动家，足迹遍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与许多先贤雅士保持着密切交往。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南门，有一条名为Tagore的小街。1995年10月初到以色列学习希伯来语时，特拉维夫大学为我安排了市中心的Meir乌勒潘（希伯来语语言学校）。但从我住的学生公寓乘公交车到那里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公交车在并不宽阔的街道上拐来拐去，令人头晕目眩。于是我便在中国留学生的建议下，向系里提议，转学来到了位于学生公寓附近Tagore街上的希伯来语语言学校，Tagore即为泰戈尔这一姓氏的英文。但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把Tagore街名与东方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联系在一起。殊不知，这条街道之所以用Tagore命名，就是为了表明泰戈尔与犹太世界的特殊交汇。

泰戈尔与爱因斯坦

在泰戈尔结交的所有犹太人中，他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的友谊最广为人知。泰戈尔的英文全名为Rabindranath Tagore，而爱因斯坦则喜欢用开头四个字母“Rabi”和“Tagore”来称呼他，其中文含义便是拉比泰戈尔。拉比是犹太社会中一个特殊阶层，主要指有学问的学者、老师、智者等。更有意思的是，在此次山西太原举行的“泰戈尔访华100周年”暨“泰戈尔与山西”研讨会上，我从泰戈尔研究者北京大学魏丽明教授和《泰戈尔作品全集》主编、主译董友忱老先生那里得知，Rabindranath在孟加拉语中原意为“像神一样的太阳”，“Rabi”是泰戈尔的小名，意为“太阳”。不管爱因斯坦本意如何，他对泰戈尔的称呼或表现为一种特有的尊重，或表现为二人之间关系的密切。

泰戈尔曾与爱因斯坦多次会面。初次相遇是在泰戈尔 1926 年第二次访问德国期间。但早在 1919 年（甚至更早），爱因斯坦肯定就对泰戈尔有所耳闻，因为他们曾共同签署了一份具有反战色彩的《精神独立宣言》。 仅在1930 年，他们就进行了四次会谈：第一次是在7 月 14 日；第二次是在8月19日。虽然两次会谈的内容都与科学有关，但第一次会谈主要聚焦现实，因此被认为更有意义，8月10号的《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爱因斯坦和泰戈尔探寻真理》一文，说看到二人在一起很有意思：泰戈尔，一位带有思想家头脑的诗人；爱因斯坦，一位带有诗人头脑的思想家。他们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只是在交换意见。在旁观者看来，仿佛两颗行星在聊天。

爱因斯坦后来称他与泰戈尔的谈话 “由于交流困难相当不成功”，或许是爱因斯坦不太习惯泰戈尔的印度英语？但三个月后，他为泰戈尔七十寿辰纪念文集《泰戈尔金皮书》（1931 年）撰稿。泰戈尔则拒绝了柏林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以抗议纳粹对爱因斯坦的迫害，他说：

如果我们读到的暴行是真实的，那么任何文明良知都不允许与之妥协。对我的朋友爱因斯坦的侮辱令我震惊，甚至折磨到我对现代文明的信心。

由此可见两位巨人惺惺相惜之一斑。但是，泰戈尔和爱因斯坦之间缺乏交流的原因远远不止于语言障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在牛津听过泰戈尔讲座，他认为，爱因斯坦和泰戈尔都是真诚的、极具天赋的理想主义思想家，他们的社会理想可能非常相似，但除了相互尊重，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泰戈尔认为，只有从我们的精神意识角度才能理解自然，因为我们的感知受制于思维。与泰戈尔相反，爱因斯坦则认为，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与我们对它的认识无关。

联结泰戈尔与西方世界的桥梁

将泰戈尔介绍给西方的功臣是英国犹太艺术评论家和肖像画威廉·罗森斯坦爵士，罗森斯坦与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相识，他专门为泰戈尔画了一组肖像画。泰戈尔将诗集《吉檀迦利》献给罗森斯坦，在献词中称罗森斯坦爵士“具有洞察真理的眼光和热爱真理之心”。《吉檀迦利》是一部英文诗集，所收入的103首诗均由泰戈尔从孟加拉诗作中遴选并翻译。诗集题目“吉檀迦利”是孟加拉文音译，原意为奉献。表面上看，诗歌中表达了三方面思想：首先，诗人日夜盼望与神相会，与神结合，以达到合而为一的理想境界。如第103首：“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的一切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其次，表现诗人虽然热烈追求与神结合、但难以合而为一的痛苦。如第26首：“他来到我的身边，而我没有醒起。多么可恨的睡眠，唉，不行的呵！”第三，体现诗人经过不懈追求，达到与神合而为一的理想境界后的欢乐。如第61首：“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杯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人对神的崇拜与歌颂，印度文学自古有之。但泰戈尔的这部诗集，却不同于一般的宗教颂神诗。泰戈尔心目中的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最贫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这位神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化作万物之中。借此，泰戈尔表达了对人生、对宇宙的理解。在艺术上，《吉檀迦利》也独具特色。诗集虽然哲理性强，但抒情意味很浓。文中有泰戈尔对大自然最精彩的描述：春天、雨季、月明如洗的夜晚、阳光灿烂的白昼，纯然一幅清新的画面；诗人在直抒胸臆时，却又千回百转，天马行空，似水中月，云中影，飘忽不定，渴望而不可及，给人以朦胧之感。该诗想象奇特，韵律优雅，把哲学思想融化在优美的诗行中，神秘而不枯燥。瑞典文学院称之技巧完美，“含义甚远，清新而美丽。”

在《吉檀迦利》出版之前，泰戈尔的诗虽然在印度国内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在世界范围内依旧鲜为人知。罗森斯坦堪称泰戈尔走向世界的桥梁。他在英国为泰戈尔主办诗歌朗诵会，听众中有埃兹拉·庞德等著名诗人。他担心泰戈尔圣洁的外表和他诗歌中的神秘元素会吸引英美那些多愁善感的人，那些人对理想主义者的追逐甚至比对理想的追逐更如饥似渴。罗森斯坦还让好友威廉·巴特勒·叶芝为泰戈尔《吉檀迦利》英译本撰写序言。叶芝在序言中表示：这些抒情诗歌的原文满蕴着精微的节奏、不可翻译的色彩柔美和格律上的创意，在思想中展示了一个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当然，据《吉檀迦利》新译者William Radice 披露，叶芝对泰戈尔的译文做了不必要的改动，影响了原作的魅力，而泰戈尔未经编辑的英文译稿成就更为伟大。这一说法令我们对译者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间的关联更为好奇。《吉檀迦利》问世后的第二年，即1913年，泰戈尔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不仅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白人作家。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凭借其强烈的感召力，推动了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流。

令人玩味的是，罗森斯坦尽管生为犹太人，也接受过成人礼仪式，甚至因为其犹太背景而比其他英国人更理解泰戈尔，但他并不十分认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另一位犹太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将泰戈尔的诗歌翻译成俄文，使泰戈尔在欧洲世界得到更广泛的认知。

泰戈尔与早期希伯来文化

2012 年泰戈尔诞辰 150 周年之际，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安放了泰戈尔的半身雕像。以色列学者大卫·舒尔曼在揭幕仪式上表达了对泰戈尔的敬意，称“泰戈尔是一位和平之士，在建国前的早期希伯来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作为和平之士，泰戈尔虽然关注他那个时代的巴勒斯坦问题，甚至对犹太人的命运抱有同情，赞赏一些犹太拓荒者的无私奉献。但是，他意识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对该问题的认知也十分清醒。他主张民族之间相互包容、尊重、理解并愿意共存，甚至同化并发展出一种共融的生活方式，反对自我膨胀和强制霸权。早在1924 年，美国《犹太标准报》问及泰戈尔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泰戈尔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近乎超自然的平静，他靠在椅背上，倾听着自己的话语所唤起的回声。他在回答问题时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主张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谐相处。但如何实现这种和谐，他则认为自己不是政治家，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他曾在精神层面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称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经受住了迫害和折磨，拒绝丧失自己的身份；他也反思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认为阿拉伯人也是一个坚韧的民族。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与犹太人如出一辙。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一家人，是一个大家庭。但后来他意识到由于英国干预，巴勒斯坦问题愈加复杂。在他看来，英国企图在巴勒斯坦分裂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就像他们在印度分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样。他告诫犹太人，巴勒斯坦问题只能通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相互谅解方能得以解决，而不是第三方干预才可化解。他还说，我并不怀疑犹太人拥有能力和特殊天赋。如果你们能让阿拉伯人相信，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与你们的一致；如果你们能向他们表明，你们在巴勒斯坦的工作既为犹太人，也为阿拉伯人，而不考虑你们的文化差异，那么阿拉伯人终将成为你们最忠实的盟友。在泰戈尔那个年代，这些出自一位纯洁诗人之口的想法显然带有乌托邦色彩，但今天读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1926年9月，泰戈尔受邀访问当时的巴勒斯坦。行前数月，他致电犹太通讯社代表说：“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焦虑关注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殖民问题。我最近收到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朋友寄来的文献，其中提请注意犹太拓荒者面临的巨大问题，为了人类的福祉，他们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同时，他宣布自己将在创建不久的希伯来大学演讲，认为希伯来大学肩负着发展东方文明的伟大任务。

尽管泰戈尔曾经拟就“犹太拓荒者与国际大学劳动者合作计划纲要”，但收获寥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戈尔的儿子罗廷德拉纳特·泰戈尔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校长提出了 “加强国际大学与该大学之间合作和学者交流计划”，这无疑是泰戈尔认可的与巴勒斯坦犹太人合作的又一次尝试。

泰戈尔与马丁·布伯

泰戈尔与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虽然只见过三次面，但他们尊重彼此的哲学观点，在对待人性的看法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1921年，布伯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听了泰戈尔的一次演讲，那是他们初次相遇。布伯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认为泰戈尔是一个“可爱、天真、可敬的人，有着令人感动的美丽信仰。”而在与布伯的会晤中，泰戈尔对犹太人热爱和平和对文明的贡献赞赏有加。与布伯一样，泰戈尔对巴勒斯坦的犹太拓荒者表示同情，但对犹太复国主义与西方世界结盟表示严重怀疑。

1926年，布伯与泰戈尔在杜塞尔多夫再度相遇。布伯出席了泰戈尔的讲座，他再次致信友人，认为泰戈尔的性格，比他的思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换句话说，在第二次见面中，泰戈尔的人格魅力比泰戈尔的思想更能引起布伯的共鸣。

泰戈尔和布伯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926年的布拉格，应泰戈尔要求，他们了讨论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泰戈尔对犹太复国主义可能会削弱犹太人对精神和普遍主义的敬畏深表关切，他认为这种精神和普遍主义是犹太人“最优秀、最有价值的特征”。布伯同意泰戈尔的观点，即如果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下接受西方国家的“狭隘民族主义”，他们将面临潜在的危险。但布伯又回应，通过放弃犹太复国主义来逃避这种危险可能会使犹太人遭受更大的伤害。布伯告诉泰戈尔，一个人失去了进一步前进的能力，就会麻痹，并死亡。布伯还认为，犹太复国主义需要在外部战线上与东方结成精神联盟。虽然泰戈尔同意布伯的想法，但他再次表示，希望犹太人民能够断绝与西方的联系，拒绝他们的“机器和教规”，并以“真正的东方冥想”来反对它。布伯温和地指出，这种对西方的激进拒绝是“一种幻想，一种崇高但最终站不住脚的愿景”。布伯礼貌地提醒泰戈尔，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拥抱西方，但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其后果贻害无穷，一刻也不要忘记西方文明丑陋的一面，布伯恳求地说：“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你们兄弟般的帮助。”泰戈尔向布伯伸出了手。布伯讲述了与泰戈尔在一起的那个非常特殊的时刻，那时刻沉默，然非常凄美：“我确信，他（泰戈尔）的感受不亚于我，在国家历史上固有的所有危险中，仍然存在着不可侵犯的事实，那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