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罗斯曼：为何翻译如此重要
伊迪丝·格罗斯曼
二〇〇七年，玛丽亚·罗莎·麦诺可尔教授曾邀我到耶鲁大学开启惠特尼人文中心筹办的年度系列讲座。该系列的总标题是“为何X如此重要”，X依主讲人的专业领域或范畴而定。于我而言，这个令人生畏的未知量自然就是翻译了。
我当即应允。访问耶鲁，有机会与聪颖热情的学子和敬业的教师见面交流，总令我感到愉快。同样，无论何时何地谈论翻译，无论场合正式与否，交流学术与否，都能给予我莫大的乐趣。
本书【即《为何翻译如此重要》一书】的绪论和前两章即基于我二〇〇八年春在惠特尼人文中心所作的三次讲座。最后一章《诗歌翻译》则专为本书撰写。灵感来自我近年完成和即将开始的工作：几年前为诺顿公司翻译的文艺复兴诗歌选，收录于二〇〇六年出版的《黄金世纪：西班牙文艺复兴诗歌》；古根海姆基金会资助的重要翻译项目，即翻译路易斯·德·贡戈拉的《孤独》（将占用我二〇〇九年的大部分时间）。我曾时常探讨小说翻译涉及的问题，但将诗歌由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则是更为棘手的难题，准备本书的写作可以说是着手解决该难题的完美契机。
希望这些文章能启发读者从更多的角度思考和讨论翻译。我的写作意图正是激发人们重新反思这个常遭忽视、误解乃至歪曲的文学领域。世界似乎越来越小，相互依存与联结的程度越来越高，而吊诡的是各国或各民族之间却益发相互敌对，在此背景下，翻译肩负着我深信必须珍视和扶持的重大功能。它承担着重要的传统角色，即在我们和以我们并不通晓的无数种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之间搭起桥梁；而且，它还代表着一种有形的文学存在——这种文学存在有着关键潜能：缓和我们与素未相识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并赋予这种关系更多的意义。翻译总能帮助我们认识原本不了解的诸般事物，换个角度看待它们，并在它们身上发现新的价值。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迫切需要这种理解力和洞察力，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
我相信，在思考自己的工作性质时，不管有多少种一闪而过的想法，严肃投入的专业译者往往还是暗自将他们自己——抱歉，我是指我们自己——视为作家，我也相信这样的看法实属理所应当。这纯粹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假想，妄自尊大的冲动吗？文学译者究竟有何作为，足以证明自己有资格头顶“作家”这一名号？我们不就是文学那谦卑无名的侍儿婢女，不就是对出版业感恩戴德、唯唯诺诺的仆从吗？我愿以自己所能搜罗到的最为响亮而郑重的语辞做出回答：“绝非如此！”关于翻译工作最基本的描述是，我们用B语写出——或许该说重新写出——本以A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希望B语读者——当然，我指的是译作读者——感知文本时所获得的情感和艺术体验，与原作读者的美学体验相当或一致。这就是译者的雄心壮志。优秀的译作接近这一目标。糟糕的译作一步都不曾离开起跑线。
为实现这个卓越目标，译者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培养对两种语言的敏锐语感，打磨和拓展与此相关的微妙感受力：语词的情感力道，语词的社会气息，弥漫在语词里的情境和情绪色彩，语词所营造的氛围。我们极力深化和细化自己感知文字基本外延背后的内涵与含意的能力，这一过程与作家努力提升自己对某套文学用语的熟稔和掌握程度并无二致。
像其他所有艺术实践一样，写作这个行当诉诸我们心灵深处易于共振的部位；译者和作家不大会听人劝阻就中止写作，也不大可能轻言放弃。无论出版商和众多书评人如何奇怪地诋毁并长久贬低我们的工作，我们都可以说，译者就是在书写别人的作品——这种说法看似悖谬惊人，但其实并无丢脸可言，也不是什么粉饰的话术。
正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一九四○年写给艺术评论家、诗人尼古拉斯·卡拉斯【尼·卡拉斯（1907—1988），美国希腊裔艺术评论家、诗人】的信中所说（感谢泛美文学研究者乔纳森·科恩将这句引言分享给我）：
如果我能写出原创作品，那当然很好。但如果我能通过翻译别人的作品来表达（我指的是形式问题），那同样很有价值。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不可否认的是，译者把作品“炼化”入另一种语言时，它就变成了译者的作品（神秘的是，它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依然是原作者的著作）。“炼化”这个动词或许用得不对，我们的工作并非把贱金属炼成贵金属的魔法，而是一系列创造性的抉择和富于想象力的文学批评的结果。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深入而完整地“聆听”作品的原初版本，极力领会语言的冲击力，结构的韵律，微妙的弦外之音，遣词造句里的复杂含义与暗示，以及根据这些调性对作品文化气韵所作的推断和结论。这种阅读是与文学文本最为深刻的邂逅。
以小说为例。对话往往暗示着或偶尔明示着人物的阶级、地位和教育程度，更不必说他们的智力和情感状态；作品的叙事和描述部分传递出大量重要意图和明确信息；文中可能还有讽刺与讥嘲元素；还有行文的节奏（是长而流畅的圆周句，还是简短利落的短句）和写作的语体（口语体、庄重措辞、浮华风、俚语体、典雅体、非标准用法）……这些都是打造作品风格的关键手段，而译者有必要领会这些工具如何用来烘托小说主旨，揭示人物性格，以及推动情节进展。
所有专注的读者都有意无意地这样做，只是程度不同。文学专业的师生更是在写每篇论文、上每堂课时，都尽力达到这种深刻分析。既然如此，译者的阅读与这些倍受折磨的专业学子以及同样备感压力的老师相比，甚至与随便哪一位认真的读者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译者体验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不仅是源文本的倾听者，以心灵之耳聆听作者的声音，还是另一个文本——即译作——的讲述者，用另一种语言复述我们听到的种种。而这种语言拥有自己的文学传统，自己的文化积淀，自己的词汇和句法，自己的历史经验；所有这些要素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敬意和珍视，其程度不应有别于我们对待原作语言的态度。我们力图在这另一种语言的异质体系中尽可能重现自己所译作品的所有特点、异态、怪状或风格特质。我们采用类比策略，力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彼此对应而非一模一样的特点、异态、怪状或风格特质。以任何其他方式复述原作——比如，落入字面直译的陷阱，试图以逐字转写的模式在另一种语言里复制源文本——得到的都不是译作，而是对博尔赫斯笔下人物皮埃尔·梅纳尔的滑稽模仿：梅纳尔逐字逐句覆写塞万提斯的原作，二度创作出了自己的《堂吉诃德》，该作品具有现代色彩，被认为优于原作。此外，不动脑子的字面翻译还会构成严重违约。全世界任何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都不可能接受以这种方式生成的译稿。它确实不乏怪异的原创性，但没有可读性，对原作也不忠实，令人难以忍受，这就没有达到合约的要求。
引用瓦尔特·本雅明的文章《译者的任务》中的一段话：
如果在本质层面上追求与原作的相似性，就不可能完成翻译……就像文学经典的主旨和意义可能在几百年间完全转变一样，译者的母语也同样会发生变化。诗人的词句在自身的语言中原封不动地流传，然而，即使最好的译作，也注定要成为译入语成长变化的一部分，并最终为该语言的更新所吸纳。翻译绝不是两种一成不变的语言间苍白枯燥的等式，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唯有它担负了同时见证源语成长过程和译入语新生阵痛的独特使命。
伟大的德语译者拉尔夫·曼海姆【拉·曼海姆（1907—1992），犹太裔美国人，德语和法语文学译者】有一句名言：译者就像说台词的演员，假使原作者懂英文，他就那样说英文。曼海姆对翻译的见解极为深刻、富于启发，不愧为翻译艺术杰出的践行者。在曼海姆的构想中，翻译是一种阐释性的表演（尽管可能远不止于此），它与源文本的关系正如演员的工作之于剧本，音乐演奏者的工作之于乐谱。这一表演意象或许也能说明我，说也奇怪，为何总是这样看待和讨论翻译过程：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对他人而言立时可得的听觉活动，而不是无声、孤立的过程。我首先考虑作者的声音和文本的声响，而后考虑自己有义务聆听二者，尽可能听得清晰深入，最后考虑自己同样迫切需要用另一种语言把作品讲述出来。这不仅仅是个隐喻，尤其在诗歌翻译中。它是我在阐释西班牙语诗歌并将其转化为英文时必不可少的工作方法。就本人而言，这项工作往往是以读出声的方式完成的。
我们一直在阅读译作，而令人着迷又困惑的是，在所有阐释性的艺术中，唯有翻译需要应对一个充满破坏力的阴险问题：这项工作是否可能，它能否或是否应该成为可能？谁也不会想起来去问演员扮演戏剧角色是否可行，或音乐家演奏乐曲是否可行。不用说，这两类活动都是可行的，译者以另一种语言重写文学作品自然也是可能的。会做得好吗？我认为可以，我的译者同行们也深以为然，自然也有些不同的、不太中听的观点。然而，即使最恶毒刻薄的评论家有时也得勉强承认，偶尔还是会出现零星几部像样的译作。而世界文学得以成为堪作学术研究的学科，本身就取决于译作的有无。对于普适、开化的文明体这一概念的形成，翻译起到了效果显著的核心作用；它几乎定义了欧洲文艺复兴，着实是不小的成就。这个“重生”阶段我们或早或晚都曾学过，它的开端就是将欧洲基督教世界失传了成百上千年的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翻译成拉丁文及各国语言。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的诗人，如西班牙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路易斯·德·莱昂修士，经常进行翻译和改编工作——先是古典作品，后是意大利语作品——并理所当然地把所译的贺拉斯、维吉尔和彼特拉克收入自己的原创诗集。
我们之所以能以严肃读者自居，翻译作品至关重要；作为有文化修养、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发现若是没有可供阅读和学习的译作，情况将难以想象。世界现存大约六千种语言。姑且假设其中大概一千种有书面语言。即便最有天赋的语言学家，也无法读懂用一千种语言写成的复杂文学文本。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用十种语言进行精深阅读，这确实是了不起的壮举，足以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别忘了，要是没有翻译，就连这些多语奇才也将无缘邂逅以自己读不懂的九百九十种语言写就的作品。语言天才尚且如此，翻译的消失对其他人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翻译拓展我们的能力，有助于我们通过文学探索不同社会或不同时代之人的思想和感情。它让我们得以品味从陌异到熟悉的转化过程，暂时脱离习以为常的一切，抛开自身的成见和误解。它以无数难以言表的方式扩展和深化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意识。
此外，作品的翻译对世界各地的作家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望带来读者数量的显著增长。作家写作的一大原因——当然不是唯一原因——是与尽可能多的人交流并对其施加影响。翻译令这个数字呈指数级增长，让越来越多读者受到作品触动。有些作家的第一语言，就使用人数而言，十分受限，受众数量若要达到有效规模，翻译自然不可或缺。倘若作家第一语言的使用者数以百万计，就算其中相当数量的人不识字或穷得买不起书，翻译对作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当前文学现状存在一种颇有讽刺意味的荒谬现象，就是说，尽管每年在美国、英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出版的译作数量相较于别的国家（如西欧或拉美的工业国家）少得可怜，英语世界却依然是大多数作家及其代理最为渴望的图书市场。英语在商业、科技、外交等领域都是世界通用语言，讲英语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普及程度，人们也比较富裕，买得起书，尽管购书者的数量似乎在稳步下降。数年前，菲利普·罗斯曾估计愿意买书的美国人约有四千名，他还说一旦将作品卖到他们手里，卖到各家图书馆，销售工作就基本结束了。在情绪乐观的日子里，我把这话看作典型的罗斯式讽嘲。其他时候，我就不知道是否该这样想了。
关于诺贝尔奖的模棱两可的谣传中有这样一条：
作品不曾译成英语的作家连入围这项文学奖的指望都没有，因为英语是所有评委都能阅读的唯一语言。
这种说法倒是适用于其他媒介——例如电影——对图书的改编。未曾译入英文的图书几乎不可能拍成广为发行的电影。
翻译对创意艺术家还有一种影响，可能不那么明显，但远比其他影响重要，且波及范围非同小可——远远超出经济回报的层面（不管经济回报有多重要）。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前面所引的那段话指出的，文学翻译会渗透进某一门语言，为其带来种种影响、变化和组合——如果没有外国文学风格和观念的译入，如果单语文学领域之外的那部分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和分量的文学并不存在，这类影响、变化和组合就不大可能实现。换而言之，翻译文学的影响力能够复兴和扩展“目标语言”（令人生厌的名称），即文本译入的语言。
一九六四年，罗伯特·布莱【罗·布莱（1926—2021），美国诗人】写了一篇题为《聂鲁达的惊喜》的文章，直接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总倾向于把现代想象力归结为跳跃的想象力，它忽而跃向前去，忽而停步，骤然转身，在不同主题间横跳。在聂鲁达的诗中，想象力向前猛冲，一股想象的动能升腾而起，将整首诗连为一体……他仿佛一种新的生命体，穿行于一切事物的表面之下。
他行于地底，自下而上地了解一切（了解事物本质正该如此），因而总能叫出所有事物的名字。相较而论，美国诗人酷似在地面上转悠的盲人，摸索着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每样东西都摸索了很久，终于喊出一声“房子”，而我们早已知道那是座房子了。
翻译所促成的这种艺术探索关乎任何语言和文学的健康活力，其作用至为重要。各国文学史似乎常常排除某些作家之间极为值得注意的联系，一大原因也许正在于此。“某国文学”是个基于本土和外国之分的限制性的狭隘概念——不可否认，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情形下，这种区分既有效又有用，但在写作领域，翻译已经使它变得无关紧要，因为翻译致力于克制和消除修建巴别塔带来的神谴效应，至少令其制造的分裂影响不至于极度恶化。翻译表明在这个有着多样语言的世界里，一致的、统一的文学经验是有可能获致的。同时，翻译又彰显了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同语言所表达的人类体验与感知的多样性。我认为二者并不相悖。恰恰相反，这显示出对文学和翻译真正全方位的包容和接纳。
翻译带来不同语言间的交流，诸多成效卓著的例子之一便是威廉·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间旷日持久的缘分。加西亚·马尔克斯年少时酷嗜福克纳的小说，总是爱不释手，在广泛涉猎外国作家的作品的时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福克纳多部长篇小说的西班牙语译本。他多年来常常提及福克纳是自己最喜爱的英语作家。一九九五年夏天，这位哥伦比亚作家和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后者曾声称《百年孤独》为过去五十年间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并称之为他最心爱的虚构作品）在一场晚宴上就此话题曾有一番长谈。这场宴会是威廉·斯泰伦【威·斯泰伦（1925—2006），美国小说家，散文作家】在位于玛莎酒庄岛的宅邸举办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也在场。当他谈到自己最喜爱的书是《押沙龙，押沙龙！》时，克林顿站起身来，凭着记忆背诵了《喧哗与骚动》中班吉的一段独白。
在《活着为了讲述》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八月之光》的解读有如草蛇灰线，贯穿了他对自己陪母亲前往阿拉卡塔卡卖掉老宅的旅程的叙述：
“我读过的那些书——是译作，还是借阅的——已足以让我掌握小说创作这门手艺……威廉·福克纳是我的‘守护神’中最为可靠的一位。”
接下去他又写道：
“我窝在房间里读书……书都是偶然靠运气得来……这些书就像新出炉的热面包一样，是二战造成的漫长出版寒冬结束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制的新译本。就这样，我幸运地发现了早已广为人知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戴·赫·劳伦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吉尔伯特·切斯特顿、威廉·艾里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还有许多其他作家。”
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写道：
“它不仅展示了我内心一个真实的世界——此前我对它的存在一无所知；它还让我学会了如何在自己的书中自由使用语言，安排时间和结构，为我提供了无比宝贵的技术示范。”
最后，他这样描述初读卡夫卡的震撼：
“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睡得安稳了……这本书是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洛萨达出版社出品。从读到这本书的第一行（现在已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一大技巧典范了）开始，我的人生就确定了新的方向。”
在短短几段话中，这位杰出的小说家描绘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开阔又生动的图景，展示了一个年轻作家如何通过自我教育学习小说创作技艺——没有文学翻译，他的启蒙将无从谈起。这些书籍，以及他阅读的所有其他书籍，对他成为作家的成长过程有着决定性影响；他阅读时能以那些图书作者的学徒自居，他们实际上起到了远程导师的作用。
有人曾说福克纳是最著名的用英语写作的拉美作家，这可能不仅仅是句俏皮话。福克纳似乎继承了塞万提斯的宏大风格，并将其转移到英语中，而后世所有西班牙语作家也都受到塞万提斯风格的深远影响，尽管有利有弊。此外，塞万提斯还创造了现代小说的形式和模型，不管小说家使用什么语言，这种文学体裁的变革都对他们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小说在欧洲的发展，尤其从十八世纪的英国和亨利·菲尔丁的奠基性作品来看，是自《堂吉诃德》这个模子里直接生长出来的。《堂吉诃德》几乎刚出版就译成了外文：塞万提斯这本小说的第一部于一六〇五年问世，最早的外语译本是托马斯·谢尔顿所译的英文版，出版于一六一一年。人们猜测莎士比亚曾有意以《堂吉诃德》第一部中一段插曲的主人公卡德尼奥的历险为素材写一部戏剧，也有可能该剧已经写成，却不幸佚失。这个猜想对本书主旨来说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原因就在于谢尔顿译本在英国的出现和成功。该译本开启了漫长而又多面向的塞万提斯影响史：他影响了小说的生成，小说家的创作方式，不用说，也影响了福克纳的写作方式。
毫无疑问，福克纳在二十世纪中叶是拉丁美洲最为重要的当代英语作家。他那铿锵、澎湃、巴洛克音乐式的风格，带有塞万提斯的回响，令西班牙语读者感到亲切，但在我看来，福克纳对拉美小说的发展，尤其是对“文学爆炸”这一现象，有着深远意义，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福克纳对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的想象，一种神话般的、史诗性的、跨代际的想象。不仅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一众当代拉美小说家，都欠了福克纳（当然，还有塞万提斯）一笔巨债。假如塞万提斯、福克纳等诸多作家的作品从未译成其他语言，这种丰富的文化互育现象也就不可能发生。同样，如果不把加西亚·马尔克斯（更不用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胡里奥·科塔萨尔了）考虑在内，就难以想象当代英语小说的形态。托妮·莫里森、萨尔曼·拉什迪、唐·德里罗、迈克尔·夏邦等一众杰出作家都明显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阅读译本，而福克纳无疑也是主要通过西班牙语译本在拉美产生影响的。这样想来真是奇妙，不是吗？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乔伊斯作品中发现的自由属性，他向乔伊斯和福克纳学到的布局和技巧，通过这位哥伦比亚人的作品译本的影响，传递给了年轻一代英文小说创作者。如果接触不到翻译书籍，这些大作家就无从踏上带来创新的发现之旅，也就无从施展他们那突破了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学传统限制的“写作肌肉”。翻译的确是一种无远弗届的强大力量，可以使广大作家走入并不必然受限于某个民族或某种语言传统的文学世界，从而拓展和加深他们对风格、技巧和布局的认知。作家之间的感染力远非为害不轻的“影响焦虑论”所能涵盖，他们像画家和音乐家那样学习彼此的技艺。直接师承的学徒制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只在正式学术机构中尚有残余（如创意写作课程、艺术工作坊、音乐学院的学习等），但艺术家总能以其他方式找到导师。新手作家能接触到的书籍越多，书籍来自的地方越多，创作影响力的潜流就越加汹涌，点燃文学想象力的火花就越发不可抗拒。翻译通过多种语言的互育来拓展文学视域，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无与伦比、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没有翻译，全球性的作家群落是不可想象的。
歌德认为，如果一种文学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接受其他文学的影响和贡献，那么这种文学就会自我耗尽，资源枯竭。不仅文学如此，语言本身也会因为与其他语言相连而蓬勃发展。新语言表达方式的注入会扩展词汇，扩充表现力，扩增语言结构实验。换言之，随着翻译而来的视域拓展，不仅会改变用这种语言阅读、说话和写作的人，还会改变语言本身的根本性质。一种语言越是能拥抱新元素和外来措辞的注入及渗透，就越能变成宽广、有力、灵活的表达媒介。想想那些无知的政府和排外的社会运动：禁止在某国领土内使用任何其他语言，以便于捏造和培养虚幻的“纯洁”语言，这是多么可悲啊。要不是跨文化、多语种交流在全世界范围内汹涌激荡，势头不可遏止，也无法避免，并带来丰富的滋养，他们想要保护的语言将会无从接触新鲜陌生的表达和沟通方式，最终受到磨损，遭到侵蚀，乃至消耗殆尽。
作者简介
伊迪丝·格罗斯曼（Edith Grossman，1936—2023），美国知名文学翻译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成员，从事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翻译。出生于宾州费城，从高中时代起就酷好西班牙语文学，为追求个人兴趣，中学毕业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获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从纽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72年正式开启个人文学翻译事业，译介过塞万提斯、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梅拉·蒙特罗、阿尔瓦罗·穆蒂斯等经典作家或当代知名作家。获得拉尔夫·曼海姆翻译奖（2006）、桑顿·怀尔德翻译奖（2022）等奖项。《为何翻译如此重要》（Why Translation Matters）选译自伊迪丝·格罗斯曼的同名著作（耶鲁大学出版社，2010年）的序言和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