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凝视”的中文打字机
《生活》（Life）杂志上的“中文打字机”。书中插图
伴随着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文打字机”进入中国与西方认同与抵抗的博弈场，铭刻出各种话语缠斗的历史遗痕。
困局：塌缩的技术想象力
1900年1月，一幅充满异国情调和荒诞色彩的漫画出现在《旧金山观察家报》上——长辫子、粗手指，一群清朝人在一具庞然大物前大汗淋漓，手忙脚乱，这台名为“中文打字机”的巨物，折射出西方帝国早期对方块汉字的野蛮想象，伴随着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文打字机”进入中国与西方认同与抵抗的博弈场，铭刻出各种话语缠斗的历史遗痕。
倘若完全复刻东方主义的言说逻辑，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或将持续加诸被表达一方，同时也加诸表达者自身。《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一书之妙在于，著者墨磊宁另辟蹊径，以雷明顿打字公司的发家史为暗线，以“技术想象力”之塌缩来还原西方打字技术所遭逢的世纪难题：面对神秘的方块字表意系统，掌控现代技术的西方打字产业，是通过精简中文来适应拉丁字母？还是彻底颠覆拉丁字母的霸权地位，拓宽技术疆界以适应中文？
一边是以拉丁字母为基底的打字技术系统，一边是广阔的汉字使用者市场，“中文打字机”身陷的战场，答案不言而喻——在帝国扩张的版图之中，技术作为核心策略，得与文化霸权“夫唱妇随”。一夜之间，各类收编非拉丁文字系统的造物——指针型打字机、单切键盘打字机、双键盘打字机，粉墨登场，雷明顿公司节节高升，终以单切键盘打字机一举夺魁，早期多元打字机的技术生态消失，一元格局一统天下，打字产业确立行规——“在设法解决外国语言的打字问题时，决不能从底层质疑单键盘打字机形式本身”。至此，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布下罗网，弱势话语遭遇西式“普适性”原则时，不适应其本体论的“他者”，难逃从物质到精神层面被围剿的厄运，被凝视的“中文打字机”即是案例。
在墨磊宁眼里，以“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西方帝国主义”（Western imperial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来命名西方的普适性均不合理，横亘于汉字与字母文字、音节文字之间的是一条“实义”（pleremic）与“虚义”（cenemic）的断层线。所谓“虚义”文字指的是“该书写系统的字素是无意义的语音成分”，“实义”文字则是“该书写系统的字素是有意义的语音成分”，例如中文。在这场对汉字系统的围剿大战中，冲锋者首当一批服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学者，缺乏动词变形、名词变格、词性变化、复数形式等成为汉字的原罪，他们将中文系统与中国落后的历史情境相联系，进而上升至对种族认知的冷嘲热讽，“中文最恐怖了，心智正常的人不会去学”。
在西方学者讨伐汉字之时，中国时值晚清至五四，富国强兵、改良种性乃时代大潮，汉字之繁复与“语音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字母文字，格格不入，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一思潮由清末无政府主义者宣扬，在五四精英中风靡一时，他们认为汉字无法表音，如钱玄同、鲁迅、胡适、陈独秀、赵元任等均支持废除汉字，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又成为左翼语文运动的核心要义之一。对“汉字”重新诠释背后是不同的“中国”理想，它与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诸如国粹观念、国家观念、科学观念关联互动，背后逻辑乃是中国学人与西人学战溃败的结果。技术上的失败引发物质生活、人伦价值、文化系统的蝶变，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立于世界之林，更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其他国族折冲樽俎。现代性与民族性乃硬币之一体两面，两种叙事贯穿于20世纪中国史中。
言及汉字的独特性，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杰弗里·桑普森、威廉·博尔茨等著书立说，批判受进化论、种族科学范式庇护下的中文有罪论，甚嚣尘上的反中文话语渐渐淡出历史舞台，隐蔽蛰居于相对清洁的技术设备领域，例如打字机。在此书中，墨磊宁不以传统学人惯用的“音—义—形”主题来切入汉字，他巧用“技术语言学”视角来勘测汉字神秘坎坷的历史，“音—义—形”三维构成汉字存在之根，中文材料的书写、阅读、赏读皆通过三者。但这存在之根是激进的文化革新者试图连根拔除的顽疾，墨磊宁反其道而行之，铺展全新的问题：在现代性弥散的全球化空间中，各方势力如何通过中文打字机这一媒介，对汉字进行分类、检索、传输、物化、本体化、概念化，从而让这门古老的象形文字系统在字母霸权时代突围？
基于视角的独特性，墨磊宁发掘边缘，打捞身处文化政治话语之外的沉默者，诸如工程师、企业家以及日常实践者等群体，再现他们对接中文现代化的打字方案。其过程之艰辛，难以用“胜利者书写历史”的英雄主义修辞轻盈概括，相反，这是一个由“短命的实验、原型和失败”所构成的微观技术史，哪怕偶有成功惊艳的实验，也迅速淹没于无闻。墨磊宁之所以为失败者、沉默者立传写史，因他不执着于大书特书一段效果史，其意在钩沉索隐，披沙沥金，从细节堆叠的技术过程史，描绘中文在与现代化的技术相遇之时，如何与外界高压相抗衡，从而慢慢锚定自身的物质符号基础。
迷局：喧嚷的技术解惑法
西方打字技术面对汉字时束手无策的姿态，是技术想象力塌缩之后的结果。与其他古文明（如古赫梯文、古苏美尔文、古埃及文以及玛雅文）使用的象形文字相似，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表意文字，商代甲骨文乃汉字之胚胎，绵延3000多年，象形度极高。但除汉字外，世界其他古文明中的象形文字早已沦为死文字，退出历史舞台，而汉字世代传承，成为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
墨磊宁将中文打字机的史前史追溯至活版印刷和电报时代，辟专章考察在中文打字机时代之前，西方印刷技术、电报技术如何各显神通，试图驯服这头名为“puzzling chinese”（谜一样的中文）的巨兽。19世纪出现了三种尝试解谜中文的方案——常用字、拼合、代码。第一种方案主要存在于活字印刷领域，在已知的所有语言中，中文最让西方活字排版师畏惧。印刷师通过数据统计的方式将汉字的字数提炼至最简，确定一套涵盖“常用字”的汉字系统，将“非常用字”排除在外，以减少中文在印刷技术中对技师身体高强度的损耗。但语言系统总会随社会语境而更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群体、不同地区方言之间“常用字”系统也存有区隔，削足适履之法，难以囊括汉语世界广阔复杂的现实情境；第二种拼合方案局限于印刷和排版领域，他们将汉字的“部首”，类比于拉丁字母使用，重组部件以驾驭汉字，然而这种策略只抓住了部件，却遗忘了汉字这门“书画同源”的技艺，有比例与形体之美；第三种代码将汉字运用扩展到了新兴的电报领域，将汉字封存到一个“非现场”的区域，只关注信息要素，解决汉字在书写时的部件、位置、比例等布局问题。无奈的是，在国际电报场域中，汉字孤悬于阿拉伯数字、拉丁字母的符号地带之外，它被视为一种天然的加密语言，其他电报语言有“明文”与“密文”之存在方式，汉字却没有明文版本。
破局：嬗蜕的本土技术语言
19世纪以技术之鞭驯服中文、抢夺“符号主权”的竞技场上，没有出现国人的身影，而将目光聚焦至打字技术领域、执掌全球商业版图的雷明顿公司，在解决中文打字问题时，也屡屡受挫。中国没有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事实，成为被全球化拒之门外的标志，更被国内外的中文批判者利用，作为质疑中国现代化叙事的论据之一。喧嚷的文化政治空间之外，一批本土工程师、设计师、语言学家、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与主导范式决裂，不矮化自我，不构建“内部的他者”，更不去定义适应字母文字的“中文”是什么。相反，他们要发明适合中文系统的“打字机”。
书中，墨磊宁将一批正史中的无名之辈推向叙述前景，周厚坤即为一例。与胡适、赵元任类似，周厚坤是被庚款支持去美国深造的留学生，但不同于胡适、赵元任，他不专精于文化领域，而是将汉字现代化策略寄身于机械，“文字无罪，工师其罪”，他发明了中国最早为民众设计的打字机。在其感染下，另一位留美学生祁暄也不甘示弱，发明了拼合式中文打字机。两人同场竞技，演绎了中国机械复制时代的早期技术美学。墨磊宁以周厚坤、祁暄为例证，其意不在为本土自力更生的技术语言之路大唱颂歌。以打字机为媒介，他以小见大，还原“中文现代性被困在模仿与他异性之间无所适从”的历史情境。这两难的处境在20世纪30年代愈演愈烈，日本侵华战争让中文打字机对接全球化、现代化的意图，举步维艰。墨磊宁勾勒了日产中文打字机在中国市场的兴衰史。身处“汉字圈”，日本工程师对汉字的熟悉度、想象力远超西方，各种型号的日产打字机在中文市场上大施拳脚，演化为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假名打字机与日语汉字打字机，前者全然切断了从中文承接而来的汉字系统，采取纯音节的方式，加入全球对西式打字机的浪漫演绎，后者与纯中文打字机类似，遭受了各种形式的冷嘲热讽，但却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市场。在夹缝之中，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形象变得暧昧混杂，模仿之欲望与亡国亡种之恨，交错于民族企业家的个体发迹史中，无论妥协与否，乱世让共谋与机遇一道降临。仿日救中的企图，难逃被激愤的民族主义者所谴责，但模仿与抵抗乃殖民体系的一体两面，通过学习模仿日产中文打字机，国货蜕变，无形中增加了抵抗之可能。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台拥有键盘的打字机是林语堂设计的明快打字机，他全盘否定了常用字、拼合、代码三种方案，一破而立，意在将三者结合，创造一套名为“辑形法”的汉字分类法。以往的中文打字机执着于“打出汉字”，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完全颠覆了这套设计理念，采用的思路是“找出汉字”，这是20世纪人机交互的全新例证，中文语境中的“输入”技术正式诞生。不幸的是，因战乱、政治斗争、资金短缺等外力因素，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很快夭折。进入新中国，一种奇特的技术景观出现：中文打字机的天才性创见分散性地孕育于群众个体之间，墨磊宁刺破集体话语与个人创新之间的联动效应。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打字领域开始形成全新的元叙事，打字工人对这套叙述了然于心，身体和中文字架皆成为年代修辞的化身，快速适应高效率、集约化的话语生产，中文打字机朝着“预测性转向”发展。
在方块字古老神秘的躯体之上，中外各方实施了各自的现代催产术，“破”与“立”之对垒萦绕于技术语言的缠斗中。本书于国学与汉学而言，带来新的视域扩展。在信息过载的今日，国人以灵活的手指敲击打字机，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生产知识或运载情绪时，是否会想到：流动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的汉字，也曾遭逢四面楚歌的围剿？而在数字媒体时代，汉字又将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