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藏书中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一、引言
茅盾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担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的茅盾先生，承载着共和国文学的荣光，为繁荣文学倾尽心力。1949年后，茅盾不再创作小说，主要兴趣转向文学批评，十七年之间茅盾撰写的评论和理论文章总数超过百万字，生前出版有《夜读偶记》《鼓吹集》《鼓吹续集》《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读书杂记》《茅盾评论文集》等。茅盾研究以显学姿态受到学者的关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成果呈现“井喷式”增长，90年代以来研究茅盾的著作有着可观的数量和质量,包括研究资料、普及读物、年鉴、书系以及众多的学术专著，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进入21世纪之后，桐乡市档案馆完成了关于茅盾资料的征集工作，主要是从茅盾先生的儿子韦韬处征集而来,一大批“手稿书信”归档于茅盾家乡的浙江省桐乡市档案馆,在此基础上经过整理的“茅盾珍档—日记、回忆录、部分小说及书信、随笔等手稿”成功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第三批，并且相继编辑出版了系列手稿、手札、手迹，如《茅盾珍档手迹：游苏日记》等。2014年，由茅盾之子韦韬先生授权，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茅盾研究会理事钟桂松主编的黄山书社版《茅盾全集》在原版《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加以充实、补订。2018年主要保藏在位于北京的茅盾故居的茅盾资料被整体搬迁至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建立茅盾文库，这一批材料相对完整地“继承”了存放在茅盾故居中的各类档案文献，主要是藏书。
由此基于“藏书—阅读—创作”视角的研究所涉及的资料得以全面呈现，关联研究得以展开，相应的稀有史料得以被发掘，许多关于茅盾作品以及相应文学现象之“谜”、因时代和历史语境带来的认知上的隔膜，可能获得新的理解，文学研究的维度也将进一步被拓宽。
在佳作频出的十七年文学中，形成了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政治倾向鲜明，社会影响巨大。“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这一历史时期正是茅盾先生文学评论与创作的重要时期，本研究以茅盾与“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作品的关联关系为切入点继续研究，呈现茅盾阅读、评论的往事细节，以进一步充实茅盾研究相关资料。
二、“藏书—阅读”中的对应关系
藏书代表阅读的可能，关于藏书及其相关因素的考察可以进一步洞悉作者的阅读与创作情况。首先，笔者统计了“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作品的首发情况与版本情况，见表1。
从藏书情况可以看出，茅盾对于作品的收藏情况，既有单本收藏，如《红岩》《红日》,也有副本的收藏，如《山乡巨变》《青春之歌》,既有初版本，如《红岩》《保卫延安》，也有非初版本的收藏，如《红旗谱》《山乡巨变》《青春之歌》。
其中《保卫延安》的初版本保存较为不易，也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见证，是文化名人对于历史文献的特殊保护作用的体现。在藏书中并没有找到《林海雪原》与《创业史》。关于藏书与阅读的情况，以2014版《茅盾全集》收录的日记与书信文本为依据进行了进一步的信息爬梳。现存的茅盾日记主要集中于1960年到1970年之间，其他时间要么缺失，要么仅存零星残稿。而书信的收录，主要是以茅盾写信为依据，别人写给茅盾的书信没有进行收录。经过统计得到表2。
从表2中可见，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在日记中有明确记录，其中在致朱棠(1973年12月11日)中“你需要的《创业史》及《母亲》找不到，想来你记错或者被人拿走了。我的孙儿的同学常来这间书房里找书，有时借了去也不说一声“，更是证实了茅盾藏书中《创业史》的一种可能去向。
在日记中，茅盾观看了《红旗谱》话剧，以及电影《红岩》《红日》《林海雪原》，关于这些作品文本的阅读则淹没在了日记中“阅书”“阅书刊”之中。
从致胡锡培(1973年12月19日)、致胡锡培(1977年3月8日)中可以看出茅盾对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几部作品再版和作者近况的关心。
杜鹏程《保卫延安》则在日记、书信中没有提及，这与《保卫延安》作品的历史境遇关系密切，后文有叙。
三、阅读—创作”中的文本对应关系
为了进一步了解茅盾对“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作品的评价评论情况，笔者以《茅盾全集》中的文论为基本线索，全面查阅了相关文献，有关评价评论在篇幅上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差异，对此进行了分类统计，绘制成表。对“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作品的评价评论情况集中主要出现在部分文章与报告之中，可以划分为独立成篇的评论、单独成段的评价、只言片语的提及三种。
(一)独立成篇的评论
独立成篇的评论又可以分为“论文之篇”与“读书杂记之篇”。从茅盾评论文章的特征来看，主要分为理论文章与读书笔记，其中重要的是他常常以读书笔记的方式发表对于作品的评价，有的时候以组为单位刊文，如《鸭绿江》。读书杂记(《中国文论·八》，创作时间为1958—1959年)与1963年的出版社，分别简称读书杂记(1959年)与读书杂记(1963年)。
茅盾于1959年2月16日在《中国青年》第四期刊文《怎样评价<青春之歌>?》，茅盾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他阅读了《青春之歌》之后又经过认真思考后落笔的。但是他自己的观点非常鲜明，针对性也非常强，为《青春之歌》定音。在读书杂记(1959年)中，对《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进行了读书笔记式的评价评论。
(二)单独成段的评价
单独成段的评价主要指的是在有关报告中以段落方式进行评价评论。经统计，主要发生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中，见表3。
(三)只言片语的提及
与单独成段的评价相对应的则是在有关报告中的简单提及，包括用题名举例、简单作品中人物等，涉及文献较多，见表4。
由表4可知，关于《红岩》的提及是最少的，梁斌《红旗谱》则较为频繁，在一次报告中三次提及，关于曲波《林海雪原》提及时间跨度最长，最早在1958的《谈青年业余创作——在沈阳市青年业余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文论·八》，1958年《文学青年》第七期），最晚为1977年的《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中国文论·十》,1977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而关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从1960年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简单提及《保卫延安》后，后续也是一直关注着杜鹏程，而对其作品的关注则转换变为其他作品，对于《保卫延安》则因为历史原因而不再提及。这也是在日记等其他记录中没有关于《保卫延安》有关记录的原因之一，对于杜鹏程《保卫延安》的关注被对于其他作品的关注而取代。
四、阅读痕迹探寻及其批注发掘
随着文献记载相关内容的呈现，为了进一步考查茅盾阅读与评价作品的过程，将相应的藏书找出，进行了基于实物考察的比对研究，得到表5。
随着藏书、日记、书信、文论中关于“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作品及其作者信息的浮现，相应的信息的图景得以浮现，为笔者搜集与比对藏书、评论手稿、刊发正文提供了线索，茅盾的阅读、评论的图景也得以呈现。
五、“阅读一创作”视角下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茅盾藏书中梁斌《红旗谱》中的批注为初稿，《茅盾全集》中读书笔记(1958年)根据茅盾未刊手稿情况刊发，此手稿内容与《红旗谱》书中批注内容构成茅盾对《红旗谱》评论观点的文本，此文本在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此文本中的观点在报告《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单独成段关于《红旗谱》单独成段的评价观点基本一致，并在此报告与报告《为实现文化艺术工作的更大更好的跃进而奋斗》（《中国文论·九》,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在4月4日大会上的发言，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多次举例提及。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的阅读与评论情况不清晰，仅在《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中国文论·十》，1977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提及一次。
茅盾藏书中吴强的《红日》中的批注为初稿，在《茅盾全集》中未收录，系首次呈现，批注中有关观点内容细节在《谈“人情味”——读<共产主义的人情味>偶感》(《中国文论·九》，1960年4月笔记)提及一次，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三次提及，当均为展开论述，与书中批注内容情况相一致。
柳青《创业史》在茅盾日记中8次出现，1960年2月4日开始阅读，断续阅读，到1960年2月17日阅读完毕。藏书中未留存《创业史》，书信中记录“你需要的《创业史》及《母亲》找不到，想来你记错或者被人拿走了。我的孙儿的同学常来这间书房里找书，有时借了去也不说一声”。说明藏书中原有此书，阅读后不知去向，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单独成段评论《创业史》,在《为实现文化艺术工作的更大更好的跃进而奋斗》《中国文论·九》，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在4月4日大会上的发言，翌日《人民日报》发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老兵的希望》(《中国文论·十》,1977年11月12日《人民文学》)、《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中国文论·十》,1977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四篇文论中提及《创业史》。
杨沫《青春之歌》，在藏书中《青春之歌》的批注为部分初稿，后继续撰写完成评论文章系《怎样评价<青春之歌>?》，刊发于1959年2月16日《中国青年》第四期，是独立成篇的系统评论，在读书杂记(1959年)中，对《青春之歌》进行了评论；在《为实现文化艺术工作的更大更好的跃进而奋斗》(《中国文论·九》，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在4月4日大会上的发言，翌日《人民日报》发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老兵的希望》《中国文论·十》，1977年11月12日《人民文学》)、《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中国文论·十》，1977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四篇文论中五次提及《青春之歌》。在致胡锡培(1977年3月8日)书信中表达了对《青春之歌》(长篇小说，杨沫作)再版的关注。
关于周立波《山乡巨变》，在茅盾日记中5次出现，1960年1月8日开始阅读，1月19日阅读完毕，藏书中《山乡巨变》有批注，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单独成段评论《山乡巨变》，在《为实现文化艺术工作的更大更好的跃进而奋斗》(《中国文论·九》，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在4月4日大会上的发言，翌日《人民日报》发表)、《谈“人情味”——读<共产主义的人情味>偶感》《中国文论·九》，1960年4月笔记)、《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三篇文论中均提及《山乡巨变》。在致萧三(1951年9月18日)与致沙汀(1978年8月2日)书信中提到周立波。
关于杜鹏程《保卫延安》,在藏书中有留存，书中有批注，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单独成段评论《保卫延安》，之后关注点转为杜鹏程其他作品，在《一九六O年短篇小说漫评》(《中国文论·九》，1961年《文艺报》第四、五、六期)中提及杜鹏程《飞跃》，在读书杂记(《中国文论·十》，1963年《读书杂记》)独立成篇评价杜鹏程《严峻而光辉的里程》与《难忘的摩天岭》。
关于曲波《林海雪原》，藏书中未留存《创业史》，阅读情况不详，在读书杂记(1959年)中，对《林海雪原》进行了读书笔记式的评价评论，在《谈青年业余创作——在沈阳市青年业余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文论·八》，1958年《文学青年》第七期)、《为实现文化艺术工作的更大更好的跃进而奋斗》(《中国文论·九》，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在4月4日大会上的发言，翌日《人民日报》发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中国文论·十》，1977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四篇文论中提及《林海雪原》。
六、结语
近年来包括茅盾在内的经典作家研究鲜有突破性成果，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也基本爬梳完毕，学界亟待新视角、新史料以延伸包括茅盾在内的经典作家、作品的生命力。史料的完善是研究高峰出现的前提，是评述性、思想性的学术研究遇到困境时的缓冲，藏书与阅读相关资料是研究作家阅读与创作关联、构建阅读史、进一步还原“历史情景”、走进作家“内心世界”的重要文献资料留存。
经过多次编纂补充的《茅盾全集》收集了关于茅盾作品、手稿、日记、回忆录等资料，而关于茅盾藏书的研究及其阅读史、阅读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尚未涉及，原因在于茅盾藏书作为“博物馆藏品”长期保藏于位于后圆恩寺胡同的茅盾故居之中，不轻易对外展示，一些有批注、评点的藏书更是被“埋藏”了起来，只有少部分被发现后经过报道与研究为人们所知晓，相关研究陷入“无米之炊”而进展缓慢。本研究关于茅盾藏书的部分目录性展示与阅读痕迹的呈现，是茅盾研究的一次新资料与新史料的发掘、呈现与研究，希望本研究的抛砖引玉，能够为相关的研究提供线索、资料与数据。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茅盾形象的媒介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3NDJC235YB)的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