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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家惜书，多钤藏书印。藏书印是藏书活动的产物，也是藏书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印文内容既有对藏书所有权的声明，又有对收藏者情感、精神的表达。今从前人记录和本人所见藏书印中整理一些反映典籍保护的内容，以窥探古人守护典籍之情和赓续文脉之法，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爱书

古代藏书家为了传承典籍，省吃俭用，典产置书，还会对一些典籍进行仔细校勘，对典籍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视它们为珍宝，有的藏书家甚至视其为生命的一部分。上海博物馆藏宋景定二年金华双桂堂刻本《梅花喜神谱》二卷上有清代藏书家吴湖帆“湖帆宝此过于明珠骏马”的藏书印，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学易记》四卷上有一方朱文长方印“妙书奇画骏马名花”、明崇祯间刻本《梦溪笔谈》上有一白文方印“酷嗜诗书不计贫”、清道光间刻本《见山楼诗钞》二卷上有一白文随形印“老病犹买未见书”，这些无不表达了印主对所获难得之物的珍爱之情。清代福建藏书家萧梦松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身侍之，罔敢失坠”“……家藏四世以身守，谁得吾书视此铭”。两方藏书印亦告知后人要以身守书。

这类藏书印的内容主要是告诫子孙或后之收藏者，要爱护图书，使之流传更久远，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为述得书不易，要守之珍之。如明代藏书家祁承?的“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铭”，晚清藏书家沈德寿的“辛勤置书以遗子孙永守”，清代藏书家陈鳣的“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清代藏书家沈廷芳的“购此书，甚不易，遗子孙，弗轻弃”，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七年刻本《冬心先生集》四卷卷首有一方内容相似的藏书印“得此书，良不易，后之人，弗轻弃”，等等。

二为警告子孙，鬻借不孝。如杜暹的“鬻及借人为不孝”，吕伯龙的“吕氏藏书，子孙是教，借毁及售，均为不孝”，吕北野的“吕氏典籍，传家读书，子孙共守。不许损失借卖，违者茔祠除名。万历七年坤记”，等等。

三为主张书为公器，得者珍之。如刘禅的“书非自私，得者珍之”，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家汤寿潜的“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等等。

护书

明代陈继儒《读书十六观》中有元初书法家、诗人赵孟頫的一则跋文，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此为“六勿”，常被后之藏书者所引用，并衍生为“八勿”“九勿”“十勿”等护书之法，这于今日之古籍保护亦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藏书家徐时栋曾刻有一枚藏书印，上书：“烟屿楼藏书约：……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将“六勿”衍生为“十勿”，对藏书提出了更全面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勿巧式装潢”与今天古籍的“修旧如旧”很是契合。

清末藏书家杨继振收藏甚富，有一枚朱文长方印，共252个字，文曰：“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在这篇印文中，杨氏先述藏书因由，后引用赵孟頫的“六勿”藏书箴言，另衍“三勿”，详述护书之法，特别是“勿以贻不肖子孙”一条，表明印主所藏只传爱书惜书之人，可见其良苦用心。

除了上述赵孟頫跋文入印外，司马光的爱书之法，亦见被引用入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司马文正光信阳王氏遗经堂主人”条记录了明代信阳人王祖嫡和遗经堂主人引用独乐园爱书之法的两方藏书印。信阳王氏藏书印除详细介绍了司马光启卷、观看、翻页等阅读过程中保持图书干净整洁的方法外，还详述了每年晒书的时间、方法以及效果。

藏书印还记录了以芸香草给藏书驱虫的技术。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十年通潞刘氏刻本《宦游吟》上有一方白文长方印“书为香多蠹不成”，记录了香熏可以驱虫的古籍保护方法，这里的“香”指的就是芸香草，现在仍然有很多图书馆用它来防虫。这一印文大概是化用唐代诗人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中的“纸上香多蠹不成”一句，说明我国用芸香草给书籍防虫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赠书

虽然大多数藏书家都希望其藏书能够子孙永宝，但也有些藏书家把藏书传给自己觉得合适的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藏书万卷，将其所藏大部分都赠给了“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蔡邕这种促进典籍物善其用、长久流传的行为对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后世多有效仿。这类的藏书印有刘承干的“翰怡持赠”，傅增湘的“沅叔持赠”，吴骞的“知不足斋主人所贻，吴骞子子孙孙永宝”，邵晋涵的“知不足斋主人所贻”，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十二年铅印本《名媛诗话》八卷上有沈敏元的一方白文方印“补愚谨赠”、清光绪三十四年灵萱室钤印本《慎宜轩文》五卷上有“杭徐珂仲可赠”，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刊本《雍熙乐府》二十卷上有江标的“建霞持赠”、清光绪十年傅以礼家抄本《张忠烈公文集》七卷上有傅以礼的“节子持赠”，上海图书馆藏叶恭绰旧藏《兰亭志》十一卷上钤有朱文椭圆印“叶恭绰举赠”，等等。还有钤印在捐赠给学堂图书的印，如清代黄树谷将自家藏书藏于广仁义学，并号召其他藏书家捐书，供人借阅，并刻一方朱文长方印“敬以此书义助于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广仁义学，永远为有志之士公读者”，钤盖在捐赠的藏书上。日本元禄庚辰刊本《东莱博议》上有朱文方印“岁寒堂所藏，附与明伦堂。敬承蕴义塾，不敢出他方。同门看读者，肃无致孟浪”。此外，还有很多藏书家将藏书捐赠给公藏单位以实现其藏书的永久流传愿望，如周叔弢、傅增湘、徐恕、叶景葵等。上海图书馆藏王培孙的旧藏上每种都钤有朱文方印“王培孙纪念物”。

小小一方赠书印中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培养个人修养和增长知识的途径。赠书在传递知识的同时，也强化了一种热爱智慧的理念。书籍中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可以启迪人们的内心世界，激励人们勇于面对挑战、坚定信念，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共勉中华文脉的传承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