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父亲的河：“问题中人”梁漱溟的“答案”
1942年10月18日重阳，梁漱溟五十岁生日时留影于桂林。
倘若有人编撰今世版的《世说新语》，1918年11月7日，梁济和梁漱溟父子俩的对话，足以入得其中，其言其行颇应了鲁迅评《世说新语》所言：“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这天，两人像往常一样谈论起时局，梁济最后问：“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这番对话成了父子间的永别，还差几天就60岁的梁济留下《敬告世人书》，投净业湖自尽。
一
梁济在遗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梁济之死震动了当时舆论。1918年的中国在混乱失序中依旧动荡不已，横亘在眼前的乱世，成了梁济眼前的一条河，他决绝前往，像极了汉乐府《箜篌引》中的那位渡河老翁，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对父亲的决绝，梁漱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答陈仲甫先生书》，指出父亲不是因经济窘迫而身亡，而抱以“天下为己任”，想以此警醒世人。冷静理性的分析背后，暗藏了父子俩在思想、精神上的血脉相连，梁漱溟未来的命运在这一年已埋下了伏笔。
在杭州，有个叫延定巷的老巷子，我对它总有莫名的好感。1921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梁漱溟来到杭州谒见马一浮，“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一代儒宗马一浮在马叙伦《石屋余渖》笔下，是一位“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的隐士。这样的场景神韵毕现，在人心头挥之不去，犹似一幅纵逸隽永的水墨山水。
出现在延定巷的这个年轻身影，与马一浮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
此后，梁漱溟但凡到杭州，必与马一浮晤面。这位梁漱溟日记里的“马寿”，和他有着共同的志趣，佛儒之学是他们终生追求的价值关怀。蔡元培看了梁漱溟谈佛理的成名作《究元决疑论》后，力邀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教授印度哲学，尽管此时24岁的梁漱溟只有中学学历。在名师云集的北大，梁漱溟执教了七年。一生中，梁漱溟撰述甚丰，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皇皇著作。
然而梁漱溟坦言自己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问题中人”。他一生都在求解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一个是社会问题，中国往何处去？对后一个问题，他不惜以身入局，无论是求索中国文化的未来，还是从事乡村建设，及在抗战中参与创建民盟，为国事奔走谋求团结抗敌。他被深嵌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抑或说，他本身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二
1924年，对梁漱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他辞去了北大教职。凭借在北大日益远播的名声，梁漱溟本可继续往繁华热闹里走，他却离开北京，转身走往最基层的乡村、最底层的民众，沉入了当时中国最贫苦最沉寂的地方。这份枯木苍然中的浓烈，印刻在了他行迹中：1924年赴山东曹州办学，1928年在广州开办乡治讲习所，1929年北上前往江苏、河北、山西等地考察乡村，同年在河南辉县参与村治；经历了迂回曲折的百转千回，1931年梁漱溟最后落脚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直到日寇入侵山东沦陷，中止于战火中。
身在积弱积愚积乱的旧中国，从事乡村建设何其难。梁漱溟却寄予了很深期许：“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在梁漱溟的设计和推动下，邹平乡村建设不单兴办教育，还包括县政改革、兴修水利、推广科学种田、发展农副业生产以及组建金融流通处、信用合作社、林业和蚕业合作社、卫生院、乡村自卫队等，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个中甚至涉及了制度上的建设。
梁漱溟探索的邹平模式，备受社会关注，各界名流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前往邹平参观考察。有人高歌赞赏，也有人尖锐批评。在友人忆述里，“邹平每年只有二三天下雨，民众肤色红紫，自然条件极差。”梁漱溟本可安居北京，过闲适生活，他非但不，还携妻儿一同住在邹平。他说：“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渡河，如同时代的一个寓言。“国将不国”时势下，梁济是一种选择，梁漱溟是另一种选择。梁济沉郁而绝望，无力改变现状，他选择了殉道。梁漱溟是另一类人的代表，他努力在找希望，不空谈不抱怨，起而行之寻找问题的答案，永远行动在孜孜以求问题的解决中。理想主义者的存在，许是这个现实社会的最大幸运。肇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成为当下接续的历史脉络，这已超越了成败本身的意义。
三
梁漱溟身上有很多标签：思想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还有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等。作为一个思想家，梁漱溟有今人鲜见的性情，他是为行动而思想的思想家，他从来不装，言行如一，说真话做真事，由小我见众生，且又全因真感情。
梁漱溟生前有一个演讲影像，这年他已93岁高龄。影像里，他铿锵的语调，挺直的腰板，举手投足间的力道，全然不像耄耋老者。他说：“我不是一个书生，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不知此刻他是否想起，当年面对父亲生前最后一问的情景。这世界会好吗？不好，我就拼命干。终其一生，他都在回答父亲之问。
逝者如斯。净业湖就在离家门口不远处流淌着，波光粼粼的水面下深潜的依然是汹涌和澎湃。假若梁济地下有知，回想自己义无反顾“渡河”而去，为理想选择了毁灭，现在梁漱溟用一生践行应答着他的疑问，公无渡河，公竟渡河，这八个字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梁济一定是欣慰的。
作为父亲，梁济的欣慰或许还浸着热泪。只有他最清楚，在这之前梁漱溟都经历了什么。还在他在世时，梁漱溟完全是另一个模样。起初，梁漱溟也是一个时代好青年，他加入同盟会，断发易服，掩护传送信件，做过最热血的事。辛亥革命后，梁漱溟目睹社会污浊阴晦，渐生厌倦和憎恶，他找不到了出路。他该是陷入了有多迷茫失望的境地，有三年多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家中，拒绝父母为他缔姻，终日沉迷于佛法，读佛典、三餐素食，彼时他的志向是出家为僧当和尚。
这么一个出世者，后来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番激扬之言，充满舍我其谁的气概，成为梁漱溟一生的转折点。秋凉阵阵，天还是那个天，他何以起这波澜？
伏脉千里间，有的是暗藏的诸迹。某日，梁漱溟在家备写讲演稿，他涂改满纸，下笔总不如意，随手翻阅《明儒学案》，看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字，蓦地心惊，他默然省悟，决定放弃出家之念。我在读梁漱溟这段自述时，仿佛现场目睹了站在镜前的梁漱溟，他看到镜中之“我”。梁漱溟后来谈及自己27岁时发生的这一人生转变，说：“当初归心佛法，由于认定人生唯是苦，一旦发现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而乐字却出现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极大注意。”梁漱溟何以觉醒寻“孔颜乐处”？他的独特正在此。一个真正坚韧而深刻的个体，当告别旧我，成全另一个新我，是才识，也是气度和襟怀使然。
有研究者称梁漱溟是“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坚定守护者”，这个称谓可谓妥帖至极，道出了他刻在骨子里的精神气质。
四
1917年10月的一天，梁漱溟在北大校长室见蔡元培，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说：我们不反对孔子。梁漱溟道：“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第二年，他索性开设了“孔子哲学”课程，次年又开讲东西文化问题。当时全盘西化的新思潮汹涌澎湃，1921年，梁漱溟撰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版了。以“中国民族今日所处之地位”，如何从传统中开出未来中国文化的新路？梁漱溟忧思萦回。这部求索之作，不啻逆众之言，他的勇气可见一等，清醒也是一流。蒋百里在写给老师梁启超的信中，毫不掩饰评价它是“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这个从不人云亦云的人，著书所发的心得睿识，至今仍闪烁着光耀：“最近未来之世界文化，将为中国文化之复兴。”这年梁漱溟尚不到三十岁。如果梁济看到这样的预言，看到百年后的中国，不知会当作何想。
梁漱溟在世95年，他遇到的惊涛骇浪，历经的沉沉浮浮，反倒令漫长的一生沛然而热烈。来到这人间，你我都是渡河人，有人自渡，本已不易，更有人时时觉悟，渡人渡世。看黑白旧照里的他，年轻时英俊清秀，中年神采奕奕，举止间有种置之度外的从容。到了老年，双目睥睨，一脸的倔犟，其模样如“岩岩若孤松之独立”。这种孤松之感，成了梁漱溟之所以是梁漱溟的鲜明标识。越到老，他越是皮相尽脱，只剩下了神韵。
作为同是出入红楼的北大旧人，张中行在《负暄续话》里专门写了一篇《梁漱溟》，说自己闭户凝思想起他，不由会落下同情之泪。同情的泪里，想必有念念难忘，也有老先生对自己与梁漱溟身处同一时代风云的感怀，对梁漱溟可敬之处，张中行连说了五个“也”。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艾恺教授出于对梁漱溟治学、为人的敬慕，隔着大洋为不曾谋面的梁漱溟作传，著有《最后的儒家》。1980年8月，艾恺终于如愿来华见到了梁漱溟。在北京的那些日子，他天天一早便去梁家拜访，两人如围炉晨话先后有了十余次长谈。我对这位美国教授印象不亚于传主，如果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造诣，没有对梁漱溟深度的理解，隔着地域、肤色、年龄和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样的对话交流，很难想象能持续下去。谈及王阳明时，他们有过一段精彩对话。
艾恺问梁漱溟：您和王阳明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吗？
梁漱溟答：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只不过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
梁漱溟于我们，又何曾不是。犹若在延定巷，远远地，也望之俨然。
梁漱溟最后的归葬地不在他生死于斯的北京。依其遗愿，他被分别葬于桂林和邹平。一个是他的祖居地，一个是他倾注心血为之奔赴的地方。他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他相信一天天往好里去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