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我的两个引路人
中国作家协会成立75周年了。我做文学组织工作也已长达72个春秋。
20世纪50年代初我走上工作岗位，第一个上级是严文井同志，第二个上级是沙汀同志。他们都是我跨进文学门槛后最早的引路人，也是我敬重的前辈和老师。
1952年初冬时节，文井同志从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调到全国文协代理秘书长，参与改组全国文协、筹建中国作协的工作。他带了两个秘书作为助手，一个是26岁、原担任丁玲秘书的陈淼；另一个是21岁、原定给周扬当秘书的我。我们三人可说是同时迈进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大门的。
那时全国文协除了《文艺报》《人民文学》编辑部外，只有一个主管行政、总务、文书工作的秘书室。文井、陈淼和我调来后，文协机关才有几个抓文学业务工作的干部。文井带领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20多位作家，包括艾青、卞之琳、周立波、徐迟、李季、秦兆阳、路翎等，聚集在北京东城小羊宜宾胡同一个四合院几间平房里学习讨论。文井同志四处奔波，八方联络，邀请胡乔木、周扬、胡绳、林默涵、吕东、廖鲁言等，为这批作家作有关形势、理论、文艺、工业建设、农村工作等方面的报告，为他们即将深入工矿、农村、部队，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做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作家在京学习一个月，我按照文井成竹在胸、有条不紊的安排，参与定制学习计划，做会议记录，整学习简报，写新闻报道，以及安排会场，落实交通工具，组织影剧观摩等工作。事无巨细，我都积极投入，一一学着做了。这一个月全方位的锻炼，我好像进了一次短期培训班，学习了文学组织工作的ABC。给我上这一课的老师，正是当过延安鲁艺文学系教员的严文井。我也是够幸运的了！
文井作为上级，对我这个部下思想、学习、生活的关心帮助，至今也难以忘怀。
跨进文协大门不久，严文井情真意切地对我说：“你年纪很轻，只要自己努力，不闹工作与个人创作的矛盾，在党的培养下，有才能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先踏踏实实地做几年工作，将来可以搞创作，也可以搞评论。不管以后做什么，现在应当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多读点作品，有时间也可以练习写作。”在文井同志麾下，我一边学习做文学组织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挑灯夜读。我饶有兴味地读了严文井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创作的童话《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南南和胡子伯伯》《蜜蜂和蚯蚓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小溪流的歌》，被这些富有儿童情趣、诗情与哲理交融的作品所深深打动。我对我的上级在儿童文学上的出色成就肃然起敬，这也大大激发了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
随后我在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当秘书，又有机会旁听文井和冰心、张天翼、金近等名家积极参加的儿童文学组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会。我记得文井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谈起：“我的祖父爱教训人，我很怕他。父亲稍好一些，但当我考不取大学时，他就板起面孔教训我了。我不爱听教训，就离开家庭走向生活了。”“现在儿童读物的缺点，也是爱教训孩子。孩子不爱听枯燥的说教，我们应当尽量把作品写得生动有趣一点。”他的这番话，使我较早地领悟到：儿童文学要讲究情趣，寓教于乐。中国作协编的《1954—1955儿童文学选》，是由文井最后审定篇目并作序的。在协助文井编选的过程中，使我对如何把握少年儿童文学的特点，如何衡量、评判一篇作品的成败得失，心里有了点底。他一向强调“要拥有孩子一样的眼睛、心灵和幻想”“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和美”“童话是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等观点、主张，在我脑海里深深地扎了根，成了我后来从事儿童文学评论始终用心思考、力求把握的准则。
走上工作岗位没多久，我与远在新疆、中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我急切地期盼着与爱人调到一起，一次一次地向文井表示愿意调往新疆，支援边疆建设，希望他能放我走。文井干脆明确地对我说：“现在从各方面抽调干部加强文协的工作，你想调离文协是不可能的。”他再三叮嘱我：思想不要波动，做好长期从事文学工作的精神准备；从新疆调出干部尽管比较困难，但组织上会尽快想法解决。他让我把爱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告知。我记得，那年春节文井从湖北探亲回京后，给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又打电话又写信，并三番两次地催问。不到两个月，我爱人终于从遥远的边疆调来首都。每想起当年在石碑胡同中宣部招待所，我和爱人久别重逢无比激动的那一刻，至今我依然情不自禁地感激无微不至关心部下、热心肠的老上级。
在“反胡风”“反右派”斗争中，我碰了钉子、挨了批评后，文井语重心长地开导我：“你读过几本书，比较聪明，有点能力，更要警惕世界观问题；不要轻视旧世界观的影响，不是读几本书，开几次会，就可以解决的。”“要听得进逆耳之言。上级对自己老是笑着，不一定好；对自己疾言厉色，不一定坏。光听周围的人说好话，有时会上当的。”他还提醒我：“反对个人主义，不能变成一个灰溜溜的、木偶一样的人。”勉励我做一个像朱总司令所要求的那样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文井的谆谆教诲，在我的人生之旅中，起了点拨、导航的作用，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粉碎“四人帮”，进入历史新时期，文井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没有回到作协来，但他仍兼任着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80年代初，我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分管儿童文学工作，不时去看望文井，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当我谈起自己不搞儿童文学创作，在儿童文学界，无论是资历、成就和声望都不够格时，文井回忆起50年代初作协编选第一本《儿童文学选》的情况。他说，王蒙的《小豆儿》，还是你发现后向我推荐，我才在序言中称赞了这篇作品。你后来还写了一些儿童文学评论，对儿童文学情况还是熟悉的。由于文井的举荐，从1986年开始，我作为他的助手，操办作协儿委会的日常工作。开头几年，凡是较为重要的事情和活动，我都听取他的意见，得到他的首肯，我才去组织、运作。我们合作得很密切、愉快。1995年10月，在文采阁庆贺文井的八十华诞时，我满怀深情地举起杯来：“为我的第一个上级，至今依然带领我前进的文井同志干杯！”后来，由于文井年届耄耋，精力日衰，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沛德，今后一些事情你做主去办就行了，用不着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共事那么多年，我还信不过你啊！”1997年，我终于接过文井传递给我的接力棒，勉为其难地挑起了儿委会主任委员的担子。
80年代末，当我遇到麻烦时，文井告诫我：“别的都不要多想，把当过作协书记呀，不到60岁就不能工作呀等等想法都彻底扔掉。根据自己的条件，定一个计划，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一点一滴地积累，不要着急，尽可能保持心境的愉悦，多到户外活动活动。”从思想、工作、读书、写作到生活、健康，方方面面都关照到了，真是无微不至啊！
真是无巧不成书。继严文井之后，曾任延安鲁艺文学系代主任、著名小说家沙汀，又成了我的第二个上级。
1953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创作委员会时，沙汀担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我那时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担任创委会秘书，并编辑《作家通讯》，沙汀正是我的顶头上司。沙汀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工作十分谨慎细致，一丝不苟，作风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那时创委会每个季度要向作协主席团作一次创作情况汇报。沙汀总是同创委会秘书室的同志一起阅读作品，一起讨论当前文学创作的情况和问题，共同商量应当肯定哪些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指出创作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动态和倾向。对我们起草的《创作情况汇报》，他在统改全稿时，总是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作家通讯》从创刊号到第11期，我是责编，由沙汀负责终审。至今，我的眼前还清晰地浮现着他当年坐在临窗的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用蝇头小楷仔细修改汇报材料或《作家通讯》稿件的情景。他那专注的神情，令人难以忘怀。
我与沙汀可说是忘年交，当我还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小青年时，他已年近半百了。然而年龄的差距并不妨碍我们心灵的沟通。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约有两年光景，可说是朝夕相处。有两段时间，沙汀的夫人不在北京，他成了寂寞的“单身汉”。那时我也还没结婚。每到周末傍晚或星期日，他常常到我的房间门前，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喊一声“束沛德”，约我到饭馆去打牙祭。东安市场的“五芳斋”，西四的“恩承居”，新开胡同的“马凯”，都是我们光顾过的地方。边吃边聊，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兴致勃勃。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吐露：北京不是久留之地，自己也不适合做创委会的工作，还得争取早日回四川去，深入生活，从事创作。我1956年底结婚时，沙汀已和我分处两地。后来他来京开会时，还特意补送我们一块绸料台布作为礼物。至今这块台布还覆盖在我家冰箱上哩。
“十年动乱”的噩梦醒来，迎来了历史新时期的曙光。作协恢复工作后，终于我又回到了文学岗位。从此，我与沙汀的接触和交往又频繁起来。我们有过多次自由的、无拘束的话题广泛的长谈，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创作问题和文艺界的信息、动态。
在1984年秋天的一次谈话中，沙汀向我谈起，最近正在思索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特别是“文革”前17年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他说：我反复考虑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富有经验的老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没写出多少有分量的作品？茅盾当了文化部长，也就写不成小说了。巴金还是他以前写的那些中长篇。张天翼除了写了一点儿童文学，也没写多少。艾芜写得不算少，但写得好的，还是《南行记续篇》这类题材的作品。周立波情况稍好一些，写出了《山乡巨变》等。沙汀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一是我们安排作家当这个“代表”、那个“委员”，或者是当局长、主席，陷在文山会海之中，没有多少创作时间，加上各种运动、学习，作家不能深入到生活中去，在群众中扎根。关心照顾作家，主要不是让他们当代表、当委员，而是应当给他们提供较好的创作条件、生活条件，切实保证创作时间。二是在创作题材上，一定要贯彻百花齐放，坚持多样化。不能把写重大题材、现实题材，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每个作家都有他熟悉的一个方面、一个地方，有他的优势和擅长，老舍写北京，李劼人写成都，艾芜新中国成立后虽曾下鞍钢，但他的生活积累主要还是《南行记》时期的。让作家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只有在他真正熟悉并有了真切的感受、体验之后。沙汀还以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实践为例，说是因为头脑中有不少条条框框，长时间不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敢写反面人物——新中国成立前夕到解放初期的恶霸、豪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冲破思想牢笼，放开手脚，写出了中篇小说《红石滩》。
沙汀说的这两点，是他的切身体会，是积数十年之经验做出的总结，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沙汀新中国成立后自觉地服从党的分配，做了40多年文艺团体的行政组织工作。说实在的，这很难说是“用其所长”。他是一个作家气质很浓的人，一门心思要搞创作，既有生活经历，又有创作才华，如果及早把他从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从事自己所熟悉和擅长的题材的创作，也许我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还会增添几个独特的、具有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哩。
在沙汀60年创作生涯中，无论是在敌后根据地还是家乡的苦竹庵，是在繁杂的行政工作岗位上还是疾病缠身住进医院时，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几十年来，他不仅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作品，而且一直坚持记日记。1984年秋，他对我说：现在我掌握两点，一是不出头露面；二是集中精力写回忆录，整理自己的文稿、日记。我去看望他时，不止一次地见他戴着老花镜兴致勃勃地在阅读誊写出来的日记。他告诉我：过去的日记，今天读起来，依然觉得很有味道。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巴金、周扬、沈从文、张天翼、严文井、陈白尘等当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在日记中都有记载，既有具体描写，又有对话，昨夜看到十一二点，还不想休息。读到有些地方，自己竟不禁放声笑了出来，甚至坐不住，跳了起来。他坐在一把竹制小椅子上，对我谈起这些情况时，依然兴高采烈，激动不已。
沙汀一再告诫我：要注意记日记，写散文、随笔。切不要小看这件事，干咱们这一行的，凡有所见、所闻、所感，就要记上一笔。他让我珍惜自己目前所处的岗位，把接触到的人和事随时记录下来。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说：“在文学界做组织领导工作，不写东西，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如何，不要陷在文山会海里，应该把写作当作日课，一天不动笔就算缺勤。”
他同冰心、巴金老人一样，主张讲真话，写真情实感，敢以肝胆见人。有一次，谈到他自己写《敌后七十五天》，坦露当年在敌后想家、想老婆孩子的心情，有点像卢梭写《忏悔录》似的。沙汀这种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晚年的沙汀，可说是百病丛生。到了90年代初，沙汀终因患青光眼，造成双目失明，不能看书读报，也不能写作了。当我听他发出“这下子可苦了”的哀叹时，我为他内心的极度痛苦而震撼。是啊，一个写了一辈子的人，把写作视为第二生命的人，一旦失去了劳动能力，被迫放下紧握了几十年的笔，怎能不感到心如刀割呢？
如今，我的两个引路人严文井、沙汀，已先后驾鹤仙逝。我再也无缘和他俩促膝谈心，亲聆教诲了。然而，凝视着相册里珍藏的与两位老人的合影，和书柜里摆着的四卷《严文井文集》、七卷《沙汀文集》，他俩那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那个性鲜明的文字魅力，依然在激励和鞭策我在文学路上继续前行。
束沛德，文学评论家，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中国作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儿童文学委员会原主任委员。著有《情趣从何而来》、三卷本《束沛德自选集》、评论集《束沛德谈儿童文学》《儿童文苑漫步》《守望与期待》《发出自己的声音》《儿童文苑纵横谈》，散文集《龙套情缘》《岁月风铃》《多彩记忆》《我的舞台我的家》《在人生列车上》《我这九十年——文学战线“普通一兵”自述》等。2003年获宋庆齢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