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众所周知，经历了艰难时世的当代文学在新时期迎来了久违的春天，在这个文坛回春的季节，大量复刊和新创的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由于文学媒体与文学生产以及文学史建构息息相关，有关新时期文学期刊的研究已经是屡见不鲜。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多徘徊于期刊史与文学史的中间地带，聚集点时有游离，历史穿透力终究有限。而对于那些试图彰显办刊宗旨并隐含了文学期刊的内在生命力的“发刊词”的忽视，也非常令人惋惜。如果把文学期刊视作一个个鲜活的文学生产的“中心”，其发声和主张就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新时期风格各异、牵引力十足的文学话语，而这些声音就集中展现在发刊词上。这里所使用的“发刊词”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统摄性，发刊词是指刊物创刊号上说明该刊的宗旨、性质的宣言式文本，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刊物在向读者、作者乃至体制发声。在将期刊宣言类文章统摄到“发刊词”概念之下后，这类文章的选取便可以突破时间的限制，其广阔的选材范围能够覆盖1976—1989年的各个时段，足以还原一部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新时期文学话语“生产史”。文学话语“生产史”在“历时”的维度上，能够呈现1976—1989年文学场的时运交替和文学发展的谱系性，较大程度地弥补文学史叙事之阙逸。而在“共时”维度上，“生产史”则有助于厘清当代文学史各段时期文学话语总体特征上的区别，发掘文学话语影响文学走向、建构文学史的通行模式。

一、开放格局的立场限制：文学话语背后的权力场域

长期以来，新时期因思潮流派层出不穷，文学期刊蓬勃兴旺，文艺事业逐渐繁荣昌盛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其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期刊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空前繁荣时期”。对于文学生产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开放的文化空间正在逐渐生成，当时期刊上的文章多称之为文艺的“春天”。而且文学史叙述通常十分认可新时期所形成之开放格局的意义，即80年代成为另一个“五四”，另一个文艺的黄金年代。但如果我们站在21世纪20年代的时空，回顾并深入考察新时期文学期刊的发刊词，却能“身临其境”般获得另一种直观的印象：80年代并未真正出现纯粹自由的文化空间，也并未形成充分包容的文学话语体系。这并不是说根本否定新时期的价值，而是尝试指出这种断定新时期为“文艺新春”的论题存在的盲点。即“新春”论在强调文学走出寒冬、破冰远航的同时，是否也忽视了以文学期刊发刊词为核心的宣言所具有的复杂性呢？发刊词作为一个文学期刊的发声渠道，具有很强的象征性，而众多文学期刊的发刊词所构成的文学话语，实际上展现了这一时期真实的文学场域。因此，一种合理的文学史叙述不能忽视文学媒体的声音，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社团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而纵观1976年以来发刊词的话语生产方式和逻辑，可以清晰地发现其构成了折射文学发声背后的权力场域的学术棱镜。在锱铢必较的用语中，新时期文学话语历时地彰显了文学发展之下的权力争夺以及新时期文化空间里话语生成的立场限制。

（一）“革命话语”生产的余波（1976—1978）

1976年之后，文艺界面临着文学制度恢复重建的问题，以及寻找新的文学生产路径和方向的问题，由此，大量文学期刊发表“复刊词”宣告文学生产开始纠偏和复轨。但是，在1976—1978年，多数“归来”的文学期刊的发刊词实际上并不能摆脱过去的制度模式的影响，没能摆脱“革命话语”窠臼，或大唱赞歌，或大面积引用文艺政策的原文，留给编者自行发挥的空间往往只是短短几句话。“文艺要挣脱政治的桎梏，回归文艺本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得不借助政治的力量。”这些大多创刊于1949—1966年的“归来者”虽有意表达对于文艺的创见，展现创办刊物的宗旨，却在字里行间不能脱离以往话语模式的规约。

首先，发刊词所建构的文学话语借用了大量此前十年的主流文艺概念。例如，《人民文学》发表《致读者》，《北京文艺》发表《本刊启事》，《江苏文艺》发表《学习湖南文艺革命的宝贵经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广东文艺》发表《春光无限好战鼓更催春——热烈欢呼华主席的光辉题词》，《辽宁文艺》发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天津文艺》发表《认真学习，努力作战》，《长江文艺》发表《为〈长江文艺〉复刊致读者》，等等。其中，相比1976年后复刊的其他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发表的复刊词更仰仗政治话语的助力，也更能体现“革命话语”在文学领地的地位。而且《人民文学》的复刊本身就纠缠了复杂的政治关系，流露着各种力量争夺文艺领地的痕迹。《致读者》这篇文章一开头就以最高的指示为复刊寻找政治依据，也试图提高刊物在革命文学战线中的政治地位。“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它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概念和命题，皆是革命文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种借用倾向在1977年依然非常明显，《为〈长江文艺〉复刊致读者》一文仍宣称：“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北京文艺》1977年12月《致读者》仍强调贯彻“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由此可见，当代文学在新的文化开放格局形成之前，面临着文学话语资源严重匮乏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又要倚仗政治力量主导的变革。这就导致新时期文学话语生产将要遭到更多的曲折，从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妥协性”。另外，这一时期的发刊词在话语逻辑上仍然延续“革命话语”的运作方式，以固化的思维去反思和批判过去的错误。例如，《边疆文艺》复刊号上发表梁文英的《响应华主席的号召，为繁荣云南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广东文艺》于1978年7月发表《为〈广东文艺〉改名〈作品〉致读者》，这些文章的批判模式与过去的理论攻讦模式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

文学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段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文学生产这一环节的现实镜像。如果说新时期文学是一个春天，那么这个春天仍然有疾风骤雨、电闪雷鸣。如果说，刘心武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上发表《班主任》，拉开了伤痕文学思潮的序幕，1978年12月《今天》杂志的创刊树立起新诗潮“崛起”的第一面旗帜，那么这个文学史叙述里阳光的、激动人心的新时期之初，却有着一个仍然遭到重重限制的文学场。

在这个文学场里，尽管此前百般禁忌的时代已经过去，刊物却仍不能随意地革新文学话语，在追求文学艺术性之前首先要学会“革命话语”的表达方式，高高举起鲜明的政治大旗，证明其文学话语的理论合法性。因而可知，1976—1978年的文学媒体亟须突破因循守旧的文学话语，在政治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生产格局中找到破局点。

（二）“人民话语”“地方话语”与“先锋话语”的交响（1978—198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期刊呈现井喷之势，文学话语生产似乎迎来了竞相开放的“春天”。1978年文学类、艺术类期刊仅71种，而短短三年之后，“截至1981年5月，全国省地市级文艺期刊共634种，其中省级以上320多种”。这一时期的发刊词数量最多，并且各有特点。综合而言，这一时段的发刊词显示出了文学话语生产的三个主要方向：“人民话语”“地方话语”与“先锋话语”。

其一，1978年末至1983年，多数发刊词都较为重视政治立场的表达，呼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强调文学应当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等等。由此构成了1979年以来的异于“革命话语”的“人民话语”。期刊面向社会发声而生产文学话语时，第一要紧的是理论根基问题，因此，刊物坚持“为广大读者们服务，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服务”的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成为最高引的文艺概念。基本剔除了阶级话语的表述，多将叙述限定在“二为”方针和现代化建设话语的框架下。“人民话语”里“战斗”“阶级”“工具”的提法有所削减，文学话语里弥漫的战争文化色彩削弱了。“人民话语”所揭示的实践之路是“深入生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无限广阔又无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中去”。而且，许多发刊词高度肯定反映论、典型人物论等马克思主义文论理念，认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象的反映”“文艺是社会生活的镜子……重大课题和深刻变革……都会在文艺创作中得到反映”。应当说明的是，上述诸种实践方式的成果当然不能以谴责批判的面貌出现，正像有些发刊词的标题所概括的那样：“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可想而知，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刊物的用稿自然侧重反映了时代性、富于积极意义和教化功能、符合主流价值审美的作品，而这类文学话语的传播，也自然会对作者的创作产生影响。

其二，相较于1976—1978年，1978年末以来的许多发刊词更为注重刊物的地方特色，在众声喧哗中独具慧眼地发现地方文化的绮丽多姿，从而共同构成了此一时期文学话语生产的“地方话语”合流。如《长安》的《长安大道横九天》、《长城》的《编者的话》、《滇池》的《改刊致读者》、《山花》的《待到山花烂熳时》、《飞天》的《飞天寄语》……这些发刊词都鼓励作者创作具有地方性的作品，也十分重视自身作为地方刊物所应有的地域文化背景。地域文化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塑造了写作者的生活经验，成为文艺创作的源泉。如果一部作品能够深刻地反映一方地域的人民的精魂，“同时它还以浓郁的地方色彩、独特的生活语言，博得众多读者所喜爱”，那么它极有可能成为文学史经典。在这方面，文学话语建构者举出梁斌笔下的“冀中平原生活”和孙犁笔下的“白洋淀生活”作为例证。各省地文学刊物在发刊词中强调刊物的“地方特色”，也有为地方服务、赢取地方读者的考量。连《北京文学》这样发表了许多经典作品的名刊，也在1982—1983年的几篇发刊词中强调《北京文学》“必须和北京的广大人民，广大读者息息相关。想他们之所想，爱他们之所爱”。并且不无直白地宣称：“本刊是北京的文学刊物，它一如既往地热烈欢迎具有鲜明的北京地方风味和民族特色的作品。”

令人深思的是，1979年后“地方话语”生成背后的深层动因，以及这种文学话语生产的文学史根源。如前所述，1976—1978年，文学期刊通过政治批判赢得政治合法性，文学创作则相应地表现为伤痕文学的崛起。但是文学史的河流不断向前，伤痕文学很快就被抛到后面，其中很多作品并没有成为读者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伤痕文学的“失败”证明，新时期之初对“自我”的回归尚是浅薄的。因为“文革”对于文艺的摧残不单单表现对人性、自我的否定，而且还表现在对地域文化的破坏。由于“个体”的建立要依托地域文化的深厚根基，比起个人价值的贬低，这种文化环境的衰败对文艺起到的反作用更为广泛。恰是如此，文学作品略过地域文化的回归，直接回归人之主体当然不容易出现成功之作。表面上看，“地方话语”的生产不过是迎合地方读者的爱好，但实际上，刊物强调地方特色，正是为当时的文学写作者指明了一方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有着符合历史逻辑的深刻动因。

其三，1978年末—1983年，这段时期的发刊词也以高昂的探索精神、至诚的文学信仰，成为新时期文学场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形塑了新时期文学的“先锋话语”面貌。像《今天》这种具有同人性质的刊物，它“和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群’，成为点燃数十年中国现代诗热浪的第一缕火光”。《今天》的发刊词，由北岛撰写的《致读者》，也足以堪称这次文学变革的第一声哨响。文化专制主义“只准文坛开一种花朵，即黑色的花朵。而今天，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开放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花朵”。这一声声呼唤皆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当代文学“向内转”的期盼。为了实现自由的、心灵的文学，作者高呼老一代作家们落伍了，“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发刊词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锐意进取的精神风采和蓬勃旺盛的青年朝气，在整个新时期发刊词中当属“激进主义”一派的代表。这篇发刊词的意义在于激活较为沉寂的文学场，并且助力“先锋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在历史的风陵渡口，《今天》带着青春朝阳向世界宣告，他们将扛起文学先锋的大旗。

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期刊也在发刊词中展现了勇当文学变革之先锋的精神，如巴金的《祝〈萌芽〉复刊》、叶君健的《丑小鸭和安徒生——代发刊词》、《当代》的《发刊的几句话》、《创作》的《编者的话》、《青春》的《青春献辞》、《这一代》的《写在创刊号的前面》、《芒种》的《复刊致读者》等刊物的宣言，一并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场里“先锋话语”的“合唱”。

在这其中，《当代》尤其强调“从宽不从严，特别要打破条条框框”，期盼题材与风格的多样。《丑小鸭》发刊词高度赞扬“丑小鸭”身处逆境却毫不气馁的意志，实际上是充分肯定了人作为主体的理想主义精神。《青春》欢迎“忠实生活、敢于说真话的作品”，赞颂青年一代“冲决一切羁绊，向着光明，向着真理，一往无前”的蓬勃朝气。《这一代》向世界宣言：“在艺术上决不屈服于任何‘最新制定的创作规格’，决不停止对新的艺术风格、艺术方法的追求和探索。”凡此种种，皆令人感到心潮澎湃，正是在那个思想相对开放的新启蒙时代，才能有如此锐意进取的文学话语出现。“先锋话语”的生产离不开各家刊物的互相激励，离不开大时代思想浪潮的激发。何启治在文章中回忆，《今天》《四五·论坛》以及《十月》等刊物在1978年夏秋季节的创刊对孟伟哉刺激很大，“他深深地感到人文社太应该创办一份大型的文学刊物，而且气魄应该更大一些，比方就叫作《当代》。心心念念地这么想着，他便锲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找韦君宜和社长严文井反映，并提出具体的建议：只要保留他现代文学编辑部副主任的职权（这个当过兵的人按自己的习惯使用的是‘指挥权’这个词），只给他一两个助手，不要钱不要办公室，依靠现代部大家的力量，这刊物就一定能办起来”。正是在这种新创刊物互相激励的氛围之下，越发开放的、回归文学艺术的、体现编刊主体意识的文学话语也呼之欲出，一定限度的包容先锋、锐意进取的文学生产空间也得以展开。新生的朝气开始蓬勃于新时期文学场，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精彩剧目在“先锋”的宣言里拉开了序幕。

二、等级体制的破局：文学话语的“自主性”转向与内部分化

对于以发刊词为中心的文学话语“生产史”来说，1984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即所谓的“断奶”。是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公报中指出：“中国作家协会可有两个大型文学期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有一两个作为文艺创作园地的期刊，这些期刊也应做到保本经营，在未做到之前，仍可由主办单位给予定额补贴。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的行署、市、县办的文艺期刊，一律不准用行政事业费给予补贴。”由此，1976—1989年文学刊物的境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刊物失去了稳定的拨款，必须倚仗可观的销路来生存，这就使得改版成为刊物的首选。另一方面，既然不再从财政获得资金支持，文学期刊也可不再安于等级体制的束缚。尤其是1984—1986年，出现了一次文学期刊的改刊/更名潮，许多地方刊物纷纷尝试跨越以往的刊物等级体系，以期成为面向全国的大型期刊。在这种情形之下，发刊词所呈现的文学话语也就彰显某种突破现有格局的期待视野，它们建构出了颇具特色的“自主性”文学话语。

（一）“自主性话语”的齐奏与沉寂（1984—1986）

众所周知，在1949年之后，“基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当代文学期刊（1949—1976）通常被视作政治的传声筒和晴雨表，“就文学路线和政策而言，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是几种非文学的报纸，如《人民日报》，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在中央主导的文艺生产模式之下，大量的地方刊物就成了转载重要文章、社论的工具，独具特质的文学话语生产自然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上述文学格局仍在大体延续，文学话语所依托的载体之一——文学期刊多是“大同小异，省级文学期刊几乎都是仿照《人民文学》的办刊路线，文学动向和文学信息也呈现出从中心向地方扩散的运动规律，文学期刊也被无形地纳入从上到下、按照行政级别划分辐射区域的文化秩序，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的文学期刊，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下，文学话语自然而然地具有千篇一律的面貌，同时呈现明显的自上而下的传播链条。而在国家逐渐收紧财政支持、实行“断奶”政策的形势下，这样一种森严的等级秩序迎来了新的破局点，“1983年7月王成刚将《长春》改为《作家》，震动了当时的文坛”。省地级的刊物更名时选择全国性期刊的命名特征，在1984—1986年形成一种风潮，与《作家》改版类似的有：《安徽文学》更名为《文学》，《江城》更名为《短篇小说》，《四川文学》更名为《现代作家》，《长安》更名为《文学时代》，《黑龙江戏剧》更名为《剧作家》，《新疆文学》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等等。在上述一系列刊物更名后的发刊词中，发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自主性话语”的齐奏强音。

由董速执笔的发刊词《〈作家〉是开在文学园地的一朵新葩》，其标题给刊物设定了一个新的位置，言下之意是《作家》将不再局限偏远省份的文艺界，而是要站在全国的视野高度上，为当代文学增色添彩。发刊词里的具体内容也印证了这种直观感受，虽然发刊词有许多话语模式并不新颖，还是以“人民话语”为主，较为鼓励新人新作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出现，但是发刊词特别注意回避地方性，即便有所提及，也是指涵盖在现实生活之下的地方生活，而不是前述第一部分许多刊物特别看重的地域特色、地方色彩等概念。正如宗仁发所言：“一九八三年的改名是一个转折，标志着一个地方性杂志的结束，开始以一种全局性的眼光，将其放到更宽阔的背景下去思考。这不仅是名字的改变，整个编辑思想都改变了，这奠定了今天《作家》的基础。”《作家》后续的办刊事实和效果证明了这次改刊的成功，《作家》在超越以往规范束缚之后获得了较为独特的质素，努力破除过于强调地域所带来的思想局限，从而在新时期文学话语“生产史”上彰显了自我的活力，在当代文学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布迪厄指出：“文化生产场每时每刻都是等级化的两条原则之间斗争的场所，两条原则分别是不能自主的原则和自主的原则（比如‘为艺术而艺术’），前者有利于在经济政治方面对场实施统治的人，后者驱使最激进的捍卫者把暂时的失败作为上帝挑选的一个标志，把成功当作与时代妥协的标志。”以此视角观之，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发刊词建构“自主性”文学话语，恰是试图挑战文坛积年已久的广受限制的刊物体系和非文艺本位的“文艺原则”。其中成功者如《作家》，虽然表面上遭到非议，但却自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成功并非意味着“自主性”文学话语完全可以摆脱来自外部的干扰，如《安徽文学》《四川文学》的改刊就面临迷惘的境遇，在经历了一到两年的更名之后，最终回归了原本地方刊物通行的文学话语框架。《安徽文艺》在预告《文学》面世的启事里写道：“《文学》（月刊）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为开拓文学创作新局面而辛勤耕耘……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欢迎海内外读者踊跃订阅。”《四川文学》的公告里提到：即将改名的《现代作家》“面向全国，是中老作家们纵横驰骋的疆场，是青年作家们显示奇才的阵地，是文学青年朋友们试耕的田园”。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地方文学刊物对于超越金字塔刊物等级体制、走向全国充满渴望，而发刊词正是这一求变的文学话语生产的在场之证。面对改刊之后招致的“小小非议”，《文学》则通过座谈纪要不无维护地指出，文学“既没有国界，更没有省界。谁也无权给一家文学刊物硬性划定一个‘势力范围’”。言辞不可谓不尖锐，也从另一侧面证明，此一时期文学话语仍然有超越等级体系的决心。但是等到1985年下半年，《文学》的一篇发刊词写道：“为了更好地贯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培养队伍，繁荣创作’的办刊方针，本刊根据当前全国期刊的现状和广大读者的反映，慎重地进行了权衡和研究，决定了自一九八六年元月号起，恢复《安徽文学》刊名。”至此，锐意改革的文艺刊物丢失了更新文学话语的勇气和决心，只能回归当代中国文学因袭的等级秩序中，偏安一隅，丧失了引领时代文学风潮的可能性，并最终在90年代的市场化大潮里遭遇更为艰难的处境。也正是在这一刻，新时期后期文学话语生产的分化拉开了帷幕，中央和地方，全国和乡土，不同类别的刊物不得不再次调整方向，找准各自妥帖的位置，发出恰如其分的声音。

（二）“家国话语”形式上的联合与文学话语梯队内的分化（1987—1989）

1987年至80年代末，文学话语之生产略显颓势，不但发刊词减少许多，就连1984—1986年频繁出现的以介绍内容为主的“编后记”形式的文字也少有踪迹。这似乎流露出刚刚经过80年代中期文学话语集束爆发之后的短暂疲软之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一时期的文学话语主体丧失了引领文学风潮的意愿与能力。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不再刻意追求刊物的独立性，时有通过“联名启事”的方式向文学界发表宣言，其中非常典型的例子是1987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百家联名启事。以《人民文学》为首的百家刊物纷纷在1987年和1988年刊登《“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百家期刊联名启事》。“启事”肯定报告文学作家把握时代和直面生活的真诚，提倡“以认识的深刻、视点的独特、手法的新颖、笔触的犀利，去同亿万人民一道，共同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新的‘命运’、‘英雄’和‘创世纪’交响乐章”。百家刊物联名发出征文启事，实际上传递了两个信息：当前社会需要秉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宏伟巨作，当代文学需要一部又一部传递主流价值的“史诗”。由此，期刊通过形式上的联合共同建构了一种“家国话语”，其尤为看重文学作品的“中国气派”，内中蕴含着主流价值的取舍，却又与上述“革命话语”迥然相异。“家国话语”的生成或许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经历一段时间的思潮激荡，新的主流审美和价值判断体系正在逐渐生成，并且通过发动百家文学媒体征文的方式，进行文学话语的推广。

问题在于，这一时期发刊词所代表的文学话语的改变，对文学话语“生产史”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若是各地方刊物不得不配合中央级别刊物的要求，重新建立自上而下的文学话语传播链条，再次为一个共同的、政治化的目标生产文学话语，那么整个新时期（1976—1989）文学期刊对各自办刊特色的探索、对超越刊物等级秩序的尝试，是否也证明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若是体制内的文学话语生产能够完美地引导当代文学的进展，那么是否意味着许多锐意进取、甘为先锋的刊物抛开十七年文学传统的行为是根本错误的？几十年风流云散，大浪淘沙的当代文学史证明，那些过于偏向主旋律的文学作品、过于功利的时代速写终究没能成为人们百读不厌的经典。

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学话语生产还有另一现象，许多省地刊物很少发表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章，如《安徽文学》《福建文学》《作品》《广州文艺》《青春》《星火》《广西文学》《湖南文学》《飞天》《草原》等省地文学期刊基本很难见到构成宣言的启事和评论。也有一些刊物，如《延河》与《山东文学》，会在每一期都发表“编者的话”或“卷首语”，但这些惯例式的文章多是介绍本期内容，很少出现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话语。与之相反，像《人民文学》《当代》《萌芽》等刊物仍不忘发出新声音，《萌芽》“鼓励并提倡文学的探索精神，希望我们青年作者成为文学闯新的先锋，在创作主体内部，具有革新的精神内核，使我们的文学显示出和当代世界文学潮流鲜明的亲和力”。《当代》延续了“人民话语”的生产方式，其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文学的根本方向。本刊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个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保持‘时代性、现实性、群众性、多样性’的办刊特色，努力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

正反之间，仿佛更新文学话语的权利成为国级刊物和名刊的专属之物，部分期刊的这种“沉默”姿态实则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刊分化后的文学话语的生产逻辑。结合前述以“‘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为代表的家国话语在征文形式上的联合，文学话语生产梯队内的分化似乎与之构成历史的“一体两面”。表现出更为统一形式的文学话语要求生产主体做出更多的配合，而在这种配合之中，文学话语逐渐丧失了80年代独特的思想生命力。质言之，经历了改版的失败、新启蒙的逐渐退潮、世俗化社会的逐步转向，许多刊物成为文学场里的边缘平台，再难面对当代文学发出率领文学风潮的呼声，当代文学话语生产也逐渐走向相对没落的沉寂期。

三、旗帜与航标：新时期文学话语生产与文学史建构

如上所述，新时期文学话语“生产史”主要分为四个历史时段，其间历经不同方向与层次的基于政治和文艺考量的转变。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梳理文学话语“生产史”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文学话语的生产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走向，在历史的“断裂”之处，文学话语又是如何引导文学响应历史的轰鸣，在文学场中刻下无法磨灭的印迹。一方面，相较于十七年文学话语以及20世纪90年代文学话语，新时期文学话语的独特之处在于文学地位的高涨。如果说十七年文学话语体现了一种功利主义文学观而招致非议，新时期文学话语的“人民话语”特征则得益于文学地位的提高而受到更多的肯定。如果说90年代文学话语不得不更多地屈从于市场逻辑，新时期文学话语则在“先锋话语”“地方话语”“自主性话语”等多个方面坚守了文学艺术的本位，从而在文学与市场的角力中更显风骨。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话语往往成为文学生产的旗帜与航标，批判极“左”势力与伤痕文学思潮的兴盛、以《今天》为中心的朦胧诗潮的崛起、寻根文学思潮前地域文化小说的流行、“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与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史命名等现象，都证明文学话语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新时期文学的风向标。

其一，新时期文学话语在总体上呈现“人民话语”的模式，其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是“反映论”“时代性”“人民”等色彩鲜明的概念术语。许多发刊词往往结构成“反映+教化”的常规模式，在鼓励作家们反映现实生活、时代精神、歌颂新人之余，“对那些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阴暗面和历史因袭重负的作品，只要对今天的时代和人民，对现实和理想有正确的理解，目的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和经验，都是健康的，应当受到欢迎”。并且发刊词还将“成为广大青年的益友良伴”视为刊物的重要目标。换言之，新时期的文学话语尤为重视文学的教化意义，而且视文学教化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践方式。无独有偶，《大西南文学》的《改刊致读者》、《中国西部文学》的《〈新疆文学〉改名为〈中国西部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的《致读者》、《江南》的《迟垦的园圃——〈江南〉发刊词》等文章，都通过各自的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建构了“反映+教化”的文学话语范式。新时期文学话语内蕴的“反映+教化”框架与十七年“文革”时期文学话语相比，其中微妙的转变在于文学与工农兵之间关系的时异势殊。以往的研究认为十七年文学及“文革”文学成为“宣传、教化的工具”，及至“样板戏”，“所有的人物都是为宣传某种政治理念而设置的符号，没有个性，没有人的生命意识呈现。一个个‘高、大、全’的英雄都是虚假的‘用一片片金叶贴起来的大神’”。在这一层面上文学史叙事通过建构两类相对立的范畴：教化与非教化、功利与非功利否定了以往的政治教化倾向。然而，新时期文学话语生产史却表明，尽管文学场在政策的反复中实现了有限的多元，文学场却未能摆脱重视教化的“功利”氛围。其实，前述观念的背后是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命题。若以之为立论根本来回顾当代文学史，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当代文学一旦走出“文革”所带来的文化泥淖，就应当即刻回归无功利审美。然而，以发刊词为基考察文学话语的“生产史”，能够清晰地呈现两个时期教化的本质区别：从政治教化文学到文学教育社会。论及十七年文学话语的特征，从《人民文学》等刊物的发刊词可见一斑，应当说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茅盾的发刊词还宣告要发挥《人民文学》“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

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发刊词便很少见到此类声音，多是对文艺政策、文艺整风的附和。而等到“文革”时期，文学刊物大量被停办，有限几个在70年代复刊的期刊也谨小慎微，只能在扉页上复印毛主席语录来表明政治立场，至于卷首发刊词的位置往往留给了由《人民日报》转载而来的社论。由此可见，十七年文学场建构了人民教育文学的话语，即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成为“真正符合今天人民需要的文艺刊物”。对照两段时期的发刊词而言，如果说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文学话语多是政策、官方文艺理论的转载，常常要求歌颂新社会、文学为政治服务，不得不谋求塑造、美化工农兵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那么新时期的文学话语则逐渐摆脱了政治的全面掌控，拥有了较为独立自由的声音。人民与文学的关系也更为平等，文学既可以延续反映生活的路子，也可以站在启蒙者的位置，为实践启蒙理想，为建设更高的精神文明发挥更大的力量。

其二，新时期文学话语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市场与文学的关系得到了更为恰当的处理，形成文学生产的良性循环体系，对当今这个消费愈演愈烈、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有着较为深刻的启示意义。90年代的文学期刊经历了由盛转衰的急剧变化，“文学期刊在80年代那种单期多则上百万、少则几十万的‘盛世’几近绝迹，最多的单期不过三四十万，能维持在月发行5万份左右当属幸事”。在这种文学期刊逐渐“边缘化”的情形之下，“一方面是市场化的通俗化潮流，一方面是纯文学的旗帜高举”，文学期刊面临着艰难的选择。“1998年第9期，《北京文学》编辑部发表《我们要好看的小说——〈北京文学〉吁请作家关注》的‘公告’，终于直接喊出了‘好看’的口号。”这意味着，在一种新的对于作品进行价值评估的系统中，读者的权重大大提高了，继“政治”之后，读者逐渐成为文学场的“新贵”。90年代文学话语之生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在适当的‘变’、‘卖’基础上，凸显个性，赢得受众，期刊才可能有市场前景”。

相形之下，20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尚未遭遇太多的生存压力，故此，其所建构的文学话语虽则重视教化，却在文学的理想追求上更显纯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为了生存的需要，常通过改版迎合市场经济和大众读者，而新时期发刊词所构成的文学话语则因尚未遭到商业化的全面冲击，保证了昂扬的精神面貌、锐意进取的革新精神和志存高远的教化理想，为新时期文学场书写了人文精神的新篇章。新时期文学话语建构了文学生产的良性循环体系，一则充分认识到读者自身的不足和教化的可能性，从而给文学提出了思想启蒙的要求，这正是新时期文学出现大量重视思想境界的文学作品的深层动因，也是新启蒙文学思潮常与80年代文学并提的原因之一；二则以其贴近现实社会与时代精神，催生了大量写实的、反映历史重大问题的作品，进而激起了广大读者阅读新时期文学的热情，引导读者们通过文学思考历史、社会与人生来获得前进的动力与方向，因而成为激发80年代人文复兴的导火索之一。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物质现实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但在物质消费与日俱增的同时，文学界却始终怀念80年代那种渐趋多元的文化氛围。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新时期的文学话语共同建构了一套文学生产的良性循环体系，在极力摆脱政治影响之外，读者与文学具有相对恰当的位置，文学话语在“政治时代”和“市场时代”的两个时期的间隙中，寻找到了最能繁荣文艺的“阿基米德支点”，对当下新文学建设来说具有不可磨灭的启示意义。

其三，新时期文学话语与文学思潮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学话语引领文学思潮的异峰突起，文学思潮推动文学话语的彪炳史册，在这方面，以往研究多关注文学话语生产与文学思潮的共生，如《今天》发刊词与朦胧诗潮的崛起、《“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与“新写实小说”的入史。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在许多文学思潮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之前，文学话语的生产则早已如“风起于青萍之末”，出现在新时期文学场，热烈地呼唤新文学的革新。文学史对寻根文学思潮起点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城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棋王》，韩少功的《文学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等文章的出炉促进了“寻根文学”的深入探讨。阿城、韩少功、贾平凹、莫言、李杭育和王安忆等人的创作实绩引起了文学界热烈的讨论，寻根文学思潮登上历史舞台。表面上看这一文学思潮的诞生，主要由作家发起，通过座谈会扩大，基于文学期刊发刊词的文学话语并未起到策动作用。但实际上，早在1978年的“地方文学话语”生产的影响下，许多带有地域文化特质的小说已经开始刊载于文学期刊上。例如，《长城》1979年创刊之后，在强调“乡土风味”和“地方特色”的发刊词指引之下，选载了《赤夜》《地火》《神拳》等富于乡土风情长篇小说，尽管这些作品有延续革命历史小说模式的倾向，但都或多或少地展现了冀中平原、京津一带的乡土文化生活。

《北京文艺》（《北京文学》）是在新时期尤为活跃的文学期刊，发表了许多载入文学史的名家名篇。早在寻根文学思潮兴起之前，《北京文学》就以聚焦地域文化的视野发表了汪曾祺的一系列小说：《塞下人物记》《受戒》《大淖记事》《徙》《故里杂记》《鉴赏家》，陈忠实的《徐家园三老汉》《正气篇》，张承志的《青草》《春天》，贾平凹《好了歌》《刘官人》，韩少功的《谷雨茶》，等等。上述诸多小说分布在《北京文学》1979—1983年的各期杂志之上，彰显了文学话语在鼓励地方特色时所具有的多元意识和开放态度。就其文学生产意义而言，地方文学话语导引了各文化区域富有地域色彩小说的涌现，并成功在文学史的简牍之上刻下不可磨灭的一笔。此外，《北京文学》还以地方文学话语为旨归，刊载了多篇具有浓郁“北京风味”的小说，如陈建功的《京西有个骚鞑子》《丹凤眼》《辘轳把胡同9号》用颇具京味儿的语言描写了北京城小市民生活的荒诞与现实、喜乐与忧愁；邓友梅的《那五》、王梓夫的《班门子弟》、苏叔阳的《圆明园闲话》、张家鼎的《魏三奶奶》、刘贵贤的《张立德换房》发表在《北京文学》1982年第4期，在明显的策划性之下，分别写出了老北京饶有趣味的人物和深厚沉重的历史。谭霈生在1982年第6期发表《浓郁的“北京风味”》赞扬该年第4期的文学现象：“人民群众是划分为地区的，他们的语言也具有地方性。有才华的作家完全可以从地方性的群众语言中吸取营养，经过自己的提炼、加工，从这个角度丰富我们的文学语言。”地方性在文学创作中可以成为创新的源泉，而地方文学的探索能够参与新时期文学语言之建构，从而在文学史上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综而观之，从新时期文学话语的生产到新时期文学史的建构，主要形成了“文学话语引领—文学生产回应—文学评论小结—文学史建构”的历史发生线索。由此可见，文学话语虽然表面上琐碎不成体系，简单甚或肤浅，但其在文学生产、文学史发展中却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以当代文学史的整体视野观之，以文学期刊发刊词为中心的文学话语在细微之处用力，在文学场的广阔天地尽心，在历史发生之前建功，正是这些细微和广泛的努力才会有以期刊文学话语为核心的“朦胧诗潮”和“新写实小说”的蔚然成风，才会使新时期文学思潮的群峰迭起。细而思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思潮逐渐沉寂，恐怕与文学话语生产走向沉默不无关联，而这种沉默的姿态又与纸媒的渐趋衰弱和社会风潮的转变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就实质而言，1980年代中国文学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来自于为使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力大发展趋势相匹配，而形成了文学生产方式变革的要求。这一点，是我们理解1980年代文学的钥匙。”而在多样性的期刊发刊词里蕴藏着不同以往的文学建构力量，通过文学话语生产这一角度，解析创刊词、复刊词和改刊词背后的文学场，是恢复“失落”之文学史的题中之义，也是把握新时期文学史现场那些兴衰更迭之转变脉络的绝妙方式。无论是“‘革命话语’生产的余波”，还是“‘自主性话语’的齐奏与沉寂”，无论是“‘人民话语’、‘地方话语’与‘先锋话语’的交响”，还是“‘家国话语’形式上的联合与文学话语梯队内的分化”，皆为新时期文学场里值得铭记的呼声，尽管声音喧闹且难以辨听，但这些发刊词至少在提供重返新时期文学现场的可能。自1976以来，新时期文学话语充当文学发展的旗帜，尽管这面文学旗帜背后存在着多种权力的特殊考量，但是众多期刊以其微弱或响亮的声音汇聚成新时期文学话语的气势恢宏的大合唱，共同推动了层见叠出的新时期文学思潮，一并建构了新文学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而面对当下新文学的发展现实，传统纸媒业已被视为夕阳产业，大众文化潮流汹涌澎湃，读者视野日益受限于文化工业营造的梦幻王国和景观社会。在这个文化断裂的人文危机时代，如何恢复文学场的蓬勃朝气，重建新文学生产的良性循环体系，再扩新文学的社会影响范围，是每一个新文学从业者都必须深思的问题。1976—1989年的文学话语“生产史”则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文学话语仍沉溺于过去，当代文学的新变革也就无从谈起，当文学话语仍僵滞在社会历史的旋涡中，文学史的新高峰也就不知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