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蒋孔阳、叶朗 美学家说唐诗
美向何处寻？ 向唐诗中寻。唐诗的美如落英缤纷，令人目不暇给。美学家未必有意潜心研究唐诗，而他们说起唐诗来却有其独到之处，往往在以审美的眼光阅读文本，能够看出审美视域中诗歌被忽略的美感所在。环顾自民国以来，宗白华、蒋孔阳、叶朗等美学家均有关于唐诗的解读文本，故而本文以上述美学家为例，看看美学家是如何阐释唐诗的。
一
宗白华是美学家，翻译家，也是文学家。一部《流云小诗》读来回味无穷。如《生命的河》：“生命的河/是深蓝色的夜流/映带着几点金色的星光。”徜徉其中，每一个生命体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寻找爱，寻找美，寻找沉入过往的某一帧图画。再如《晨兴》：“太阳的光/洗着我早起的灵魂/天边的月/犹似我昨夜的残梦。”这诗中的一天在日月穿梭中转过去了，剩下的只有梦中人的思与悟。我们感受到了美的降临，可是什么是美？ 唐诗中有这样的美吗？
宗白华的学术文字里，关于唐诗的专题文章不多，只有一篇《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此文刊于《建国月刊》第12卷第13期，1935年3月出版。从发表时间上看，文章或因抗日战争有感而作，与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一样，蕴含着极为强烈的现实关怀。文章起笔就引出文学与民族的关系，引用邵元冲《如何建设中国文化》讨论民族自信力问题。宗白华认为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文学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无论诗歌、小说、绘画、雕刻，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的。它能激发民族精神，也能使民族精神趋于消沉。就我国的文学史来看：在汉唐的诗歌里都有一种悲壮的胡笳意味和出塞从军的壮志，而事实上证明汉唐的民族势力极强。晚唐诗人耽于小己的享乐和酒色的沉醉，所为歌咏，流入靡靡之音，而晚唐终于受外来民族契丹的欺侮。”（《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那么，唐代诗坛的特质是什么？“唐代的诗坛有一种特别的趋势，就是描写民族战争文学的发达，在别的时代可说决没有这样多的。”初唐诗人的吞并四海之志，中唐诗人的慷慨激烈以及诅咒战争而凸显非战思想，由此“看吧！ 唐代的诗人怎样的具着‘民族的自信力’，一致地鼓吹民族精神！”（《宗白华全集》）有了上面两个部分的总体论断，接着就进入分论。第一部分是“初唐时期——民族诗歌的萌芽”，作者认为初唐充满朝气，“而那时候的诗人，也能一洗六朝靡靡的风气，他们都具有高远的眼光，把握着现实生活努力，他们都有投笔从戎，立功海外的壮志，抒写伟大的怀抱，成为壮美的文学。”于是，魏征《述怀》、陈子昂《送魏大从军》《东征答朝臣相送》、骆宾王《从军行》《侠客远从容》、杨炯《从军行》、刘希夷《从军行》、卢照邻《刘生》纷纷列出，还稍用笔墨解读祖咏《望蓟门》，认为“可代表初唐时期诗人的胸怀！”第二部分是“盛唐时期——民族诗歌的成熟”，在作者看来，这一时期不仅是唐诗的全盛期，而且是中国诗坛的顶点。“而他们——盛唐的诗人们——无论著名的作家或未名的作家，对于歌咏民族战争，特别感到兴趣，无论那一个作家，至少得吟几首出塞诗。”西鄙人、严武被用来佐证上述观点。代表作品则举出杜甫《喜闻盗贼总退口号》、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封大夫破播仙凯歌》、王维《从军行》《平戎辞》、王昌龄《从军行》《出塞》、李白《从军行》、李益《从军有苦乐行》《赴邠宁留别》等等。“民族诗歌到了盛唐，非但在意识上已较初唐更进一步，而音调的铿锵，格律的完善，犹非初唐诗歌所及。”结论是“无疑的，民族诗歌到了盛唐是成熟的时期了。”第三部分是“民族诗歌的结晶——出塞曲”，这是特意拈出的一个专题。因为写作“出塞曲”的多，涉及民族战争，“在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看起来，可称‘出塞曲’为唐代诗歌的结晶品。”著者引用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相关论述并具象化，以杜甫开启，认为《前出塞》《后出塞》呈现出杜甫的非战思想和民族意识。接着与前两部分一样，举出虞世南《出塞》、杨炯《出塞》、沈佺期《塞北》、王维《出塞》、陈子昂《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王涯《塞上曲》《从军词》、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薛奇重《塞下曲》、贯休《入塞》、戴叔伦《塞上曲》、马戴《出塞》、张仲素《塞下曲》等等。分论结束，最后一部分“尾语——唐代的没落与没落的诗人”主要论述晚唐诗人的暮气，本应继续秉承非战思想的群体却“沉醉在女人的怀里，呻吟着无聊的悲哀”。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的诗作被举出，美感有了，“然而当着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和千百万人民都在流离失所的时候，他们尚在那儿‘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只管一己享乐，忘却大众痛苦，那就失掉诗人的人格了！”经过与初唐、盛唐的比较，宗白华不禁感叹“唉，颓废的晚唐诗人，没落的晚唐诗人！”
除了这篇文章，宗白华在其他文章中论及唐诗则主要侧重于艺术表现。《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在讨论书法、绘画、舞蹈的关系时引用杜诗《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以说明书、画之飞舞与舞蹈的关联性，说到空灵动荡的意境，“盛唐王、孟派的诗固多空花水月的禅境”。宗白华认为：“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引用常建《江上琴兴》以解释净化深化的作用。文章的结尾论及艺术意境的高度、深度、阔度，以杜诗为例，述高、深、大的特色，并以李杜比较，认为杜甫“他更能深情掘发人性的深度，他具有但丁的沉着的热情和歌德的具体表现力”。进而归结概括：“李、杜境界的高、深、大，王维的静远空灵，都根植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宗白华全集》）另一篇较多论及唐诗的是《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文章引用沈佺期《范山人画山水歌》作为赞美画境中“表现一个音乐化的空间境界”。再引出王维《辋川集》的诗论画的空间表现，相继举出杜甫、李白、王维、岑参、刘禹锡、罗虬、杜审言、李群玉、杜牧的诗。又在论及“我们再在中国诗中征引那饮吸无穷空间于自我，网罗山川大地于门户的例证”时，举出王勃、杜甫、李商隐、王维、沈佺期、许浑的诗。解读陶渊明《饮酒》引及王维、韦庄、储光羲、杜甫的诗句，也在后面的论述中信手拈来孟郊、杜甫、李白的诗句论及空间境界（《宗白华全集》）。此外，《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略论文艺与象征》《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等文章中也引用唐人诗句以论证提出的观点。
二
蒋孔阳不仅对德国古典美学、先秦音乐美学有突出的研究成果，而且对于唐诗美学有自己的看法。蒋孔阳立足本土文化而提出“美在创造中”，在美学论文中引用唐诗作为论证佐证。《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讲到情与景的关系，引用李华《春日寄兴》分析景语与情语，认为“（这首诗）充满了感情色彩，应当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美在创造中——蒋孔阳美学文选》，山东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简论美》论及“客观现实中的自然美，是要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引用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进行分析，认为读者之所以阅读此诗，充满“对于战后和平向往的生活”，是因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借着文学的帮助，变成了客观存在的艺术形象，从而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里面汲取到同样的思想和感情了。”《美在创造中》则写到美是如何创造的，描写星空的美，引用杜诗《春宿左省》《夜宴左氏庄》《旅夜书怀》《阁夜》等作品，认为：“这些，都随着杜甫的生活经历与心情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星空的美，不仅涉及了物质存在的星球群，而且也涉及了审美主体的具体情境和精神状态。”论及“知觉表象层”引用《春江花月夜》的前十句讲述如何通过感受和知觉，“转化成为充满了人情味的艺术形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中借助月亮意象分析人的本质力量，引用李商隐《嫦娥》一诗，认为：“诗人以其特殊的本质力量，以独具特色的对象化的方式，化到月亮这一无人注意的特殊方面，从而取得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和审美价值。”《美感的心理功能》“记忆和联想”分析记忆与审美引用李商隐《夜雨寄北》“从眼前的‘巴山夜雨’，想象到将来回忆中的‘巴山夜雨’，从而使眼前的‘巴山夜雨’，增添了无限的情意”。引用韦应物《寄李儋元锡》分析“回忆中所蕴藉的是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和感情”，从而将回忆图景上升到美感上来。提及李商隐《无题》以叙述“回忆在诗人心灵中的沉淀和升华”。蒋孔阳以审美的眼光阅读唐诗文本，从文本中读出审美体验，并上升的美感的表现功能上，能够体现出美学家所具有的审美本位特征，即将一般的审美经验升华为对美的审视和论证中，既完成美学上的论断论证，又为文本细读指出向上一路。
不仅用来佐证观点，蒋孔阳还有专门的文章谈唐诗之美。遗稿《唐诗的形成及其美学特点》收入《蒋孔阳全集（第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此文能够呈现其人关于唐诗之美的看法。这篇文章很少被论及，却又是不能忽略的。文章开篇便下一个结论：“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家，诗教源远流长。……而在这诗歌的历史洪流中，唐诗又可以说是中国过去两千年来诗歌发展的顶峰。”作者从数量到质量论述了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顶峰。那么，影响唐诗产生而形成的因素有哪些呢？ 帝王提倡和以诗取士。我们知道，帝王提倡并非新观点，而是唐诗繁荣原因探讨中的共识。“以诗取士”也是直接取自严羽《沧浪诗话》所提出的观点。《沧浪诗话》云：“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 曰：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后来经过不断地阐发，已经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产出成果，如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等等。蒋孔阳认为这两点并不是唐诗繁荣的根本原因。“什么是形成唐诗的根本原因呢？我们说，诗是社会意识形态，她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适不适宜于诗歌创作的繁荣，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这篇文章的第一个特色是对唐诗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论述。蒋孔阳提出适合诗歌繁荣的社会生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民主，有比较独立自由的个人意志；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比较成熟的艺术修养和经验；三是具有一定的广阔的社会基础，有比较昂扬的能够激发人向上努力的社会理想。蒋孔阳认为：从政治方面来说，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开明的民主的政治生活形成了唐代学术思想的自由与活跃。“从文化传统与艺术经验方面来说，唐代诗歌也可以说是处于一个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兼收并蓄的时代。”关于这一点，作者自南北文化汇流、继承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成果、中外文化交流三个方面加以论证。“从社会理想方面来说，唐朝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是一个蓬勃向上的社会”。
遗稿的第二个特色是准确地概括了唐诗的美学特征。共有四点：音乐美、建筑美或视觉美、个性美、意境美。关于音乐美，“由于讲究声韵和格律，所以唐代的诗都具有音乐的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泠泠入耳。我们听音乐，不一定听得懂，但那美妙的旋律和分明的节奏，却无不处处叩动着我们的心扉，感到声音的美。美的诗歌也是这样，它的声音、节奏，读起来就叫人感到美”。其实，声音的感染力也是在社会生活中经过强化而习得的，悲与喜、乐与哀，都逐渐形成一定的认知。作者接着回到唐诗的合乐性上来，举证资料说明唐诗的可歌可唱，因为“唐代诗人听觉感受特别强”，故而“唐人的诗，也就具有丰富的音乐美感”。这些只是唐诗音乐美所要具备的有利条件，而“唐诗的音乐美，主要还表现在格律的完整上”。著者善于追源溯流，从《诗经》、楚辞开始，从唐诗的对偶、平仄、押韵、节奏等四个方面来具体说明“唐诗的美学特征之一，就在于具有高度的音乐美”。
什么是唐诗的建筑美或视觉美呢？“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唐诗善于化虚为实，化动为静，通过具体意象的描写，把本来是按照时间顺序流逝的时间艺术，变得具有空间的立体感。”于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具体上的化实为虚，“唐代的诗人善于运用汉语的特殊结构，以及当时的诗人，善于通过具体的意象进行构思，从而使唐诗这样一种在时间中流逝的艺术，却能够在某种幻觉下载空间中凝固下来，取得某种建筑的立体感”。二是立体上的化动为静。以《望岳》《终南山》《江雪》《登金陵凤凰台》《息夫人》等经典之作为例分析时空交错中的意象构成及其立体建筑效果。为避免误解，著者特意指出“我们说唐诗具有建筑美，并不是说唐诗就是和建筑一样。不，诗和建筑，差别是很大的。我们这样说，只是为了说明唐诗形象的具体性、鲜明性，以及唐诗那种多方面的立体感”。
除了音乐美，主题、题材之外，一首诗是否成功，“个性特色是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可以这样说，个性特色是一首诗成功的标志，正好像个性特征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一样”。有个性的人，才会写出有个性的诗。美在自然是李白，《山中答问》中的脱口而出，字里行间蕴含着向往自由、热爱自然的个性美；美在深沉是杜甫，从《月夜》到《秦州杂诗》，无论是一般的人生经验，还是重大的社会现象或历史经验，均可“下笔如有神”；美在悲情是义山，以《嫦娥》为例，长河渐落、碧海青天中悲情在焉，“这是一种含有浓重伤感的美，是李商隐诗独特的个性美”。因而，“唐代的诗人，他们是用富有个性特征的眼睛去观看周围的现实，用具有独立自由的意志去认识和判断事件和人物。因此，他们写出来的诗，很多都是各具个性的，是具有个性美的”。
蒋孔阳所归纳的“四美”之中，最难阐释的是意境美。著者将中国古代诗歌的美学理论归纳为五个字：志、情、形、境、神。而“境”指的就是境界说。“境界说是把情、志、神等内在的精神，思想感情，通过完美的形式，表现到作品中，成为一种生动的、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诗人认为，个性美是诗人成熟的标志，意境美是一首诗成熟的标志。境界离不开心物感应，而这一美学思想自汉魏六朝便逐渐有所论列。“这种由实转虚，意与境相互渗透，相互统一的情形，正是唐代诗歌最为明显的美学特点。”连续拈出情景相生、生气盎然、韵味无穷来阐发意境美的内涵。因为这部分内容是围绕中国古代诗论展开的，故而理论色彩强，在理论与创作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意境美本就难以诠释，故而行文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解释。
蒋孔阳用一段精彩的概括收束全篇。他认为正是因为唐诗的美打动了我们，令我们进入文本的审美世界之后产生共情，才会沁人心脾，形成美的传承。他说：“唐诗的美，在于内容与形式，言与意，自然与人为，都达到了高度统一。唐诗的意境美，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抓住一片景，又灌注进我们的情，然后形成一个独立的、自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切都生气盎然，有生命的，具体的。我们感觉到，我们盘桓于一个令我们心满意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尽情流露了我们在实际现实世界中所无法流露的感情；我们自由地享受到了我们所希望、所憧憬的那么一种情意或情思。因而，我们感到由内心发出来的满足，我们觉得充实，我们觉得美。”实际上，这正是美学家的阅读感受，把美的冲击力附着于文本之上，进而影响人，构成人与文本的对视，人与美的对视。在对视中完成情感交流，历史图画中的景象介入现实中的人情，意境美就此凝结而成。
唐诗文本贯穿于蒋孔阳的美学论著之中，成为阐释和论证的对象，他关于唐诗经典文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蒋孔阳对于唐诗审美世界的发掘告诉我们：美的文本不仅是有价值的，而且是精神生产的质量象征。
三
叶朗的唐诗美学观主要在《中国美学史大纲》《美学原理》这两本著作中，一本是美学史，一本是美学理论。我们或许能够从中看出叶朗接踵宗白华、朱光潜之后的接续轨迹。
《中国美学史大纲》这本书出版时间早，后来叶朗有所补充，如关于唐代美学部分，撰写并发表《柳宗元的三个美学命题》，从柳文中提炼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君子必有游息之物”三句加以阐释，形成有发现眼光的美学理论命题。《中国美学史大纲》第二篇“中国古典美学的展开”函括全书第十二章“唐五代诗歌美学”，共有四节：“孔颖达对‘诗言志’的重新解释”“白居易复兴儒家美学的努力”“殷璠论‘兴象’”“意境说的诞生”。主要是美学观念的评述，其中夹杂着对唐诗的阐释。如从白居易的诗论谈到乐府诗的影响，从殷璠“兴象”谈到盛唐气象，从王昌龄到司空图提还原“意境”提出的过程分析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美学原理》，该书第三章“美和美感的社会性”讲到审美风尚引用王翰、王维的边塞诗与雕塑一起论述审美的人生观和历史感，与《照亮一个时代》相辉映。而后到“雄浑、悲壮、开阔的‘盛唐气象’”与晚唐“日落黄昏的悲凉”相比，引用韩偓、王维、李白的诗，阐发不同的时代所带来的不同的意象世界和审美风貌。（《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十二章“沉郁与飘逸”则以杜甫、李白为例加以分析。叶朗认为：“‘沉郁’的文化内涵，就是儒家的‘仁’，也就是对人世沧桑的深刻体验和对人生疾苦的深厚同情。”杜甫被作为典型人物，从严羽《沧浪诗话》的评论说起，以《新安吏》《新婚别》为分析文本提炼出“沉郁的内涵就是人类的同情心，人间的关爱之情”。接下来则是“沉郁”的审美特征，“杜甫诗的沉郁，一个特色是有很浓厚的哀怨郁愤的情感体验，所谓‘沉郁者自然酸悲’”。于是，追溯中国文学传统，找到《诗经》、楚辞、汉魏诗歌三个继承点，就找到“醇美”特征。“飘逸”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道家的“游”。李白则是代表，举出《上李邕》《行路难》《敬亭山独坐》《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文本阐发李白诗中的自由超脱精神。飘逸的审美特点有三：一是雄浑阔大、惊心动魄的美感，以李白《蜀道难》为代表；二是意气风发的美感，以李白《将进酒》为代表；三是清新自然的美感，以《静夜思》《玉阶怨》为代表。
第十三章“空灵”则以王维及其诗作为重要的分析对象。叶朗认为空灵的文化内涵就是禅宗的“悟”。以王维《鹿柴》《辛夷坞》《鸟鸣涧》《竹里馆》《木兰柴》分析所“呈现出一个色彩明丽而又幽深清远的意象世界，而在这个意象世界中，又传达了诗人对于无限和永恒的本体的体验”。这正是空灵之美。“空灵的静趣”中为了进一步论述“他们摆脱了禁欲苦行的艰难和沉重，他们也摆脱了向外寻觅的焦灼和惶惑，而是在对生活世界的当下体验中，静观花开花落、大化流行，得到一种平静、恬淡的愉悦”。举出王维《终南别业》以阐发“静趣”之所在。
综观两书，《中国美学史大纲》更为注重美学理论的发抒，彰显的是唐代诗学中所蕴含的审美观念。但是，审美观念未必能直接影响到审美风格，两者之间并不能建立同向的对等关系，故而叶朗较少分析唐诗的审美风格，而仅仅是呈现理论内涵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联想。《美学原理》中则是有意设置两个相关的章节，传统文化与唐诗审美建立了有机的联系。叶朗在审美风格的提炼和评述中多见阅读唐诗的会心之处，透过文本快速进入审美特征分析，而往往在三言两语中道出审美之趣，进而发掘出中国文化的审美价值。
概而言之，上述三位美学家谈唐诗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关注审美自身，注重提炼唐诗审美的艺术特征；二是在美学家的美学观中呈现关于唐诗美学的审美特征和风格；三是更注重美学史链条的发掘，分析审美观念嬗变过程中的文本与人的关系。因之，美学家谈唐诗构成唐诗美学研究的一个维度，与唐诗研究学者一起汇入审美发掘的合唱之中。至于各自的特点，则各有独立建构的审美空间，一旦走进去，就能感受到每个面目的不同。有的随意写来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的诗意盎然中具真知灼见；有的面对唐诗条分缕析而自成体系；有的将唐诗纳入审美空间而自在言之，不会是千篇一律。我们要倾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本身就是美的，具有启发性的。美学家追求向美人生，故而置身于历史、文学、艺术的审美长廊之中，将关于美的体验和盘托出，导引我们进入那流连忘返的审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