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散文家、翻译家梁遇春是现代文学史上如流星一般闪耀而过的人物。他于1906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今属福州），17岁考上北大预科乙部英文班，两年后以第五名考入北大英文系，23岁时以年龄班级最小、成绩全系第一毕业。毕业后受叶公超之邀赴上海暨南大学外国语文系任助教，不久又回北大英文系任教员，并兼北大图书馆西书编目主任。

这一路走来，梁遇春逐渐显露出才气锋芒。在北大英文系读书时，他即受到陈西滢、温源宁诸教授的鼓励（《凄风苦雨吊文豪》，1932年7月10日《北平晨报》第6版）；同时其小品文的写作与翻译，也得到诸如林语堂、周作人的提示与点拨。

1932年6月25日，因患猩红热，梁遇春于北平遽然去世，文坛一片哀惋嗟叹之声。他的好友废名说“在我感到真是一个损失。我们只好想到大块的寂寞与豪奢……”（《悼秋心（梁遇春君）》，1932年7月11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周作人致施蜇存信中说“秋心病故，亦文坛一损失，废名与之最稔，因此大为颓丧”，胡适痛惜“中国失去了一个极有文学兴趣与天才的少年作家”，“这是我们最伤心的”（《吉姆爷》编者附记，《吉姆爷》，商务印书馆1934年）。“遇春早死十年，或是晚死十年，我们的悲哀也许没这末〔么〕大，但偏偏在他的天才刚刚长翅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十分可惜。”（《凄风苦雨吊文豪》）

在悼念的同时，学界也对梁遇春的文学生涯与殊异成就做了盖棺之论，说他是“近数年来新起作家中之最富风韵者”（《追悼梁遇春君》，1932年7月7日天津《大公报》第5版），“文章意境之新奇，为一般散文家所不及”（《凄风苦雨吊文豪》）。又因他翻译了英国兰姆等众多作家随笔，其个人小品文也有兰姆的风格，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爱利亚”（温源宁Liang Yu-Ch’un,A Chinese Elia，1934年；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1935年）。

梁遇春逝后，留下一堆已出未出的遗著；也因他的匆匆离世，给后人梳理其著译作品带来不少疑云。关于梁氏生平著译的数量品种，最早提到的是《新月》杂志，在其“绝笔”《Giles Lytton Strachey，1880—1932》一文的编辑附记有如下记述：

著者梁遇春先生 （笔名秋心）不幸已于六月二十五日在北平病故。在他得病前的两星期，他很慷慨地给了 我们 四篇文章。本期先登他的两篇批评（另一文见“海外出版界”）,其余两篇小品文以后当分期发表。梁君遗著已出版者有小品散文《春醪集》以及《英美诗歌选》（按：应为《英国诗歌选》）,《小品文选》《红花》《草堂随笔》,《厄斯忒哀史》《草原上》《荡妇自传》等译品共二十四种，未出版者有小品文集《泪与笑》及“随录”十余篇,现已由其知友废名君负责编辑,不久将由新月书店出版。（《新月》第4卷第3期，1932年10月）

由文中可知《新月》编辑对梁遇春的熟稔程度，有人据此推断此编辑为叶公超。叶公超是梁遇春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二人年龄只相差两岁，亦师亦友，也可说是知遇知己。1928至1929年间，叶公超曾邀梁遇春一起为《新月》杂志专栏“海外出版界”撰稿，专门译介当时海外的著作学人，此前《新月》共刊载过梁遇春16篇此类书话。上文说到梁氏遗著的具体种数及后续安排等情形，可见应该是参与检点清理梁氏遗著遗稿的知情者；而由此前《大公报》发布的梁遇春去世讣告及后事安排可知，叶公超是治丧委员会十五人之一，且云“梁君遗著将由叶公超冯文炳二君为之编订付梓”（《追悼梁遇春君》）。冯文炳即废名，此说正与上文相吻合。另上文所说四篇文章，即是6月初梁遇春交给《新月》的四篇随笔《Giles Lytton Strachey，1880—1932》《亚密厄尔的飞来茵》《又是一年春草绿》《春雨》，想不到竟成其最后遗作，后也由叶公超陆续刊发于《新月》杂志。

文中明确说，梁遇春已出版的遗著有24种，未出版的有《泪与笑》及“随录”十余篇。这24种已出遗著，除上面所列8种之外，其余16种并未作具体说明。而当时未出版的，也不止《泪与笑》一部。

根据现存各类资料查考，梁遇春生前已出版并有原版记录留存至今的著译作品共有20种，其初版时间及顺序如下：《潘新可夫》（1928年3月）、《近代论坛》（1929年4月）、《春醪集》（1930年3月）、《小品文选》（1930年4月）、《英国诗歌选》（1930年8月）、《幽会》（1930年10月）、《红花》（1930年10月）、《厄斯忒哀史》（1930年12月）、《一个自由人的信仰》（1931年1月）、《诗人的手提包》（1931年3月）、《我们的乡村》（1931年5月）、《最后的一本日记》（1931年5月）、《三个陌生人》（1931年5月）、《忠心的爱人》（1931年5月）、《老保姆的故事》（1931年5月）、《草原上》（1931年6月）、《青春》（1931年7月）、《荡妇自传》（1931年7月）、《情歌》（1931年11月）、《英国小品文选》（1932年5月）。以上除《近代论坛》在上海春潮书局、《英国小品文选》在开明书店出版外，其余18种均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其中有11种被列入该社“英文小丛书”。于此可见出梁遇春一生与北新书局之间结缘之深。

梁遇春去世之后，还有3种遗著出版，分别是《吉姆爷》（1934年3月）、《泪与笑》（1934年6月）、《小品文续选》（1935年6月）。

《吉姆爷》是合译稿，梁遇春生前仅翻译了部分，完成前面十五章的清稿与第十六章至第二十三章的草稿，并将前面十五章清稿交给胡适，应该是请他审稿。此年初，梁遇春还请胡适“斧削”过纪念徐志摩的文章《Kissing the Fire（吻火）》，想不到只隔几月，自己也为他人所悼。后在胡适、叶公超等人的安排下，寻出上面草稿，让其同学袁家骅整理，并继续译完其余的第二十四章至第四十五章。译稿完成后，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作《编者附记》叙述原委，置于篇首。

小品文集《泪与笑》的出版过程，却是一波三折。此集最初应是打算交由北新书局出版，请石民作序；初拟名为《空杯集》，与《春醪集》对应，后来不知为何改为《泪与笑》（此名取自本集首篇文章）。此年秋天书稿交由废名带到上海，但被北新书局推拒。1932年春，原稿又由石民寄回了北平梁遇春处。4月18日梁遇春在给石民回信中调侃道：“文稿已收到。谢谢。它这么往海上一游，好像《红楼梦》中之宝玉,所以我对他也刮目相待了。”不久梁遇春病故，如上文《新月》所说，叶公超等人在安排善后之事时，应是商量好将此书稿交由废名编辑，拟在新月书店出版。但此事一直无果，直到1933年11月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信中仍言及此书出版的艰难：“秋心集付刊殆仍将碰壁欤？”后经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叶圣陶等人共同努力，才得以在开明书店出版（孙玉蓉编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这距他去世已是两年以后。全书收文22篇，许是出版艰难的缘故，参与同道对此书予以特别推介，书前有废名、刘国平、石民三人作序，书后又有叶公超的跋。

《小品文续选》，梁遇春在1931年10月19日致石民的信中有提及：“我译的《小品文续选》，你见到没有？ 我自己觉得比前一本好些。”这说明书稿早在梁遇春去世前八个多月即已交给北新书局，但直到去世三年之后才出版。在未出版的遗稿中，还有“‘随录’十余篇”，据《新月》所说，“现已由其知友废名君负责编辑，不久将由新月书店出版”。此“随录”是否即《小品文续选》书稿（加上序共11篇文），亦或是其他散篇佚稿，则是一个谜，在废名与石民个人史料中亦未见有提及。不过，无论是《泪与笑》还是“随录”抑或其他，梁遇春的著作都没有在新月书店出版过。

综合以上，目前所见梁遇春单集共23种，其中除《春醪集》《泪与笑》两部小品文为个人撰著外，其余21种均为翻译作品。生前已出版的作品共20种，与上文所说24种遗著相比，少了4种。而《新月》文中所说已出版的《草堂随笔》一书，后人一直未见。此书为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随笔集。据学者郑枕戈《梁遇春年谱》（福建教育出版社待出版）中考索，梁遇春曾在三个地方提及此书。一是小品文《人死观》（1926年）：“George Gissing在他的《草堂随笔》（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说生之停止不能够使他恐怖,在床上久病却使他想起会害怕。”二是吉辛《诗人的手提包》译文集序言（1931年）：“他 （吉辛）晚年写有一本散文,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充满了恬静幽怨的情调,是散文里一部杰作。”三是1931年4月24日给石民的信：“现正从事注《草堂随笔》,变个十足的马二先生了。”梁遇春早就对吉辛此书心系念之，在去世前一年，已在着手译注。按梁氏一向的翻译速度，此书生前应已译完并交给北新书局编辑。但叶公超等疑有误记，此书在其生前并未出版，因为在1933、1934、1935三年的上海北新书局图书目录中，一直都有“《草堂随笔》 梁遇春译注 印刷中”的广告。而奇怪的是，此书一直在漫长的“印刷中”，并未有实书面世，此后也没有再出现此书已出版的广告。有意思的是，吉辛此书在当时颇受学者青睐，周作人认为“确是很有趣味的书”，据说郁达夫、施蛰存都曾动念要译此书。而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至少有不下6个译本（全译或节译）。

除《草堂随笔》外，根据已知史料，梁遇春当时已明确列入出版计划的译著还有：《恋爱与婚姻》《哈代评传》《红字》《老太婆们的故事》《无名的裘德》《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几种图书在当时书报上都有刊发广告，但都未见实书。《恋爱与婚姻》，爱理斯著，梁遇春译，1929年3月15日与《近代论坛》一书的广告同时登载在春潮书局初版的谢冰莹《从军日记》书末，广告标注“印刷中”。同年4月30日此书广告又在春潮书局新出的《近代论坛》书末“春潮书局出版新书”预告栏刊载，同期还有《哈代评传》《近代论坛》两书的广告。《近代论坛》，如上所述，已于此年本月出版。《哈代评传》，柴尔德著，梁遇春译，广告仅此一见，也是在“印刷中”，其中广告中有说道：“近来大家都谈哈代（Thom⁃as Hardy），译哈代，读哈代，而值得读的哈代评传却还没有。现在梁先生替我们补上了这个缺憾。”但此书后来并未出版，“缺憾”也成了永远的缺憾。《红字》（美国霍桑著）、《老太婆们的故事》（英国本涅特著）、《无名的裘德》（英国哈代著），与《荡妇法兰德斯自传》（即《荡妇自传》，法国笛福著）四种译著的广告，1929年6月1日刊于《北新》半月刊第3卷第10号同期，列为“世界文学名著百种”，广告对各书内容均有详细介绍。这几部书，除《荡妇自传》后于1931年7月在北新书局出版外，其余三种均未见其实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梁遇春认为的“天下古今第一本小说”，被列为拟写批评文章的“杰作”之一。据学者查证，《北新》半月刊也曾刊登过梁遇春此书译本的广告，亦是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百种”。（程璐《北新文学广告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可惜此部最后也未见实书。

除以上之外，当代学界、出版界还存在几部有争议的梁氏译著。一是《罪与罚》，署名耿济之、梁遇春合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此合译本在民国从未有任何信息提及，书上也没有相关版本来源说明。耿济之，为知名俄文翻译家，1922年至1937年间一直派驻苏联，与梁遇春几无交集。曾翻译《罪与罚》，书稿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1932年因“一·二八事变”战火被毁。直至若干年后的1986年，中国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出版了署名耿济之译的《罪与罚》，称系当年商务残本复出。后经人考证，此书实为1936年上海启明书局汪炳焜译本之伪托，只是稍做了一些文字修改。而比对文字可知，春风文艺版也是据此本改造而来。二是《海上棠棣》（合译），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吴福辉认为是梁遇春“至今惜未见书”的四种佚作之一（吴福辉《梁遇春散文全编》前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此书据学者郑枕戈考证，实为江西永修人，左派作家王秋心、王环心兄弟合著的诗歌戏曲集，并非译著，只因著者名字中有“秋心”二字，即以为是梁遇春，且标注“合译”，实为误植。三是《鲁滨逊漂流记》，署名梁遇春译，当代有数家出版社出版过。《鲁滨逊漂流记》为经典畅销书，流传甚广，版本极多，但此版存在诸多疑点。当代学者荆素蓉在《梁遇春翻译研究》一文年谱部分与附录“梁遇春著译作品目录”中，虽列有此书1931年出版于上海北新书局的信息，但纯属个人推测，因她在文中说“未能找到该译作的民国版，也未能找到任何有关这部译作的文字信息”（荆素蓉《梁遇春翻译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可见此书出版并无实据，甚至连相关书目广告都没有。而以北新书局一贯重视图书宣传的风格，其他已出待出图书，基本都会有广告或书目信息流出，像这样一本畅销书却没留下任何相关信息实在不可思议。此其一。其二，上面某出版社当年负责策划此书的编辑，不久前和笔者说，此书是他误将徐霞村译本当成了梁遇春译（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滨逊漂流记 摩尔· 弗兰德斯》合刊本，署名徐霞村 梁遇春译）。而据相关研究者查找此书民国版本史料与书目信息，未发现有过与梁遇春或其笔名秋心相关的译本。（王翡《大众经典〈鲁滨孙飘流记〉中国出版研究（1902—1949）》，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以上依次梳理梁遇春遗著存佚及真伪情形。其实除这些著译作品之外，梁遇春早已列入人生写作翻译计划的还有，兰姆的伊利亚全集，康拉德全集，《十日谈》等名著批评集，或还有斯特剌奇作品集，西方文学家传记、文学书话，等等。可惜天不假以永年，徒然留下遗憾。当年在梁遇春追悼会上，废名作挽词曰：“此人只好彩笔成梦,为君应是昙华招魂。”期望他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以彩笔筑梦，这也是师友们对梁遇春寄予的最好哀思。

（本文作者系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