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日，继《上海公子》《六尺之孤》之后，王霄夫“血脉三部曲”迎来收官之作——《天堂客人》。小说巧妙地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紧密交织，并将故事背景放置在了作者生活多年的杭州。

正如作者王霄夫在前言中所记：“如果说《上海公子》描写的是奋斗和忧伤在身上留下的痕迹，在无我中寻找孤独和牺牲，《六尺之孤》讲述的是少年天使般的幼嫩已消失，但最后一腔青春热血的终将偾张，那么《天堂客人》展开的是一个巨变中的多彩世界，主人公在三十岁不到的年纪，在身段和面容即将变得粗糙之前，把人生最美好、感情生活最丰富、能量最充足的年纪，把自己点燃，希望在至暗时刻，闪现出最炽烈如流星般的光亮……”

这是一个等待和寻找的故事。人生中可堪追忆的青春年华，忘返于烟雨江南，遗落在天堂杭州。难以预测的命运，无法掌控的生活，最终在陌生人的灰暗世界中，等待和寻找的，是自己明亮而强大的内心。

血脉之谜，家国之痛，王霄夫以精准的历史笔触，生动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与人们的生活状态。

以下是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与王霄夫的对谈实录：

一本献给杭州的礼物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在杭州生活工作多年，作品中矮金瓜唱的小热昏、张小泉的剪刀、王星记的扇子、都锦生的丝绸等杭州元素令人目不暇接，读来也倍感亲切。而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也以杭州为主，这次创作，是您对这座城市的一次致敬吗？

王霄夫：大自然赐予美丽山水，士民筑城而居。东南形胜，州府官守，功过成毁，不好评说，但杭州几十万参差人家，数十代工坊商户，无疑是这个城市文明真正创造者，而从来不是破坏者。本书举例的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都锦生丝绸等等诸如此类，是城市文明的具体而独特的元素，方便日常，丰富生活，延续城脉。旧时代的官方记载中，也许显得微小，但却是生生融入城市肌体的有机部分，好比长在杭州这张绝世俏脸上的甜酒窝、美人痣、长睫毛或者镶玉般的耳垂，细小之处，大放异彩，让杭州韵味十足，与众不同。（尽管在书中如张小泉剪刀也可以成为谭杭丽手中的武器）本书借用这些元素，是在向杭州致敬，希望杭州的读者尤其会感到亲切，会因此喜欢这本书。同时，希望以后有热爱的作家对这些元素大书特书。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热昏，当年与市井街巷，与人间烟火最为贴切，现如今接近成为回顾和记忆，让人别有一番滋味。作为怀念，书中塑造了出身市民阶层、艺人之家的矮金瓜形象，试图引起同情和关注。矮金瓜作为书中的次要角色，悲剧人物，家庭境况和命运遭遇令人不安。我努力使他生动而有形，成为一个有作用有运气的人物，相信读者也希望他是一个站在进步阵营里的革命者，设想他在即将到来的胜利之时，比如在杭州庆祝解放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最后成为新政权文化工作的领导者，推动小热昏民间艺术的生存发展，而不是书中的不幸结局。

但愿小热昏在今天焕发青春，再现繁荣。

王霄夫

潮新闻·钱江晚报：全书四卷，分别是黄酒、梅雨、台风、潮信，都具有浓厚的杭州特色，或者说江南特色，您在构思小说结构时是怎么设计的？

王霄夫：书名叫《天堂客人》，也是因为以“客人”的眼睛看待杭州。

书中在地域特色上作这样概括，是想呈现一个大气的杭州，一个特别的江南。本书设置这样一个大框架，也是为“客人”提供感受杭州、观察江南的大视角。

这四样标识历来是很多外省人，特别是北方人对江南、对杭州的印象和认知，如书中主人公是生长在皇城帝都的“北平来客”，因为待的时间够长，自然重复经历了杭州的四季，领略了气候的分明，尝到了黄酒的厉害。

如此展现、形容一个世界的杭州，也是能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如书中的重要的讲述者，“外国客人”、医生克里森，对于杭州的事物，入乡随俗，感同身受，当然会以世界眼光看待杭州，会以科学的方法记载和解释这些杭州的“特别之处”，正如他用精神医学看待所接触到的杭州人。

当然，就创作本身而言，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叙述路径，使故事有衬托和依靠，并借此象征和隐喻。黄酒可以比作这一方人的性格，尤其是杭州的女性，温情之后也有浓烈，晶莹之下也有深沉，绵柔之中也有后劲。女主人公一开始就有情有义地提醒“客人”，要小心黄酒，似乎预示对“客人”会遇上别的杭州女人的担心，以此揭示了女主人公这位杭州女子细腻而复杂的情感甚至“心机”。

无止无休的梅雨是这个经纬度特有的气候现象。书中人物，尤其是“客人”，就得在潮湿中寻求清新甚至干燥的气息，在阴晦中等待晴朗甚至炎热的天空，在沉闷中防止霉变和腐烂。当然，也因为这样的时节，“客人”可以看到杭州文人撑着油纸伞走过悠长的“雨巷”，可以闻到栀子花盛开的阵阵清香，可以欣赏“山色空濛雨亦奇”的西湖。

具有毁灭性能量的台风，预示时代剧变将至，暴风骤雨会突然到来，异常而极端的情景下，可以显现主人公特别的斗争状态和精神面貌，同时可以让“客人”观察到台风带来的另一面，如一解干旱和暑热。

钱江潮天下闻名，为杭州特有。除了时代大潮浩浩荡荡这样的道理，更具体的考虑是，北人不善于水，更何况大风大浪，更何况那几个本地人都被卷走了，因此，让一个来自北平、不谙水性的“客人”充当弄潮儿，其实很危险，其实更需要非凡的胆量勇气和驾驭能力。以此映衬，有助于塑造好主人公的形象。

潮新闻·钱江晚报：茅以升设计的钱塘江大桥，因日本侵略被忍痛炸毁，是近代杭州的历史大事件。伏申与蓝栀子的渡桥之谊、小说最后伏申与一位女子在桥上缓缓来回，都与钱塘江大桥有关，能谈谈这样的设计有何用意吗？

王霄夫：命途多舛的钱塘江大桥见证了杭州的大历史，“客人”到杭州不久，就经历了大桥的建成和被毁，加上过江的遭遇，他一开始对杭州的直观印象应该十分深刻。主人公遭遇茅以升忍痛炸毁大桥这一历史大事件，其感官受到强烈的冲击，无疑会升华观念层面。这对于塑造人物，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事件，成为他毅然南迁，坚守浙江，投入抗战且表现突出，最后投身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伏申与蓝栀子因“过江之谊”再续前缘，钱塘江上，他们本来是最有话可说的，但出现的场景却是沉默的人，有声音的江涛。对于蓝栀子，似乎不好判断伏申真实的思想，如果有，那将是另外一个故事。

如果是沈甲妃，可能有太多的话要说，反而无从说起，因此相对无言，只能缓缓来回。就故事的客观发展而言，过去的最好是过去了，因此，沈甲妃的可能性不大。总之，这条人物线，就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历史洪流中的人物群像

潮新闻·钱江晚报：《天堂客人》是您“血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三部曲都着眼于风云际会的革命年代。对您来说，“血脉三部曲”的创作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对历史小说情有独钟？

王霄夫：写了第一部《上海公子》觉得并不过瘾，虽然主题鲜明，人物丰满，但呈现的环境不够丰富，或者说比较单一，因此又构思了《六尺之孤》，讲述封闭而又开放，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明显有别于上海的浙南城市。主人公依然是一个年轻的自我革命者，故事传奇性较强，魔幻的手法，有助于出新意，但觉得形象过于空灵，人物内在没有讲透讲实，更主要的是，一直以来，感觉到关于那个年代的杭州被忽略了，因此，我把构思了很久的故事写了出来，讲述杭州，追忆杭州，赞美杭州那个年代里不曾被注意的人和事，弥补前两本书的缺憾。作为压轴之作，努力在主题思想上进行深化，人物形象上给予提升，在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从而使三部曲丰满而完整。

三本书之所以选择同一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环境比较典型，创作空间比较自由，叙事弹性比较大。所谓典型环境里典型人物，相同情景下的类型人物，他们的命运和背景何其相似，他们绝不是老滑的投机者，而是真正的革命者和自我革命者。危情时代，奋勇而起，一腔热血，敢于牺牲。这一群人，怎么写都写不够。

历史也是当代史。青年人物，青春之期，热血涌涨，即便是出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何尝不希望自己生长在某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大时代。

潮新闻·钱江晚报：小说中，我们看到同一家庭、同一族落的人们，在大时代中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比如，沈家三姐妹、四合班的伏德魁和瞿玉郎。通过个体在大时代中迥异的命运走向，您想表达什么？

王霄夫：性格即命运。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是被时代洪流挟持的，都是一步一步被推着走的，能够自主的人，能够主动选择机会的人少之又少。但创作上要关注的，往往是命运必然性里的偶然性。这些人物，在很不彻底的国民革命背景下，或者是国民革命只走到一半、处于徘徊期的时间点，他们恰好出现了。他们不是劳苦大众，遭遇的不是物质生活上的艰困，而是精神层面的挣扎，当然也有更多的情感矛盾。最主要的，在那个年代里，被迫还是主动，人都必须选择。沈家三姐妹，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命运好与不好都同样有份，但到重要关头，面对信仰、事业和情感，就分出层次，有所选择。最高一层的，当然是沈甲妃，信仰第一，革命为重；境界平常的沈乙嫔，追求当下，情爱优先；追求奇正的，是沈丙婕，革命和爱情都要得到。三姐妹的故事，就是一个先天命运和后天选择的故事。那个年代，富裕和美人家最终都不是团圆人家。

伏德魁和瞿玉郎是前史，也是背景，他们是伏申身上的十字架，横条是伏德魁，竖条是瞿玉郎。从中表明主人公负重前行，在追求革命和进步上，比别人更不容易，从而显现，“客人”原来真的潇洒。他们像所有的名人艺人那样，在大革命时代，属于“边缘阶级”。他们并不是反革命，然而也可能随时会被“革命”。因为他们是事业成功人士，对于革命，对于改朝换代，他们有自己的态度，而对于亲人，对于后代，他们也不至于站在对立面。对于这类人物，我尽量营造出一种不真实感，甚至世界和人生的虚幻感，以此增强故事和人物的丰富性和多面性。

潮新闻·钱江晚报：末代皇帝溥仪、军阀韩复榘、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小说在虚构的故事中，夹杂了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这对于您的写作来说，有什么挑战？

王霄夫：大事不能虚。许多悬浮剧没有标明年代和真实人物，可能是在规避创作难度，这或许是一种很聪明的写作。

本书塑造的这几个真实历史人物，加固了叙事框架，使故事有所依托，结构更加稳定，叙述上也更有真实感，也因此把同时代的名不见经传的“非历史人物”找出来，用更多的笔墨聚集在新创作的主人公身上。一是与这些人物的联系更加可信，如进宫唱戏会遇到溥仪，作为国剧振兴委员会主席和赞助人的韩复榘会接待名角之子，到浙大求学见到校长竺可桢概率很大；二是可以表示主人公见多识广，心有底气，一系列敢作敢为的行为也更让人信服；三是让历史真实回归生活真实，包括还原大人物普通一面，如此，可以增强小说的历史真实感。当然，挑战难免，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把历史人物（大人物）和虚构人物（普通小人物）尽量拉近，尽量融合在一起，用当时彼此都是熟人的眼光和态度相处相待，从而让读者看到都是活生生的人。

日常叙述中的悲剧内核

潮新闻·钱江晚报：沈甲妃的去向之谜，是贯穿全书的悬念，小说为何选用了相对开放的结局？

王霄夫：人生大都不完美，生逢乱世，个人诸多无奈，甚至更多的是遗恨。因为革命，因为战争，因为离乱，上一辈太多家庭有失踪人口，有的直到现在，尸骨仍然没有找到，灵魂仍然无法招回。而我们讲述了太多圆满的故事了，以致大多时候把他们忘记了。因此，我采用了这样一个基于日常叙述的悲剧内核，有别于传统戏曲和电视剧男女主人公命运的程式安排。写到最后，已经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结局，因此我觉得，如此更有力量，更接近生活真实，更值得读者回味。如此，读起来可能会困难一些，爽感会少一些，但读进去之后，触动会更深一点。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潮新闻·钱江晚报：小说中，有两次提到《红楼梦》，都与“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这一段剧情有关，这里是否是以宝玉隐喻伏申的成长？

王霄夫：这的确是阅读本书的一个很好的角度。

相同的是，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是梦中事，是虚幻境，是表明可以开始有爱情了，有爱的能力了，而金玉良缘、木石前盟，是故事的主线、实线，与贾宝玉相伴相处的是林黛玉，是薛宝钗，是晴雯、袭人这些现实人物。北平监狱的寒夜里，一对青年男女相拥取暖，故事也由此真正展开，而伏申后来在杭州、在更长的时间里遇到的是谭杭丽、沈乙嫔和蓝栀子，现实中更多的是与她们的相遇和交往。

不同的是，沈甲妃不是秦可卿，她是革命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是伏申的启蒙者，开导的不仅仅男女情感那点事，更重要的，启发最多的，是人间正道，革命情怀，牺牲精神，还加上对北平以外的杭州认知，等等，因此，相对复杂一些，社会一些，甚至功利一些。

然而，《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单一和单纯。

潮新闻·钱江晚报：克里森的《最忆是杭州》和催眠术，在全书中起着穿针引线甚至补白的作用，这样的叙事颇具创新，您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视角，勾连起许多情节？

王霄夫：初稿完成之后，总觉得视角显得单一，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没有多方位的评价和判断。我曾想到写马可·波罗，甚至写到几百年后他穿越回到杭州，也许这样会很精彩，但我感到风格上很难统一，还是退缩了。《六尺之孤》中，我因为写了但丁神父，发现当时浙江各地有许多教会医院和外国医生，他们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中，对当地社会相当了解，官场和民间的朋友也很多，所以有这样一个角色叙述杭州，我觉得角度会很特别的。因此，在最后定稿时，我加上了这个人物线（不是马可·波罗），使故事饱满丰富，更有层次、更有格局。

潮新闻·钱江晚报：能向读者透露一下，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吗？

王霄夫：我以前的中短篇都是现实题材，而长篇创作都是历史题材，写一部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回到当代，写当下的人和事，是我的心愿。我准备写这样一个故事，地点在江南古镇，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一个女舞蹈老师、基层文化工作者，是如何在社会变革中守望美好的过去，与坎坷的命运奋力抗争，最后讲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