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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周礼·考工记》也逐渐被大家熟悉起来，而其中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作为北京建都的基本依据，更是被大家津津乐道。那么《周礼·考工记》为什么会成为我国古代都城营建的理想蓝本？古人理想中的都城里又有怎样的文化内核？不妨一起试着探其根源。

宋本《考工记》

元大都复原示意图

礼之源起

说起《周礼·考工记》，要先从礼讲起。礼的产生与我国古代的祭祀有关。祭祀是当时社会的一项重要也非常普遍的活动，比如在种植、耕作、狩猎、收获的时候，古人都要举行祭祀占卜，祈求护佑。繁体字“禮”本身的造字结构也可看出其特殊的含义：左边的“示”表示神灵，右边的部分“豊”代表祭祀物品和祭品。《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礼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我国夏商时期，相传到了西周的时候，周公旦“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他将祭祀神灵纳福的“事天”活动规制，分化为各种具体礼仪和行为规范，中国文化从商到周，礼乐文明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从西周开始，礼和乐的表现形式都有明确的标准以及很强的示范性和操作性。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个农业大国，古人以农业为本，靠天吃饭。在他们的心中，天是至高无上的，一次次的占卜和祭祀，就是祈求上天的保佑。古人对自然法则和宇宙秩序的敬畏和遵循，让他们想通过法天、法自然，达到社会和谐，崇尚秩序和道德的目的。他们认为礼的终极根据是“礼本于大一”，孔颖达认为“大一”即“太一”。“太一”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是宇宙和自然的本原，也是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根源。因此，礼的存在无可置疑。

有了礼的合理性，还要进一步研究礼的特征，于是提出了“礼生于分别”的理念，也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意思是天在上，地在下，尊卑高下自然分别。人类社会的规范也应该效法天地，有等级贵贱的分别。

回顾西周初建之后，如何让大大小小的分封诸侯国不仅要团结在周王的身边，还要和睦相处，就需要建立一套制度，来维护整个国家的稳定。礼乐文明的出现正是让人们通过遵循礼制的原则，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

礼乐制度还涉及了古人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建设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周礼·考工记》里有很多关于等级的规定，比如，匠人营国，方九里之国乃是最大的都城，诸侯之国的都城最大只是方七里等这样的说法。

《考工记》由于里面记录了大量的手工艺做法，被后人称作我国第一部工科巨著，也被称为手工艺技术汇编。作为一部科技方面的著作，为何编入《周礼》中？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周时期，礼乐得以兴起和繁盛，到了东周的时候，“礼崩乐坏”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秦统一华夏之后，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另外，为了在文化上取得统一，除了医药、占卜这样的书籍以外，“非秦记皆烧之”。这样一来，大量春秋战国及以前的书籍都难逃厄运。不过，很多书籍还是通过各种形式，甚至是人们的口口相传保留了下来。汉代，开始广泛征集失散在民间的文本，于是，相传是周公旦所作的《周礼》被发现，又因为其中缺少了一篇，后将先秦时期的《考工记》纳入其中作为补充。

《考工记》之所以能补充到《周礼》中，也是因为两者对“礼”的理念是一致的。《考工记》中的语言很多都是春秋战国时齐国的方言，因此有人判断其出自齐国人的手笔。齐国是西周著名人物姜子牙的封地，和周公旦的封地鲁国不仅紧紧依靠，而且都是西周礼乐的中坚力量。鲁国有“天子礼乐者”之说，也是说，鲁国是最尊崇“周礼”的诸侯国。孔子作为鲁国人，就曾经称赞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周礼真是丰富多彩啊，我赞同周礼。后来，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礼制也随之发扬光大，《周礼》作为儒家经典流传了下来，其中《考工记》所载手工艺及思想也随之成为后世效仿模本被传承。

礼之元素

《考工记》提供了大量的手工艺做法，确定了工艺和制式的标准，再加上《考工记》里提到了很多相关负责的官员职位和等级，这使得它不仅是一部考核工艺制式和质量的“实用手册”，理念还和《周礼》一脉相传，那么“匠人营国”中所内含的礼制文化都是有迹遵循的。

首先，在“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这句话中出现了数字“三”和“九”。古时候，“三”和“九”这两个数字常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古人认为“三”是万物之始，有“三生万物”之说；“九”作为数字中的极数，也被视为天的象征，常用来表示至尊或终极。

“三”和“九”后来都常用来表示礼的规范，比如结婚要“三拜”，敬酒需“三巡”，天有“九重天”等等。此外，“三”和“九”还有数量多的意思，清朝人汪中在《述学·释三九上》中说：“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

其次，“左祖右社”指王宫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禝坛。左右是根据君王面南的方向而定。也就是祖庙在东边，是帝王祭拜祖先的地方；社稷坛在西边，是帝王祭祀土地神、粮食神的地方。

历史学家任继愈总结：中国传统宗教的核心信仰是“敬天、法祖”。中国人崇拜上天，不仅是因为对农耕文化的依赖，更是因为上天是德的代表。而君主是天选之人，德配天地。这种天命观念在封建社会长期统治世人的思想。

第三，“面朝后市”说的是以皇城为中心，前面是朝廷，后面是集市。按照唐代儒家学者贾公彦对《周礼》的解释：“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处，阳，故在前；三市皆是贪利行刑之处，阴，故在后也。”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阴阳，二是朝和市的功能。

《易经》中有“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说法，意思是古圣先王坐北朝南，面向阳光而治理天下，这是自古帝王面南背北的依据。君主面对的朝廷是大臣们处理政务的地方，神圣而庄严，属阳。而集市是商贾追求利益的地方，在古人重农抑商和讳言财利的前提下，将集市放在令他们忌讳的北方最合适，属阴。

实际上，按照《周礼》的记述，西周对集市的管理十分严苛，不仅设有多个管理集市的机构，还针对缺斤短两、假货、诈骗、偷税漏税等行为进行惩罚。在当时的观念看来，集市这个地方藏污纳垢，所以有“君子无故不游观焉”的说法。

集市这样一个不讨好的地方应该离皇城远一点，但为什么要挨着皇城呢？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说明了原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意思是说世间万物都背阴而向阳，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和谐体。皇城的“负阴抱阳”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形式。

第四，“市朝一夫”所规定的是朝和市范围的大小。“一夫”的意思是方圆百步。按现在的尺寸来看，就是一个东西南北各长140米左右的正方形。《考工记》里的朝廷和市场都规划在这样小的一块地方，不免让人费解，不过，只要对比一下都城的大小，也就明白了。周初那时的城市本身规模就比较小，“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

《考工记》中所记载的都城“方九里”有多大呢？按照许嘉璐先生的考证，当时五步为三丈（双脚各跨一次为一步），一百八十丈为一里（古代的里小于今天的里）。按此推算，周天子的都城大小相当于明清时北京的皇城，而诸侯国的王城尺寸则略大于故宫。《考工记》里提到的城市不大，朝和市面积也不大，但在那个时代，是足够的。

礼之实践

《考工记》中所记载的营城方法被后人称作最理想的建都范式。但从历史上来看，在西周以至于后来很多朝代的都城建造，出于各种原因，这个理想的建筑规制还都只停留在理想阶段，未用于实践。

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因地营城的方法。《管子·乘马》中有“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也就是说，建都城要考虑周边的地理环境。

很长时间以来，《考工记》的营城规划也只停留在儒家的纲纪和古制里。直至隋唐，才出现了大致符合“营城”建制的都城。元明清时期的都城建设和改造，在格局上基本恢复了《考工记》的旧礼。

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位少数民族的皇帝，他基本上认可并接受中原文化。元朝的名称就是忽必烈引用《易经》中“大哉乾元”，确定国号为“元”。而他自己的年号也是按照“至哉坤元”之意，年号“至元”。在都城的建设上，忽必烈在定都之前就计划建设一座雄伟的都城，来彰显其功业的伟大。他授命精通儒学的刘秉忠主持建设新的都城。刘秉忠则完全按照《考工记》中“营城”的做法，勘测定位、规划布局，终于建成了与《考工记》记载中王城的规制最接近的元大都。

元大都城的街道，横平竖直，互相交错，都有统一的标准。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元大都待了9年，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大都城内街道这样描写：“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他还对此大加赞赏：“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元大都虽然是以《考工记》为蓝本建造的，但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元史·地理志》记载，大都“城方六十里，十一门”，这也远远超过了“方九里”的规制，更为重要的是，元大都在建设中，确定中心台作为全城的中心，依据这个中心建城，更加便于城市管理。

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建设和改造对古制也有所发展。比如左祖右社，本应该是在宫廷的正左和正右，但明代却将其分别改在了左前方和右前方，使得宫廷和祖、社连成为一体。在这些变化中，集市位置的变化应该属于最大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中集市的位置也按照城市居民的需求自然分布开来。

历史不断前进，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文化元素，都在历史的滚滚浪潮中逐渐被淘汰。对于北京来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不断阐释和再造，为这座的古老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