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探索历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也带给了中国现代文学回顾其曾走过的75年研究历程的一个时间节点。历经一代代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艰辛探索［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展现出丰富而多维的面向。而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或许体现在对“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探索，对现代文学中所蕴含的中国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研究范式和话语形态的凝练。本文试图围绕研究界对“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探索与阐释，聚焦若干具体相关议题，借此管窥75年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一、凝练“文学经验和话语形态”，构建“现代中国文学传统”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几代研究者的探索历程尽管充满艰辛与曲折，但总体性的方向却始终如一，那就是探索与归纳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历史特质，总结与凝练“现代文学经验和话语形态”，进而建构与古代文学并驾齐驱的“现代中国文学传统”。
构建“现代中国文学传统”既是几代研究者孜孜以求的总体性目标，也构成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直至今日的现代文学研究所内含的重要使命。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研究界还同时肩负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文明远景贡献现代中国特有的世纪经验和话语方式的历史重任，因此，凝练“现代文学经验和话语形态”，升华“现代中国文学传统”，正是从枝繁叶茂中凸显出大树主干的过程，是在沟壑纵横的历史地貌中勘探主矿脉的过程，也是在纷繁复杂的现代文学发展脉络中揭示关键结构的过程。始于“五四”的现代中国文学只有经过深入阐释和集中探索，才有可能最终型塑为堪与古代文学比肩的“现代传统”。
经过几代研究者坚持不懈的探索，作为“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贡献的“中国化”的文学经验和话语方式，可从以下几个面向加以阐述。
其一，中国现代文学是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历史转型过程中生成的文学，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弥足珍贵的见证。而文学研究界的使命之一， 即是对这一大变革大转型的历史时代的文学进行完整全面的刻画和勾勒，进而揭示民族自救图强、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总结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文学经验，锻造属于现代中国自己的文学话语。
其二，研究界把“现代中国文学经验”视为时代性的忠实反映。在研究者的视野中，现代文学记录和反映的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从文学启蒙、思想解放，到文学革命与社会变革，再到民族自立与华夏复兴，现代文学始终与时代精神血脉相通，文学家们也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和提出时代的最重大最现实的问题。现代文学研究因此也必然先在地蕴含着大时代的大气象，同样构成的是“现代中国文学经验”的时代性表征。
其三，现代文学是先锋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现代文学内含创造性、新颖性和探索性，并始终具有先锋性质，因而一直秉持“创新”的精神；同时，又始终张扬“人”的觉醒、“平民的文学”以及“人民的文学”的大旗。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现代文学也真正践行了走向人民的历史宗旨，也成为了“人民的文学”的组成部分。而现代文学研究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所阐发的“人民本位主义”，到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从新时期对“人的发现”的“五四”精神主题的重塑，再到21世纪以来“人民至上”和“人民文艺”观念的奠立，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揭示出现代中国“人”之历史的丰富内涵［2］。
其四，中国现代文学是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产物。在“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构成之中，既有华夏几千年传统文学的滋养，又广泛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文学经验。“五四”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正在于一代先驱者“开眼看世界”，以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广泛汲取全世界的营养，以“拿来主义”的积极姿态消化各种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同时坚持继承和发展、创新并重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对本民族的文学传统的持续性变革，从而创造出既内化了古典传统又转化了域外资源的崭新的现代文学。而现代文学研究所奠立的容括了古今和中西的双重坐标，正是因应现代文学“兼收并蓄”传统的必然产物［3］。
其五，现代文学也表现出始终如一地追求“现代性”的精神特质，“现代性”的总体视野和研究范式也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轴。“现代性”范畴中凝聚了人类对何谓“现代”的总体性思考，也蕴含了创生和催化中国现代文学核心特质的内在历史动能，促使传统中国文学迈向现代，成为世界文学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性也是人类步入“现代”之后最重要的观念图式和具有统摄性的大叙事，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学正是在追寻和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进入了现代的时间纪元，也纳入了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尺度；既参与了现代世界历史的构造，也从中生成了具有中国性的现代性理念，从而以本土的现代话语形态，提供了对世界历史和全球之“现代”的反思性。在相当的意义上，人类如今依然生存在现代性的后果里，中国人今天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也同样继续受到现代性的规约。“现代性”在中国是怎样发生的？［4］中国式现代化有什么样的独特属性？现代中国又是如何生成和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现代性话语？这些都是研究者总结现代文学传统时所应对的课题。
也正基于上述研究视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试图提炼与建构本土文学话语形态，重塑现代中国文学传统，从而在研究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像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所说，中国人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是“我们现代的声音”，说出了“现代的活人的话”，而不再是“唐宋时代的声音”，进而也“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5］。这种“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的标志之一，正是中国人在说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所创造的也是中国人自己的话语形式。
也正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意义上，现代文学研究为“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奠立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即致力于变传统为当下，也使当下融入传统。而作为传统的现代文学也并非是过去时的存在，而是依旧与今天的生活现实密切相关，也与21世纪中国新主体性的生成密切相关。研究者不是将现代文学传统视为有待被审视和处理的、外在的客体，而是将之视为人们生存其中的传统血脉。20世纪的文学以及文学研究之所以能走到今天，现代文学传统的滋养正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而研究者们对于现代文学话语和范式的探索，尤其表现在对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精髓的聚焦，对现代民族文化底蕴的挖掘，对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的升华，进而表现在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美学与文学形式层面的总结和提炼。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交相辉映，构成的是“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叙事主轴。20世纪的中华民族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以及艰苦卓绝的奋斗，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而“五四”直到今天的文学则是中国世纪经验以及世纪故事的忠实传达和写照，进而在文学研究中形塑着中国话语和中华美学。反过来说，被研究界塑造成型的中国话语和美感形态也是中国经验的升华与凝聚，“现代中国文学传统”正是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的相辅相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深入总结现代文学研究历史进程中对“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塑造，既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具有现实性与未来性。现代文学的历史实践不仅仅意味着现代作家们开启了崭新的文学现代性，也以其优秀的文学创作以及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孕育和启迪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远景，蕴涵了21世纪民族复兴的新能量。因此，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性叙事，既有助于总结和发扬现代文学传统，坚定民族复兴信念，也有助于从学科知识体系的角度具体阐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探索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凝练“现代中国文学经验和话语形态”，进而使“现代中国文学传统”汇入中华民族未来的愿景之中。
在重塑“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过程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实绩。限于篇幅，以下只选择了重估“五四”、重塑“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语言形式和审美范式、再现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三个维度，次第展开简略的论述。
二、重估“五四”之于“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历史意义
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文学形式、语言形态和审美范式，重新锻造了以现代作家和现代读者群为中心的新的文学主体，最终奠定了堪与几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媲美的“现代中国文学传统”，也以文学的历史实践参与了从“五四”延续到今天的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进而也广泛和深入地影响了这一征程。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历程，正是从文学学科、科研建制以及知识体系的意义上探索这一“新传统”的起源、奠立、发展、演进，以及在新中国75年的历史中得以继承和创新的过程。
从几千年以来直到未来文学史的一种长时段视野出发检视现代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传统”将获得更准确更鲜明的历史定位，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地位也将得以进一步彰显。“五四”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走向现代文学的历史转型期，也是作为“大时代”的中国现代的开启，同时孕育了中国文学从现代走向新中国的当代文学进而展开未来世纪远景的历史实践。因此，五四新文学既是文学现代性的起源，也开启了现代启蒙主义和文学革命的理念，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开端。75年来，对五四新文学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堪称硕果累累，既是现代文学研究界代表性成果的体现，也为现代传统的总结奠立了基础性研究工作。“五四”始终成为研究界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6］，它之所以并未在百余年的历史尘埃中湮没，是因为“五四”已经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所发动的一次政治和社会事件，也不仅仅是标志着现代中国之创生的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同时，“五四”已经沉积为一种传统，它是中国在20世纪以来新的现代传统的出发点。“五四”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各种思想和文化话语以及语言的范式，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语言形态和精神生活。而作为一种世纪传统的“五四”，则意味着它已经渗入了中国的文化血脉，并将穿越今后漫长的时空，在遥远的未来产生回响。
作为传统的“五四”，它的历史内涵体现为丰富的层面：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其精神核心是启蒙主义和个体主义，表现为“重估一切价值”和“人的觉醒”的主题；在对古代传统的态度上，则是彻底的反传统，主张“打倒孔家店”，“烧毁三坟五典”，如陈独秀所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7］；在文化姿态上则是急剧变革的激进主义，力图通过破旧立新实现民族自救和国家富强。这一切都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走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研究者认为：
假如放宽眼界，设想未来的历史学家撰述中国文化史，“二十世纪”这一章该如何“命名”？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定为“五四时代”。［8］
“五四”作为现代中国之“历史的”与“逻辑的”双重起点，还表现出它所蕴涵的思想、理论、学说的丰富性以及对中国未来道路选择上的多元可能性。“五四”是个弥漫着文化论战火药味的时代，一方面在历史的转型期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新旧思想与学说的交锋；另一方面，论争之所以一直伴随着“五四”，是因为一代人在思考中国社会的变革方式时有不同的选择，或者说是有不同的文化姿态。
“五四”的文化姿态与精神传统的真正代表人物是鲁迅。而鲁迅研究也是75年来现代文学中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研究者们共同塑造了鲁迅的经典形象：既是现代之父，也是现代之子；既被“五四”塑造，也塑造了“五四”。鲁迅的意义也集中体现在他是现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凝聚和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象征，恰如他死后的葬礼上，盖在他身上的旗帜所写的“民族魂”。鲁迅也是中国民族根性的批判者和改造者，是现代中国民族性格的反思者，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缔造者，是民族的真正脊梁。作为某种价值和精神依托，鲁迅有永远的意义，对当今的中国和今后的时代都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鲁迅也代表了“五四”启蒙主义和文学革命的真正实绩。鲁迅自认为是“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9］，这种“闯将”，集反叛性、先驱性和创造性于一体，也使鲁迅创作出既内化了传统文学，又独异于传统文学，同时完全可以媲美古代文学经典的真正现代的文学作品，也使现代文学有了最初和最好的经典［10］，进而成为塑造现代文学新传统的第一人，也是奠立现代中国文学话语的第一人。在研究者眼里，“五四”奠定的启蒙主义传统中也同时内含着鲁迅式的“抉心自食”的反省精神和深刻的“怀疑主义”思想。这种反省精神的逻辑起点就在鲁迅创作的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中。在小说中，令狂人深感震惊的是对“我也吃过人”的发现，进而意识到自己与吃人的旧传统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由此生成的是狂人对“原罪”意识的自觉。这无疑是一种悲剧性的痛苦认知，但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或许只有鲁迅真正体认到了这一点。这意味着，研究者通常所理解的作为“启蒙主义”第一声的《狂人日记》，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就同时标志着鲁迅自我反省和忏悔意识的生成。这也是现代文学传统与遗产中独异的部分［11］。
而在诗歌研究界，“五四”时代的主体形象则聚焦在郭沫若所塑造的“开辟洪荒的大我”身上。这个抒情性的大我既凝聚了“五四”狂飙突进的精神，也是民族浴火重生的象征（《凤凰涅槃》）。同时也正像郭沫若的诗篇《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所歌咏的“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在这个“大我”身上，体现了集破坏和创造于一身的时代精神。这是郭沫若的《湘累》：
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12］
“五四”的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奔放和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都在郭沫若的诗歌中获得了极致的体现。
“五四”特有的世界视野和宇宙意识，是郭沫若的诗歌为现状中国文学所贡献的新质。《天狗》试图创造一个“把全宇宙来吞了”“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一个自我极端膨胀，具有绝端的自由和惊世的创造力的主体，反映了现代的来临带给诗人的生气和激情，以及一个新时代所能展现出的巨大可能性。其文学资源汇聚了西方的泛神论以及中国古代老子和庄子的智慧，又兼容了李白的想象力，是“五四”时代精神的范本。
“五四”的文学革命也孕育了随后发生的革命文学的历史逻辑，从而为现代文化的核心精神轨迹——启蒙与革命的互动奠立了历史的起点。而从21世纪的今天重审“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研究者对两者的关系也获得新的阐释视野［13］。有研究者认为：革命同时也是一种启蒙［14］，两者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而从“启蒙”与“革命”辩证互动的历史格局重审鲁迅、茅盾、丁玲等左翼作家，从革命文学到延安时期的解放区文学，都经历了政治革命意义上的启蒙过程。而政治启蒙尤其具有召唤革命主体性的历史动能，只有像丁玲那样经历了“人是在艰苦中成长”的精神淬炼，才能把革命主体的塑造和未来社会远景的擘画同时呈露在文学作品的内景之中［15］。
三、锻造“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语言形式和审美范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探索的空间，还体现在对现代文学的创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新的文学语言、文学样态，以及新的作家主体形式的深入探讨。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研究界，开始自觉地把始于晚清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诉求诉诸文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历史实践和文学理论的双重意义上，描画出“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蓝图。这种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既是现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重要视景，也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一大学术使命。
从民族国家文学的角度对现代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的锻造过程进行描述，也由此构成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令人瞩目的实绩之一。正是在总结民族国家文学历史实践的意义上，研究界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在现代中国从传统东方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充分呈现现代中国人的个体生命形态和民族历史命运，从文学实践中勾勒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生存困境、心灵图景以及民族愿景；二是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语言形式和审美范式提供学术总结和学理依据。
研究界的这种学理依据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胡适在1918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的范畴，正因应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要求。鲁迅曾说，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16］。胡适所提出的具有战略性考量的文学革命方略，恰是在“国语”与“文学”之间建立结构性关联：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17］
而研究界正是在创造性地转化胡适的理论资源的过程中，进一步论证了“文学”与“国语”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统一性，也充分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关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胡适继续阐发关于“文学的国语”的论断：“国语有了文学价值，自然受文人学士的欣赏使用，然后可以用来做教育的工具，然后可以用来做统一全国语言的工具。”［18］这番话既从民族国家通用语的角度，也从现代教育的视野，更从文学自身价值独立性的意义上赋予了现代文学之于“国语”的作用与功能。其中，胡适大力倡导把白话文学引入“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则从教育体制层面加速了现代文学成为国语新典范的历史进程。胡适的一系列设想，从文学性理念、文学教育以及制度层面论证了现代文学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在研究界的历史认知中，“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是语言的革命，其基本的方案是追求“言文一致”，真正实现了晚清黄遵宪大力倡导却难以实践的“我手写我口”。同时在文学语言上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在新编的中小学教材中大量引入运用了典范白话的现代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白话正式成为“国语”，新的民族国家语言由此诞生。
作为“文学的国语”，现代作家们创造的文学语言自然与大众百姓的日常口语无法同日而语，而是在日常口语基础上的凝练与升华，是日常语言的审美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体史研究正表现出对日常语言的文学化以及文学语言的审美化的探讨，为新文学所缔造的“文学的国语”拓展出新的研究视野。五四新文学的语言创造因此在研究者的阐释中显得异彩纷呈。例如研究者在现代女作家冰心自述的基础上把她所贡献的“冰心体”语言形容为“白话文言化”与“中文西文化”，堪称精准地概括了冰心在白话写作中融入文言成分，同时又在现代汉语的习惯和文法中融合了西方语言的句式和语法的文体风格，冰心也成为一个熔铸古诗文和西方文体的典范作家，对“五四”时期“美文”的创造独具意义［19］。俞平伯则在语体风格中追求一种“涩味”，使散文如橄榄般更耐人咀嚼。但总体上说，现代“文学的国语”的发展大方向是兼容古今与中外，即如钱玄同所说，“国语的杂采古语和今语，普通话和方言，中国话和外国话而成，正是极好的现象，极适宜的办法”［20］，而现代文学中典范的白话文正是在运用口语的基础上，杂揉欧化语、古文、方言等成分融会贯通的结果［21］。“文学的国语”与“国语的文学”的观念由此在研究界大体形成了共识，也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学”有机的构成。
而“散文”文体在“文学的国语”创立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端因为中国辉煌的古代散文传统向现代作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白话文能否写出堪与古文媲美的文章，是对现代中国是否能够创造“文学的国语”的最好检验。鲁迅认为现代白话散文所显示出的成就，“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同时认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就最高，“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22］，显示出现代文学已经初步奠立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形式和审美范式［2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中，对鲁迅创作的诸种文类从语言艺术和审美形式角度进行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名篇《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故乡》等小说经过一代代研究者的研读，都成为“文学的国语”的典范。从内容上说，《呐喊》是传达现代中国经验的最可宝贵的文学遗产，充分表现了鲁迅对中国两个阶层——知识分子和农民命运的深刻体察与同情，表现了鲁迅作为民族性格的缔造者和民族根性的批判者的思想深度；而从语言和文体艺术上说，《呐喊》既是中国现代“国语的文学”的开端，又是小说语言艺术的顶峰，很难被后人逾越，这一点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少有先例的［24］。而近些年在鲁迅研究领域的突出成绩则体现在鲁迅杂文研究的热潮中。研究者们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对鲁迅杂文的独异的文体学以及文学性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5］。
与语言形式和审美范式相关的，是研究界在诗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尤其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研究，汇聚了21世纪以来学界的许多新的生长点［26］。研究者们认为，现代文学在40年代表现出更加丰富、成熟和多样化的形态，在诗学探索方面尤其具有创造性。战争语境贯穿了整个40年代，而抗战时段的国土被切割为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个地域，也为诗学图景带来了丰富性和复杂性［27］。三个地区既共享某种共时性的历史语境、创作理念和诗学特质，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进而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间表现出的具体诗学取向，被研究者们概括为“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抒情的放逐”“诗的形象化”“乡土抒情”“长诗与史诗”“新的综合”“以肉体去思想”等具体范畴［28］，呈现出40年代诗学探索的驳杂图景。
而在小说领域则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在观念和形式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有学者这样描述这一阶段小说创作的新“突破”：“把文学真正作为文学来研究，你会发现，现代文学正是在40年代，出现了自我突破的契机。这契机自然首先是由创作者的个体显示的。相当一批作家，在小说艺术上实现了对于自己的超越”：
“契机”还在于，正当此时，出现了一批“奇书”，不可重复、也确实不曾重现过的风格现象，比如钱钟书的《围城》、萧红的《呼兰河传》、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以及评价更歧异的徐訏的《风萧萧》，张爱玲写于沦陷区的那一批短篇。作为特殊的风格现象，我还想到了师陀的《结婚》、《马兰》，上述作品即使不能称“奇书”，也足称“精品”。……而由这可观的“量”中，我更注意到了，有关作者都在自觉地致力于文学的内在规律的把握。因而思路极分散——在选材上，追求又极集中——对于文学的自身功能。“异”中有引人注目的“同”。［29］
这一批“精品”所表现出的“异”主要体现在小说各异的文体结构形式、语言风格和审美范式，而“引人注目的‘同’”或许就体现为研究者对小说家在战争年代的历史经验、世界体验，以及审美感受的概括和总结之中，体现出一种把文体实验、观念探索以及审美感受融为一体的诗学取向。
四、革命文学的深刻总结与再现中国革命的卓绝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5年来的研究成就还充分体现在对革命文学以及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进而忠实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卓绝历程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历史正是一部中国革命史，而革命对现代文学产生的是既深刻又长远的影响。革命文学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也为“现代中国文学传统”贡献了不容或缺的内质；缺少了对革命文学加以提炼的环节，就会导致现代传统的根本性缺失。正是革命文学，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的观念视野，制约和规训了中国人20世纪的情感方式、语言习惯和审美机制，诸如革命、阶级、民族、政党、普罗、底层、救亡、翻身、解放、改造……一系列话语背后积淀着观念样式，最终影响的是中国人的情感结构、精神结构和价值结构……”［30］在研究者看来，“革命文学”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提供了理解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中国的合法性的情理依据，也为中国革命深入社会、民间、底层提供了丰富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生活境况，同时也深入而持久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基层社会形态，成为民众作为中国革命主体的能动性以及与革命观念密切关联的重要情感来源。
革命文学的历史，既是与中国革命相始终的历史，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发展史。中国的革命经验，既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结构性因素，也是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就的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文明景观，从红色苏维埃的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而开始了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冷战”，使红色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与西方世界的抗衡构成了20世纪风起云涌的世界史图景。当今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需要在这个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进一步的阐释。
现代文学研究界也因此获得了在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时段和跨时空视野下对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实践进行阐释的总体性。研究者对中国“革命文学”以及革命传统的探索和阐释，一方面力求呈现中国革命对世界文明史所能贡献的独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试图把中国革命纳入20世纪乃至新世纪以来的全球文明史。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研究界对革命中国历史传统的探索与总结，也将汇入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经验之中，进而影响人类文明的未来愿景。
进入21世纪，研究界经历了一个重估“革命文学”传统以及重估中国革命历史实践的热潮，从而构成了对上世纪末发生的贬抑革命文学的“去政治化”思潮的反拨，进而开始“检讨 80 年代那种简单的拒斥态度，并对那种态度背后蕴涵的意识形态内涵、文学观念或评判文学的标准做出一定的反省”［31］。研究界的这次重估革命传统的思潮，既是对革命中国历史遗产的重新理解，也力图在左翼文学、延安传统以及社会主义文学等诸个历史时段之间建构连贯性的叙事，进而在新世纪获得一种关于中国革命传统的新的总体性架构，重建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阐释范式，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相关的议题：
比如怎样看待延安文学以及共和国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与革命文学以及左翼文学的关系？与20世纪的前半叶相较，1949年之后的文学历程是否生成了完全不同质的文学形态，还是从起源于左翼时期的文学直至延安时期的文学那里可以找到一以贯之的线索？这关系到我们如何重构和叙述一个连贯的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进而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叙事线索。［32］
对“革命文学”传统以及中国革命道路的重估，近些年在学界还引发出“重返20世纪”乃至“保卫20世纪”的热点话题，进而增益和扩容了关于“20世纪”的言说范式。如果说中国学者在霍布斯鲍姆“短20世纪”言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也贡献了一种诠释中国的“短20世纪”范式，对于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不乏解释力［33］，那么有研究者提出的与“短20世纪”构成对话关系的“长20世纪”说，则是理解“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所谓的“现代化范式”［34］。两种范式在彼此参照和互证的过程中，丰富了学界对于20世纪的理解。
因此，探索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历史轨辙，有助于我们“却顾所来径”，思考20世纪中国如何走到今天的历史时代，重建关于“革命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构关于“20世纪中国”的大叙述，进而为“20世纪中国”描述出大气磅礴、内涵丰富、无法轻易化约的历史图像。这也意味着“20世纪中国”既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但也同样在研究者的观察视域中被形构为一种话语体系和历史叙事。同时，作为话语体系和历史叙事的“20世纪中国”，它的指向似乎并不仅仅是历史事实，而更事关对当下中国的现实判断以及关于未来的远景叙事。
现代文学研究界关于中国革命的思考也正着落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语境以及对“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总体性描述之中，进而充分彰显了中国革命对于建构“现代传统”的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之后的今天，借助于新世纪的后设立场和视角，或许可以重新反思与凝视“现代中国文学传统”，进而体认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的创造性、总体性以及未来性。始于“五四”的现代文学不仅仅意味着崭新的文学现代性的开端，“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开端，也以其伟大卓越的文学创作以及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孕育和启迪了革命中国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远景，蕴藏了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火种。而现代文学研究通过对“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重塑，也得以汇入到民族复兴的历史长河之中。
注释：
［1］ 75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成就离不开新中国几代学者的历史贡献，王瑶、李何林、唐弢等第一代学者对学科有开创之功，严家炎、樊骏等第二代学者是学科研究传统的构建者，钱理群、王富仁、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等第三代学者承担的则是承前启后的学术使命。参见钱理群《严家炎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代学人”的影响——在“严家炎学术文献展暨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争鸣》2024年第3期。
［2］ 参见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罗岗《人民至上——从“人民当家作主”到“社会共同富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罗岗、孙晓忠主编《重返“人民文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3］ 对西方资源的研究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参见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
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表现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著作（均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4］ 参见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1994年第6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以及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参见孙玉石《走近真实的鲁迅：鲁迅思想与五四文化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陈平原文集》第24卷，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等著作、刘纳《论“五四”新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更年轻一代学人季剑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北京三联书店2021年版）等。
［7］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1卷1号。
［8］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第69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9］ 鲁迅：《论睁了眼看》，《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41页。
［10］ 严家炎有“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之语。参见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11］ 参见吴晓东《从“回心”到“终末论”》，《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177页，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12］ 郭沫若：《湘累》，《女神》，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 参见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读书》2016年第2期。
［14］ 参见李国华《革命与“启蒙主义”——鲁迅〈阿Q正传〉释读》，《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15］ 参见唐小林《在战争与革命中“生长”——论丁玲的主体性思考（1936—1942）》（《中国文学研究》 2023年第1期）、冷嘉《战争、家国与“新女性”的诞生——论丁玲延安时期对农村妇女的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5期）、李国华《文学生产性如何可能？——丁玲〈在医院中〉释读》（《人文杂志》2014年第6期）等。
［16］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页。
［17］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
［18］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第2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9］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1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0］ 钱玄同：《新文体》，《新青年》1919年1月15日6卷1号。
［21］ 朱自清在讨论新诗发展历程时尤其看重“欧化”中的“现代化”属性：“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朱自清：《新诗杂话》，第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
［23］ 现代散文领域的研究成果参见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汪文顶等著《中国散文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
［24］ 参见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修订本）》（三联书店2024年版）、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著作。
［25］ 如薛毅《反抗者的文学——论鲁迅的杂文写作》（《视界》第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李国华《生产者的诗学——鲁迅杂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等。
［26］ 参见钱理群《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其中关于1940年代的部分占据了三卷本中近一半的篇幅，武汉出版社2021年版）、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著述。
［27］ 参见吴晓东、姜涛、李国华《在“世界”与“地方”的错综中建构诗学视野——关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对话》，《文艺研究》2022年第7期。
［28］ 参见吴晓东《1940年代的中国诗论图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9］ 赵园：《骆宾基在四十年代小说坛》，《论小说十家》，第160—16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30］ 吴晓东：《左翼革命文学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回响》，《文艺争鸣》2023年第7期。
［31］ 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一文中贺桂梅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32］ 吴晓东：《左翼革命文学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回响》，《文艺争鸣》2023年第7期。
［33］ 参见汪晖《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及《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34］ 参见贺桂梅《在21世纪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