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中的愤与恨
一般认为李商隐的诗“哀感沉绵、宛转动情”（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被归入花间一族，戴了顶婉约派的帽子。但李诗其实并非一意婉约、缠绵。他集中不少咏史诗持论极为严肃，因为牵连进中晚唐政坛的党争，一生沉于下僚，受人挤兑，颠沛流离，诗中故尔常有愤激的表达。古人说“诗可以怨”，积怨深广就可能升格为愤和恨。李商隐“此情可待成追忆”是怨，“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则已转怨为恨。在宣泄心中的负面情绪时，诗人特别偏爱指向极值的用词，绝的，狠的，比比皆是，发声凌厉，与《恨赋》相比，发愤之状有过之而无不及。学界分析李商隐诗的特点时似应加意关注这一点。
李商隐早年受牛党人知遇，后又与李党人联姻，因此背上“此人不堪”的恶名，志不得伸，在自怨自艾、顾影自怜中度过了一生，平日里稍不如意就感慨，有点愁绪便放大，一放大，就如天塌地陷，甚至居然萌生了经由“自残”而求解脱的意念。《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清代学人朱彝尊读此诗后喟叹不已，说是“感愤至矣”。
李商隐的不幸与他同令狐家族两代人的复杂过从有关，诗人早年曾受令狐楚的赏识提携，联姻李党后，因是世交，楚子绹与他偶尔还有信函的往还，即使是虚与委蛇，李商隐也没能掩藏住内心的愤懑：“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有人说是乞怜，考虑两人心存嫌隙、芥蒂极深的实际，我觉得“休问”一词应当直读，含着极重的语气，绝非朋友间撒娇式的嗔怪，那意思分明是“问什么，有什么问头”，穿越语言的表层，还可以把握到毫不容情的诘责：“装什么装，我倒霉的原因你还不清楚吗！”
生活艰辛，乐与异性交往，期望从中得到温情的慰抚，便成了诗人很自然的需求。宦海沉浮，仕途颠沛，与诗人过从的女性大多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如修行的道姑、烟花场中的风尘女子，情感生活并未给他带来男女相恋的甜蜜，爱情诗居然有酸楚和苦涩的况味。组诗《无题》第一首“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长夜苦等，期盼中的情人最终没能现形，而上一次相聚也在毫无征兆的仓促中别去。“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李商隐郑重前约，翘首以盼，等来的却是“望来终不来”的愁怅与痛苦。“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郁积于胸臆的怨气终于在尾联暴发：“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蓬山邈远，而意中人还在万重蓬山之外！“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可以推想，另一首《无题》诗中描述的爱情经历也一定给了诗人本就脆弱的心灵莫大的伤害。
党争的缠夹困扰了李商隐一生，但私怨并未模糊诗人对现实的认知，消泯去一位正直的读书人的良知。抨击社会黑暗,表达对受难者的同情，他的作品时常为此慷慨发声：“玉怅牙旗得上游，安危与共主君忧”，“岂有蛟龙恐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诗人义愤填膺，对兴风作浪、翻云覆雨、气焰嚣张的宦官集团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位卑未敢忘忧国，《重有感》突显了诗人“欲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的勇气和人格，清人纪昀称其“骨格峥嵘，不失气象”。《灞岸》《淮阳路》“荒村倚废营，投宿旅魂惊”；“几处冤魂哭虏尘”，诗人目睹战乱后残破的家园，悯乱怜贫，感时伤怀，尖锐地抨击当政者罔顾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李商隐集中与友人刘蕡相关的赠别、悼亡诗也饱含了满满的愤慨。《哭刘蕡》：“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明面是哭人，其实也是自悼，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诗人发出了痛彻心肺的悲鸣。清人金圣叹品读唐诗，感受到此诗充满了怒火与愤激，说是仿佛看到了李商隐“搏胸叫天，奋颅击地、放声长号、涕泗纵横之状”。
李商隐一生磨难多多，积怨甚深，心态与目光也因此会发生深刻的变异，诗作中的愤恨之声正是这一变异的合理反应。作为一个拥有正义感的知识人，李商隐嫉恶如仇，当黑恶势力的倒行逆施触及他的心理底线时，也一样会引发巨大的反弹，正所谓“情之所感，木石动容；事之所激，生有不顾”（明唐寅：《与文征明书》），我想，这就是李商隐诗作这一情绪取向形成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