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我住在校内第一宿舍二层东南把角的那间，就在新开湖西侧。湖水与宿舍之间有一条小路，通向宿舍后面的《南开学报》编辑部所在地。站在窗前，我经常看到罗宗强先生步履匆匆地走在晨光中，微微低着头，总像是在思索问题。路上行人很多，与他擦肩而过，很少见他聊天，似乎不苟言笑。有时，我也会在路上见到他，个头不高，面容清癯，一脸严肃，让人敬而远之。这是罗先生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1980年10月10日，系里在已公布的学年论文题目外又补充了两个题目，一是从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句论诗美，二是释“神思”，写一篇读《文心雕龙》札记，指导老师都是罗宗强先生。我和曲宗生各选一个，我选了《文心雕龙》。那时，我正热衷于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习，很想在《文心雕龙》上下功夫，如《神思》篇所说的那样：“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此前，王绯、李瑞山和王黎雅三人已选择罗先生作为指导教师，加上我俩，一共五人。

1992年，本文作者（中）与王绯（左）大学毕业十周年返回母校看望罗宗强先生（右）

半个月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相约一起去拜访罗先生。罗先生的书房不大，灯光略暗，一张当时流行的“一头沉”书桌，还有两个正面通体是玻璃的书柜，占据半个空间。我们五位的到来，几乎把书房占满。那晚，罗先生的兴致很高，说话的语调低沉悠远，语重心长，期待中又隐然有一丝淡淡的忧伤，很快就把我们带入到那种富有想象空间的语境中。罗先生自我介绍说，他1961年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研究生，1964年毕业后分到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任教，1975年才调回南开大学，在学报工作。初次见面，印象很深，我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感受：“学年论文的辅导老师原来也是一个相当有水平的人，看来我选对了。”是的，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选择，我们师生结下了四十年不断的情缘。

四年学成，离开南开

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完成后，我的大学生活便进入倒计时阶段。到1981年年底，所有的课程都已结束，就等待着毕业分配的消息。1982年1月7日，分配名额公布，北京有27个岗位，天津34个，多在政府机关。分配方案中，北京的教学科研单位不多，仅有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印刷学院等，还有《中国社会科学》《瞭望》《中国建设》等杂志社。其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是我的首选，毕竟那是最高的学术机构。

为确保实现目标，我专程拜访教研室主任郝世峰先生，急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求职意愿。听了我的陈述，郝老师有点惊讶，他说：“到清华工作多好啊，那是一个很好的单位，有很多老师推荐你。我们都以为你愿意去呢。”我后来才知道，所谓“很多老师”，包括王达津、罗宗强、郝志达等先生。当时我很不懂事，还是百般恳求。郝老师见我情绪有些激动，不无为难地说：“名单都定下来了，更改有点难。如果你真想去杂志社，不妨和系领导再沟通一下。”临走，他又嘱咐我说：“千万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点点头，内心涌起一股热流，对郝老师产生一种莫名的感激之情。

系领导很客气地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不免又劝导一番，见我不服，突然把脸一拉，带有训斥的口吻说：“谁告诉你这个消息的？这严重违反纪律，我们要处分他。”

我年轻没有社会经验，顿时给镇住了。经过了凡事都要讲“斗争”的岁月，我知道“违反纪律”这四个字的分量，很怕连累郝老师，只好把怨气压下来。在我生命记忆中有过两次类似的经历。另外一次是在1984年，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开会讨论如何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会上，一位很有资历的革命老人突然发难，责问我们为什么要讲授《长恨歌》这样歌颂帝王爱情的诗歌。其兴师问罪，气势汹汹，翻脸比翻书还快，原来一副慈祥可爱的面孔，瞬间狰狞起来，让我目瞪口呆。这两副善变的面孔，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从系领导办公室出来，我感到非常沮丧，步履沉重，到王达津先生和罗宗强先生家去道别。出乎意料，两位先生不约而同地劝我去清华大学，说那里藏书很多，教学任务也不重，将来很有发展前途。先生们的话，让我心里踏实不少。当然，内心还是有所不甘，又烦请王达津先生给周振甫先生写封介绍信，希望有朝一日能去中华书局工作。

1月19日上午，分配方案正式公布，我最终被分配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当天下午，怀着极其失望的心情，我离开了生活四年的南开园。

到新单位报到不久，我给罗先生写信汇报学习情况。2月17日，罗先生给我回信说：

跃进同志：

十二日信十三日接到，近日身体小有不适，迟复为歉。

你走上工作岗位了，这在一生中是个大事。应该说，条件是很不错的。你又有上进心，且思想敏锐，接受能力亦强，加之以勤奋，是会做出成绩来的。基础差些，时代之过。好在你年青，精力充沛，三五年之内，即可改变此一弱点。这是用不着担心的。

你应该充满信心。从你学年论文的初稿与二稿比较，可看出你进步之快。从你的学年论文与你的毕业论文比较，进步又更快些。我想，你会很快适应工作，完成教学任务的。

郑天挺先生谢世之前数日，为一友人题辞，云：“无务速，乃做事与立身之本。”先生一生严谨治学，一丝不苟。此一题辞乃其一生甘苦之言。数月前从报上读到李泽厚先生为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讲治学之道的文章，他则与郑先生相反，主张快。我想，各有道理。勿求速效，乃指踏实严谨，不哗众取宠，一步一个脚印，积之以时日，当有大成就，不以小成而沾沾自喜。快，则指不搞繁琐哲学、学汉人之白首穷一经，而结果仍甚茫然。要有理论勇气，有胆识，善于从浩瀚的史料中敏锐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想，这点鲁迅永远是光辉的榜样。你看他的《汉文学史纲》与《小说史略》，材料搜罗之勤，人尽知之；而见识之高超，至今犹使人仰慕佩服不已。要而言之，锲而不舍，当有收获。

你们是幸福的。正当最好的年华，即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而我在最好的年龄，却终日无所事事。蹉跎十年，学业荒疏，以至年已半百而一事无成。每念及此，常感愧交加，愧对师友。虽尚思奋力学习，到底精力渐衰，有不从心之感了。愿你珍惜此一得之不易之幸福境遇，努力学习与工作。

再有一点，是以极大之关注，锻炼身体，不以过度之学习而损害健康。锲而不舍并非一时拼命。一时拼命，在学术上往往并无大成就。

匆匆，容后叙，颂

春釐！

宗强上

二月十七日

罗宗强先生1982年2月17日给本文作者的信

这是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收到的第一封信。罗先生教导我“无务速，乃做事与立身之本”，我相信这是对的，但还是耐不住寂寞。最初几个月，我经常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找老同学杨志广聊天，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学术研究机构的情况。可惜，杨志广不安心编辑工作，更喜欢搞创作。后来，他还是调到了《中国作家》杂志社。而我，也在十年后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当然是后话。

在学术上如何发展，我茫然无绪。大学毕业那年，我深感自己没有老师的“面授”之缘，便想到“耳受”之学，通过各种关系，拜谒京城名家，幻想某一天，能遇上这样一位“高手”，指点迷津，让我茅塞顿开，纵横驰骋，学有所成。一年下来，结果却并不如愿。我所拜访的名家，大都很客气，也会给予指导，但多流于皮毛，并不能解决实际困惑。久而久之，我甚至有一种“独耻事干谒”的愧怍。我在反思中体会到，凡事总得自己去观察，自己去思考，从别人成功的经验中，从自己失败的教训中去观察，去思考，努力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过去，我指望从别人那里找到一条治学捷径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清代著名学者郝懿行说：“耳受不如眼学，眼学不如心得，心得则眼与耳皆收实用矣。朱子所谓‘一心两眼，痛下工夫’是也。”

在我最迷惘的那一年，罗先生不仅示我以“眼学”，还启发我“心得”，给我指明了看似平常却很实用的向上路径。他在1982年12月27日的信中说：

你的条件很好，可为进一步研究作些计划，这是很难得的，实大有可为，千祈珍惜。你系统读书，这很好。我想，有两种办法，一是先从古至近，大致读一遍，有个印象，然后再从主攻方向深读。一是一开始就找一段精读。所谓大致读一遍，是指各朝主要作家全集找来粗读一遍，同时读当时史书，明白其活动时代与其创作特点。所谓精读，就是带研究性，一个作家一个作家来，大致做这样几个工作：版本、辨伪、系年（利用已有之年谱），思考若干问题。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积以时日。我想，你或者以第一种较合适，不知你以为如何。太早专并不好。理论很重要，知识面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要再走皓首穷经的老路。工夫要扎实，但忌钻牛角尖，为一个字，一篇作品搞三年五年。思想还是开阔些好。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我在《从师记》中已有征引，这里，我不厌其详地再次引述，是想说明，在学术跋涉的起步阶段，老师的指引是多么重要。

那年，罗先生刚过半百，常有伤老叹逝之感；而我，血气方刚，干劲十足。按照老师的教诲，我广泛阅读，揣摩治学途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看，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要把许多似乎不要紧的事情联合起来，加以研究。”这是教授我们编纂资料的方法，我很受用。还有一些谈治学体会的书，如《浙江日报》编辑部编《学人谈治学》、赁常彬编《鲁迅治学浅探》、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等，都给我以启发。鲁迅治学，强调从目录学入手，钩沉索隐，做好资料长编，然后从宏观上把握，在理论上突破，所以超越前人。《励耘书屋问学记》记述了陈垣先生的目录学、校勘学成就。陈垣先生反复强调要学习《日知录》的文法，广泛收集资料，不要轻易下结论。我在1983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读一本好书，犹如咀嚼甜美的食物，令人回味无穷。这本《学人谈治学》，还有《文史知识》每期治学之道栏目，都有我最爱看的文章。前些日子看《励耘书屋问学记》，也给我的治学启明了方向。读这些书，仿佛聆听这些专家们娓娓述说着他们的治学经验，仿佛看到自己的奋斗目标。”

一年多的自学实践，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论做什么样的学问，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苦读深思，仍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不二法门。

罗先生也曾想离开南开

1986年年底，在我离开南开快五年的时候，罗宗强先生突然郑重提出要离开南开。那年11月19日，罗先生给我写信，提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想到清华大学工作，如果不行，就南下回广东。信云：

跃进同志：今天写信给你，会使你大吃一惊。就是想请你询问一下，贵系有没有可能进人？就是我。原因是这样的，南开有些不愉快的事，事虽不大，但在这里心里不痛快，本拟南行，回广东老家，但妻女北方人，有些不愿。而又要选择古籍藏书较丰富的，于是便想到你。如进北京尚有可能，那么就在北方；如较难，那么就南调。我的情况是这样：55岁，教授，八月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十月间招了一名博士生，身边有三名硕士生。如到贵系，可教批评史课，也可教古典文学课，专搞研究也可。我不了解博士生导师在调动之后，能否保持？若能保持最好。南开的博士生我可在到贵系后兼职指导完为止，也可让其更换导师。我妻子在天津教初中国画，今年45岁，1962年河北艺术师院绘画系毕业，可到贵校附近教中学，也可作资料室工作。小女正在读初三。至于住房，则按贵校同等情形的标准就满足了。对我为何要离开，向这里一些同志（如李瑞山）了解即可，但切不可说我正在联系调你们那里，免生障碍，且事尚无头绪，张扬之后，易被动。至于这里能不能放我，我想，那不要紧，只要我坚持，是可以的，问题恐怕在入北京上。……

收到罗先生的信，我惊讶之余自然欣喜万分，立即与教研组组长张正权和赵立生老师联系，并将这一情况告知兼职教授傅璇琮先生。张老师叫我写一份文字材料提交给学校，得到校领导的重视，希望我们尽快与罗先生取得联系，启动商调程序。接到上方指示，我和赵老师没有耽搁，立即专程去天津与罗先生接洽，希望早日促成。当时，罗先生计划要到汕头参加韩愈研讨会，表示回来后立即回访清华。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按照领导指示，又给罗先生发去电报，说：“清华非常欢迎您来任教。此事一切顺利。望返程时在京逗留，便于面谈。如可能，提前回返。跃进。”

1986年12月4日，罗先生回复说：

跃进同志：谢谢你奔忙帮助。我会已开完，课也讲了，反映还好。会议组织者正在复制录音带卖给参加研讨班者。明日返家乡（家乡离汕头五十公里），十一日至江西，需讲至二十一日，然后返津。二十一或二十三日飞北京。行李太多，不便在京停留。我将在本月底专程去京，商量此事。此次路过广州，中大中文系也热情盼望我来中大，汕大更是如此。然此二校，均不如贵校，盖因内人家中有父母在廊坊，不便南行，且生长北方，不大乐意南方气候。离开南开，理由很简单，校当政者不重视青年人，大量硕士生、博士生毕业结婚，要一栖身之地而不得，而后勤人员却大量占有房子。我为中文系一教师之住房问题而奔走，结果处处碰壁，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且受了许多气。……不如觅一有条件研究的地方，专心从事教学与科研。至于如何促成此事，我想月底到京后再与你与有关同志商量。我想，主要问题恐在北京，如确实落实，进去没问题（一家三口），那么我就可以用十分坚决的态度要求解决。总之，收到电报非常高兴，见面细谈。在此期间，望你与系、校有关同志进一步落实。

我的行踪大致如下：十二至十六日：江西赣南师范（中文系转）。十七至二十三日：江西南昌江西大学中文系（杨忠转）。

我从李瑞山、周荐等老同学那里得知了一些细节，罗先生如此动怒，仅仅是因为一位学生在分房问题上受到不公平待遇，他觉得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高校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大问题，他不能退让，决定以这种方式抗争到底，宁可选择离开南开，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

12月23日晚，罗先生在卢盛江兄的陪同下，飞抵北京，我到机场迎接，安排他们入住清华大学静斋。第二天，教研组领导和罗先生举行座谈，张正权老师热情地介绍了清华文科的筹备情况，以及中文系将来的发展方向，希望以此坚定罗先生来清华任教的决心。按照最初设想，中文系不招本科生，仅招收研究生，拟办成近似研究院性质的科研机构，规模不大，但一定精干，以提高为主，在提高中普及。座谈之后，我陪罗先生、卢盛江兄参观了图书馆的古籍书库。罗先生看得很认真，称赞清华的藏书远比南开丰富，办系宗旨也很好。他说，回去就与南开交涉，争取寒假前有眉目。看来，我们的目的初步达到了。听周荐说，罗先生回到南开后就向学校提交了调离申请。

清华这边的工作推进得比较快，没有什么障碍，南开那边却不很顺利。罗师母有点担心，希望更稳妥一些为好。她写信给我说，这几年，中文系在郝世峰老师的领导下，逐渐走上正轨。郝老师对罗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我们是尊重他的。所以宗强调动之事，必须妥善与郝世峰沟通，否则不仅他会误会，别人也会以此奚落他。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我这个人总是谨小慎微的怕伤了别人的心。我们原来没想去清华，但没料到事态进展的太快，以至这些事都来不及处理了”。

其实，罗先生也有这些顾虑，他在1987年3月12日的信中说：“我不愿意伤郝世峰的感情，因此每次谈，都既坚决又不撕破面皮，多谈几次，我想至诚是可以感动挚友的。系一旦通过，到校谈，就不存在碍于面子的问题了。届时‘撕破面皮’，非走不可，他们也无法的。”为此，罗先生和系里的几位老朋友如鲁德才等人商量，希望他们予以谅解，并支持这个选择。在5月11日的信中，罗先生又说：“我已连续打了三个报告，均被驳回。现在，我提出的理由很充分，舆论也造得差不多了（有不得不走的理由，主要是晚年想更有作为，而清华有极好之藏书与其他条件）。因此，我想破釜沉舟，彻底闹翻。但是，有几点我想再问一下：一、现在情形，清华是否仍决心接受我们一家三口同时进京，有无把握。因此条不弄清，一旦闹翻，就毫无退路。当然到时可到广东，但那又费一番功夫了。二、到清华之后，住房有没有困难？像我这种情况，大概能住什么样的房子？三间还是二间？因为到了这个岁数，时间极宝贵，分秒必争。这一动，便想安定下来，潜心学术了。因之也就希望有一尽快安定的环境。三、还有一点，如果到时这边校长出面，与贵校书记打招呼，不让接收，这边已闹翻，留既不成，走又不成，怎么办？”还有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譬如女儿的读书、转学问题，家属的安置问题等，牵一发动全身，确实都让罗先生焦虑，不得不考虑得再细致一点。

从学校方面讲，罗先生的调动，波及的面可能会更大。罗先生在7月12日的信中说：“我的调动，还在努力。想离开南开的，不单我一人。历史系刘泽华，拟去北京政法大学筹建思想文化研究所，打了报告，也被拒绝，领导怕一松口，会有难以制止的连锁反应。但我们正在想法（主要是‘窥测时机’），我总觉得是可以办成的。”可以想见，罗先生想要调离南开大学，一定会给校方带来压力。后来，学校可能改变了一些政策，也可能出现了一些其他情况，总之，罗先生到清华大学工作一事暂时耽搁了下来。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很多细节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其他原因，我就不得其详了。

罗先生与郭在贻先生的惺惺相惜

我在《“敛翮遥来归”——报考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往事》一文中提到，我报考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专业转换较大，心生畏惧，没有足够的信心，便向罗先生求教，罗先生当即回复说：

读信后便很快产生一个想法，那便是你应该毫不迟疑地入学。理由如下：1.你还年轻，应该打一个深厚的基础，此次入学专治古籍整理，乃一不可失之良机，将来用处是无穷的。2.学古籍整理，不是将来一辈子干这一工作。从你的性格特点、才思特点看，都不宜终身干这一行。学了这门知识，是为打一扎实之国学底子，以祈将来在文学研究上有大成就。3.杭大这方面有名师。姜亮夫先生等老一辈在那里，中年中有郭在贻，此公前途未可限量，功底深厚。我与他有些交往。你若能跟他学，当能获实益。两三年一下子就过去了，机会不再，放眼将来，就会下决心来一次系统训练。

以前，我只是听说过郭在贻的大名，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在等待入学的空档，我遵照罗先生的指引，集中时间细读了郭在贻先生的《训诂丛稿》。我在1984年7月21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这是我第一次读训诂学专著，原以为枯燥乏味，没想到这么有魅力，这么扣动我心扉。读过每一篇，都感到胜义纷纷，抉其精微，探其奥妙，叫人爱不释手。”

入学一年以后，我考虑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征求罗先生的意见。罗先生在1985年4月2日的回信中，建议我听从郭在贻先生的指导。他说：

跃进同志：收到你的信时，正在养病，连回信的精神都没有，所以迟复至今，请谅。三月二日突发心绞痛，全休了二十几天。这几天，作了各种检查，初步断为神经官能性心血管病，盖因长期精神紧张所致。看来，已经进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年龄了。幸好，及时发现，未造成严重后果。

你信中提到的学习科目，是很扎实的，学好了，将来受益无穷。至于学位论文，最好是听指导教师的意见。从历年研究生论文看，不听导师意见，结果是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你能否征求一下在贻同志的意见，请他帮助你找个题目。如从先秦古书中选题，我以为《庄子》与《左传》均有不少问题值得作，特别是《庄子》。如可搞年谱，则六朝之作家，可搞者尚多。不知能否作集释之类的工作，如可，则找个集子，作点集释，写篇前言，或者可较省力而出成果。因各校情况不同，不可能为你提供具体的意见。不过，你在工作时，是否可以考虑新的时代节奏与老的研究方法的矛盾，如何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传统的方法也可能会出现新的变革。循前人脚步，最终也只能达到前人所达到的高度，应该在方法上有所革新才好。在贻同志根底甚深，素所仰慕，便中代为致意。愿他以健康为重，不再过于劳累才好。

读罢信，我马上到郭在贻先生家求教。郭先生好像早有准备一样，听完我的述说，立刻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参加整理朱骏声及其后人三代遗著，全是稿本，仅小学就有四十多种。郭先生领衔整理小学部分；二是从几部大型诗话中选取文字训诂材料作文章。郭先生有《唐诗异文释例》可以借鉴。反复权衡，我倾向于前者，参加整理朱氏三代著作，在二三年间再下些死功夫，倒逼自己多读一些文字训诂类的著作，将来受益无穷。我在《从师记》中曾谈到，由于种种原因，我的硕士论文最终选定为《关于〈水经注校〉的评价与整理方面的问题》。

学位论文完成后，我从南方回来路过天津，到罗先生家汇报学习情况，罗先生对我的学习给予肯定，并推荐我的硕士论文发表在《南开文学研究》。1987年10月30日，罗先生写信给我说：

跃进同志：十月中从西安回来后，一直忙于上课、补课和其他一些杂务，未能给你回信，请谅。系里将办一《年刊》，由天津古籍出版，明年三月发稿，十一月出书。大作《关于〈水经注校〉的评价与整理方面的问题》决定用。但有一问题，要与你商量，就是全文太长，恐难全部刊出。能否略作压缩，在三万字，至多不超过四万字之内。例如，选取例证，而删去其中之部分，等等。此事盼速告我。如能在十一月底前删除寄我，当更感激。我十一月三日去马鞍山参加李白纪念会，然后去复旦中文系作短期访问（他们要我去讲几次）。十一月中返校后，即着手编此年刊。望给母校以支持。此年刊印一千册，五百册由系作交流用，拟送国内外主要大学，五百册在国内出售。

11月2日，罗先生又写信说：“跃进同志：上信谅已收到。又有一事补充：大作压缩在三万字之后，请用十六开稿纸工整抄写，注一律放在文章最后。抄好后寄给我。”我特别注意到“请用十六开稿纸工整抄写”这几个字，当年，我撰写学年论文时，心浮气躁，所以罗先生反复叮嘱我要工整抄写。这次，我绝不敢有任何疏忽，三万多字的论文，整整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才工工整整地抄写完毕。

硕士论文刊发不久，我就听说郭先生沉疴在床，便赶紧把这个叫人震惊的消息告诉罗先生。1988年12月4日，罗先生回信说：

跃进同志：信到。在贻兄的事，我也是近日方听到的。听说不久前在另一医院又做了一次手术，作肝部分切除，效果良好，可望维持一段时间。这么一位有学养的中年专家身体就垮了，实在可惜。……牟世金肾癌开刀，听说已转移了。这几年有成就者一个接一个出事，实在是民族的悲哀。

《南开文学研究》已出书，装得不好。出版社不听劝告，花钱不少，而书却装得土里土气。日内当可寄上。

我三月份血尿以来，一直不断，做了一些检查，查不出原因。……你呢？在现在的环境里，攻读学位，是非常不易的。万望注意身体。

罗先生写完这封信不到半个月，郭在贻先生就不幸在杭州去世，离他50岁的生日仅差一天。郭先生的去世，令罗先生悲伤不已。1990年年初，罗先生应邀为傅璇琮先生《唐诗论学丛稿》作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出了他的悲凉心境：

求实也真不易，需要有一种为学术献身、不怕坐冷板凳的精神与决心。这个集子里璇琮先生为汝煜兄的著作写的两篇序言，真是使我感慨万千。汝煜兄就是璇琮先生所称赞的脚踏实地做学问的那种人，现在他已经过早地去世了！青灯摊书，在贫困中匆匆度过一生，真是许多献身于学术的有志之士的归宿。去年去世的郭在贻兄，也是这样的一位。他逝世之后，每当我重读他的数十封来信时，便会怆然想起他墓志上的话：“卅载清贫，二子尚幼，可不痛哉！”上天真也不公，浮滑钻营而富贵寿考者往往有之；而勤谨耕耘者，却常常贫寒困顿、英年早逝。季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身后如何，本与己无干；生前艰辛，却确实需要有一番学术献身的精神。而学术，也就在这种献身精神中得到发展。

郭先生去世后，同门张涌泉、王云路、方一新主编《郭在贻文集》，收录了郭在贻致罗宗强三十五通书信，是文集中收录通信最多的。罗先生比郭先生大八岁，治学路径不同、研究领域各异，但又有很多相近相通之处。他们都有着诗人般敏锐的性情，感时兼伤，不能自胜；书法文章，也都超凡拔俗。在艰辛的学术探索中，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相互砥砺。郭先生赞罗先生“学有根柢，且善属文”；罗先生称郭先生的名作《楚辞研究六十年》根柢深厚，有理论素养，尤其是对《训诂丛稿》推崇备至，认为其学术“已达炉火纯青之境地，以三十余万字而涉及许多重大问题，说得极简洁明快而又确切，令人觉得你写作时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之态势”。如今，罗先生归道山业已三年，相信两位老友在苍天相聚，不会过于寂寞。

仁心待人与学术坚守

1988年，我考上了曹道衡先生的博士研究生。那时，全民经商，读书无用论再次甚嚣尘上。攻读博士，被戏谑为“傻博士”。说实在话，那段时间，坚守学术，实大不易。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从去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接到沈玉成信，到昨天接到录取通知书，近八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其间的苦辣艰辛，自不必说。受时风的影响，对学习抱有动摇心理，也不能忘却。现在比较明确了，对我来说，不读书没有出路。只有前进，渡过难关，以后还是有希望的。别人越不读书，我越要读！”

那年7月8日，周荐兄来信告诉我，罗先生听说我读博士，连连感叹难得。前引1988年12月4日信，罗先生说过“在现在的环境里，攻读学位，是非常不易的”，可见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罗先生对我读博这件事一直比较关注，放在心上。罗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师的勉励，给了我巨大的精神支持。

入学前，我曾作过《沈约年谱》。我想以此作为基础、作为论文的选题。此前我征求过几位专家的意见，多认为选题陈旧，不如作宏观规律性的研究。罗先生则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1990年1月28日的信中说：

跃进同志：信到。转眼之间，你攻读博士学位已经一年半，又到了考虑落脚处的时候了。我以为，两处均可，只要自己认真做学问，别的一概不管不问，则人才济济也好，闭塞也好，于己均无碍，你以为如何？论文选题，我以为很好，特别是事迹编年，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我常常想，许多作品，离开具体环境、心境，是很难了解真实含义的，事迹编年在这里就显出重要性了。不过，如果在编年中不仅注意一人一事，而注意牵连到许多作家的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各人的地位、处境、心境，均了了心中，则那事迹编年，自会繁简得体，于后来研究者有用。我仍碌碌度日，了无情思。身体现在还过得去，但好比一棵老树，从根部腐败，是没有办法维持多久的。仍在弄《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大约六七月可完。

1991年8月，我博士研究生毕业，可以留在社科院文学所，也可以回到清华大学，罗先生说：“两处均可，只要自己认真做学问，别的一概不管不问，则人才济济也好，闭塞也好，于己均无碍。”超然物外，以学术为中心，不为小利分心，不为虚名所惑，罗先生的这席话，我一直奉为金科玉律。

我留在文学所工作，兼任《文学遗产》编辑。不久，接到罗先生信，推荐李剑国和他的研究生陈国军合撰的《瞿佑考》，认为“功力深厚，我已向徐公持、陶文鹏二位先生推荐，贤弟便中，尚望稍加留意，促成此事”。很快，文章就刊发在《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题目为《瞿佑仕宦经历考》。能为母校师友做一点工作，我内心还是很高兴的。

可惜好景不长，几天以后，我又接到罗先生的一封信，针对《文学遗产》刊发的一篇论述綦毋潜里贯的文章，提出严厉批评。罗先生说，看到那篇文章，“不觉为之瞠目结舌。把‘荆扉’解为荆南之扉，而且作为主要立说依据，可谓惊世骇俗。荆扉就是柴门，这是中学生应该知道的常识。其实，王维诗中多次用到‘荆扉’，可以一目了然知其义，如《渭川田家》：‘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不知炊黍否，谁为扫荆扉。’《哭殷遥》：‘负尔非一途，恸哭返柴荆。’柴荆，就是柴门荆扉。这些诗都非作于荆南。‘荆扉’一词，古诗中到处都是，并不偏僻，何以出如此之差错。《文遗》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最高刊物，出如此笑话，恐系弟与诸位先生审稿不严所致。此信不须发表，转告作者，让其以后作学问，刻苦认真，从基础学起，勿好高骛远即可”。

接到这封批评的信件，我立即将情况禀报给徐公持先生，后来得知内情，这篇文章原来是一位老编委推荐的。我向罗先生作了反馈。他在9月1日给我写信说，很多老人，仁心待人，总想于他人有所帮助，而他们自己又很忙，不可能对推荐的稿子每篇必读，致出此错。最后，罗先生说：

人世间，总有一部分人想从他人获得什么，哪怕一点小利，能利用则利用，亦不放过。上信我意不发，转给作者（连此信）即可。最好由作者写一信，自言误读，转为妥当。若非发不可，请化一名，就叫“毋徒”吧，取“人至察则无徒”之意。我太苛刻，将来当不会有好报。化名非为怕负责任，实因年岁已大，于此小事斤斤计较，非为老人所应为也。倒是希望将二信转给作者，愿他作学问走实实在在一途，而不靠他人荐举才好。

做编辑，审稿要严；“作学问走实实在在一途”。这句话，我至今铭记在心。

《文心雕龙》的阐释空间

我留在文学所工作，有两项重要工作，首先是协助曹道衡、沈玉成二位先生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我的工作是收集相关资料，撰写《中古文学文献学》。为此，我写信给诸多中古文学研究者，希望得到更多信息。罗先生不仅提供了自己的研究论著目录，还不时地向我提供相关学术信息。如他在1992年10月3日的信中说：“跃进贤弟：前日曾奉上一书，今日得福建师大穆克宏先生信，彼谈及近日正在从事之科研课题，谓‘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学’，春节前可成书，云云。因此事与贤弟有关，顺告。”穆克宏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从体例到内容，与我的《中古文学文献学》迥然有别，并行不悖，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地方。在此前9月24日的信中，罗先生曾说：

跃进贤弟：九月十六日信悉，欢喜无限。弟之学业，已臻上乘之境界矣。杭州与北京，两从名师，深得治学之门径，来日未可限量也。你正在从事的几件工作，均极有益处，且多为艰巨之工程，功成之后，对学术界是功德无量的事。《中古文学文献学》可作为硕士生之基本教材。复旦之陈尚君先生，前几年为教师进修班讲此一课，闻有讲义，我未见，弟似可与彼方联系，索得一册作参考。《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史》若能编成，实大有用处。然此一时期之作品，似有不少难以系年者，恐须费极大之精力。刘汝霖、陆侃如二先生之编书，大约十之七八为推测之词，须有一部严谨之大作取而代之，愿你们的能尽早问世。

编《文心辞典》，愚却不以为然。盖《文心》一书，大量之词语实难确译，语意亦尚须研究，草草从事，不易为学界所认可。目前所有译著，无一不问题成堆，（周先生的也在内，如他对《原道》中的天地之心的翻译，便颇可商榷）我的意思是说，年来虽对《文心》研究热火朝天，然基础研究之层次尚未到可以编辞典的时候。近出一书，现奉上一册，你是搞这一段的，材料熟，请指出其中错误，以便修订（台湾拟出，想改一下）。其中陈琳《应讥》一文的时间理解，就有错。至于错字，则不下五十，一处还多出三行，激光照排之错。

罗宗强先生1992年9月24日给本文作者的信

这里提到的《文心雕龙辞典》是我当时从事的第二项工作。中华书局约请周振甫先生编纂这部工具书，我和赵立生老师分别承担了部分工作。惟其如此，我在《文心雕龙》研究资料方面，下过一番搜集整理的功夫，略知深浅。我至今还是觉得《文心雕龙》仍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学术沃野，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只是苦于找不到更好的升堂入室的途径和方法。我曾多次约请罗先生撰写《文心雕龙》研究论文，罗先生也答应如约完成。他在1994年7月17日写信给我说：

跃进贤弟：信到。弟年来成绩惊人，为学界所瞩目，且目前研究路子越走越宽广且扎实，可喜可贺。我日前写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其实没有什么骇世惊俗之见解，全书都在说明此一时期为文学的艺术特质一步步发展的时期，并给了全面的肯定。用力较多的是《文心》，立论之要点在论彦和之文学观与其时文学主潮之不相背，否定以往所谓彦和反对其时之“形式主义”之说法。全书论述均较平稳，新意不多，无甚可观也。除《文心》导论部分交《文心雕龙学刊》发表外，其余各章均不拟在出书前单独刊出。为《文遗》撰稿，乃应尽之义务，我想明年一定能交出一篇，我准备转入明代文学思想史之写作，届时当就明代的一些问题发表一点看法。便中问公持等同志好。

罗宗强先生1994年7月17日给本文作者的信

信中提到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其中第五章论及“元嘉与永明的文学思想的演变”，两次征引《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的结论。这是老师对学生的最大鼓励。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罗先生的《读〈文心雕龙〉手记》，罗先生签名送书给我，并附上一信：

跃进贤弟：奉上小作，请批评。此册乃二十余年来开《文心》课一点心得，曾反复推敲，自觉有一点新意。能否请人写一小评论？涂光社、杨明、蒋寅诸兄，任何一位都对《文心》有充足之研究，如他们能挤出点时间，当不费事。如有为难处，也不勉强。

那一年，罗先生已经七十六岁高龄，仍日夕披览，孜孜不倦。毫无疑问，老人家的成果确实需要推介，可惜《文学遗产》不再设书评栏目，书评没有完成，实在是辜负了罗先生的嘱托，至今想来仍内疚不已。

此后，罗先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明代文学思想史研究中，我们的通信就没有以前那样密集了。从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转到明代文学研究，这种转变的动因始于《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罗先生着手写作《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时，发现魏晋文学新思潮的变化，都与当时士人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于是两线作战，撰写文学思想史的同时，又撰写《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刚完成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研究，罗先生又对明代后期士人的人生取向、生活方式与生活趣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甚至有一种感觉，认为两段历史似有某种重叠，于是转入明代历史，用了十年的时间，撰写《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此后又花费十年时间，完成了《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写作。

1995年11月，本文作者与罗宗强先生（右）在南京大学举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合影

罗先生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后记中说：“对于近二十年来的研究环境，我非常满意而且庆幸。我于生活亦感满足。我之所以每每伤感，是伤岁月之无情。在人生最好的年华，我无所事事地浪费了二十余年时光。”每念及此，罗先生总是感愧不已，并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他于2007年8月4日、2009年2月17日两次给我回信说：

吾弟承继姜亮夫先生、曹道衡先生之治学方法，重实证，严谨扎实，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如编年史之作，乃是功德无量之事。弟又处于信息获得甚为方便之单位，视野开阔，学术前途当未可限量。我常想，与你年纪上下之一部分学人，如蒋寅、你、伯伟、东岭诸人，继续扎实就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积累至一定程度之后，在学术视域上有开拓性之展开，当能达到大师之境界。你们与我们这一代不同，你们经过系统之训练，中西均有基础，一入青年时代，即顺利进入学术领域。我们这一代，属半截人生，晚年有幸赶上好时光，而精力已衰，基础不好，只能想到什么做什么，杂乱无章。极望你们有大成就，改变中国学界之寂寞状况。《走向通融》中有谈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一篇，提及《文心雕龙》研究，其实王更生徒有其名，王礼卿的《文心雕龙通解》比王更生好得多。你是否参加在首师大召开的唐文学会？我虽无论文，但还是想去参加，见老友。南开的会，虽在通知中有我的名字，但会议一切，我均一无所知，大概办会者本意并不希望我参加，因之我也知趣不参加了。听张毅说你和东岭都要来，因会在校外开，这次就不能见面了。但十月南昌的《文学遗产》会，我是参加的。如路费无处报，自费也参加。江西为旧游之地，时在念中。届时当能叙谈。

兄近年学业大进，羡慕不已。从文章中可读内里之深厚功力，可喜可贺。我已衰迈，欲从头学起，颇觉力不从心。有无可奈何之感。古语云：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此之谓也。人生匆匆，唯学术能使人心灵净化，使种种之苍凉淡化，给生命以慰藉。读好文章亦有此一种之感觉。

罗先生的晚年，生活相对稳定，虽然经历了一场大病，好在吉人天相，化险为夷。他老人家还可以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研究工作，以著书自怡，不过，写作进度放慢了很多。2013年9月3日，我接到罗先生的信，他说：

我已百病缠身，最近又查出眼睛可能出大问题。今年是一篇文章都没写成。近几个月在写一篇关于“神韵”问题的文章，学界已有成果不少于二三十篇，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师都就此发表过文章，但总觉得还有问题未说清。此一术语从评人、评书画、音乐、诗文、舞蹈，甚至体育之各领域，解读都应分开，仅书画一项，学者与画家说法就有内行与外行之分。理论与作品，作品与鉴赏，展开之空间亦各异。数月来收集材料、思考，仍未成篇。昨日接贵编辑部来邮约稿，已回复如年底能写成，当奉上。但不知眼睛未来发展尚容许写作否。人生无常，命运实难料。

2019年3月2日，我到南开大学西南村寓所看望罗先生，那年他八十八岁，几乎双目失明，腿脚也不灵便，不禁感慨岁月无情。一年以后的4月29日，罗宗强先生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路程。

《罗宗强文集》

罗先生在《明代文学思想史》“后记”中说：“一个人的一生，所能做到的毕竟极其有限，何况其中又有十几年时光在莫名所以中虚度。”“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几个知心朋友，学术路上相伴；有几个出色的、而且关心我的学生，不至于感到人生太寂寞。人生不易，但也终于在坎坷、失落、感伤中边走边读，读书，读人生。”几十年来，罗先生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苍凉之感，难以释怀。他以这样一种心境走近古人，理解古人，并在阅读中慰藉自己，在磨砺中看透人生，又把这些感悟传授给他的追随者。

弹指间，我离开南开已经四十一年了。

回想起来，在我求学的路上，朋友、学生的陪伴固不可少，而老师们的影响无处不在，如秉烛夜行，如日出之光，照我前程，给我力量。最初认识罗宗强先生的时候，我只读过他的《李杜论略》，认为他“是一个相当有水平的人”，并为自己选择他作导师感到庆幸。四十多年漫长岁月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作为罗先生一个早期的学生，我对罗先生的学术十分倾慕，曾反复揣摩，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我后来逐渐发现，罗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他的个性才华密切相关，实难模仿，不可复制。我虽心驰神往，却力不能及，未能在专业学习上很好地传承老师的衣钵，颇感遗憾，又无可奈何。但是，罗先生献身学术的精神却像一座学术灯塔，一直指引着我在茫茫学海中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