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与香港文学
《香港文学》的创立，是香港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文学呈现出“左右”对立的格局，现代主义文艺介于其间。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了几件重大事件，改变了香港历史。一是1976年内地粉碎“四人帮”，二是1979年中美建交，三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布。中美既已建交，50年代以来由美元文化支持的反共右翼文学就无以为继了。“中英联合声明”意味着香港即将回归中国，台湾在香港的右翼文化机构也就失去了合法性。而随着内地的开放、香港的即将回归，香港左翼文化也需要调整，由一翼变为主导。右翼刊物《当代文艺》在1979年结束，左派刊物《海洋文艺》在1980年忽然中止，并非偶然。左翼文学代表作家阮朗和右翼作家代表徐速，双双于1981年去世，富有象征意义。旧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即将开始。就在这个时候，《香港文学》诞生了。
据说，创立《香港文学》的建议是由香港资深文化人曾敏之与罗孚提出来的。新华社领导同意了曾敏之与罗孚的建议，并指定由他们俩来筹办这个刊物。曾敏之与罗孚却认为由他们来筹办这个刊物不合适，原因是“香港的意识形态依然壁垒分明”，“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左派报纸的老总来主编这本文学杂志不是很合适”。他们倾向于“应当由一位各方都能接受的作家来主编”，他们推荐了刘以鬯。新华社领导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将创办《香港文学》杂志的事情交给了中国新闻社。
按照以前的情形，左派刊物不太可能请刘以鬯来主编，但现在形势变了，《香港文学》的任务是总揽全局，团结香港各路作家。就此而言，刘以鬯的确是合适人选。刘以鬯是香港文坛元老，香港现代主义作家翘楚，非“左”非“右”。在新时期初，刘以鬯是最早被内地接受的香港作家之一，他的《天堂与地狱》198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塑造了内地的香港形象。刘以鬯对于香港社会的批判及其现代主义探索，迎合了20世纪80年代初内地文坛的需要。《香港文学》由刘以鬯来挂帅，重新整合香港文坛，正是大势所趋。
《香港文学》的价值，超出了香港文学创作本身，它首次形成了香港文学公共领域，确立了香港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中心地位，并完成了香港文学史的学科建构。
一、香港文学共同体
《香港文学》的“发刊词”中提到，《香港文学》不是同人刊物，而是香港文坛各方的公开阵地，建立香港文学共同体，“我们希望这本杂志除了能够产生较深较远的影响外，还能在维持联系中产生凝结作用。这本杂志不是‘同人杂志’，也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园地绝对公开，欢迎大家一同来耕耘。只要齐集在一起，不会不感到团聚的温暖”。《香港文学》扭转了香港文学的左右分野，首次试图将香港文坛团结到一起，这正是让刘以鬯担任主编的意义所在。
刘以鬯是纯文艺作家，并无明显政治立场，且德高望重，利于凝聚各派作家。他也一直有这个愿望，早在当年《星岛晚报》请刘以鬯编“大会堂”的时候，刘以鬯就解释过，“那究竟什么是‘大会堂’呢？‘大家聚会一堂’，就是‘老、中、青’和‘中、左、右’。‘老、中、青’的意思是这副刊无论是老年的、中年人还是年纪轻的，只要是好文章，我一定会刊登。‘中、左、右’表示我没有政治立场，中立也可以，左派也可以，右派也可以。只要是写得好的文章，我就会刊登”。现在历史为刘以鬯提供了契机，让他得以在《香港文学》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
《香港文学》一亮相就出人意料，上面居然出现了昔日右翼作家的名字，这对于一个内地出资的刊物来说有点不可思议。力匡在20世纪50年代主编过《人人文学》和《海澜》等反共右翼期刊，影响极大，他1958年5月去新加坡定居，此后就在香港文坛“失踪”了。27年之后，1985年《香港文学》创刊号发表了力匡的小说《苏宅的黄昏》，宣布他重新归来。黄崖五十年代初供职于《中国学生周报》等刊，1959年赴马来西亚创办新马版《中国学生周报》和《蕉风》，晚年移居到泰国。《香港文学》创刊后，发表了他的《鹰》（总第75期）、《太太们》（总第77期）、《清晨散步》（总第81期）、《一家人》（总第86期）等散文和小说作品。慕容羽军50年代以来是《人人文学》《海澜》乃至《当代文艺》的基本作者，属于右翼文人圈。《香港文学》创刊后，刘以鬯也向他约稿，发表了他的诗歌《本事》（总第75期）、《长夏诗叶》（总第91期）、《笑》（总第95期）、《寻诗》（总第170期），还发表了他的香港文学史料方面的文章。力匡、黄崖及慕容羽军都是50年代标志性的右翼作家，前两者早已旅居海外，慕容羽军也已经淡出文坛，此番他们又被刘以鬯打捞了回来，具有符号意义，意味着长期以来的“左右”界限已经打破。在香港回归中国大势已定的情形下，《香港文学》的任务不再是坚守左翼，而是团结各方。
除右翼作家之外，现代主义作家也在《香港文学》陆续复出。其中较为令人瞩目的，是李英豪。从刘以鬯主编《香港时报·浅水湾》开始，李英豪正式登上文坛，以现代诗歌批评驰骋港台文坛。后来他结婚生子，退出了文坛。《香港文学》创刊后，刘以鬯重约李英豪，在《香港文学》第4期连续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包裹头颅的人：〈画廊之后〉与玛格烈》和《事物的真像：〈画廊之后〉与玛格烈》，评论香港艺术节中玛格烈的荒诞剧《画廊之后》。在1985年第8期，李英豪又发表了《喝着旧日——怀六十年代》一文，借戴天1963年在《好望角》上发表的《花雕》一诗中的“喝着旧日”一语，回顾20世纪60年代香港文坛的现代主义历程。叶维廉在八十年代初较多为本土刊物《素叶文学》写稿，1985年《香港文学》创刊后，这位当年的现代主义诗人支持刘以鬯，在创刊号发表了《闲话散文的艺术》，后来又发表了诗歌《布达佩斯的故事》（总第4期）、《北京的晚虹》（总第9期）等作品。杨际光当年是《文艺新潮》的活跃人物，1959年马朗将《文艺新潮》交给他，可惜就在这一年他移居吉隆坡，无法顾及了。杨际光较晚登上《香港文学》，发表了不少回忆文章。刘以鬯本人也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不过大概因为自己任主编，所以数量不多。他发表的《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总第84期）和《盘古与黑》（总第104期）等小说，均是创新之作。
让人略感奇怪的是，《香港文学》1985年一年完全未见左翼作家的身影，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回避？就像当年的左翼作家在《海光文艺》只能用笔名发表文章，以免吓走其他派别的作家一样。1986年后，左翼文人才陆续登上《香港文学》。登上《香港文学》的老一辈左翼作家有侣伦、何达、夏易、舒巷城等人。侣伦在《香港文学》1986年第1期发表《我的话》一文，文中提道，“刘以鬯先生给我电话：约我为《香港文学》出版一周年写点什么”。由此看来，这是刘以鬯有意安排、亲自点将的。为支持《香港文学》，侣伦发表了几篇小说，如《太太掉落了一枚针》（总第27期）和《把戏》（总第37期）等。何达与夏易原是夫妻，后来离异，他们俩都为《香港文学》供稿。何达开始在《香港文学》发表的是纪念闻一多先生的诗《闻一多》（总第21期）和散文《闻一多先生的画像》（总第22期）。夏易在《香港文学》发表的作品较何达要多，体裁包括小说、散文和诗歌。舒巷城直到1987年年底才登上《香港文学》，他发表的作品不多，有诗歌《凉茶铺》（总第121期）、历史演义《风筝与他》（总第90期）等。
以上是老一辈作家中的“中、左、右”，《香港文学》能够将昔日不同阵线的香港作家集于一刊，堪称奇迹。下面谈一下中年作家的情形。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的香港诗坛，大致以《盘古》为先导，其后分化出“《大拇指》—《素叶》派”“《诗风》—《诗网络》派”以及《海洋文艺》三种派别，分别代表着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及写实主义的风格。不出意料，他们都登上了《香港文学》这个阵地。
“《大拇指》—《素叶》派”的作家之所以登上《香港文学》，除刘以鬯的动员之外，应该与1984年《素叶文学》的停刊有关。西西在《香港文学》发表了多种文体的作品，显示了西西对于文学体裁掌控的多样性。梁秉钧1978年赴美深造，1984年回港，正逢《素叶文学》停刊，《香港文学》创立。在1985年《香港文学》创刊号上，他发表了《画游两题》，分别题为“从现代美术博物馆出来”和“从印象派博物馆出来”，显示出他的诗歌风格的创新。
“《诗风》—《诗网络》派”进入《香港文学》，应该也与1984年《诗风》的停刊有关。黄国彬登上《香港文学》稍晚，他在《香港文学》上发表的诗歌有《大白鲨——和威廉·布雷克的〈猛虎〉》（总第155期）、《毗湿奴》（总第158期）等，在风格上，这些作品一如既往的宏伟壮观。羁魂登上《香港文学》较早，他发表了不少明朗阔大的仿古题材诗歌，如《过惠阳东坡纪念馆》（总第22期）、《星马诗抄》（总第48期）等，对于中华文化和祖国河山的喜爱，正是《诗风》派的一贯特征。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与《大拇指》《诗风》鼎足而立的左翼刊物是《海洋文艺》。在这个刊物上，香港第二代南来作家已经浮出历史地表，他们是陶然、东瑞、彦火、陈浩泉、金依、张君默等人。这一批年轻作家，多数在《香港文学》发表过作品。从风格上说，他们继承发展了老一辈左翼文人的写实批判传统，不过他们的批判已经从政治退到了文化的层面。
二、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
《香港文学》在“发刊词”中提到，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不过中国文学不限于内地文学，而是由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组成的，“香港文学与各地华文文学属于同一根源，都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存在着不能摆脱也不会中断的血缘关系。对于这种情形，最好将每一地区的华文文学喻作一个单环，环环相扣，就是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香港的独特位置，使它有可能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作为一座国际城市，香港的地位不但特殊，而且重要。它是货物转运站，也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有资格在加强联系与促进交流上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提供推动华文文学所需的条件”。《香港文学》对内联合香港各派作家，对外注意联系世界各地华文作家。它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重要定位，就是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
有人对《香港文学》刊登香港以外的作品感到不解，刘以鬯解释说：香港与海外有密切的联系，难以分割，他引用自己在《香港文学》1989年第1期“编后记”中的话解释说：“香港作家的流动率很高，目前居住在台湾高雄的余光中；居住在英国的桑简流；居住在加拿大的卢因、梁丽芳、陈中禧；居住在美国的陈若曦、叶维廉、柯振中；居住在法国的郭恩慈、黎翠华；居住在菲律宾的文志；居住在巴西的刘同缜；居住在新加坡的力匡；居住在上海的柯灵；居住在北京的叶君健、端木蕻良、骆宾基、萧乾、冯亦代；居住在广州的黄秋耘等，过去都曾在香港做过文艺工作，为繁荣香港文学做出贡献。《香港文学》刊登这些作家的作品，可以加深读者对香港文学的认识，是优点，不是缺点。”令刘以鬯欣慰的是，散居海外的香港作家不但自己写作，还在海外组织华文学会，为世界华文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指出：“举例来说，卢因、梁丽芳、陈浩泉等移居加拿大后组织‘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林湄移居荷兰后组织‘荷·比·卢华人写作协会’，姚拓移居马来西亚后任《学生周报》《蕉风》主编，魏中天移居美国后任‘美国旧金山中美文化交流协会’顾问，黄河浪移居夏威夷后任‘夏威夷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
香港与海外的关系，是天然形成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衔接各方。香港的刊物从一开始起，就并不局限于香港之内，其流动性有时候出乎我们的想象。《中国学生周报》鼎盛时，既有香港版，又有新马版、印尼版和缅甸版，印数也都相当可观。《华侨文艺》创刊于1962年6月，“《华侨文艺》的作者，以海外的为主。如星洲的黄崖，美国的李金发，台湾的墨人、覃子豪、管管、王平陵、谢冰莹、澳门的方羊等，都是长期支持这个刊物的重要作家。此外，由于编者与台湾蓝星诗社的创办人覃子豪深交，故此，蓝星诸人大力供稿，每期均有作品发表”。在销售方面，据主编丁平说：“我们这个刊物，每期印三千本，南洋方面销去二千本，是主要的出路。”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香港的《文坛》。《文坛》由李金发于1940年在广东曲江创办，1950年3月在香港复刊，由卢森主编。《文坛》一直办到1974年才停刊，一共办了346期，是香港持续时间最长的文艺刊物之一。1954年1月《文坛》第106期刊出了一份订户统计资料，该刊订户数字如下——美国：150；加拿大：150；非洲：100；欧洲：50；澳洲：50；毛里士：100；马达加斯加：50；东南亚：100；马来西亚：100；菲律宾：50；南美及各岛：100；港九及澳门：100；其他：20。从订阅数字看，美国、加拿大、东南亚、非洲、南美都是其重要的销售地，而香港自身的销售量，与其他地区比，微不足道。
刘以鬯从一开始起，就利用了香港这一特殊优势，他没有将《香港文学》局限于香港之内，而是以香港为经，延展到整个世界华文文学圈内。在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目录上，作家前面冠以国籍，如此就能看出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很多，数量超过了香港本地作家。
20世纪50年代，赵滋蕃、林适存、胡秋原、易君左等，他们先是香港作家，后来又到了台湾。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也是港台两地密切合作的结果。从《文艺新潮》到《好望角》，都有大量的台湾作家在上面发表作品。与此同时，叶维廉、戴天、王敬羲、温健骝等人到台湾求学，参与了台湾文坛的活动。李英豪身在香港，其评论对象却是台湾诗人，著作也在台湾风行。《中国学生周报》在1965年之前，也以发表台湾作家作品为主。1967年，林海音在台湾创办了《纯文学》杂志，同时又创办了香港版，由自台回港的王敬羲负责。《香港文学》创刊后，组织过林海音、陈映真及白先勇等人的专辑，连载过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大纲》。还有一些台湾作家与香港文学发展有重叠，如余光中、施叔青、钟玲等，他们来自台湾，但或长或短地在香港居住并创作。
上文已经提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报刊很多在东南亚流通，香港出版的文学作品也在东南亚有很多读者，这一点有专门统计。据《南洋文艺》总编谭秀牧称，“那时，香港百万人口，出版的书刊，一般都是印行两三千本；百分八十都是运销南洋，余下的百分二十，几年也卖不完，毫不出奇。可见当时南洋对中文书刊之需求情况”。作家在香港与东南亚之间的往来，也很频繁。1952年，刘以鬯应新加坡《益世报》之邀，担任主笔兼副刊编辑，此后他又辗转多个报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度过了5年（1952—1957）时光，留下了《星嘉坡故事》（1957）、《蕉风椰雨》（1961）等著作。1956年，“友联”先后派余德宽、王健武、王兆麟、陈濯生、邱然、奚会暲等核心成员去东南亚，经营《中国学生周报》和《蕉风》，后来姚拓、黄崖、古梅、黎永振、刘国坚等人也先后过去工作。姚拓1957年2月到马来西亚，任《中国学生周报》主编，同时参与编辑《蕉风》杂志。他曾回忆与黄思骋在马来西亚编《蕉风》的情况，“1957年，我由香港迁居马来西亚，同时也兼编《蕉风》月刊，在供稿方面，思骋兄是支持我最有力的一位。大概是在1959年或者是在六零年，思骋兄由港南来，我主编学生周报，他主编蕉风，同在吉隆坡八达灵的蕉风现址工作。蕉风由他主编后，销路大增。同时，我们在金马仑、波德申、槟城、怡保等地，举办文艺座谈会、文艺野餐会等等，在推动马华文学方面，他和我都尽了一些力量”。
杨际光1959年移居吉隆坡，任《虎报》副总编。《虎报》系胡文虎家族与“友联”合办的报纸，姚拓曾编过副刊“处女林”，黄崖曾编过文艺副刊“原野”。司马长风也在1968年去吉隆坡，碰到马来西亚种族暴乱差点回不来。徐訏也曾南下。据黄崖回忆，他们觉得香港毕竟是一个殖民地，中文文化发展的空间不如南洋，“离开香港，是五十年代许多作家的愿望，刘以鬯等人，不是到过南洋吗？就算是徐訏，走了又来，香港的空间，毕竟太小，那个年代，南洋的华文教育最蓬勃，每个华人都懂华文，连带华文文化，甚至华文文艺，亦充满生机、希望，香港只是一个殖民地，甚至是一条死胡同”。
正因为这种历史渊源，《香港文学》创刊后很重视发表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这里面既有老作家，更多新作家。创刊第1期，就发表了“马来西亚作品特辑”。在《香港文学》较多发表作品的马来西亚作家有方北方、孟沙、朵拉和黎紫书等，新加坡作家有力匡、黄孟文、骆明、田流和尤今等，印尼作家有林万里、黄东平等，菲律宾作家有施颖洲、柯清淡、文志等，泰国作家有黄崖、司马攻、曾心、岭南人和梦莉等。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港人主要去台湾、东南亚，那么80年代后，香港则涌现出移居北美的热潮，其中最热门的国家是加拿大。我们所熟悉的香港作家，如戴天、也斯、吴煦斌、黄国彬、梁锡华、胡菊人、亦舒、阿浓、杜渐、颜纯钩和陈浩泉等，忽然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加拿大籍，差不多香港文坛的一半都搬到了加拿大。不过，其中的很多人，其实主要还是住在香港。去美国的港人也不少，不过情况有所不同。五六十年代，不少香港年轻人去美国留学，有的就留在了美国，其中颇多著名学者，如余英时、叶维廉、刘绍铭、郑树森和张错等，他们也是《香港文学》的常客。当然，《香港文学》并不仅仅发表北美港人的作品，还有很多北美华人作家的名字出现在《香港文学》上。来自加拿大的华文作家有洛夫、痖弦、张翎和陈谦等，来自美国的华文作家有陈若曦、王鼎钧、刘荒田和严歌苓等。
截至1999年，《香港文学》刊登了多种海外华文文学的专辑，统计如下：新加坡华文作品专辑11个、泰国华文作品专辑5个、马来西亚及砂劳越华文作品专辑5个、菲律宾华文作品专辑4个、印尼华文文学作品专辑3个、加拿大华文文学作品专辑4个、美国华文文学作品专辑3个、澳门华文文学作品专辑2个，此外还有澳大利亚、南美和新西兰专辑各1个。从上述统计可知，《香港文学》刊登海外华文文学的次数多，规模大，除1986年外，每年都有专辑，最多一年达到六七个专辑。再加上单独发表的海外作家作品，《香港文学》刊登的海外华文文学数量相当惊人，这应该与《香港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中心的自我定位有关。从专辑看，《香港文学》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介绍，东南亚占据绝大多数，新加坡遥遥领先，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也占据较大比例，其次是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
香港回归后，有人认为它已经变成省籍文学，重要性下降。其实不然，香港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其价值是中国内地城市所无法替代的。
三、香港文学学科建构
刘以鬯深具历史意识，他意识到，历史当事人都在老去，如果不及时整理，文学史资料将被湮灭。自执掌《香港文学》以来，刘以鬯就有意识地约请过去香港报刊的主持者回顾历史，也约请专家进行报刊和文学史研究，其规模之大，堪称前所未有。刘以鬯首先要做的，就是抢救香港早期文学的“文献纪录”。
从1985年创刊号开始，《香港文学》首先发表了平可的《误闯文坛述忆》，连载了7期。作为香港新文学最早的当事人，平可详细回忆了从初创至抗战的新文学历程。他由个人经验出发，兼及文学与历史。文中提到五卅运动和国民革命对于香港的影响，提到内地新文学在香港的传播，提到吴灞陵、黄天石、谢晨光、龙实秀、张吻冰、李霖（侣伦）、刘火子、陈灵谷、黄显骧（谷柳）等香港最早一批新文学作家，提到1928年《大光报》首次聚会和岛上社，提到鲁迅来港演讲，提到抗战前内地南来作家的聚集，提到香港早期新文学作家重新聚集在《工商日报》和《天光报》写流行小说等。这些讲述，第一次勾勒出了香港早期文学的轮廓，弥足珍贵。
意外的是，《香港文学》发现了一篇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有关早期香港新文学的评论连载。1986年1月，《香港文学》第1期刊登了贝茜的《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一文。这篇文章是香港报刊研究专家杨国雄发现的，他在文前“一点说明”中说：“笔者偶然在《工商日报》发现了由署名‘贝茜’所撰的《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这篇文章在副刊《文艺周刊》的第九十四、九十五和第九十八期上刊载，日期分别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八月二十五日和九月十五日。文章叙述香港早期的新文艺活动，一直到一九三二年的一段时期，可惜这篇文章二续之后，就再没有完稿了。这篇文章虽然不完整，但对于了解香港早期新文艺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以往研究香港文学发展史的，还未有引用过这一篇文章。因此，现在转录下来，以作为研究香港早期文学史的一个参考。”侣伦先生读到这篇文章，发现它竟是自己的作品。在《香港文学》同年第2期上，侣伦发表了一篇《也是我的话》，说明：“由于‘贝茜’这署名唤起我的记忆，我把杨国雄先生好意地介绍出来的这篇文章读了一遍，意外地‘发现’这竟是我的拙作。因为战争关系，所有在战前所写文章的剪存稿件，都在香港沦陷时全部烧毁，我根本忘记了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篇东西。如今重读起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了。”这算是一段文坛佳话，侣伦的这篇《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后来成为研究香港早期新文学的难得资料。
就文学史研究而言，仅依据个人口述资料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严格的学术梳理。从1986年第1期开始，《香港文学》分四期连载了杨国雄的长文《清末至七七事变的香港文艺期刊》，文章逐一考察了清末至抗战爆发时的香港期刊状况。如果说，杨国雄的《清末至七七事变的香港文艺期刊》是史料整理，那么同时发表在1986年第1期《香港文学》上的黄傲云的长文《从文学期刊看战前的香港文学》则是一篇论文。这两篇文章所谈范围接近，一是资料梳理，一是历史论述，两者正好互相发明。黄傲云后来以黄康显之名出版的《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一书，其中很多内容都来自此。
香港早期文学之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地南来作家所创造的文学高峰。学者卢玮銮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绩卓著。卢玮銮的研究视野包括全部南下文人，她在《香港文学》上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至1987年，卢玮銮将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出版，题为《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这本书目前已经成为香港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香港，则已经是刘以鬯先生所亲自经历过的了。他动员当事人对于报刊情况进行回忆，自己也撰写文章，为研究提供参照。八十年代正是《香港文学》创刊的当下，刘以鬯也并未放过。
需要提及的是，从一开始起，《香港文学》所刊相关文章的作者，就并不囿于香港学者，它同样也发表内地学者有关香港文学研究的文章。陈子善长于考证，发现了诸多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的文献和史料。许翼心是内地较早研究香港文学的学者，作为广东人，他利用地缘优势，研究岭南作家与香港的关系。谢常青致力于抗战时期香港南来作家的研究，他的《抗战时期香港文学初探》一文在1989年至1990年的《香港文学》上连续五期刊载。1990年6月，谢常青在此基础上出版了《香港新文学简史》，这是内地出版的第一部香港文学史。
《香港文学》也发表内地学者有关香港文学史的论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暨南大学学者潘亚暾的《港台海外华文文学现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进修班上的报告》一文，此文从《香港文学》1986年第8期开始发表，一直连载到1987年第4期，一共九期，引人注目。据文中交代，1983年潘亚暾访港归来，就上书孔罗荪和冯牧，提出成立华文文学研究交流中心，出版“港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教材等建议。后来，他接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再复所长的邀请，在文学高级进修班上举办讲座，此文即是讲稿。在这篇文章中，潘亚暾运用列宁有关“两种文化”的说法，来论述香港文学，这种阶级论的论述，是当时内地文学研究的基本套路。1990年，潘亚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台港文学导论》，成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应该说，潘亚暾等内地学者为香港文学学科在内地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不过他们有关香港的一些观点，并不容易为香港学者所接受。卢玮銮指出，外界对于香港文化最流行的评价是“香港文化沙漠论”，在这种观点下，香港文学是谈不上的。她提到，直至1985年，冯牧仍然认为香港没有什么文学，“严格讲，认真讲，香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都写吃喝玩乐、消闲的，那怎么行？”潘亚暾的《港台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一文一开头就批判“香港文化沙漠论”，但他认为香港文学“普遍的缺乏深度、广度与力度”。这与冯牧的说法其实相距不远。内地香港文学研究者多数大书特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来文人在香港所创造的文学辉煌，香港本地文人却未必这么看。黄傲云在《从文学期刊看战前的香港文学》一文中指出，抗战以后，香港本地新文学作家被文坛排斥，只好去写通俗流行小说。后来，他提出了那个引起争论的观点，即三四十年代内地作家南来香港后，香港本地作家并没有得到“好好的抚养”，而是“跑到街头流浪去”。当事人平可在《误闯文坛述忆》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并指出当时南来主流文人文学成就确实高，但在香港本地接受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
对于1949年后的香港文学，内地学者也习惯性地强调南来作家的成就和主导地位，这一点也让香港本地学者感觉不适。1989年12月，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与三联书店联合举办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潘亚暾认为香港南来作家“既占主导地位又发挥领导作用”。也斯评论说：“潘文有时是广义地把每个人都包括进去，有时是狭义地特指他心目中的一群作者，又用上‘领导’‘团结’‘帮助’等字眼，香港的听众听来自然刺耳了。其实香港文学界的一个好处（如果有好处的话！）：本来是兼收并容。”据称，在这次会上，潘亚暾的看法“几乎成了香港学者的众矢之的”。戴天发表文章，开头一句就直呼“潘亚暾之流”，可见两地学者立场和观点上的差异。
当然，观点的差异，并不只限于内地学者与香港本地学者之间，香港本地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看法。对于20世纪50年代“绿背文学”，刘以鬯与卢玮銮的看法就不尽相同。卢玮銮在《青年的导航者——从〈中学生〉谈到〈中国学生周报〉——在第七届中文文学周专题讲座上》（总第8期）一文中，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学生周报》辩护。刘以鬯的《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在“香港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一文，发表时间与卢玮銮的文章相近（总第6期），却是批判“绿背文化”的。刘以鬯与卢玮銮对于《中国学生周报》的不同看法，自有其原因。刘以鬯是南来作家和现代主义文人，很反感“绿背文化”。卢玮銮在50年代尚处于幼年，她是在《中国学生周报》等报刊的熏陶下长大的，自然容易有亲近感。
进入21世纪后，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者在观念上已经较为开放，在材料掌握上也较从前要丰富得多，他们在《香港文学》上经常与香港学者互相配合。事实上，这个时期香港文学研究的阵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香港和内地，国外学者也在关注香港文学。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香港文学》组织了一个“‘回归十周年’香港文学专辑”，其阵容是：王德威、也斯、陈国球、藤井省三、金惠俊、赵稀方、叶辉、冯伟才、陈智德、陈德锦、刘俊、黄万华、钟晓毅、袁勇麟、曹惠民、痖弦（总第271期）。由此可见，香港文学研究的阵容已经一分为三。作为一个学科的香港文学研究，已经走向世界。在这一过程中，《香港文学》功不可没。
创刊至今40多年来，《香港文学》经历了刘以鬯、陶然、周洁茹和游江四任主编，在小说、诗歌、散文各个体裁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香港作家，成为香港文学的象征。本文所谈主要是《香港文学》创立时期的历史贡献，其他方面还有太多的内容等待我们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