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艺奖金”征文与青年作家的“人民文艺”实践
1981年，茅盾在临终之际捐献了25万元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已成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发生在抗战胜利前夕。正如雷达所言，“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可追溯到1945年”1。1945年6月24日，重庆文艺界为茅盾举办了“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会上获得捐款10万元。茅盾等人最初商定设立“茅盾奖学金”以奖励青年文艺工作者，后经各方捐赠，最终设立了“茅盾文艺奖金”，并由“文协”组织举办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征文活动。
1945年，南方局为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通过“寿茅”活动在大后方确立了“人民文艺”方向。作为“寿茅”的主要活动，“茅盾文艺奖金”征文是实践大后方文艺新方向的重要方式。近些年，关于“寿茅”活动的研究已有若干成果。2但“茅盾文艺奖金”征文长久被淹没在“寿茅”的光芒下，以往研究多是在讨论“寿茅”时捎带提及，尚缺乏系统性的深入讨论。3“茅盾文艺奖金”并不像已有材料所述，设立于“寿茅”茶话会上。据笔者考察，“茅盾文艺奖金”征文的最初样貌是“茅盾奖学金”，而这一变化恰恰能够更直观地展现出大后方左翼知识分子对“人民文艺”实践的构想和调适。此次征文活动从组织筹办到公布评选结果，涉及大后方文艺理论转向、“人民文艺”实践、培养青年作家、农村题材创作等重要问题。“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则体现出青年作家创作“人民文艺”的效果及意义。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全面梳理和考察“茅盾文艺奖金”征文活动始末，探究抗战胜利前后“人民文艺”在大后方的实践情况。
一、“人民文艺”规约下的“寿茅”及征文活动
在抗战时期，“祝寿”是南方局在大后方推行民主运动、团结进步文人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一结论已得到学界公认。作为一种统战方式，“祝寿”活动在大后方屡见不鲜。章涛指出，树立“文化旗帜”是共产党团结作家的重要方式，4而为作家祝寿是其中最为直接的形式。为文化名流祝寿，最显而易见的目的就是重塑作家的个人形象，进而依托他们的声望团结各方势力，例如1941年的“寿郭”活动。但在众多祝寿活动中，“寿茅”尤为特殊。究其原因，一是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如有奖征文活动就是“寿茅”所特有的；二是此次活动任重道远，它肩负着调整大后方文艺方向的重任。1944年之后，大后方文艺界的核心任务是依据延安文艺思想将文艺方向调整为“人民文艺”。在这个过程中，“寿茅”及其征文活动起到了关键作用。
延安文艺话语开始介入重庆文坛是在1944年。1944年1月，《新华日报》以“摘要”的形式刊发了《讲话》。这是《讲话》首次在大后方公开发表，但最初它在重庆文艺界的推行没有取得预期的理想效果。1944年5月，何其芳、刘白羽抵达重庆宣传《讲话》，遇到了重重阻力。邵荃麟在《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一文中提到1945年之前《讲话》在大后方的接受情况：“这个座谈会（指延安文艺座谈会——笔者注）的成果，在后方没有得到应有的普遍和热烈的讨论，倒毋宁说是一般地被冷淡了。”5
为了更好地传播和践行《讲话》精神，1945年南方局根据延安经验和大后方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人民文艺”的观念。借由第一届“五四”文艺节，郭沫若、茅盾、周而复等人对“人民文艺”进行了阐释。郭沫若指出：“人民的文艺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6茅盾认为文艺应当“配合着今天的民主运动”，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认识民众的力量，表现民众的要求。7相对于郭沫若、茅盾高屋建瓴式的论述，周而复则阐释得比较具体：“人民文艺”的真正主人是“劳动人民大众”，其土壤在乡村和军队里。他详细介绍了延安的文艺经验，如培养农民和士兵进行文艺创作。8这些论述都强调了“人民文艺”要面向劳动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生活。不难看出，周而复等人将延安文艺作为标杆，对“人民文艺”进行了描绘和建构。同时，周而复也特别指出，“人民文艺”不能只局限于“边区和敌后”，要争取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人民的文艺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9那么，如何将“人民文艺”确立为大后方文艺新方向，就成了南方局亟须解决的问题。
1945年3月，文化工作委员会因组织起草《对于时局的进言》，被国民党当局勒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当时南方局宣传《讲话》和团结进步文人的主要组织。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寿茅”成为南方局在大后方确立“人民文艺”方向的重要方式。“寿茅”活动的时间是1945年6月24日，这个时间点的选择非常微妙。茅盾出生于1896年7月4日，1945年既不是他的五十周岁，6月24日也并非其生日。对此，茅盾给出的解释是：“以群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已五十岁了，便正式向我提出，说朋友们愿在我五十岁生日那天为我祝寿。”10但这个解释很难令人信服，为茅盾祝寿是当时文坛的一件大事，叶以群作为茅盾的好友，怎么可能“不知从哪里”打听了一个消息就大张旗鼓地筹办。其实，筹划“寿茅”早在为老舍祝寿即1944年4月之后就开始了。据茅盾回忆：“四四年四月初的一天，重庆文艺界举行了庆祝老舍创作活动二十周年的茶话会，会后，一些年轻人倡议为我也搞一个庆祝会。”11吴组缃发表在1945年6月24日《新华日报》上的纪念文章《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祝贺》中也有明确说明。12 1945年6月初，周恩来还曾特别委派徐冰、廖沫沙与茅盾洽谈祝寿事宜。显然，“寿茅”时间的选择是为了配合南方局调整大后方文艺方向的工作任务。“寿茅”不再是一般的文化活动，而是“把人民文艺进一步确立为国统区文艺运动新方向的一个文化仪式”13。
祝寿当天，《新华日报》刊发了题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的社论和王若飞的评论文章《中国文化界的光荣 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这两篇文章回顾了茅盾的创作历程，将茅盾树立为“人民文艺”的一面旗帜。《新华日报》社论指出茅盾是一位“为人民服务的作家”，他二十五年来创作的努力方向就是“要为民族的解放，要为大众的幸福”。14接替周恩来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高度赞誉了茅盾对新文学的贡献，称赞他是新文艺“大众化”和“中国化”的先驱者。王若飞将茅盾的创作与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相联结，指出茅盾所走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15。通过肯定茅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人民文艺”得以承继“五四”新文学传统成为大后方的发展方向。《新华日报》社论在回顾茅盾的创作历程时，重点强调了他在农村题材方面的成就。社论认为茅盾诉述了“最平凡而最伟大的老百姓”的苦痛，描写了“破落了的农村的可怕情景”。16在“寿茅”茶话会上，大会主席沈钧儒也表示希望茅盾“以后更多更多的写人民，写农民”17。不过，茅盾认为自己最遗憾和惭愧的是“不曾写出中国的最平凡而其实是最伟大的老百姓”18。这看似是对茅盾创作评价的分歧，实则是通过阐释茅盾创作明确“人民文艺”的形态。在茅盾的文学道路被重塑为“人民文艺”道路的语境下，对茅盾农村书写的强调表明了“写农村”“写农民”是当时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
虽然“人民文艺”被确立为大后方文艺的新方向，但只进行理论阐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南方局举办的一系列祝寿活动往往具有一定的程式，例如诗词唱和、茶话会、特价出售著作等。与其他祝寿活动不同的是，“寿茅”设立了“茅盾文艺奖金”，并举行了有奖征文活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评奖并不常见，而抗战时期社会动荡、经济紧张，有奖征文活动就更为罕见了。1945年8月3日，《新华日报》《文艺杂志》以及重庆《大公报》刊登了《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启事》，启事如下：
茅盾先生五十寿辰，经各方捐献二十万元，作为“茅盾文艺奖金”，并委托敝社同人代为征选，兹拟定简则数条如下：
奖金额暂定二十万元。
应征文稿以取材农村生活之短篇小说，速写，报告为限。
文字以五千字左右为宜，最长不得超过一万字。
截止日期——本年十月底。
当选名额——五名至十名，奖金平均分配。
当选稿件除致送奖金外，发表或出版时之稿酬仍归作者所有。
当选稿件优先在《文艺》《文哨》两杂志上发表。
评选委员——老舍，章靳以，杨晦，冯乃超，冯雪峰，邵荃麟，叶以群。
来稿请寄重庆邹容路苍坪街新村六号文艺杂志社或林森路蹇家巷三号文哨月刊社均可。
文艺杂志社 文哨月刊社同启
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
作为承办此次征文的刊物，《文艺杂志》和《文哨》具有很强的左翼色彩。由于战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刊物更迭迅速，待评奖结果公布之时，两份杂志均已停刊，刊发获奖征文的任务转交给了叶以群、茅盾主编的《文联》。叶以群不仅是茅盾的好友，更是茅盾在党内的秘密联系人。七位评选委员均是“文协”成员，除老舍没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外，其他都是左翼人士。由此可见，此次征文是一场借助茅盾的个人声望，将延安的工农兵文艺推向全国的左翼文化活动。而征文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取材农村生活”，这正符合以“写农村”“写农民”为基本内涵的“人民文艺”的要求。通过“寿茅”，南方局将“人民文艺”确立为大后方文艺的新方向，而以“农村生活”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则促使“人民文艺”落实为具体的文学生产活动。
二、从“茅盾奖学金”到“茅盾文艺奖金”
“茅盾文艺奖金”的最初样貌是以奖掖青年为目的的“茅盾奖学金”，征文方式的调整和确立折射出大后方左翼知识分子对“人民文艺”的构想，以及在实践过程中的策略调整。据1945年8月3日《新华日报》报道，在祝寿茶话会上，“某君”捐款十万元设立了“茅盾文艺奖金”。最终经各方捐赠筹得二十万元，举办了有奖征文活动。报道如下：
前月茅盾先生五十寿辰庆祝会上，有某君当场捐款十万元，作为茅盾文艺奖金，后又得开明、良友、文化生活、作家书屋、生活、建国、新知、读书、群益、北门、文光、自强等书店，合捐五万元，六月二十四日庆祝会茶话费积余五万元，合共二十万元。听说现已委托文艺杂志、文哨月刊二社代办征文，并已聘定老舍、靳以、杨晦、冯乃超、冯雪峰、邵荃麟、叶以群等七人为评议委员。征稿办法，是以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速写，报告为限，文长以五千字为宜，最长不得超过一万字。至本年十月底截止，十一月内揭晓。应征文稿由《文哨》《文艺》二杂志代收。20
“某君”是正大纺织染厂总经理陈钧，这笔捐款是在董必武的授意下捐赠的。21众所周知，董必武是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而陈钧的身份也不仅是爱国实业家那么简单。陈钧又名陈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代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后因被捕脱党。1945年11月28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筹备会议在重庆举行，陈钧被推选为筹备干事，之后又被选举为该会理事。22因此，捐款并设立一项奖金绝非陈钧的个人行为，应该是南方局有计划的安排。不过，这笔捐款设立的奖励，最初的名称并不叫“茅盾文艺奖金”。通过翻阅重庆《大公报》，笔者发现了一则关于“茅盾奖学金”的报道，这则报道刊登于“寿茅”活动举行两天后，即1945年6月26日。它与“茅盾文艺奖金”具有明显的联系，但以往研究均未提及。报道如下：
陈钧氏捐款十万元
将分赠五青年作者
【本报讯】日前茅盾寿辰会上，有陈钧氏捐款十万元，作为茅盾奖学金，茅盾氏昨与友好商定：由文协推举作家评选数年来有造就之青年文艺工作者五人，每人赠给两万元，作为鼓励。23
笔者在《矛盾的茅盾寿辰》一文中也发现了“茅盾奖学金”的说法：“昨天会上有位陈先生捐了十万，作为茅盾奖学金。”24这篇文章的作者彭子冈参加了祝寿茶话会。虽然没有材料再提及“茅盾奖学金”，但茅盾曾谈到他将捐款交给“文协”，“希望用来奖励青年作家”25。这些材料能够表明，茅盾等人最初打算将捐款设立为“奖学金”，以鼓励青年作家。但从8月3日《新华日报》的报道看，正式设立的“茅盾文艺奖金”与最初设想不同。“茅盾奖学金”是由“文协”直接评选青年作家，而“茅盾文艺奖金”则采取了征文评选的方式，并规定了征文的题材、体裁、字数。
虽然征文启事中没有规定征文对象的身份，但“茅盾文艺奖金”面向的还是青年群体。1946年3月，《文联》刊登了一则关于获奖征文的短讯，里面提到了征文对象：“所征集之青年作家作品数百件，已由评选委员分头审阅。”26另外，1946年2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的《茅盾文艺奖金征文评选委员会启事》列出了获奖者和部分落选者名单。启事如下：
（一）共收到征文一百另八篇（二）评选结果：甲等三名。徐疾：兴文乡疫政印景。田苗：互替的两船夫。木人：丰收。以上每名各赠国币四万元。乙等二名。温士扬：会议。李俞：还政于民记。以上各赠国币三万元。丙等三名：生群：农村的一角。夏培静：么店子。汪文孙：风波。以上各赠国币二万元。（三）委托文光书店代办发送奖金，请于收到文光书店之通知后，凭函印向该店支取。（四）入选各稿，将在《文艺杂志》《文哨》或其他刊物上陆续发表。（五）未入选之稿，均已退还，惟下列各稿未有通讯地址，请函告文光书店，即当退还：一、勤劳的酬报（胡必信）二、进城（李业道）三、乡下的医生（邓桥生）四、希望（丁钊）五、访问记（曹濛灵）六、农民生活（古弓）七、乡间的一页（实露）八、秋雨潇潇泣老农（石泉）九、小琪子（岚风）十、刘家堡子（姚远）27
由于年代久远且受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只能确定徐疾、田苗、木人、夏培静、温士扬以及李业道6名作者的身份信息。徐疾，原名刘燕荪，得奖之时只有20岁。他曾是光华附中的一名学生，当时失学待业家中。田苗（原名胡锡培）和木人（原名杨本泉）都是受过茅盾指导的文学青年，胡锡培就读于重庆载英中学，杨本泉就读于复旦大学。他们都是西南地区的学生社团突兀文艺社的成员，这个社团与茅盾关系密切。夏培静是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学生，还是中央大学民主同盟地下组织的成员。温士扬即温田丰，是一名报刊编辑，获奖时29岁。温士扬虽不是学生，却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曾在1937年底代表《新蜀报》赶赴延安采访，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所写的《延安通讯》《毛泽东的印象和谈话》等文章，第一次在重庆报刊向大后方读者介绍了延安风貌和中共领导人的情况。参与征文活动的李业道是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一名学生，后因从事学生运动被迫退学。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确定，“茅盾文艺奖金”征文与“茅盾奖学金”一样，都面向青年群体，尤其是进步学生。
综合多种材料，或许可以描摹出此事的大致面貌：陈钧在董必武的授意下捐款十万元，作为“茅盾奖学金”。而茅盾等人商讨后决定将捐款交由“文协”，并请“文协”评选出五名青年作家作为奖学金得主。经过调整，“茅盾奖学金”改为了“茅盾文艺奖金”，由“文协”组织开展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面向青年作家的有奖征文活动。
董必武授意陈钧捐款就是为“人民文艺”宣传和造势，因此，奖金的设立和调整都受到“人民文艺”的规约。“茅盾奖学金”是由“文协”评选出“数年来有造就之青年文艺工作者”，也就是得奖者起码在文艺界小有名气，这就容易使评奖成为文艺界的自娱自乐。而“茅盾文艺奖金”采取征文的方式，能够营造一种全民参与“人民文艺”创作的社会氛围，有利于扩大“人民文艺”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面向全社会进行征文，能够推动更多人参与到“人民文艺”实践中。另外，“茅盾奖学金”的“数年来有造就”这一条件过于模糊，何为有造就，哪些方面的造就，很难具体界定，而“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具体到农村题材，就明确指向了“人民文艺”。
虽然奖项的设立经历了较大的调整，但面向青年作家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这体现出在奖项设计者的构想中，青年群体是实践“人民文艺”的重要力量。实际上，大后方左翼知识分子对青年群体的重视在此之前就已显现。1945年3月，叶以群、邵荃麟等人举行座谈会商讨《文哨》创刊工作。这场座谈会实则讨论了如何在大后方践行延安文艺思想——“配合着目前民主运动的需要，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做”28。参加座谈会的叶以群、邵荃麟、茅盾都与“茅盾文艺奖金”密切相关。叶以群和邵荃麟不仅是评选委员，还是承办征文的《文哨》《文艺杂志》的主编，这几人在征文活动中具有较大的话语权。所以，这场座谈会也可以从侧面展现“茅盾文艺奖金”调整的内因。夏衍一针见血地指出：“解决中国问题，主要的是农民问题；所以，我们的工作要面向农村，青年也要面向农村，到农村中去。”29针对如何“面向农村”，与会人员中产生了两种观点：周而复和戈宝权认为要依靠生活在农村的作者和读者，最好直接在工农兵中培养和发掘作家；茅盾和夏衍则将重点放在了青年身上，认为要倡导青年面向农村，到农村中去。茅盾还就如何培养青年进行了详细阐述：一方面，利用通信和谈话等方式引导青年书写农村；另一方面，帮助生活在农村的文艺青年成为作家。30茅盾在此所强调的引导青年面向农村，就成了之后“茅盾文艺奖金”评选的核心要求。
当然，《讲话》的核心是培养工农兵作家，戈宝权和周而复的观点更符合《讲话》精神。但大后方政治环境与延安完全不同，就“茅盾文艺奖金”得主的情况看，大多数都是在校学生。在工农兵中发掘和培养作家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即使培养农村的文艺青年都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茅盾等人倡导青年面向农村也与当时中共中央的政策有关。1945年1月，为应对国民党发起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共中央号召大后方青年到农村去。《新华日报》在一篇谈农村工作的文章中也指出，大后方的农村工作“薄弱的像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需要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从城市走到农村去。31因此，茅盾等人将培养工农兵作家转换为培养文艺青年，并非是他们故意忽视《讲话》的要求，而是根据大后方特殊环境，为了“配合着目前民主运动的需要”做出的相应调适。
从“茅盾奖学金”到“茅盾文艺奖金”，评选方式由直接评选青年作家调整为以农村生活为题材、面向青年作家的有奖征文。这种调整明确揭示出“茅盾文艺奖金”征文与“人民文艺”的关系，增强了“人民文艺”的传播效力。通过征文引导和培育青年是大后方实践“人民文艺”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区别于延安培养工农兵作家的模式，体现出大后方与延安在文艺人才储备层次、培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反映了茅盾等大后方左翼文人在践行延安文艺思想过程中的策略调整。
三、大后方青年作家的“人民文艺”创作转向
“茅盾文艺奖金”征文活动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并且确实吸引了他们关注并表现农村。突兀文艺社发动社员写稿应征，还曾计划将获得甲等奖的三篇小说作为“突兀文艺丛书”出版，只是没有凑足印刷费而未能实施。徐疾和夏培静在此之前也发表了数篇作品，徐疾发表过小说《千万家中的一家》以及译作《莎翁故居》《二十年前的约会》，夏培静发表过小说《风雨夜》。这些青年学生获奖前发表的作品，尽管写于抗战时期，但聚焦的是普通青年学生关注的问题。例如夏培静的《风雨夜》，讲述的是几个青年学生陷入爱情的苦闷中无法自拔的故事。可见，“面向农村”的“茅盾文艺奖金”征文促使青年学生将目光从校园转向农村。
在《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启事》中，最为明显的要求是“取材农村”。对于农村题材的侧重，是延安工农兵文艺的特点。正如前文所述，“人民文艺”的提出是大后方知识分子对《讲话》的呼应和实践。相比工农兵文艺，“人民文艺”这一提法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首先，与“工农兵”这样带有鲜明无产阶级色彩的词汇不同，“人民”这一概念是比较中性化的，当时不仅共产党方面在使用，国民党方面也在争夺这一概念的解释权。32实际上，从“人民文艺”的阐释和实践来看，其内涵已经无限接近于工农兵文艺。只是鉴于当时国民党对阶级斗争、左翼文艺的抵制，在大后方使用统战性质的“人民文艺”更为安全，也更具有合法性。其次，无论郭沫若还是茅盾，在阐释“人民文艺”时，对“人民”的论述都是比较笼统的，也没有具体的指向。而“茅盾文艺奖金”征文明确要求取材农村，就使得“人民”这一原本中性化的词汇带有了左翼色彩，即农村的、阶级的。在《文哨》座谈会上，茅盾认为要多鼓励农村题材的创作，刊物应该放宽对此类作品的要求，“只要内容好，技巧即使差一点，或者大体可以，某些方面差一些的”都可以刊登。33从发表的获奖作品看，“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就是在这样的原则下评选的。而结合获奖征文，茅盾所言的“内容好”实则是符合“人民文艺”的创作主题、观念以及立场。
统观这些获奖征文，虽然带有青年作家创作的青涩感，但展现出了大后方农村生活的诸多面向。《兴文乡疫政即景》34讲述了瘟疫之下乡镇官员无视百姓死活，层层盘剥中饱私囊的故事。《互替的两船夫》则通过两个船夫阴差阳错的命运，反映了拉壮丁带给民众的苦难。《丰收》展示了物价飞涨之下，谷贱如何伤农。《会议》描绘了乡政府接待前来下达拉壮丁任务的县长的画面，讽刺了地方官员的丑恶嘴脸。35获奖作品虽然都是“面向农村”之作，但切入角度各不相同：有上下勾结、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吏，有物价飞涨下破产的农民，有遭受无妄之灾的船夫。从中可以看出，评选委员会希望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大后方的农民和农村风貌。这几篇小说大量使用四川方言，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例如，《兴文乡疫政即景》中人物对话多使用方言，这在徐疾之前的创作中就没有出现过。这些作品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对方言口语的使用，印证了征文活动对青年作家的创作引导。
除了题材方面，青年作家创作转向的另一方面，是阶级话语代替抗战话语。这些作品在主题上都以暴露大后方农民的苦难生活、批判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为主。在大后方，暴露抗战黑暗面的作品并不少见。抗战初期就曾涌现出一大批“暴露与讽刺”的作品，其中不乏描写农民的作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这两部作品虽然批判了农民胆小怕事、迂腐自私的劣根性，但它们强调的是经过战争教育，意识落后的农民也可以成长为抗日英雄，展现的是个人走向集体和民族国家的过程。其根本目的是鼓励民众积极投身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强烈的民族叙事特点。而征文获奖作品中的民族情感相对淡薄。《会议》里民众对“胜利也不很感兴趣，倒是粮价涨跌还令他兴奋”36。《丰收》里农民张桂林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更是表现得异常冷漠：“‘我说啥子事得？原来——哼，有那点值得欢喜？’张二爷露出‘不过如此’的表情。”但当他听到谷价跌了时，“突然像被谁打了一下似地跳起来，眼里炯炯地闪着光”。37底层民众对粮价涨跌、抽丁献粮等事情的关注远远高于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过与《差半车麦秸》等作品将关注自身利益视为农民的劣根性不同，获奖作品《丰收》《会议》表达了对农民的理解和同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会环境。“当个人不再被苛刻地要求无条件为抗战牺牲，当个人面对物价飞涨时那如逆水行舟般的无奈被理解，批判的焦点就有了从个人移向社会环境的可能。”38这些农民不仅要承受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带来的恶果，还受到土豪劣绅的盘剥。它们侧重表现的是农民受到的压迫与剥削，以及与以乡绅为主的基层地方官员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获奖作品里民族话语的式微与阶级话语的突起，一方面揭橥出“人民文艺”理论与《讲话》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折射出大后方文艺的发展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获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抗战初期“暴露与讽刺”的叙事框架。青年作家在创作中没有止步于表现阶级压迫和矛盾，而是让底层民众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意识。《兴文乡疫政即景》中的农民对贪得无厌的乡长喊出了“老子倒总有一天量量你的胃口，看你究竟包袱有几多深”。当田老夹夹说出“各人头上一层天，多积点德”时，众人不仅没有得到安慰，反而更加烦躁。39这些反抗的声音固然很微弱，但还是在“沉默”已久的民众中激起了一些涟漪。《互替的两船夫》则更进一步，叙述了共产党思想政治在民众中所产生的影响。船夫王和尚之前面对物价高涨只会叹一声“天意如此”，但在读到《新华日报》之后开始思考抽丁、征税等政策对老百姓的压迫。王和尚曾上过共产党开办的导生传习所，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我们都是穷朋友》等歌曲，他又将这些歌教给了另一名船夫木生。当王和尚被抓走时，其他人毫不在意。只有木生若有所失，因为“‘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这支歌还没有学会”40。可以看出，王和尚和木生在情感上有了共鸣，而这种情感共鸣又是通过《新华日报》《我们都是穷朋友》等党的文化符号粘合的。导生传习所、《新华日报》可以看作是一种革命政治的介入，这种政治介入使得王和尚和木生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新意识，这种情感共鸣和新意识恰恰使被压迫的个体有发展成阶级联合的可能。在《互替的两船夫》的结尾，带有寓言性质的“凄凉的江边”“深黑的夜里”飘荡出木生的歌声，木生能否彻底觉醒？这些歌声能否像影响了他一样，影响更多的人？作者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随着民族内部矛盾日益突显，这些获奖作品不再那么重视民族情感的表达，而是将批判的焦点放在了社会环境上，侧重展现个人受到的压迫和剥削。尤为可贵的是，一些作品赋予人物一定的反抗性与政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暴露与讽刺”的叙事逻辑，推动了“人民文艺”实践的进步。但是，这些民众被赋予的政治意识是非常有限的。情感共鸣和政治意识都没有转化成任何政治行动，阶级联合只是一种渺茫的可能。不过，完全突破“暴露与讽刺”的框架是“抗战胜利前后国统区现实主义文学面对的总体挑战”41，不能苛求青年作家们在一朝一夕间完成。
茅盾在关于“人民文艺”的演讲中说：“现在暴露的对象还不仅是贪官污吏，还须暴露那造成贪官污吏之政治的根源——即不民主的政治。”42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触及“不民主的政治”。虽然这几篇作品描绘了农村生活的不同方面，但里面的农民都笼罩在抽壮丁和征粮的阴影之下。其中乡长和保长等基层官员有非常大的权力，而且各级之间层层盘剥，这些剥削最终都压迫在农民身上。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当时大后方实行的“新县制”。国民党政府为收拢地方权力，强化了县与乡镇两级的自治权力。但是乡镇官员还是由乡绅、袍哥担任，且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因而基层政权长期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在一个原本缺乏自律性的组织中，突然出现一批权力者，其中的许多人变成‘暴君’。”43因此，农民的悲惨命运以及农村的凋敝环境看似由贪官污吏造成，但根本原因在于“不民主的政治”。
根据征稿日期推断，获奖作品创作于1945年8月至10月期间。这一时段国共两党正就中国未来的前途进行着紧张谈判，全社会对民主和平的期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抗战建国转向民主建国的历史语境下，参与征文的青年作家敏锐地观察到了大后方农村社会的变动。他们关注农民的个体生存问题，抨击不民主的政治根源，在实践“人民文艺”的过程中对农村问题、农民命运进行了思考和表达。虽然获奖作品与延安文艺思想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这些青年作家后来基本上都走向了“人民文艺”的创作道路。例如，胡锡培参与了1946年《新华日报》关于方言诗的讨论，并发表了理论文章《方言诗与朗诵》。1948年，杨本泉在《突兀文艺》上发表了文艺评论《试谈马凡陀山歌》，该文引用《讲话》论述了文艺大众化问题。44
总的来说，“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引导青年群体关注和表现农村，壮大了实践“人民文艺”的阵营。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秉持“面向农村”的原则，较好地刻画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风貌与农民生活。相比于抗战初期大后方的文艺创作，这些青年作家敏锐地观察到大后方农村社会的变动，突出了阶级矛盾，赋予人物一定的政治意识，抨击了不民主的政治根源。获奖作品尽管没有完全突破“暴露与讽刺”的框架，但是对农村问题、阶级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和表达。需要说明的是，青年作家的创作转向只是大后方文艺转向的一个方面。“寿茅”之后，茅盾等文坛大家也纷纷参与到“人民文艺”的创作中。众所周知，茅盾创作的话剧《清明前后》是大后方“人民文艺”创作的方向标。45李永东指出，“寿茅”活动对“促使茅盾调整剧本写作思路应起了重要作用”。46茅盾通过调整自身立场，创作出了符合“人民文艺”的《清明前后》，在大后方引起了空前反响。由此可见，青年作家和文坛大家主动进行自我调适，将自身创作与“人民文艺”相联结，共同推动了大后方文艺理论的转向。
结语
茅盾在指导突兀文艺社成员时曾指出：“青年学生热爱文艺，注意观察社会，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与命运，并努力学习用自己的笔去反映学校、社会现实生活，表现自己的真实感受，是很好的事；这不但有益于学习，也有益于社会。”47在大后方调整文艺方向的历史语境下，南方局通过“寿茅”将茅盾的文学道路塑造为“人民文艺”的道路，同时把茅盾树立为“人民文艺”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无数青年人参与到“人民文艺”建构的进程中。一项理论提出后不仅需要阐释解读，更要通过实践不断完善。在“人民文艺”从理论转向实践的过程中，大后方知识分子将“茅盾奖学金”调整为“茅盾文艺奖金”，最终确定了以青年作家为主体、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征文方式。“茅盾文艺奖金”征文的举办使“人民文艺”落实为具体的文学生产活动，指引青年群体关注和书写农村，为“人民文艺”提供了人才储备。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大后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表达了争取民主的政治诉求，迈出了大后方“人民文艺”实践的第一步。
尽管随着抗战胜利，大批文人离开重庆，“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只举办了一次，但其影响是深远的。1981年，茅盾在遗嘱中要求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并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48可以看出，茅盾文学奖的设立是为了鼓励长篇优秀小说，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进步。茅盾文学奖设立之初没有制定明确的评选条例，主要依据的是茅盾的这份遗嘱，因而获奖作品都是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的准则内评选出来的。虽然之后评选规则不断调整，但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强调作家站在人民立场上反映现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茅盾文艺奖金”征文跨越时空，通过“茅盾文学奖”延续了“人民文艺”的精神内核。
注释：
1 雷达：《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 除了一般性的史料梳理，如钟桂松的《庆祝茅盾50寿辰活动始末》（《百年潮》2023年第8期）；张少宇的《茅盾五十寿辰纪念活动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在全面考察“寿茅”活动的基础上，指出了“寿茅”之于茅盾及大后方文坛的文学史意义。
3 孙中田、王中忱在《关于茅盾文学工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中罗列出了当时刊登的“开始征文消息”和“评选结果启事”，以此说明发起征文是“寿茅”活动之一。段从学的《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和张少宇的《茅盾五十寿辰纪念活动研究》是为数不多指出此次征文与“人民文艺”关系的研究。
4 章涛：《“人民文艺”的生成：1940年代末共产党的团结作家政策与其“边界”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5 本刊同人 · 荃麟执笔：《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 · 批判 · 和今后的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
6 郭沫若：《人民的文艺》，《大公报（重庆）》1945年4月29日。
7 茅盾：《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纪”》，《新世纪》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25日。此文最初发表于1945年5月4日的《抗战文艺 · 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文艺节纪念特刊》。
8 周而复：《人民的文艺》，《新华日报》1945年5月4日。
9 同上。
10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11 同上。
12 参见吴组缃：《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祝贺》，《新华日报》1945年6月24日。
13 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第216页。
14 《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新华日报》1945年6月24日。
15 王若飞：《中国文化界的光荣 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新华日报》1945年6月24日。
16 《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
17 《庆祝茅盾先生五十寿辰 重庆文化界大集会》，《新华日报》1945年6月25日。
18 茅盾：《回顾》，《新华日报》1945年6月24日。
19 《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启事》，《新华日报》1945年8月3日。《茅盾文艺奖金征文》，《文艺杂志（桂林）》新1卷第3期，1945年9月15日。《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启事》，《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5日。注：《新华日报》的启事将“邵荃麟”误印为了“印荃麟”，但其他报刊的启事均未出现此错误。
20 《茅盾文艺奖金开始征文》，《新华日报》1945年8月3日。
21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371页。
22 民建中央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0年版，第9、13页。
23 《茅盾奖学金》，《大公报（重庆）》1945年6月26日。
24 子冈：《矛盾的茅盾寿辰》，庄钟庆编：《茅盾纪实》，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25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371页。
26 《国内文艺短讯》，《文联》第1卷第5期，1946年3月25日。
27 伍粲、方二：《茅盾文艺奖金征文评选委员会启事》，《新华日报》1946年2月28日。
28 《我们的方向（〈文哨〉座谈）》，《文哨》第1卷第1期，1945年5月4日。
29 同上。
30 《我们的方向（〈文哨〉座谈）》。
31 伍粲、方二：《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新华日报》1945年6月25日。
32 关于这一时期“人民”概念的使用，较多研究均有涉及，例如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5—366页；戎琦：《郭沫若“人民文艺”概念的提出》，《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
33 《我们的方向（〈文哨〉座谈）》。
34 关于这篇小说的名称，《新华日报》刊登时题为《兴文乡疫政印景》，1946年3月1日《大公晚报》刊登的获奖作品名为《兴文乡疫政印象》，但最终发表在《文联》上的题目为《兴文乡疫政即景》，我们在此采用的是这一题目。
35 由于《文艺杂志》和《文哨》相继停刊，目前只能够搜集到这四篇作品。
36 温士扬：《会议》，《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3期。
37 木人：《丰收》，《青年学习（重庆）》第1卷第5期，1946年4月10日。
38 廖海杰：《战时经济生活与抗战大后方文学转型》，《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39 徐疾：《兴文乡疫政即景》，《文联》第1卷第6期，1946年4月15日。
40 田苗：《互替的两船夫》，《文联》第1卷第7期，1946年6月10日。
41 姜涛：《〈还乡记〉与沙汀1940年代中期的文学调整——兼及国统区现实主义文学可能的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8期。
42 茅盾：《人民的文艺——四月八日在广州青年会讲演》，《新文艺》创刊号，1946年6月1日。
43 笹川裕史、奥村哲：《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林敏、刘世龙、徐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44 杨本泉：《兼中突兀文艺社始末》，何建廷主编：《抗日战争时期的北碚（北碚文史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北碚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第253页。
45 邱域埕：《作为“人民文艺”方向标的〈清明前后〉及其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2期。
46 李永东：《移步换形的抗战书写与仓促换调的〈清明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47 穆仁：《茅盾与突兀文艺社——抗战文艺运动的一个侧面》，《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5期。
48 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下），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