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夏威夷的海天寥廓
初出国门抵檀岛
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四学年，经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提名，夏威夷大学一个专门委员会投票，我获得了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开启了我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担任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和研究员的经历。夏威夷是我“四海为学”在国外的第一站。
这个客座教授职位的全称，叫作“安德鲁斯讲席特聘教授”（Arthur Lynn Andrews Chair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是为了纪念夏威夷大学文理学院首任院长安德鲁斯（Arthur Lynn Andrews）而设立的。该讲席通常由亚太地区的学者担任，不限于文科，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轮流。那一年，这一职位刚好轮到邀请中国的学者。除了安乐哲给我的提名之外，还有其他学科的教授给另外一些中国学者提名。为了从中遴选，夏威夷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最终我有幸获选。
抵达夏威夷之前，我对此毫无所知。安乐哲从未告诉我中间的过程。抵达夏威夷之后，其中原委，我才偶然从中国研究中心负责日常行政的寇树文（Daniel Cole，后改名Daniel Tschudi）那里得知，也才知道“Arthur Lynn Andrews”原来是夏威夷大学文理学院首任院长的名字。二〇〇三年我博士毕业刚满两年，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获得了这一客座讲席，不能不说是极其幸运的。
这个客座讲席虽然是很高的荣誉，但当时校方提供的薪资并不高。安乐哲觉得过意不去，还专门另寻资源，将其提升到一定的额度，以够我在当地的开支。这一点，我事先也不知情，仍是中国研究中心的朋友后来告诉我的。
我刚去时是一个人，暂住马诺阿公寓（Hale Mānoa）的单人客房。公寓原本只有获得“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奖学金的学生以及到东西方中心开会的人才能居住。但它有十三层楼，房源较为宽裕，像我这样一个人的客座教授、访问学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流学生，在房源允许的情况下，也都可以居住。后来我因家人要来，需要较大的套房，在学校员工宿舍还没有等到的情况下，只能自己先租市面上的房子了。无论是初抵夏威夷在马诺阿公寓短暂居住，还是后来终于搬进教工宿舍，甚至在这之间租住民居，都有一些趣事发生。后文对此再做交代。
今年（2024）春天，我在撰写关于唐君毅（1909-1978）与胡适（1891-1962）的论文时发现，一九五九年七月两人去夏威夷大学参加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时，曾一起住在学生宿舍。这一点，胡适在七月二十日给雷震（1897-1979）的信中写道：“我在此住的是大学学生宿舍，每夜自己洗袜子及小衣，每天早晨在房里水果饼干当早饭，午饭晚饭须走十分钟的路，到一个小馆子去吃。唐君毅、谢幼伟两君也同住在此。这宿舍里住的有许多有名教授，如经济学大家Bank H. Knight，他比我大六岁。有家眷同来的，则分住小房子。重过这种学生宿舍生活，也很有意思。”胡适和唐君毅等人当时住的不会是马诺阿公寓，因为胡适去世那年马诺阿公寓才刚建成。不过，他们那时住的学生宿舍，离马诺阿公寓不会太远。
我所在的夏威夷大学马诺阿校区，位于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Honolulu）。这是夏威夷大学的主校区，此外夏威夷大学还有西瓦胡（West Oʼahu）校区和希洛（Hilo）校区。前者和檀香山都在瓦胡岛，后者则位于大岛。由于夏威夷各岛之间均需飞机往返，加之我要教两门课，非但位于大岛的希洛校区，就连西瓦胡校区，我也没有去过。对于旅游天堂的夏威夷来说，我虽然待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但从旅游者的角度衡量，我是不合格的。这对于我当年的夏威夷经验来说，也算是留下的些许遗憾了。
初抵夏威夷，顿感到了一个海天一色的世界，天空和海水如此之蓝，片片云朵如此之低，似乎伸手便可触及。由于处在太平洋之中，四周环海，檀香山虽属热带，天气却不热。学校办公楼里的空调昼夜运转，但居民住宅几乎用不到冷气，顶多偶尔开一下电风扇就足够了。不过，虽然并不觉得炎热，日照之下的紫外线却很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需要防晒，结果几次户外回来，晒红了鼻子不说，胳膊上又红又痒，几日内脱去薄薄的一层皮。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晒伤的表现。不过，晒伤是事后才会发觉的问题，身在寥廓的海天之中，当时所感受到的，只有天地的广阔和心胸的开拓。
夏威夷大学的哲学系及其传统
在整个美国乃至西方的哲学系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西方哲学的各种基本课程之外，它还向本科生以及研究生提供中国哲学、日本哲学以及印度哲学这三个非西方哲学传统的课程，并授予学位。放眼全美乃至整个西方，虽然有些大学的哲学系也有对非西方哲学传统有兴趣并兼治非西方者哲学的教授，但同时提供中、日、印哲学的课程并授予学位的，或许只有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一家了。
当然，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这一定位，与其创立时的思路和条件有关。由于夏威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族群构成，对于夏威夷大学来说，东西方的交流中心自然是其不二之选。事实上，正是因此，前文提及的“东西方中心”，就是美国联邦政府一九六〇年在檀香山成立的。顾名思义，其宗旨就是要使夏威夷扮演一个东西方交流中心的角色。东西方中心坐落在夏威夷大学校园内，与夏威夷大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客座的那一学年，也曾参加过该中心的活动。但是，东西方中心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独立机构，并不隶属于夏威夷大学。这一点，恐怕是访问过夏威夷大学的人未必都知道的。
至于夏威夷的族群构成，除了原住民，日本族裔很多，随处都可以遇到。我刚到时并不知道这一点，遇到东亚面孔的人士，都以为是同胞。后来才知道，其中很多是日裔。华裔在夏威夷也不乏其人，但总数不如日裔多。当然，日裔人口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华裔则似乎越来越多。无论如何，包括华裔、日裔和菲律宾裔在内的亚裔人口，在数量上绝对超过白人。这些年来印度裔人口的增加，恐怕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夏威夷在美国各州中的独特所在。这一族群构成，也成为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创立之初在课程设置方面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创立人摩尔（Charles A. Moore，1901-1967）和陈荣捷（Wing-tsit Chan，1901-1994）两位先生，对于设立中、日、印三大哲学传统的课程功不可没。而于中国哲学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位置来说，陈荣捷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创立伊始，“在一个批判话语的共同体中汇聚中西方哲学家”（bringing together of Western and Eastern philosophers in a community of critical discourse），便成为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宗旨和目标。
摩尔（Charles A. Moore）
在这一宗旨和目标之下，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一九五一年创办了《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季刊，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东方哲学在英语世界的表达以及东西方哲学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场所。该杂志的首任主编是摩尔。一九六七年，主编由道伊奇（Eliot Deutsch，1931-2020）接任。一九八六年，安乐哲继任主编。二〇一七年迄今，主编是目前在哲学系担纲中国哲学的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该刊物最初主要刊载“东西方哲学家会议”（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与会者们提交的论文，后来就更加广泛地面向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学者了。目前来看，该刊物仍是比较哲学领域在英语世界的一个重要发表园地。
1959年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胡适（右一）、铃木大拙（左二）和拉达克里希南（右二）被夏威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不久前去世的成中英教授（1935-2024）一九七三年创办的《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虽然不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比《东西方哲学》晚，但同样早已是英语世界发表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园地。此外，他于一九七五年创办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以“连结学术界与非学术界中所有从事中国哲学之研究和有志于推动中国哲学研究之人士”为宗旨，定期举办“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对于汇聚世界范围内中国哲学的从业者以及对中国哲学有兴趣的人，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同样是在哲学系的宗旨和目标之下，始于一九三九年、五年一届的“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既成为东西方哲学交流的重要场合，也成了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一个重要传统。一九五九年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不仅胡适、铃木大拙（D. T. Suzuki，1870-1966）和后来曾任印度总理的拉达克里希南（S. Radhakrishnan，1888-1975）这三位分别代表中国哲学、日本哲学和印度哲学的学者被夏威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更有多位代表中国哲学的学者参加：胡适和陈荣捷之外，还有唐君毅、谢幼伟（1905-1976）、吴经熊（1899-1986）、梅贻宝（1900-1997）等人，可谓盛况空前。后来更年轻一代的中国哲人，如刘述先（1934-2016）、成中英、杜维明等人，也曾出席过“东西方哲学家会议”。杜维明一度被借调担任东西方中心的主任。成中英则几乎一生都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任教。
陈荣捷
刘述先先生曾对我说，当时北美飞往亚洲，飞机需在夏威夷加油。这是夏威夷成为沟通中西不可或缺的一个地点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飞行技术大大提高，飞机在亚洲和北美之间的往来，已经不必在夏威夷停留了。如此一来，夏威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就不免随之降低。如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虽然仍在继续，但昔日汇聚中西方顶尖哲人的盛况已难再现。随着安乐哲退休，成中英辞世，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中国哲学虽有方岚生等接棒，但毕竟今非昔比了。
参加1964年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中国学者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虽以开设非西方哲学课程以及东西方比较哲学著称，但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高校的哲学系，西方哲学毕竟占据主导地位。从事非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常常要不自觉地捍卫自身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我客座期间不止一次听到安乐哲说“I am a philosopher， not a sinologist”（我是哲学家，而非汉学家），恐怕便是这一境况的反映。在中文世界，我从未听到过他有这样的表达。这当然是因为，在中文世界，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合法身份是从来不需要自证的。还有一次，我在系里收发室遇到刚结束休假的一位从事伦理学的教授。闲聊伊始，我询问对方的专业领域。对方答曰“ethics”（伦理学），我不禁追问了一句：“Western ethics？”（西方伦理学？）对我来说，这当然是很自然的，并无它意。但话出口之后，从对方望来的眼神中，我立刻意识到那样问，大概会让对方觉得我在刻意捍卫东方传统的哲学性。当然，从那位学者的回答来看，西方哲学的主导意识，也的确浸入血脉，到了习焉不察的地步。
我的教学经验与体会
我客座期间要教两门课，一门在哲学系，另一门在亚太研究院。我在抵达夏威夷之前，并不知道“安德鲁斯讲席”这个职位属于亚太研究院。去后看到全校的课程手册，检索夏威夷大学的机构设置，我才明白。我在哲学系的课程叫“中国哲学文献研讨”（Seminar in Philosophical Texts），主要是为哲学系的研究生讲解中国哲学的一些文献。哲学系修读中国哲学课程的研究生并不都有学习中文的经历，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是挑战。所以，无论是讲授还是使用的文献，这门课用的都是英文。这门课安乐哲也全程参与，实际上变成我们两人共同授课。我想，他主要是为了照顾学生程度的不足。我觉得，对于哲学系的学生，如果想要深入了解非西方的哲学传统，语言的训练是很重要的。记得当时跟安乐哲表示过我的这个看法，他完全同意。他不仅博士学位是在汉学大师刘殿爵（D. C. Lau，1921-2010）指导下获得，自己更是以英译包括《老子》《孙子兵法》《淮南子》等中国哲学经典而名世。即便他的翻译多“哲学的”取径，在学界不无争议，但在文字上稔熟中国古典，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就我客座期间的感受而言，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学生的中文似乎还需要加强。如果系里要求学生紧密结合东亚系的语文训练，对于学生了解非西方的哲学传统，会更有帮助。也许我当时对夏威夷大学的中文培训不够了解，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的中文培训。有一次和家人行走在哈佛校园，旁边坐着的一个小伙子突然用中文跟我们打招呼，说的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我以为他去过中国，就问他在中国哪里待过。对方回答自己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并未去过中国。我惊讶于他的中文为何如此之好，尤其是四声的音准。他告诉我就是在哈佛修的中文课。此事令我对哈佛的中文培训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我在亚太研究院的课程“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Spiritual and Bodily Exercises in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Their Therapeutic Significance），就是后来《身心修炼：儒家传统的功夫论》（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这本书的雏形。对此，我在该书“前言”有所交代。大概是这门课的名称比较吸引人，选修的人比哲学系那门课要多。我还记得，这门课有一个哈佛毕业的老太太前来旁听，经常提问题，比正式选修的学生还要积极。看得出来，她来旁听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这也说明，即使到了一定年龄，只要保持对知识的兴趣，社会环境较为宽松，高等教育系统较为开放，老年人也可以不断通过自修来满足自己心智方面的需求。
通过和这位老太太的交流，我清楚地意识到，即使像她那样在一流大学受过教育的西方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难免有误会甚至偏见。我最初有这种感觉时，心中还有些不以为然。但后来想想，在长期的反传统之后，某些中国人对于自己传统的了解也充满了误会和偏见，又如何能怪她呢？于是也就没那么不以为然了。并且，课程之后，我觉得那位老太太的一些既有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观念或多或少有所更新。的确如此的话，作为一位以中国文化为志业的学人，对于西方人士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帮助，我觉得自己的课也就没有白上。
还有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当时在夏威夷大学修读亚洲研究的硕士课程，也选修了我的这门课。我在结束了夏威夷大学的客座转往哈佛访问时，曾在加州旅游。这位学生的父母专程到机场接送我们，非常友好。他后来参加了伊拉克的战争，他的父母那时经常把他的照片转发给我，使我得以及时了解他的动态。战事结束，他安全返回，我由衷为他高兴。看得出来，他的父母颇为他自豪。再到后来，他和弟弟有一次到北京，我还请他哥俩吃了饭。二〇〇四年夏初见他弟弟时，对方还是个大男孩；北京再见，已经长成高大的小伙子。当时问他们喜欢吃什么，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点北京烤鸭，而是提出要吃新疆大盘鸡。我也应他们的要求，平生首次在北京品尝了这道似乎名闻天下的新疆菜。
客座夏威夷大学之前，我没有英语教学的经验。虽然我大学时就养成了阅读英文原著的习惯，在北大博士研究生的求学期间，也因为英语听说较好，被一对加拿大的外教夫妇任命为英语班的班长。然而，赴夏威夷之前，我并未真正用心力于英语。因此，初抵夏威夷，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听说的不足。至于英语教学，就更是一项挑战了。我真正在自觉的层面意识到英文的重要，是从夏威夷的经验开始的。
基于这一经验，如今我常对学生说：如果你只会自己家乡的方言，不会说普通话，会不会自己也觉得不便且尴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要掌握英语。至于如今成为“国际普通话”的为什么是英语而非别的语言，那是历史原因自然形成的。与其质疑其合理性，不如因势利导。除非可以做到不与世界交流，仅在中文世界生活，否则的话，就算要实践中国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英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语言工具。
两门课的教学，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我的办公室离住处走路不到十分钟，但我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十点多才回家。到家时，不到四岁的儿子已经熟睡。我每次都要看他一会儿才去休息。如此一个学年下来，修我课的学生在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程度是否有足够的提升，当由他们自己判断和评说，但我用英文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较之未出国门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非母语的语言长时间不使用的话，难免退步。因此，每次在海外有较长时间的访问，我都会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英文听说。
夏威夷大学遇到的学人
我在夏威夷大学接触较多的，当然是安乐哲。除了他参加我在哲学系的课程之外，我也参加他为哲学系研究生开的课。这确保我们能够定期接触。此外，我们也有其他交流的机会。安乐哲对学生很好，不时会邀请学生到他家聚餐，尤其学期快结束时。他的太太是日裔，也很好客。我不止一次到他家做客。二〇〇三年感恩节那天，家人尚未前来，我还是一个人。感恩节在美国就像中国的农历新年一样，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因此，当接到安乐哲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的电话时，我说自己去恐怕不合适。但电话那边安乐哲应声答曰“you are our family”，令我感动。
安乐哲的家是一幢两层带花园的独立住宅，位于一个临海的山坡之上，环境优美、安静。从书房和卧室可以眺望太平洋的天际线，欣赏日出和日落是他每天的日常。以夏威夷的物价，他的房子肯定价值不菲。我当时并没有问过安乐哲，但记得有一次他说自己要努力工作，以保障家人的安全。
这一点，从我与另一位哲学系教师的交谈中，也获得过印证。当时在哲学系任教的，还有另一位和安乐哲同样来自加拿大的罗恩·庞德戈（Ron Bontekoe），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哲学，当时还担任哲学系的系主任。一次聚会结束后，他说要回家，我就顺口问了一句“你住哪里”。他说在城里租了一间公寓，接着就说夏威夷的房子太贵。如今庞德戈已经离开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另谋高就了。
前面提到的道伊奇，作为哲学系的资深教授，除了曾任《东西方哲学》主编长达二十年，更是一位当代西方哲学界颇有分量的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美学、宗教哲学、价值哲学、形而上学、印度哲学以及日本哲学，生前出版著作近二十部，其中很多都有原创性的思想。例如，《人性与神性：比较形而上学论集》（Humanity and Divinity: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Metaphysics）一书，对于引入亚洲哲学的洞见，反思基督教传统为底色的西方哲学中人性与神性的两分，就有大部分西方哲学家难以想象的探索。可惜这本书我当初并未措意，很多年后才知道作者正是道伊奇。此外，对于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传统，摩尔和陈荣捷之外，作为哲学系第二代掌门人，道伊奇也功不可没。例如，他早年对印度哲学经典《薄伽梵歌》的英译（1968），对吠檀多不二论（Advaita Vedānta）哲学的诠释与重构（Advaita Vedanta: A 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1980；The Essential Vedanta: A New Source Book of Advaita Vedanta， 2004/2006），以及后来对于日本艺术哲学和修身哲学（The Japanese Arts and Self-Cultivation，2007）以及世界哲学的研究和推动，对于英语世界专业的西方学者以及社会大众了解东方哲学传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他的贡献，哲学系专门设了一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讨室（Eliot Deutsch Seminar Room），其中存放了他所有的著作和已经出版的各期《东西方哲学》，师生均可在此研讨。我也参加过那里举办的活动。对于一位长期在哲学系服务的哲人，我想这是最好的纪念。
道伊奇教授
我在夏威夷大学客座时，道伊奇已退休，系里基本见不到他。但安乐哲几次跟我提起，说道伊奇对他就像兄长。有一次，道伊奇邀请系里师生到家里聚餐，我也应邀参加。去之前，知悉他的太太是一位艺术家。去了之后发现，他平层的房子里遍布各种绿植。我猜想，这大概与他的艺术家太太也很有关系。我和道伊奇的交谈不多，但他渊默的气质和沉静的目光，非常符合一位融会了东西方哲学智慧的哲人形象。
我的办公室在哲学系，并在哲学系开设一门课程，所以，我平时在哲学系待的时间最长。因此，在哲学系执教的成中英教授，和我平常也有交流。他的太太顾林玉女士很友好，时常驾车带我们去较远的开市客（Costco）超市买菜，也不时约我们到公园、海边等地野餐。我与成中英的一些往事，在其去世不久后我发表于《经济观察报》“阅读”版（2024年8月5日）的《回忆成中英先生》一文中有所交代，这里就不赘述了。
除了安乐哲和成中英两位中国哲学方面的学者之外，哲学系还有日本哲学方面的史蒂夫·奥丁（Steve Odin）以及印度哲学方面的阿林旦姆·查克拉巴蒂（Arindam Chakrabarti）。那一年奥丁休假，我没有遇到他。查克拉巴蒂有几次照面，大都点头而已，没有多少交流。若干年后，在首尔的一次会议上，除了两年前刚刚去世的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1932-2022）和以中国哲学研究而闻世的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教授，我和查克拉巴蒂也受邀出席。不过，我们那次依然没有多少交流。我感觉他对中国哲学并无好感，倒是在座的伯恩斯坦，显示出对中国哲学的浓厚兴趣。我们同桌就餐时，他不仅频频问我一些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也和我谈了与中国许多方面有关的事情，并表示希望和我将来有进一步的交流。我那时对他还并不特别了解，后来才知道他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界非常重要的人物。可惜当时没有向他多加请教，后来也没再和他有进一步的联系。但他和我的谈话，尤其是他非常愿意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但在夏威夷大学客座一个学年，加之行政方面负责具体接待我的是中国研究中心而非哲学系，且夏威夷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几乎汇聚了所有和中国有关的本校教师，于是，哲学系的师生之外，我也接触到一些与中国人文研究有关的学人。
美国高校历史系从事中国研究的教师，一般都比哲学系教中国哲学的教员多。因我对史学从来也有兴趣，自然留意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当时的历史系，至少有四位教授属于中国史的领域。
资深的是郭颖颐（Daniel W. Y. Kwok）先生。我大学时代便已读过他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一书。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同学，该书如今仍然是我首先想到并会推荐给他们的。初次在夏威夷大学校园看到他，他已背驼得厉害，但精神状态很好，行动也很自如。我早知他的大名，但并未初见即去攀谈。忘了后来是什么机缘，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一聚，我们才终于面对面谈了一次。
不记得是第一次面谈还是后来的再聚，郭先生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雅居的想象：中国园林中的文明观念》（The Urbane Imagination: Ideas of Civ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Garden，1997/2017）。该书铜版纸印制，很多插图。虽然不厚，但文字隽永，精要地讲述了中国园林以及其中蕴含的中国思想。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一九九七年已经退休，因为不时会在校园见到，也不知道他在二〇〇三年之前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在英语世界一直介绍中国文化。不少人知道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曾写过一本《中国食谱》，由女儿赵如兰译成英文，赵元任亲自作注。其实，郭先生一九八七年也发表过介绍中国烹饪文化的文章《中国的口味之乐》（“Pleasures of the Chinese Palate”）。
另外三位是华人学者郭启涛、美国本土学者戴安德（Edward L. Davis）和宗小娜（Shana J. Brown）。
三位之中，我最先认识宗小娜。她那时刚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毕业，是历史系新进的教员，很有活力，经常出席各种活动。记得我还听了两次她讲现代中国史的课，想了解她是如何叙述现代中国的。那时，她研究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1835-1902）的博士论文还未出版，但送了我一本打印稿。阅读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她建议要追溯清代金石学的源头，至少要对宋代便已经形成的金石学略作交代，记得我还举了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的例子。她的博士论文后来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Pastimes: From Art and Antiquarianism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2011)。不久，我应邀主编“海外中国思想史前沿译丛”，便将其收入。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在北京和她见过一次。我转任浙江大学之后，曾邀请她参加过一次小型研讨会，算是夏威夷之后的第二次重逢。
我和戴安德相识，是通过宗小娜。一次聚餐之后，他很客气地表示要送我回家。当时我已住在山坡上的教员宿舍，当我表示车停路边、走上去即可时，他笑着说必须“door to door”，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一年他的第一本书《宋代中国的社会与超自然界》（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刚刚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记得一次到他办公室小坐，他当即送了一本给我。这本著作结合了社会史和民间宗教的方法，颇能代表当时美国学界研究中国史的取径。事实上，根据我的经验，直到今天，在一般史学研究领域注重社会史，在宗教研究领域注重民间宗教，仍是美国乃至欧洲中国研究中的一个主要方向。
郭启涛二〇〇三年出版的关于五通神的研究（Exorcism and Money: The Symbolic World of the Five-Fury Spiri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也是一本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著作。当时有人告诉我，他不仅是北大历史系毕业，还和阎步克教授是同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花了十年攻读中国史的博士学位。但我并没有当面向他求证过。结束夏威夷大学的客座之后，我也没有和他保持联系。听说他不久即转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 Irvine），如今已经退休了。他后来出版的两本书聚焦徽州的地方文化，仍然反映了美国学界中国史研究侧重社会史、地方史的取径。
租住校外房子期间，我曾请寇树文来吃饺子，感谢他平时的帮忙。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硕士毕业，对中国的京剧、昆曲很有兴趣，不仅是夏威夷大学京剧社团的领导者，还担任《国际中国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的编辑。二〇〇三年六月我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在台湾出版，寇树文寄给出身夏威夷大学历史系的宾州州立大学伍安祖（On-cho Ng）教授一册，请其撰写书评。伍教授欣然接受。于是，那本书在学界的第一篇书评，首先以英文问世。当时我还不认识伍教授，后来与之接触，方知其非但学术一流，对学生非常好，而且多才多艺，厨艺和音乐才能俱佳。我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推荐我的一名博士生前往访学，既得到了他的帮助，也印证了我的判断。至于寇树文，有趣的则是，我后来回国才发现，自己学生时代购买的一盒学英语的录音带，署名竟然是“Daniel Cole”。经我邮件确认，正是寇树文当年在北京录制的。
回过来再说马诺阿公寓。我刚入住不久，就受到了据说很多人都会遇到的“礼遇”：被蜜蜂蜇了。一天夜里，我迷迷糊糊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薄被之中，不由一动，结果立刻感到左手小臂一阵刺痛。惊起检查，竟然发现一只蜜蜂。次日向同住马诺阿公寓的朋友说起此事，对方告知这是“夏威夷的欢迎礼”。这个欢迎礼过于隆重，手臂上的红肿与疼痛，持续一周才结束。
后来家人要来，我申请的教工宿舍还没轮到，只好先在校外租房。我因不开车，只能就近考虑。找到一家离学校不远的两居室，但空空如也，所有家具都要自己置办。搬家那天下雨，幸得当时哲学系快毕业的博士生Eiho Baba驾车帮忙。Eiho小我几岁，父亲中国台湾人，母亲日本人，在台湾出生长大，母语是中日双语。因为这层关系，我们初次见面时用中文交流，多了几分亲切。Eiho告诉我，他的中文名叫张荣峰，日文名是马场荣峰。
Eiho不仅帮我搬家，还曾请我们去吃过烤肉。我儿子到夏威夷时不到四岁，Eiho送了他一大桶乐高。儿子非常喜欢，从夏威夷到波士顿一直带着。二〇〇四年底我结束哈佛的初访，回国时，也带上了那桶乐高。那桶乐高珍藏了很久，后来儿女都大了，我想，它最大的价值是给小朋友带来乐趣，就把它送给了一位学生的孩子。
Eiho小时候在中国台湾被同学欺负，会被斥为日本人；在日本就读被同学欺负时，又会被斥为中国人。大概由于这一经历，他后来到各地拜师习武，多次来中国大陆，练就了一身武艺。我从小也对武学有浓厚兴趣，虽然“纸上谈兵”居多，但身手如何还能够判断。有一次和他试了一下手，立刻知道他有真功夫。他曾对我说，中国大陆民间藏龙卧虎，他不敢表明自己有一半日本血统。他说有一次和师父饮酒，酒后失言，透露了自己的日本血统，结果被师父在胸前轻击一下，当时毫无感觉，次日大腿内侧却大片淤青。他说这是师父对他当初隐瞒身份稍事惩戒，不过并未将其逐出门墙。Eiho毕业后在南卡罗来纳州找到教职，如今已在那里任教多年，我衷心为他感到高兴。
我在哲学系还遇到了其他几位快毕业的博士生，比如来自冰岛的Geir Sigurðsson，和Eiho同在安乐哲的指导之下，也是博士最后一年。我们一起去过安乐哲家，也曾一道在校园的草地漫谈。毕业之后，Geir在冰岛大学得到教职。后来我们在几次海外会议的场合又见过面。我二〇一九至二〇二〇学年在柏林高研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任研究员期间，时任冰岛大学人文学院亚洲研究教授的Geir请我去讲座。雷克雅未克的两日，是我们久别之后较为从容的一次交流。去年暑假，我应邀开会，又在斯德哥尔摩见到他。Geir和我同年，曾是冰岛大学孔子学院的首任院长。他请我讲座那年，已将接力棒传给更年轻的学人。像他这样纯粹的西方人士，选择中国哲学为业，完全出于兴趣。这在西方实属凤毛麟角，我希望代有人出。
作为享誉世界的度假胜地，夏威夷不仅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就我目前记忆所及，我在的那个学年，遇到了两位来夏威夷访问的学者：一位是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先生，另一位是政治学领域的华人学者吕晓波教授。
我大学时即读过狄培理的著作。对于将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在内的东方思想传统纳入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系统，他不但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更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在北美乃至世界范围内，是儒学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他大概二〇〇四年一月抵达夏威夷，待的时间好像不到一个月。虽然他是我景仰已久的前辈学者，但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会来。由于夏威夷距离他从教任职七十年的哥伦比亚大学远隔美国大陆和半个太平洋，我当时并没有想过能够在夏威夷和他见面。幸赖刘述先先生在向狄培理介绍我的信中提到我那年在夏威夷大学客座，而狄培理告诉刘先生恰好他要在二〇〇四年元月去夏威夷访问，于是，我们就在夏威夷有了第一次见面。当时的情况以及后来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见面，还有他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著作，我在《北美儒宗、一代师范——追忆并纪念狄培理先生》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交代。
我大学时的专业是政治学，但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哲学、历史和宗教的阅读之中。所以，在遇到吕晓波教授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他来夏威夷时，是哥大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教授。如今，我已不记得他是因何而到的夏威夷以及我们是如何碰到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那时有过轻松愉快的交流。印象中我们不仅就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交换过观点，还一起去看了当时刚上映的电影《指环王》。那时我初入美国，吕教授则已在美多年，我少不了就美国社会的很多情况向他请教。
在夏威夷的一年当中，除了教学、研究以及与当地学人的互动，还有其他很多的人与事，构成了我的夏威夷经验。但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有的人与事，难免已经随着时光流逝而“恍夕惚兮”甚至随风而逝；有的虽然一直留存脑海，但篇幅所限，也无法一一交代。因此，这里记下的，只能是雪泥鸿爪。那些一时想不起来的，我希望将来能够恢复记忆；那些虽在记忆之中却未能写在这里的，我也希望将来能够补充。
身在夏威夷，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处在一个“海天寥廓”的世界之中。有趣的是，在梁启超（1873-1929）和苏曼殊（1884-1918）的诗中，分别出现过“海天寥廓”“海天廖阔”的字眼。任公笔下是“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三郎笔下则是“公子才华迥绝尘，海天廖阔寄闲身”。我在夏威夷虽确属“寄”居，却丝毫没有“闲身”之感。相比较之下，还是任公所说与我当时的经验和体会更为接近。当然，对于“世界无穷愿无尽”这一句，牟宗三（1909-1995）先生曾觉得改为“世界有穷愿无尽”更佳。之所以如此，我的推测是，对牟先生来说，人在“世界有穷”的情况下如果仍然能够“愿无穷”，更可彰显人心愿力之不受有限性的制约。显然，这与其哲学思想中“自由无限心”的概念是一贯的。世界有穷抑或无穷，或许是佛教所云“非知识所行境”，不可思议。不过，假如世界终有穷尽的一天，且不知何时突然降临，人岂不更应该于有生之年“行万里路”、尽可能在空间的拓展中去丰富和深化自己的经验和觉解吗？从“海天寥廓”的夏威夷开始，不断自己“四海为学”的自觉与实践，我的“心愿”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