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3)

　　……

　　不知多久，忽然又有信来，是来自东京的，说你是在那边念书了。恰巧那年我也要到东京去看看。立刻我写了一封信给你，你说暑假要回家的，我写信问你，是不是想看看我，我大概七月下旬可到。

　　萧红在东京并没有见到张秀珂。弟弟先其回国的事让她失望之极。1936年7月26日写给萧军的信中，萧红对此只一句带过，“珂已经在十六号起身回去了”，似乎对她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可直到1941年她依然清晰地记得在东京渴望与弟弟见面的细节，实在是太在意这次会面。萧红7月18日离开上海抵东京，7月16日胞弟已离东京，两天之内姐弟再次擦肩而过。为见到张秀珂，萧红先是写信探路，约他第三天下午6点在某饭馆等她。萧红的做法，并非文人的矫揉造作，连亲弟弟见面还搞得那么隆重正式，没有一点居家的气氛。她对没马上去胞弟住的神田町某番解释为两人当时不属于同一国家的人。萧红居上海，是中华民国人士，张秀珂居满洲国(伪满洲国)，是日本殖民地满洲国居民身份。日本警察对日本左翼作家视作政治犯经常投到监狱，萧红在上海是鲁迅先生身边最著名的左翼作家，写过抗战小说《生死场》，担心她的抗日作家身份会影响到弟弟在日本读书。她这种考虑并非全无道理，萧红居东京不久，就遇到日本刑事登门搜查，以至于她愤而想打道回国。对与弟弟的晤面，萧红费心地准备着。

　　我特别穿了一件红衣裳，使你很容易的可以看见我。我五点钟就等在那里，因为在我猜想，你如果来，你一定早来的。我想你看到了我，你多么欢喜。而我却也想到了，假如到了六点钟不来，那大概就是已经不在了。

　　一直到了六点钟，没有人来，我又多等了一刻钟，我又多等了半点钟，我想或者你有事情会来晚了的。到最后的几分钟，竟想到，大概你来过了，或者已经不认识我了，因为始终看不见你。第二天，我想还是到你住的地方去看一趟，你那小房是很小的。有一个老婆婆，穿着灰色大袖子衣裳，她说你已经在月初走了，离开了东京了。但你那房子还下着竹帘子呢。帘子里头静悄悄的，好像你在里边睡午觉的。

　　渴望与弟弟见面，而且生发出诸多相见场面的联想，对弟弟的期盼还包含着其他意味。譬如，他会带来有关家乡的信息，出走多年，尽管家对她已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但弟弟的到来重新勾起她许多回忆，一些小时候的记忆类似于家里的樱桃树、红玫瑰、大白狗之类的问题，可能会让弟弟一一作答。重要的是，她与弟弟在日本相见的时间，恰好是她需要在感情和写作上进行调理的阶段。她意识到与萧军的感情出了问题，也感觉到写作无法再进行下去。身体和心境都不好，到日本静心养病写作，休养生息，正是萧红感情回归胞弟身上，特别需要的慰藉的时候。命运总是与她开玩笑，她最需要看见弟弟容貌听到弟弟的声音的时候，他却先她两天回国，错失相见叙谈的机会。

　　半年之后，我还没有回上海，不知怎么的，你又来了信，这信是来自上海的，说你已经到了上海了，是到上海找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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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流浪的生活，怕你过不惯，也怕你受不住。

　　但你说，“你可以过得惯，为什么我过不惯。”

　　张秀珂到上海颇费了一番周折。他从秦皇岛上船，躲藏货物堆里，偷渡到上海。彼时萧红不在上海，萧军接待张秀珂，为他找了住处安顿下来。1936年12月5日，萧红给萧军信说到秀珂的事，对于如何安排他，给他何种建议，萧红也是没有心理准备。

　　珂到上海来，竟来得这样快，真是使我吃惊。暂时让他住在那里罢，我也是不能给他决定，看他来信再说。

　　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去鲁迅先生墓地拜谒先生。生得高大俊朗的秀珂陪萧红萧军以及许广平海婴等人一同去过墓地。秀珂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大男孩，乐呵呵的，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样子。可是，经历过磨难的萧红心中却满是忧愁，不知道弟弟的前途由这次闯荡会变得怎样。一切无从知晓。她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看到早上笑晚上也笑的弟弟，心里很高兴，嘴上却批评他“这么懒”。然而，“懒”也并不是秀珂这类投奔上海的东北青年左右得了的。无事可做的秀珂有时到许广平家，为她抄稿，有时也学习世界语。对于秀珂这些青年人所发的议论，萧军偶尔也是不满的。1937年6月3日日记里，萧军写到，“听到了秀珂他们一些流于堕落路上的一些话，使自己对秀珂起了失望和憎恶。”可见秀珂需要马上找到事情做，否则周围的人都会“看扁”他们。

　　从伪满洲国逃到上海，对萧红萧军来说已是背叛伪满洲国追随祖国的一种行为。东北沦于日寇铁蹄，若不做日本侵略者的顺民，就得走得远远的，不让他们见到。对萧红来说，弟弟的到来，以及和弟弟一样的青年人的到来，让她感到很不安。他们已背叛伪满洲国，可在上海却找不到工作，每天都面临着饥饿和寒冷，在街上到处乱窜。即便如此，大量东北青年还是不断地逃往上海，以求生路。

　　从家跑来的人，还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后来听说有不少已经入了监狱，听说这帮不远千里而投向祖国来的青年，一到了祖国，不知怎样，就犯了爱国罪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东北赴关内的青年想要抗战，却不只所云，没有方向，整日迷茫。对此现状，萧红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于弟弟的前途，她的担忧是生怕到上海，这些不懂世事的青年人，犯了“爱国罪”。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生活在关外的东北人沦为奴隶，而投奔到祖国上海，抗战似乎仍然是东北人自己的事情无人过问，对此萧红总归是有心结的。

　　全面抗战爆发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人群情激愤，可以公开地谈论抗战话题。不论关内关外，就此可以站在一条战线上对付外敌入侵了。在萧红身边呆着的张秀珂其去向很快就决定下来。他要到西北去，“做抗日军去。”萧军7月12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珂明天走了，这对于他是好的。”此后，萧红与张秀珂再没见面。张秀珂一直随军，到过延安又参加过江南新四军，曾在黄克诚部下工作。1964年6月28日，萧军写给铁峰的信中披露，萧红逝世后，他又见到几次张秀珂。“后来他病了，精神很失常，他曾几次向我说，他和萧红并非张选三所生，他母亲可能是被张某所霸占。他们的生父可能被谋害了。”据其猜测，生父可能是出身贫苦的张家“地户”。

　　张秀珂对萧军谈论姐弟两人的离奇身世，以及萧红一生对地主的憎恶，都使得“养父说”扑溯迷离，难得其解。

　　不过，单纯依靠父亲乱伦行为反推其不是亲生父亲，从而证实萧红是其母姜玉兰“带犊子”嫁给张廷举的，也就是说萧红不是张廷举亲生女儿，是不成立的。呼兰县姜玉兰三妹姜玉凤等人晚年接受采访，都还记得当年姐姐姜玉兰结婚的情形。1908年春天，张廷举母亲范氏到姜家窝堡串亲戚，看中姜玉兰，托屯子里的宋六做媒许给张廷举做媳妇，1909年8月两人完婚。姜玉凤说“大姐结婚时，那天下大雨，我们坐两辆席棚大车，二十多人送的亲”。呼兰县亲戚对张廷举和姜玉兰结婚来龙去脉的回忆，证实了张廷举和姜玉兰是头婚。《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载，“夫人姜氏玉兰：呼邑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维体格素弱，不幸罹疫逝世”。姜家在呼兰也是有些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可能下嫁贫苦的“地户”。有这些正规的记载和多人见证的婚礼场面，“养父说”就很难坐实。

　　萧红胞弟张秀珂对萧军所说的怀疑，也与他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关。况且与萧军谈话时，他精神尚处于病态。据张秀珂之子张抗考证，萧红的祖父后来有了抽大烟的嗜好。张秀珂搬到老厨子下屋里睡，他回忆到，“我的被子凉冰冰滑腻腻的，黑得发亮，我和大厨子身上的虱子来回爬。”老厨子则告诉他，“你的命苦啊，你没有亲妈，爹也不是亲爹”，这句不经意的话，对张秀珂影响很大。一次父亲拿着萧红给张秀珂的信，问“这是谁来的信？”张秀珂不敢回答。父亲说，“这是逆子写的，你给她写过信吗？”回答是没有。“那好，你如果同她来往，这个家也是不要你的”。张秀珂与萧红一样，在这个家是不受欢迎的。他明知道这是姐姐写给他的信，却谎称不知。在接受父亲训话期间，他的手不停地颤抖。1936年，萧红回上海后问弟弟，“你同家脱离关系了吗？”回答是“偷着跑出来的”，再与萧红深谈家中琐事，萧红则果断地说，“那个家不值得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