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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报消息 2015年矛盾文学奖得主新作《望春风》问世

2015年，作家格非凭借“江南三部曲”以得票第一的成绩摘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一殊荣。今年6月，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小说以1958年到2007年的儒里赵村“微缩”了江南乡村的五十年时代变迁，通过人物命运、家庭和村庄的遭际变化，描写江南乡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和它可能的未来。7月22日，长江商报记者就新书《望春风》的创作心得电话采访了格非。

在《望春风》里，格非用文字设置了许多隐秘的暗示。他说：“我通过《望春风》和前辈作家对话，当然不只《金瓶梅》或明清小说，还有乔伊斯、艾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非常多的人。我可以开一个长长的名单，当然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我对于那些具有很好文学修养的读者怀有信心。”

格非说，对于自己这样的人来说，故乡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但是忽然有一天，这个承载着自己所有童年印记的村庄没有了，让他陷入了沉思。对于城市化，他说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用历史的眼光去看，这是一种必然的过程。

访谈

审视过去是为将来提供借鉴

长江商报：能谈谈您创作《望春风》的初衷吗？

格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有一次回忆老家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记忆中的那个村庄竟然不存在了。原来回忆老家的时候，我会想起老家的村子，村里我的父母亲，池塘、大树、通向外面的大路，以及周围许多相似的村庄，多少年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模样。这是我16岁以前以及上世纪80年代后多次返乡看到的村庄。但是这样一个村庄在2003年彻底消失了，我的父母亲搬到了城市里一个封闭小区里去居住了。后来有一次我还陪母亲专门回到那个村庄。村子已经搬迁一空，因为没有进行商业开发，整个就是一片废墟，四处是瓦砾，上面各种树木长得非常茂盛，记得当时我还摘了一个桃子吃。这件事情对我触动非常大，我就在思考村庄和城市的关系，为什么以前存在那么久的一个村庄会在2003年消失了呢？这就构成了我写作《望春风》最初的动机。

长江商报：您在《望春风》里选择上个世纪长达四五十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叙述，是对那个时代有特殊的感受吗？

格非：两个方面吧。一方面乡村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在里面，特别是风俗人情。另一方面这50年的跨度里几乎浓缩了中国乡村的一个裂变过程。我对这段历史是熟悉的，对这个时间段里的村庄也是熟悉的。除了从小生活在这里，大学毕业以后也每年都回去，从无间断，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回去的次数还多一些。所以说我对生活过的江南这一带的村庄相对来说是比较熟悉的，把这个时间段作为写作的对象也就不奇怪了。

长江商报：《望春风》里主人公“我”的成长经历和您在时间跨度上相吻合，小说里的“我”和您本人有什么联系？

格非：小说里的“我”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和现实中的我没有共同之处。这不是一个非虚构的纪实作品，我的父亲也不是算命先生，我也没有到南京去生活的经验。但是我把自己的许多生活经验放到了小说中的“我”身上去。这种经验不是原封不动挪移过去的，它是经过了变形的。所以把小说里的人物、事件和现实中的我去一一对号的话是不对的。

长江商报：《望春风》里有关乡村的叙述都是您的故乡记忆吗？故乡在您的写作中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

格非：这些乡村的感受肯定来自我的童年记忆。对于任何人来说，童年记忆都是最重要的人生经历。故乡是生活在外的人专有的一个词语。假设一个人一直生活在他的村子里，那他就没有故乡，那里就是他的家。我从小生活在这个村子里，考上大学之后离开这里，然后一直在上海、北京生活。因为我的父母一直生活在农村，我就要不断地返回故乡去看他们。这样一个不断返乡的过程对于我这样一个人来说就构成了最重要的一个符号。

长江商报：目前来看，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进程正在如火如荼。作为一个小说家，您是一个怎样的态度？《望春风》里您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表现这个进程的？

格非：这种进程是一个历史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必然的过程。毕竟乡村的农耕生活已经不能满足于今天人们的需求，它需要有一个向城市化进程迈进的过程，从这个世界历史来看这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我正好赶上了这个从乡村到城市转变的时代，也有兴趣去描述这个转变。可能每个作家在这个过程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当然我也会去考虑传统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回过头来去审视过去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希望为我们的未来去提供一种可以参考借鉴的东西。

刘 勇

男，笔名格非。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凭借1980年代发表的小说《迷舟》、《褐色鸟群》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2014年以其中篇小说《隐身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5年以其“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