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吕 新

吕新是成名已久的先锋派作家，然而还是有许多同行不曾与他碰过面，只因被他的作品震动，而记住了他。能让作家或评论家一直记住并回味的作品不多，吕新有这样的特质，倘若放在主流的现实主义写作中去比较，我们会很容易指出这种不同——诗化的语言、被突显的记忆与心理描写、如印象画派般朦胧的美感，但倘若与同时期的先锋写作放在一起，则需要更敏锐的观察来指出吕新写作的特质，比如一部分长期研究先锋文学的评论家认为，吕新一直在以后现代的语言经验处理乡村世界，他也是首先致力于为乡土叙事注入现代、先锋意味的作家之一。

和许多先锋派作家一样，吕新受到的文学启蒙是20世纪欧美现代派小说，他说他曾读过《悲惨世界》，却如临大海，完全淹没其中，然而当他看到《喧哗与骚动》《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这样的作品时，便痴迷其中，产生了太多共鸣，他更敬佩像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这样的人，以不多的文字成就伟大。

许多观念在年轻时一旦形成便再难更改，吕新从上世纪90年代成名以来，每两三年出一两部作品，长篇或是中篇，他有自己的节奏，也爱惜文字。他知道“有些人一直在关注我的新作，也有些人假装没看见”，而后的文学风向不断变化，不断催促作家调整写作风格或是姿态，从这点上来说，吕新并不是一个“争新抢先”的作家，他继续沿着自己喜欢的路数前行，不急不慢，甘于寂寞，甚至“因为不喜欢被人注意，指指点点”而感到可以安心写作。

对于所谓文学史的评价，吕新更表示并不关心，之前他听到有评论家指出他们这批90年代出现的作家和80年代最初的先锋作家在写作上有很大不同，对此他也认为这是评论界的事情，似乎与自己并无关联，他关心的只是如何写下一个故事，如何保证自己在写新作时有安心的环境和足够的烟抽。

长篇新作《下弦月》正是吕新熟悉且喜欢的题材，他在小说中回到故乡雁北小城讲述记忆中的乡土经验，而历史时间倘若不仔细分辨的话并不容易看清，直到主角因为各种原因的害怕而出走，读者或许能猜到其所在的特殊历史时期。从表面上看，《下弦月》依然不提供一个足够清晰的情节链，现实世界里的人际接触、背景环境的虚化、人物内心独白的涌现等等，让阅读多了些障碍的同时无法忽视的是语言带来的美感以及人物内心带出的紧张感，事实上，在他今年发表的另一个中篇《雨下了七八天》里，下雨意象的抒情和人物等待审判的内心纠缠，也被书写得淋漓尽致。这正是吕新不曾变化的方式，他看待历史与世界的视角是非逻辑非理性的，他对待文学的方式也是不轻易跟风的先锋精神。

无限夸张夸大所写对象是浅薄的

记者：《下弦月》中的乡镇世界有种晦暗不清的感觉，文革背景、人物独白、自然意象组成了一个个梦呓般的场景，故事的起因是林烈提了意见怕被报复而出走，引出了众人的困境，但在那个时代逃亡对主人公而言是更威胁到生命的方式。

吕新：其实提意见只是他在最初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一次不知深浅的生猛之举，其中既有年轻的真诚，也不乏一定的任性。他后来遭遇了一系列的变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很少有过安稳和自由。而导致他最终踏上逃亡之旅的，则是一次次直接危及到性命的现实，有些和他一样的有着相同境遇，甚至境遇好过他的人，在他的面前和周围不断地消失，他感到了害怕。他也是一个有着很多毛病的人，并非时代的英雄，更不是神，他有什么理由不怕死。

记者：每一个新人物的出场都会打开新的秘密和世界，比如黄奇月，就像下弦月这般“如淘米水一样的月光”照射人间，混沌的是世事，明朗的是草木，这是否是对某个历史时期抽象化的归纳？

吕新：对于黄奇月的出场，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曾心生期待，他的出场，确也是一个秘密的打开，人世间还有那样的地方。不只是那个时期，任何一个时期，混沌的永远都是世事和人心，明朗的也只能是草木和自然。人为什么看见自然就会情不自禁地激动、亲切、心旷神怡？不用说大多数的人，即使是真正的所谓的坏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是愿意亲近自然的，因为只有在没有算计和利益之驱的自然面前，人才会得到一种清洁或放松。他需要对一棵树、一只野兔保持警惕么？完全不需要。会担心头顶上面的一片云彩掉下来，直接把他砸死么？也完全不会。

记者：或许小说可以更明显地处理那些历史观念，比如文中对物质诱惑、权力关系、紧张害怕等描写虽涉及了但很快掠过，你是否刻意避免那种过于直接的历史讨论？

吕新：有很多人都描述过他们各自眼里或者观念中的历史。但是，我眼里或者记忆中的历史却并不像很多人观念中所以为的，或者他们在别的书里所看到的那样，我只是想尽可能地叙述一段相对真实的岁月。今天的人们，喜欢不负责任地夸张，喜欢把一切都妖魔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一概都要推向极致，喜欢把一个人或一件事情说得一惊一乍，鲜血淋漓，似乎只有那样说了，写了，才是所谓的真实。我真的觉得很轻薄也很浅薄。

另外，无论怎样的事实，很快都会过去。就我们的生活而言，轻轻掠过才是真正的常态和事实。而不轻轻掠过，在一个点上长久地停留，反复纠缠，甚至无限地夸张和夸大，都是不对的，为了把一个描写推向极致，而置事实于不顾，我不想做那种事情。

记者：小说到中间时涉及供销社岁月的叙事很精彩，围绕售货员因糖而生乱、民众对供销社的情感，阐述了许多历史看法，像这样饱满的集中的叙事在小说里不算多，这是否也与你曾经的亲身经历或观察有关？

吕新：不只是我，供销社，曾经是整整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尤其是对于农村或者偏远山区的人们来说，其意义完全超越一个广场对于某一个城市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销售食品和人们日常用品的地方，而更是一个新闻、政治、情感、视野、故事、文化、家长里短、天下大事等等事物的集散地。供销社可以让你能够以物易物，解决你甚至你们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即使你手里没钱也没关系，只要相应的东西就行。你是外地人，你迷路了，站在供销社门口的那些人会告诉你准确的方向。当然，你得意洋洋地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带着你们孩子他妈或者未过门的对象，在结了冰的河面上摔倒的时候，人们也会哄堂大笑。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供销社，我们这些偏远山区长大的孩子，我们的童年该是多么的黯淡而无味。我对于供销社的记忆和感知，远远不是整整一本书能够说完的。

记者：《仿佛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章里主人公在雪夜里获得了自由和勇气，你在后记中说你也曾在相似场景里获得新生，这里面存在一种呼应。

吕新：一个人，其立场，世界观，价值观，生死观，有的很可能一贯到底，终其一生也不会改变。有的改变起来很难。但是，也有的时候，彻底的改变甚至颠覆，也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不过，这中间必须有因，有一定的前提和必要的铺垫，还要有特定的场景和氛围，温度不到，也很难发生质变。

我并不刻意坚持先锋写作，只是自然而为

记者：你的作品在语言上的美感是很明显的，抒情化诗化的意象比比皆是，最近看了你的一个新中篇《雨下了七八天》，仅针对雨本身就有非常好的描述，《下弦月》自然容纳了更多类似描写，然而一些评论者还是会认为长篇小说的故事叙事更为重要。

吕新：我用吃饭来做个比喻。我们平时吃饭，喜欢在什么地方吃呢？当然都希望周围环境很好，洁净，安静，有的喜欢更豪华一点，富丽堂皇；有的希望更多一些自然的内容，比如有花，有葱郁的草木，有流水，有蓝天，甚至还有雪山草地和大海。即使这些条件都无法达到，那就更朴素一些，面前的小方桌至少也应该是干净的。如果连一个小方桌也没有，一块能够放碗的石头，或者一片平地，也应该多少洁净一些吧，总不能把碗放在垃圾堆里吧。

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观点，人们吃饭其实完全可以在厕所里吃，因为在他们看来，重要的只是吃，而不是在哪里吃。

记者：如果比较你的中篇和长篇的话，前者在语言和叙事上有种平衡感和满足感，而后者在阅读中的确会让读者中断情节的连贯性和前后逻辑，你是否同意一种看法即长篇《下弦月》可以被容纳进一个中篇的体量里？

吕新：恰恰相反，我认为篇幅还不够。我们每天过的生活，所经历的事情，都是逻辑性极强的么？生活、人生，可以用逻辑性来衡量和判断么？

记者：应该说你的写作是有连贯性的，对乡土经验执着的发现提取，对现实的个人经验改写，对文字美感的保持等等，相比早期作品，当下作品感觉多了些阅历上的成熟，对历史有了更综合的看法。

吕新：更多的应该是年龄或者阅历上的差异。一个中老年以上的人，和一个年轻人，想的问题会一样么？永远不一样，不可能一样，也不应该一样。

记者：之前在某次研讨会上有个观点说如今先锋写作更多是作为艺术不妥协的象征，我想不妥协本就是先锋精神的一部分，但还应该有更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你坚持这种风格写作？

吕新：很多人以为我在坚持一种什么，我其实并未坚持什么，我只是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意愿，一年一年地这么过着，这么写着。我从没有刻意地做过什么，不仅在外在上是这样的，内里也是这样的。

记者：似乎现实主义和先锋写作之间被认为是不可调和对立的两种，但在你的作品里，你一直在书写自己熟悉的雁北小城，这也是《下弦月》的故事场景，只是你以自身乡土经验提取了实体，诉诸更自由的时空，这其实也是现实世界的文学表达，我们可能太强调不同主义之间的划分了。

吕新：各种什么主义，更是麻烦，我更是从来不想。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所谓的审美标准去写我自己喜欢并想写的内容。很多人在文章里反对二元对立，但是在具体的生活中，又总是用二元对立的习惯和方法去看待一切，评判一切。就像过去，很多人嘴上时刻喊着反封建的口号，但是血管里却依然流着锈得发绿的血。

记者：现在许多写作会有意识地纳入最新发生的事情，但有时候看似如实呈现了某些社会热点进入小说，却是容易被读者看后忘记，反而以象征的隐喻的方式能够提取当时时代和社会的核心东西，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或许还是考验作家如何处理素材的能力。

吕新：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并感兴趣的内容。如果写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也真的很无趣了，不仅没有相对的自由可言，甚至只能沦为一种苦役。至于能否很好地处理或者驾驭什么，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