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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坐在瞬间门槛上的思想者——访评论家和摄影家白建春

来源:人民政协报 | 王小宁  2017年08月14日09:23

编者按:

白建春(笔名白漠)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中国契丹和奚族文化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他是一位孜孜以求、不倦探索的学者、评论家和摄影家,在哲学和史学方面亦有涉猎与著述。本期周刊就摄影艺术及艺术评论等相关话题,与他进行对话。

学术周刊:摄影是瞬间的艺术,但这瞬间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您是评论家又是摄影家,学术研究涉及到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的诸多方面,想必对于许多问题的感悟与思考会不断出现在脑海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否可以将您称为“坐在瞬间门槛上的思想者”?

白建春:也许可以这么说,不过这里的“思想”二字只能是动词,这个“思想者”并不是有思想的人,而是在思考着的人。如果借用帕斯卡尔《思想录》中的那句名言来说,自己不过是“一根喜欢思想的苇草”。

学术周刊:一般看来,对于任何领域的专门研究都必然依赖于相应的教育背景和知识储备,不知道您是怎样获得这一切的?

白建春:说来很遗憾,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小学没上完就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但是,如果说每一道门都是一堵墙,那么每一条路都有相反的方向。当人生境遇不能自由选择的时候,就会渴望长出思想的翅膀,凭借它的力量冲破云霾。我选择了读书,读马克思和鲁迅的书。从一知半解到渐入其境,思想的启蒙点亮了理性的心灯。马克思让我认识了人类,鲁迅让我认识了中国。告别学校最初的十年,成为对我思想和人生具有决定意义的“读书时间”。

学术周刊:也就是说,正是他们成为了您走上理论和文学之路的导师,那么您又是怎么和摄影艺术结缘的呢?

白建春:我的父亲起初是一位私塾先生,酷爱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后来在北京前门的一家饭店当过经理,与张恨水等作家和侯宝林等天桥艺人都有交往。我的哥哥喜欢美术和摄影,上世纪50年代就在文化馆工作。由于家庭的影响,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学龄前父亲就请一位老秀才教我写字,哥哥教我画画。小时候家里有一架德国相机,据说它在解放初相当于北京鼓楼附近一处小院儿的价钱。哥哥给我用过一个折叠式的上海120相机,跟着他学习冲卷洗片,所以很小就是个摄影爱好者了。

学术周刊:您发表在《中国文艺评论》的《美学及其批评的回归》,发表在《中国艺术报》上的《灵魂与心像之史诗》和摄影短论《瞬间与思想》等文章,都涉及到了美学、艺术以及历史的本体,而且所配的摄影作品耐人寻味,这是不是代表着自己的理论和艺术追求?

白建春:本体是理论探讨的起点,也是其终极目的,而一切事物本体之本只能归结为宇宙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中国传统哲学中“宇宙”就是无限时空的代名词。“无限”本身不是“有限”的总和,它在逻辑上已经超出人类经验及其想象力的边界。探讨无限宇宙的“起源”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伪问题。科学只能研究证明自己所发现的有限存在,不能研究无限的未知。所以它所揭示的宇宙起源,在哲学意义上不过是一种宇宙现象而已。文学艺术本身也是一个宇宙,但这个“宇宙”不是物理的,而是精神的,与自然的宇宙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意义。

学术周刊:对于宇宙本体的探寻总是给人遥不可及的扑朔迷离之感,文学艺术的本体又在哪里?

白建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告诉我们,在哲学意识的规定中,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被理解了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这也就是说,离开了人和人类的能力,一切都无从而且不必谈起。文学艺术的本体就在于人本身,在于人的审美需要和人性的规定。哲学始源于关于了解宇宙本质的努力,但事物并非仅以本质,而是具体的形象地存在着。科学发展的指向是对事物的无限分割,并不能即时把握宇宙及其生命运行的整体状态。何况还有无法进行抽象研究和定量分析的人自身的情感、感受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哲学和科学对其描述与表达只能终结于无奈。只有艺术能够重塑人的情感世界,浑然掌握世界的具体总体,实现其审美完善与自由,指向无限。

学术周刊:也许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理论和艺术的光芒照亮,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但理论和艺术是不同思维方式的产物,根据您的切身体验,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白建春:理论之光可以照澈艺术的原野,但作品之树只能植根于泥土之中。如果说艺术作品可以具有哲学意味的话,它也应当是由情感生发的哲学。对于自己来说,我的艺术之根深植于父母和祖先长眠的乡土,它是我生命、情感和思想动力的源泉。正如恰达耶夫的那句名言:“地理的事实凌驾于我们的历史运动之上。”所以我会用全部生命,感谢昔日的热河大地———我的故乡。地质生物学已经证明,世界上的第一只鸟从那里飞起,地球上的第一朵花在那里开放。燕山运动奠定了中国地形大势,唐古拉山脉因此崛起,此后发源了长江。更为重要的,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说法,它是“史前中华民族”的摇篮,即中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他们在某一天的清晨相揖而别,带着农具或者赶着畜群走向南方的平原和北方的草地,把自己的足迹印在我们伟大祖国广阔的疆土。

学术周刊:这片土地所具有的历史与自然魅力令人难以想象,是它对您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作产生持久的影响。

白建春:生我养我的故土,孕育了我对万物的深情,铸就了我对祖国的信念与理想,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遥想当年,舒缓浩瀚的滦河岸边,定居者的茅屋和游牧者的帐篷散布在苍茫的旷野,一年年如同璀璨而神秘的花朵散落在时间的河流,无数曾经鲜活的生命像花瓣一样化作尘埃。每当在夕阳下面对着那粼粼的波光,心中就会涌起与先人对话的渴望,企图追寻那古老的神话和不朽的传奇。虽然更多的时候只能发出无能为力的叹息,但自己始终觉得他们并没有远去。有些历史早已烟消云散,但先人千百年前在山间种下的糜黍和胡麻依然在这土地上生长,维也纳金色大厅依然回荡着他们创造的“奚琴”那美妙的乐章。从文字和头脑中失落的东西,有些可以在血液和骨髓里被铭记。

学术周刊:您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的,古老的故事依然令人心潮激荡,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白建春:是的。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汉族无疑是很多民族的化合体”,许多兄弟民族的祖先都是汉族的祖先,追溯到汉代以前所有的汉族都不叫“汉族”。事实上我并不在意自己具体的民族身份,只珍惜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学术周刊:对于精神家园的追寻,成为您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和精神动力的情感本源,历史研究与文艺创作也因此天然地融为一体。

白建春:黑格尔认为历史需要逻辑也需要激情,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谈到如何理解世界历史时,采用了理念与激情的划分。历史与艺术具有共同的前提,这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不具备普遍意义和生命温度的编年史,不过是历史的残余。所以19世纪的一些著名的西方思想家认为,历史学家“或许更多的是艺术家在而不是学者”,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是一系列最生动的篇章”。在那个时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卡西尔看来,“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历史学家应有的才能,正是在于把所有单纯的事实都归溯到它的生成,把所有的结果都归溯到过程,把所有事物和制度归溯到它们的创造性活力,从而达到具有艺术以至哲学意味的呈现。

学术周刊:您写过100多万字的《忽必烈大帝》,还参与过一些反映清朝历史文化成就的著作的编写和摄影工作,请谈谈您的历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为什么把元朝和清朝作为其中的重点?

白建春:这两个朝代都在滦河岸边建立过政治“副中心”,元上都和避暑山庄南北相距不到二百公里,我的家乡就在二者中间。元朝在最大范围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而鼎盛时期的清朝则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些时代铸造的中华巨舰颠扑不破,至今我们依然享有历史的庇荫。这些作品的创作宗旨,不是为了重温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的千年旧梦,更不是要为某一位帝王歌功颂德,而是为了揭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真理,使子孙后代勿忘历史的方向,能够正确衡量先人雄伟非凡的力量及其对祖国的贡献,明白分崩离析的国家和屈于奴役之下的弱小民族,不可能创造这样的成就,产生这样的人物。

学术周刊:《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哲学、历史和摄影,形象与抽象,瞬间与永恒,这些看似遥远的东西怎么可以融为一体?

白建春:《庄子》中有个故事,说的是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为报答中央之帝混沌的善待之恩,为其日凿一窍,结果是“七日而混沌死”。瞬间的倏忽,决定着作为艺术本真状态的混沌的命运,这是个具有哲学意味的象征。“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布列松把摄影定义为“决定性的瞬间”,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则把照片称为“时间与空间的切片”,但是这个“瞬间”和“切片”并非物理学意义上的大小或者长短。如果时间不会停止,瞬间就是未来与历史转换之间的现实,而且这个“瞬间”可以短到无限。所以,无论历史还是艺术,文学还是摄影,把握的只能是历史与未来的结合体。这就相当于把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特定的事物从连续的过程中爆破出来。关键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其中的蕴涵与意义。按下快门的同时,作为过去的瞬间已经死了。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情感与体验注入作品之中,让终极目的含苞的花蕾绽放在这个新的生命里。

学术周刊:您谈了这么多想法,让我很想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是否和您的人生经历有关?

白建春:我当过农民,修过公路,伐过山林,运过木材,那时候对于自己来说没有别的选择。然而,正是大自然的风雨黄昏和血色黎明,让我坚信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生活的重压涵养了我的理性与坚韧。当我赶着牛车朝着北斗的方向走在漆黑的草原上,在遥远的狗吠声中感受着璀璨星空和苍茫大地的转动,深刻体验到心灵的空旷和自身的渺小;当沼泽的大雁在秋雨中哀鸣着低旋在头顶,当漫天的飞雪涌过无边的桦林,我强烈感受到世界万物与人类的命运竟是如此相近,贲张的血脉似乎要破开等待解冻的冰河。

学术周刊:正是这种融入自然的深切感受,滋生了您的宇宙意识,迸发了好奇心,形成了人生和艺术的底色。

白建春:思考和艺术,成为我永恒的情侣。正如爱尔兰诗人克里夫特写下的诗句:“因为有你,我的生命,不再是平凡的旅店,而成为了恢弘的庙宇;我日复一日的工作里,不再充满抱怨,而是美妙的旋律。”躺在山坡的草丛中仰望奇妙的星星,我想知道它们的样貌与生命。在幽静的林间注目小鸟灵巧地飞翔,我想知道它们奇妙的构成及其复杂的神经,想知道这些动物王国的精灵如何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澳大利亚的涉禽斑尾鹬,怎么能在没有任何能量补充的情况下持续飞行一万多公里,从新西兰抵达阿拉斯加?而且返程的起飞时间幼鸟要比成鸟晚上一周,那些在万里之外诞生的小生命,怎么能在了无踪迹的高空中追随妈妈的旅程,找到原本未知的远方的家?也许,这些问题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但我也不愿意把这个责任推给“万能的上帝”。

学术周刊:请问摄影艺术怎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真实、实现应有的价值?

白建春:摄影是这种创造精神的体现之一。伟大的作品创造的一个诗意的世界,它的真实表现为人生的体悟和人性的开掘,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写真。真正的艺术可以不朽,这不朽始源于摄影师按下快门那一刻悸动的感觉。亚当斯说,古盖尔的祈祷文呼应了他一生的信念:“我知我和至美合二为一,我知我和同志合而为一。且让我们的灵魂化为高山,且让我们的精神化为繁星,且让我们的心,化为世界。”也许,这应该成为所有摄影家的人生理想和艺术追求。

学术周刊:对亚当斯崇高信念的尊敬与推崇,是不是也反映出您所喜欢的审美品格和人生境界?

白建春:我发表作品时常以“白漠”为笔名,是因为一直醉心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景象。我喜欢荒原、大漠、雪山,喜欢视觉的撞击和心灵的震撼。喜欢那空寂的幽谷和高远的孤独,喜欢林海的呼啸和晚霞的幽怨。喜欢察尔汗盐湖天地如镜的幻象和川西高原的惊险,喜欢黑龙江涌向大海的浮冰和呼伦贝尔的雪原。我曾经两次翻越祁连山,在剔透的晴空下和风雪的帷幔中让灵魂放飞天境,其中的快意与庄周梦蝶异曲同工。这也如同人生的选择,登上珠峰就不必奢望享受柳暗花明的温馨。我曾拍摄过一位姑娘走在小路上的背影,顺便在下面写了句话:“当你孑然一身的时候,逍遥的麻雀恩爱成群。”我希望更多的人勇于到生活中,到实践中去探索、尝试,而不是独处一隅。

学术周刊:我还想知道,您作为中国文艺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参加这项工作是怎样的心情?

白建春:第一次参加中国文联的文艺志愿者活动是个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初升的太阳刚刚撩开了群山神秘的面纱,我走进了紧邻缅甸的滇西古寨翁丁。一位背着谷草的佤族兄弟从山下走来,亲切地道了一声“老师好”,走过几步又转过身来看着我,就像有意等待我用手中的相机为他留下自己有些不舍的感情———这就是那张可以留作永久纪念的《澜沧江畔的笑容》。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俯瞰着时隐时现的山川河流、都市村庄,佤族兄弟的回望,傣族女娃儿的凝视,穿越云涛山海,一直在追问自己的心灵。耳边响起了傣族长诗《召树屯》中的句子:“请雪白的云朵给我作证,请微风表白我的心情;粉团花啊,我只是一只平常的蜜蜂。”那一年的“世界志愿者日”,我在翁丁古寨的木鼓前领到了《中国文艺志愿者证书》。它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也为之感到荣幸。

学术周刊:感谢您谈了这么多有趣的内容,我知道,您还是一位作家、诗人。可否将您喜欢的一首诗与读者分享?

白建春:借此机会把我在呼伦贝尔拍摄时写下的这首《心灵的草原》送给大家,它可以算作我对人生的感想:

天地之间有一匹马,

那马是人孤傲的灵魂。

天地之间有一群马,

那马是人莫测的良心。

一匹马的草原是艺术的幻想,

一群马的草原成就了牧人。

马是人类心灵的肖像,

恃强凌弱或者万众一心。

生活的草原总有一匹马是你自己,

醉饮春风或者奔走烟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