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白建春（笔名白漠）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中国契丹和奚族文化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他是一位孜孜以求、不倦探索的学者、评论家和摄影家，在哲学和史学方面亦有涉猎与著述。本期周刊就摄影艺术及艺术评论等相关话题，与他进行对话。

学术周刊：摄影是瞬间的艺术，但这瞬间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您是评论家又是摄影家，学术研究涉及到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的诸多方面，想必对于许多问题的感悟与思考会不断出现在脑海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否可以将您称为“坐在瞬间门槛上的思想者”？

白建春：也许可以这么说，不过这里的“思想”二字只能是动词，这个“思想者”并不是有思想的人，而是在思考着的人。如果借用帕斯卡尔《思想录》中的那句名言来说，自己不过是“一根喜欢思想的苇草”。

学术周刊：一般看来，对于任何领域的专门研究都必然依赖于相应的教育背景和知识储备，不知道您是怎样获得这一切的？

白建春：说来很遗憾，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小学没上完就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但是，如果说每一道门都是一堵墙，那么每一条路都有相反的方向。当人生境遇不能自由选择的时候，就会渴望长出思想的翅膀，凭借它的力量冲破云霾。我选择了读书，读马克思和鲁迅的书。从一知半解到渐入其境，思想的启蒙点亮了理性的心灯。马克思让我认识了人类，鲁迅让我认识了中国。告别学校最初的十年，成为对我思想和人生具有决定意义的“读书时间”。

学术周刊：也就是说，正是他们成为了您走上理论和文学之路的导师，那么您又是怎么和摄影艺术结缘的呢？

白建春：我的父亲起初是一位私塾先生，酷爱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后来在北京前门的一家饭店当过经理，与张恨水等作家和侯宝林等天桥艺人都有交往。我的哥哥喜欢美术和摄影，上世纪50年代就在文化馆工作。由于家庭的影响，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学龄前父亲就请一位老秀才教我写字，哥哥教我画画。小时候家里有一架德国相机，据说它在解放初相当于北京鼓楼附近一处小院儿的价钱。哥哥给我用过一个折叠式的上海120相机，跟着他学习冲卷洗片，所以很小就是个摄影爱好者了。

学术周刊：您发表在《中国文艺评论》的《美学及其批评的回归》，发表在《中国艺术报》上的《灵魂与心像之史诗》和摄影短论《瞬间与思想》等文章，都涉及到了美学、艺术以及历史的本体，而且所配的摄影作品耐人寻味，这是不是代表着自己的理论和艺术追求？

白建春：本体是理论探讨的起点，也是其终极目的，而一切事物本体之本只能归结为宇宙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中国传统哲学中“宇宙”就是无限时空的代名词。“无限”本身不是“有限”的总和，它在逻辑上已经超出人类经验及其想象力的边界。探讨无限宇宙的“起源”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伪问题。科学只能研究证明自己所发现的有限存在，不能研究无限的未知。所以它所揭示的宇宙起源，在哲学意义上不过是一种宇宙现象而已。文学艺术本身也是一个宇宙，但这个“宇宙”不是物理的，而是精神的，与自然的宇宙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意义。

学术周刊：对于宇宙本体的探寻总是给人遥不可及的扑朔迷离之感，文学艺术的本体又在哪里？

白建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告诉我们，在哲学意识的规定中，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被理解了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这也就是说，离开了人和人类的能力，一切都无从而且不必谈起。文学艺术的本体就在于人本身，在于人的审美需要和人性的规定。哲学始源于关于了解宇宙本质的努力，但事物并非仅以本质，而是具体的形象地存在着。科学发展的指向是对事物的无限分割，并不能即时把握宇宙及其生命运行的整体状态。何况还有无法进行抽象研究和定量分析的人自身的情感、感受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哲学和科学对其描述与表达只能终结于无奈。只有艺术能够重塑人的情感世界，浑然掌握世界的具体总体，实现其审美完善与自由，指向无限。

学术周刊：也许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理论和艺术的光芒照亮，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但理论和艺术是不同思维方式的产物，根据您的切身体验，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白建春：理论之光可以照澈艺术的原野，但作品之树只能植根于泥土之中。如果说艺术作品可以具有哲学意味的话，它也应当是由情感生发的哲学。对于自己来说，我的艺术之根深植于父母和祖先长眠的乡土，它是我生命、情感和思想动力的源泉。正如恰达耶夫的那句名言：“地理的事实凌驾于我们的历史运动之上。”所以我会用全部生命，感谢昔日的热河大地———我的故乡。地质生物学已经证明，世界上的第一只鸟从那里飞起，地球上的第一朵花在那里开放。燕山运动奠定了中国地形大势，唐古拉山脉因此崛起，此后发源了长江。更为重要的，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说法，它是“史前中华民族”的摇篮，即中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他们在某一天的清晨相揖而别，带着农具或者赶着畜群走向南方的平原和北方的草地，把自己的足迹印在我们伟大祖国广阔的疆土。

学术周刊：这片土地所具有的历史与自然魅力令人难以想象，是它对您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作产生持久的影响。

白建春：生我养我的故土，孕育了我对万物的深情，铸就了我对祖国的信念与理想，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遥想当年，舒缓浩瀚的滦河岸边，定居者的茅屋和游牧者的帐篷散布在苍茫的旷野，一年年如同璀璨而神秘的花朵散落在时间的河流，无数曾经鲜活的生命像花瓣一样化作尘埃。每当在夕阳下面对着那粼粼的波光，心中就会涌起与先人对话的渴望，企图追寻那古老的神话和不朽的传奇。虽然更多的时候只能发出无能为力的叹息，但自己始终觉得他们并没有远去。有些历史早已烟消云散，但先人千百年前在山间种下的糜黍和胡麻依然在这土地上生长，维也纳金色大厅依然回荡着他们创造的“奚琴”那美妙的乐章。从文字和头脑中失落的东西，有些可以在血液和骨髓里被铭记。

学术周刊：您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的，古老的故事依然令人心潮激荡，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白建春：是的。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汉族无疑是很多民族的化合体”，许多兄弟民族的祖先都是汉族的祖先，追溯到汉代以前所有的汉族都不叫“汉族”。事实上我并不在意自己具体的民族身份，只珍惜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学术周刊：对于精神家园的追寻，成为您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和精神动力的情感本源，历史研究与文艺创作也因此天然地融为一体。

白建春：黑格尔认为历史需要逻辑也需要激情，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谈到如何理解世界历史时，采用了理念与激情的划分。历史与艺术具有共同的前提，这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不具备普遍意义和生命温度的编年史，不过是历史的残余。所以19世纪的一些著名的西方思想家认为，历史学家“或许更多的是艺术家在而不是学者”，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是一系列最生动的篇章”。在那个时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卡西尔看来，“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历史学家应有的才能，正是在于把所有单纯的事实都归溯到它的生成，把所有的结果都归溯到过程，把所有事物和制度归溯到它们的创造性活力，从而达到具有艺术以至哲学意味的呈现。

学术周刊：您写过100多万字的《忽必烈大帝》，还参与过一些反映清朝历史文化成就的著作的编写和摄影工作，请谈谈您的历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为什么把元朝和清朝作为其中的重点？

白建春：这两个朝代都在滦河岸边建立过政治“副中心”，元上都和避暑山庄南北相距不到二百公里，我的家乡就在二者中间。元朝在最大范围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而鼎盛时期的清朝则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些时代铸造的中华巨舰颠扑不破，至今我们依然享有历史的庇荫。这些作品的创作宗旨，不是为了重温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的千年旧梦，更不是要为某一位帝王歌功颂德，而是为了揭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真理，使子孙后代勿忘历史的方向，能够正确衡量先人雄伟非凡的力量及其对祖国的贡献，明白分崩离析的国家和屈于奴役之下的弱小民族，不可能创造这样的成就，产生这样的人物。

学术周刊：《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哲学、历史和摄影，形象与抽象，瞬间与永恒，这些看似遥远的东西怎么可以融为一体？

白建春：《庄子》中有个故事，说的是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为报答中央之帝混沌的善待之恩，为其日凿一窍，结果是“七日而混沌死”。瞬间的倏忽，决定着作为艺术本真状态的混沌的命运，这是个具有哲学意味的象征。“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布列松把摄影定义为“决定性的瞬间”，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则把照片称为“时间与空间的切片”，但是这个“瞬间”和“切片”并非物理学意义上的大小或者长短。如果时间不会停止，瞬间就是未来与历史转换之间的现实，而且这个“瞬间”可以短到无限。所以，无论历史还是艺术，文学还是摄影，把握的只能是历史与未来的结合体。这就相当于把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特定的事物从连续的过程中爆破出来。关键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其中的蕴涵与意义。按下快门的同时，作为过去的瞬间已经死了。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情感与体验注入作品之中，让终极目的含苞的花蕾绽放在这个新的生命里。

学术周刊：您谈了这么多想法，让我很想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是否和您的人生经历有关？

白建春：我当过农民，修过公路，伐过山林，运过木材，那时候对于自己来说没有别的选择。然而，正是大自然的风雨黄昏和血色黎明，让我坚信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生活的重压涵养了我的理性与坚韧。当我赶着牛车朝着北斗的方向走在漆黑的草原上，在遥远的狗吠声中感受着璀璨星空和苍茫大地的转动，深刻体验到心灵的空旷和自身的渺小；当沼泽的大雁在秋雨中哀鸣着低旋在头顶，当漫天的飞雪涌过无边的桦林，我强烈感受到世界万物与人类的命运竟是如此相近，贲张的血脉似乎要破开等待解冻的冰河。

学术周刊：正是这种融入自然的深切感受，滋生了您的宇宙意识，迸发了好奇心，形成了人生和艺术的底色。

白建春：思考和艺术，成为我永恒的情侣。正如爱尔兰诗人克里夫特写下的诗句：“因为有你，我的生命，不再是平凡的旅店，而成为了恢弘的庙宇；我日复一日的工作里，不再充满抱怨，而是美妙的旋律。”躺在山坡的草丛中仰望奇妙的星星，我想知道它们的样貌与生命。在幽静的林间注目小鸟灵巧地飞翔，我想知道它们奇妙的构成及其复杂的神经，想知道这些动物王国的精灵如何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澳大利亚的涉禽斑尾鹬，怎么能在没有任何能量补充的情况下持续飞行一万多公里，从新西兰抵达阿拉斯加？而且返程的起飞时间幼鸟要比成鸟晚上一周，那些在万里之外诞生的小生命，怎么能在了无踪迹的高空中追随妈妈的旅程，找到原本未知的远方的家？也许，这些问题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但我也不愿意把这个责任推给“万能的上帝”。

学术周刊：请问摄影艺术怎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真实、实现应有的价值？

白建春：摄影是这种创造精神的体现之一。伟大的作品创造的一个诗意的世界，它的真实表现为人生的体悟和人性的开掘，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写真。真正的艺术可以不朽，这不朽始源于摄影师按下快门那一刻悸动的感觉。亚当斯说，古盖尔的祈祷文呼应了他一生的信念：“我知我和至美合二为一，我知我和同志合而为一。且让我们的灵魂化为高山，且让我们的精神化为繁星，且让我们的心，化为世界。”也许，这应该成为所有摄影家的人生理想和艺术追求。

学术周刊：对亚当斯崇高信念的尊敬与推崇，是不是也反映出您所喜欢的审美品格和人生境界？

白建春：我发表作品时常以“白漠”为笔名，是因为一直醉心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景象。我喜欢荒原、大漠、雪山，喜欢视觉的撞击和心灵的震撼。喜欢那空寂的幽谷和高远的孤独，喜欢林海的呼啸和晚霞的幽怨。喜欢察尔汗盐湖天地如镜的幻象和川西高原的惊险，喜欢黑龙江涌向大海的浮冰和呼伦贝尔的雪原。我曾经两次翻越祁连山，在剔透的晴空下和风雪的帷幔中让灵魂放飞天境，其中的快意与庄周梦蝶异曲同工。这也如同人生的选择，登上珠峰就不必奢望享受柳暗花明的温馨。我曾拍摄过一位姑娘走在小路上的背影，顺便在下面写了句话：“当你孑然一身的时候，逍遥的麻雀恩爱成群。”我希望更多的人勇于到生活中，到实践中去探索、尝试，而不是独处一隅。

学术周刊：我还想知道，您作为中国文艺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参加这项工作是怎样的心情？

白建春：第一次参加中国文联的文艺志愿者活动是个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初升的太阳刚刚撩开了群山神秘的面纱，我走进了紧邻缅甸的滇西古寨翁丁。一位背着谷草的佤族兄弟从山下走来，亲切地道了一声“老师好”，走过几步又转过身来看着我，就像有意等待我用手中的相机为他留下自己有些不舍的感情———这就是那张可以留作永久纪念的《澜沧江畔的笑容》。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俯瞰着时隐时现的山川河流、都市村庄，佤族兄弟的回望，傣族女娃儿的凝视，穿越云涛山海，一直在追问自己的心灵。耳边响起了傣族长诗《召树屯》中的句子：“请雪白的云朵给我作证，请微风表白我的心情；粉团花啊，我只是一只平常的蜜蜂。”那一年的“世界志愿者日”，我在翁丁古寨的木鼓前领到了《中国文艺志愿者证书》。它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也为之感到荣幸。

学术周刊：感谢您谈了这么多有趣的内容，我知道，您还是一位作家、诗人。可否将您喜欢的一首诗与读者分享？

白建春：借此机会把我在呼伦贝尔拍摄时写下的这首《心灵的草原》送给大家，它可以算作我对人生的感想：

天地之间有一匹马，

那马是人孤傲的灵魂。

天地之间有一群马，

那马是人莫测的良心。

一匹马的草原是艺术的幻想，

一群马的草原成就了牧人。

马是人类心灵的肖像，

恃强凌弱或者万众一心。

生活的草原总有一匹马是你自己，

醉饮春风或者奔走烟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