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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凯:茅盾、老舍、汪曾祺手稿管窥

来源:《小说评论》 | 李继凯  2018年05月03日15:51

茅盾手稿管窥

如果说茅盾小说建构了一个“中西文化”融合而成的现实主义文学世界,那么存世的数百万字茅盾手稿则构成了一个书写风格鲜明的中国书法文化宝库。

笔者曾于2015年发表了《论茅盾“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的关联》长文,运用大量史料证明茅盾的“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包括书法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茅盾是我国现代文人书法的代表人物之—,即使纯粹从书法角度看,茅盾也是一位不可小觑的书法家。文中还从“第三文本”或“复合文本”的角度对茅盾的手稿手迹进行了相关分析,指出:茅盾的书法功底与其文学功底一样是相当深厚的,其书法行为,特别是文学书写与书法书写相融合的“双书”行为,是其人生行为中最为辉煌、持久的行为方式,相应的业绩也是最为显赫的,其手稿大多都达到了书法艺术的层面,即使仅从文化市场价值来看,也达到了很高的层次。而更重要的是,茅盾作为跨越民国、共和两个时代的高寿文人,他的书写人生在传承中国文人书法文化方面也堪称是最为杰出的—个代表。文章中还特别引用著名书画大师刘海粟先生对茅盾《子夜》手稿(硬笔书写)的高度评价:“1956 年偶见茅盾先生所书《子夜》手稿,近乎工楷,一丝不苟,劲秀中见风采,堪称典范”。这种出自大书画家眼光的评价,确实也很适合于评价茅盾的许多其他手稿,尤其是适合于茅盾用毛笔书写的手稿。而能够证明茅盾是书法家、其手稿是书法艺术的论文在书法界最权威的期刊《中国书法》上已屡次出现,其书法作品亦被收入—些重要的书法选集(如 《中国当代书法大观》 《共和国书法大系》等),书画权威出版社西泠印社也出版了《茅盾墨迹》;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书系 《茅盾珍档手迹》,华宝斋书社出版了一套完整的精选线装本《茅盾手迹》,他的书法题字题词也散见于高校和景区以及全国多地的报刊……这么一位颇有造诣的书写者、大作家所精心书写的手稿,自然值得世人珍视珍藏的。连经营文化市场的某拍卖总经理也认为茅盾是中国文学的泰斗级人物,其手稿不但珍稀,还兼具文学、史料、书法艺术价值,拍出天价并不意外。

茅盾的手稿尤其是毛笔手稿确实大都可以视为高水平的书法作品。但近闻有人为某法庭出具证言,居然认为茅盾流入拍卖市场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毛笔书写)手稿“不是书法作品”,这不免令人诧异。这件已经被人以“天价1200多万”拍卖且拍卖前以高水平书法形式展出的手稿,确实呈现出茅盾最典型的文人书法特征:书面整洁,宇体隽秀、 飘逸、精美;于温文尔雅的仪态和笔迹中,可见其清雅不俗的风骨,于沉静舒徐中可见其坚强不屈的锋芒;其字的中宫紧收,其结构严整美观,线条舒展雅致、秀挺自如而富有张力。显然,这件手稿既是文学评论家的手稿,也是现代书法家的翰墨,其价值显然不是单一的,既具有文学理论价值,也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由此可见,《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手稿,就是这样一件典型的中国现代文人书法作品,是茅盾留给世人的一件珍贵书法艺术作品。它虽然没有如今职业书法家为创作狭义的书法作品而惯于运用的落款、印章等表现形式,却毋庸置疑地通过笔法、结构与篇章为观赏者提供了一幅能够体现茅盾书法艺术风格的书法长卷。熟悉现代文豪“鲁、郭、茅”的人们都知道, 他们都有合乎现代书法格式化的书法作品(有落款、印章等),但他们更多的书法作品就是手稿。就像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小坑桌上落墨于普通信纸上的《沁园春•雪》,没有高级的笔墨纸砚,却有高水平的文学和书法作品同时诞生于世,且能够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双重的视觉冲击和丰富的审美感受。

(茅盾手稿)

老舍手稿管窥

面对满族作家也是世界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手稿,人们可以有很多解读,而笔者在此仅谈与之相关的四个关键词:汉化、工稳、雅致和珍贵。

其一,汉化。历史上的汉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而老舍的汉化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现代例证,值得关注和思考。他出身是满族正红旗,但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他却成了北京文化的化身和京味文学的代表。事实上,文化可以“化”人,文艺可以“育”才。从小耳濡目染,终生矢志追求,使得老舍成了中华汉民族文化尤其是北京文化的杰出代表。这不仅有他著作等身的汉文著述文本为证,而且也有他身后留下的众多手稿为证。其《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 等长篇小说手稿以及大量的其他作品手稿,还有许多严格按照现代书法形式(对联、扇面、条幅等)创作的各类书法作品,为世人提供了汉文书写的典范文本,具有极为鲜明的汉文化特征,充分显示了其汉化的水平和辉煌的业绩。

其二,工稳。老舍手稿大多用笔非常工稳,一丝不苟的书写显示了他的认真和严谨,尤其是能够显示其书法的功力和特点。即使花费数年创作长篇巨制,也是下笔谨严,一丝不苟。比如《四世同堂》手稿就是如此。这份手稿因故现仅存世前两卷,皆用毛笔恭楷竖行书于抗战时期手工纸十行笺上,虽然纸质不佳,但书法用笔从容自如,技艺相当高超。其字迹清晰、工整,连少见的修改涂抹之处也都标记得非常仔细、明晰,如果连接起来展示,整份手稿就像一份连绵万丈的书法作品长卷,令人惊叹不已。此外,老舍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的手稿、未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手稿,以及早年的《毛笔小楷书法手稿》等也都工稳整洁,显示出老舍鲜明的书法风格。据他自述,这些手稿基本都是一次性书写的初稿,不是后来的重抄稿,能够如此工整清晰,不仅可以见出老舍文学创作的主体创造能力之强,而且也能够体现出他进行毛笔书写的控制能力及娴熟技巧。其文学气息的灌注和书面书写的工整,营造出了一种扑面而来的令人陶醉的人文气息。

其三,雅致。书法基本是高雅文化,对文人雅士而言,其书写行为本身就透露着雅致的人文气质,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崇尚雅俗共赏、由俗向雅。其书法手稿自然而然透露着他的这种雅致的文人气质。 老舍文学创作手稿作为存世的复合文本,堪称高雅文化的瑰宝,原本是其“文学生产”过程中的最初成品,只是提供给编辑审看的文稿,并不直接进入传播渠道。而他那些存世的书法对联、扇面,有意识创作的横幅、条幅书作,还有因雅兴因情感而为的诗稿、书信,基本都是沉稳的楷书形式,雅意盎然。其中,他常用自作诗词的书法作品馈赠友人,尤其是他和身为画家的夫人胡絜青合作的书画作品,更为友人所珍视。这类适用于文人雅士交往的书画作品,既体现了对传统高雅文化的继承,也显现了现代文人的情趣和志向。就老舍书法而言,确实功底颇深,多体杂糅,古拙质朴,别具风貌,其笔法明显带有北碑意趣,线条坚韧凝重,结构内敛紧凑, 用笔张弛有度,且时或兼容汉隶及金农漆书笔意,墨象高雅,气质不俗,能够给人留下深切而又鲜明的印象。

其四,珍贵。老舍手稿非常珍贵,仅从文学手稿角度而言,其中就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可资联想和再造的文化信息。见字如面,见字思人,故事多多,妙味无穷。缘此,老舍手稿的价值绝对不局限于书法墨迹的外在形式。文人手迹或名人书法作为人世间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现象,喜爱者自有其喜爱的道理,任何诋毁之词往往显得无力而又无奈,其深因就在这里。老舍的手稿是国宝(如 《四世同堂》手稿即是国家一级文物并首批进入“国家档案名录”),多被国家级文博单位收藏,《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的手稿卷、 书画卷都收入了他的作品。目前也已出版了《四世同堂》(前二部)、《骆驼祥子》《正红旗下》手稿等。但仍需要更进—步,在此基础上尽快设法推出《老舍手稿全集》及《老舍 书法选》等,这必将对推进“老舍文化”传播和拓展老舍研究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老舍手稿)

汪曾祺手稿管窥

据报道,近期央视《中国诗饲大会》大受世人欢迎,最后成功推出了一位“古典诗词新星”——能够充分满足很多人“对古代才女所有幻想”的高中女生武亦姝登上了冠军宝座。目睹这位带有“中国最后一位古典才女”风姿气质的武才女,也令笔者倏然想起了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文人”的汪曾祺先生。这位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汪才子也确实“带有”而非“只有”古典情怀,他能够用生花妙笔经常给人们带来甘醇浓厚的古典气息,但他确确实实又是一位深受大家喜爱的中国“现代”而非“古代”的作家和艺术家。

喜爱汪曾祺的理由很多,喜爱他的手稿手迹也是一条重要理由。从他的手稿世界中我们可以尽情领略他的“双美”,也会知道他有“多好”。

所谓“双美”,是复合形态的美,这主要体现在汪先生对双语、双书、双笔的成功驾驭上,显示了独特的创造力。汪曾祺生前曾言及自己的写作生涯:“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事实上,在中国语言文化中存在着两大话语体系,一是文言,—是白话。汪曾祺对此“双语”的娴熟使用不仅体现在文学文本的书写中,而且也体现在他的书法文本的书写中,彰显了不今不顾、亦今亦古、古今交融的“双书”优势。在文学书写上,汪曾祺是最早倡导要把文学创作和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的一位当代作家,且常在文学中涉写书法;在书法书写上,他也同样熟悉古今不同的书法范式,书文同辉,在文 学和书法的“双书”中获得了骄人的业绩。而他对“双笔” 即软笔与硬笔的运用,也达到了随心所欲、精彩纷呈的境界。 尤其是他的毛笔运用,不仅可以创作神韵俱佳的书法作品,而且可以绘出具有文人气息的写意国画,显示了他的天赋和才情,也印证了他自己提出的“作家应当是通人”的说法。 由此也创造出了魅力四射的双美艺境,恰如孙郁兄所言:“当代作家的手稿,禁得起反复打量的不多。汪曾祺的手稿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有点古风,带有禅意,和他的文章的意蕴是一致的……先生用笔讲究,起落间是有韵律的。那些小说和散文的手稿,本身就是件艺术品。布局与格式,似朗月般的明澈;章法里透出清远的意象。”

所谓“多好”,是指复合形态的人之好,这主要体现在汪先生的多才、多艺和多福上,其好处或优点多多,着实令人羨慕。汪曾祺是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也有人还视他为书画家和美食家,作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其大家风范和人文情怀着实令人向往。贾平凹赞其为“修炼成老精”的魅力无限的“文狐”。而笔者以为,从其存世的大量手稿(如《鹤》《钓鱼台》《羊舍一夕》《名士和狐仙》等)、书画中还可以看出摇曳生姿的“墨仙”面影。人们常常津津乐道汪先生的博学多识、情趣广泛、多才多艺,而从他的手稿及书画中,观赏者还可以领略到那种超乎常人的淡定和闲适心态,以及奥妙的生命美味。尤其是他的晚年,不仅爱好书画,而且乐谈养生,在书写中歆享人生,在书画中品味幸福, 是多才多艺者特有的多福之“好处”。古人云“厚德载物”,今人云“厚德载福”,其实,多才多艺多福的书写者所创造的“厚稿载福”现象也非常值得我们的关注、期待和追求。

诚然,古今中外化成现代,这是一种很高的文化境界。尤其在精神文化层面,继承和弘扬古典精华与积极借鉴外来先进文化同等重要,更期待也更具挑战性的则是如何“化成现代”和如何从事新的文化创造。显然,其中也有汪曾祺的重要贡献。对像汪曾祺所代表的现当代文人而言,尽管经历了很多磨难不幸,但他们依然创化并拥有其“双美”世界, 达成并歆享其“多好”境界。今年是汪老去世20周年,特撰此短文纪念他。笔者坚信:在笔墨中足可不朽,诚非虚言也。

(汪曾祺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