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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戌随笔》手稿首页

1939年深秋的一天，四川江津城中一个旧书摊前，一位穿着简朴长衫的老者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几册散乱的旧文稿。老者个子不高，背微驼，头发花白，面容清癯，两眼有神，显得很是慈祥。从他的面目表情可以看出，他对眼前的文稿颇感兴趣。询问了价格后，他便把那些文稿买了下来，然后缓慢地离开了。

过了不久，摊主才知道，原来这个神态憔悴却又气度不凡的老人，竟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

陈独秀来到江津，连同他购买旧文稿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江津城。旧文稿的作者是本地前清进士杨鲁丞，杨鲁丞的孙子杨庆余也听说了此事。杨庆余一直想出版祖父的遗著，但后来文稿丢失了，此次得知祖父遗稿失而复得，而且是被大学者陈独秀购得，便邀请陈独秀迁居杨宅，同时要求陈独秀帮助整理杨氏遗著，陈独秀应允下来。于是，陈独秀住到了杨宅。

陈独秀是1938年8月来到江津的，他先是住在江津城东的郭家公馆内，后又搬到江津城西门外30余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但是这两处对于有疴在身还要写作的陈独秀都不适合。

杨宅是清朝二甲进士杨鲁丞的故居，四周由石条砌成的高墙相围。房屋虽陈旧潮湿，但环境比较清静，且家中多有藏书，陈独秀很喜欢宅内的环境。住下后，他曾利用杨家的那些藏书研究文字学问题。至于为杨家整理《杨鲁丞先生遗著》之详情，后来魏建功先生在《江津杨鲁丞钦士先生遗著五种》跋语中叙述甚详。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独秀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早期领袖著称于世的。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他一生被捕五次，最后一次是在1932年10月16日，他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里。

由于陈独秀在狱中进行了包括绝食的各种斗争，他才得到了一个人住一间单房的待遇，允许他看经、史、子、集方面的书，还允许他写作。于是，陈独秀开始了已荒芜多年的文字学研究。

据与他同狱的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所说，陈独秀的监狱生活是这样的：他房里有两个大书架，摆满了书籍，经、史、子、集每样都有一点儿，但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钻研《说文》……此时的陈独秀沉浸在文字学的研究之中，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服刑犯。

从1932年入狱至1942年离世，在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陈独秀一直没有放下他手中的笔，辛勤地耕耘着。十年之中，著作颇丰，且皆为文字学研究。那么，他的这些手稿下落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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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十年著述颇丰

在狱中，陈独秀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著书计划，拟在两三年内撰写《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和《我的回忆》等书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他对文字学研究有兴趣，又有扎实的功底，所以实际完成的著述也是以文字学研究为主，即使未完成的也都是与文字学研究有关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被释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实现。于是，陈独秀带着他的伴侣潘兰珍和在狱中所写的稿件，于1938年8月辗转来到江津县，继续开始他的写作生涯，直到1942年5月27日离世。

那么，陈独秀从1932年至1942年的十年中，著述情况是怎样的呢？这十年当中与陈独秀来往很多，且在他去世后帮助整理其遗稿的有魏建功、台静农，担负起处理陈氏身后事宜重任并为陈氏遗著出版之事多年忙碌的是何之瑜。据他们的考证，陈独秀这十年的著述主要有：正式完成并发表了的《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论》《〈荀子〉韵表及考释》《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实庵实说》《孔子在中国》等，已完成（后刊有油印本）和未完成的（有的后来经改写出版）《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原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识字初阶》《干支为字母说》和《甲戌随笔》等，另外，还有《以右旁之声分部》和《玉旁字之研究》等著述计划。那么，这些遗稿的下落如何呢？

据何之瑜《陈独秀先生病逝始末·后记》载：“遗稿之整理：关于文字学、声韵学，已请魏建功教授负责整理；容署约台静农、方孝博两教授来津，参加初步工作。将遗稿中关于文字学及声韵学如《小学识字教本》《连语汇编》《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等十余种，及尚未成编、零星遗稿，均分类登记，并抄录副本，以付出版。”

关于陈独秀先生逝世后的遗稿整理和有关出版事宜，知名学者沈寂在《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一文中有更详细的记述：“陈独秀逝世后，即由何之瑜、魏建功、台静农、方孝博在江津对陈的遗稿做了登记编号工作，文字学及声韵学方面的由魏建功整理，散文与诗词散失较多，搜集不易，拟由台静农，并拟请陈钟凡参加搜集。其他政治思想的论文，早已披露于各种刊物者，征得家属同意，暂不加整理。最后由何之瑜总其成。何氏至1943年4月19日编成《独秀丛著目录》，分寄陈独秀生前友人征求意见，当时驻重庆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武欣然应允出版。不过他说在此不能排印，必须到战争结束。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何之瑜又去找王云五。王对他说，‘仲甫先生的遗著，商务一定出版，但必须要等三个月’。”

何之瑜1946年由江津到上海，专事整理陈氏遗稿。此时胡适已由美国返回中国，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即由陈钟凡致书先容，告诉他何之瑜正在整理陈独秀的遗著，要求胡适托沪上友人对何之瑜的生活加以关照。胡适由此对陈独秀遗著的整理工作有所了解，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947年秋，何之瑜将《独秀丛著目录》改为《独秀丛著总目》，把陈独秀所有著述全部列入。分十二册。计有：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它（凡八篇）、实庵实说、小学识字教本、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手稿）、独秀文存一集（汇集五四时期的文字）、独秀文存二集（汇集国民革命时期的文字）、独秀文存三集（汇集托派时期的文字）、独秀文存四集（汇集抗日战争时期的言论及南京监狱的部分学术论著）、独秀诗存（手迹及抄稿）、独秀书信（手迹及抄稿）、甲戌随笔（包括1934年在狱中所写随笔和音韵文字杂记以及古史材料等）、独秀丛著拾遗。

1948年5月，何之瑜移居上海，在此前后编辑《独秀丛著》，其间，他曾三次写信给胡适谈陈独秀遗著出版事，并希望他能写序。1948年6月15日，何之瑜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先生，最重要的是您应允为《独秀丛著》写‘总序’，无论如何，要请您在最近这一周寄来，因为商务已排好、校好《丛著》的第一册，只等您的总序来到，就马上出版。其次，是建功先生已经回北大事，您自然不会给他过分的工作，像台湾那么忙，所以我要他无论如何在最近这三个月以内，把他一年前应允为商务抄写仲甫先生遗著《小学识字教本》的工作完成”。

从这封信可知，1948年6月间，陈独秀的遗稿均已整理完毕，并已交付商务印书馆，而且已排好《丛著》第一册，《小学识字教本》原稿尚在魏建功的手中。此刻，北平已在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坐南京派来的专机仓促离开北平，陈独秀遗著的出版计划也被搁置下来。

也就是说，陈独秀的遗稿，除了魏建功先生带走的那部《小学识字教本》原稿和现藏笔者处的《甲戌随笔》手稿及一些未完成文稿（即：《独秀丛著目录》第十一），其余部分最后出现的地方理应是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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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为陈氏抄写文稿？

魏建功带走的《小学识字教本》原稿的下落如何呢？我曾与魏建功先生哲嗣魏至多次探讨。最后一次是2004年5月14日上午。抗战时期，魏至与其父曾在四川江津居住过，他们一同看望过陈独秀，他对陈独秀的字体、笔法作过研究。当我告知他陈先生的《甲戌随笔》等手稿在笔者处时，他一再叮嘱方便时带上一观。当我取出陈氏手稿时，魏至肯定地说：“此陈氏手稿无疑！”对于其中几册非陈氏手笔，问及魏至，他分析说，或许是陈先生的夫人潘兰珍女士所为。并说，他的母亲就曾经帮助魏建功抄写稿件。我又问：“据说潘氏不识字？”魏至说，她跟了陈先生十多年，应该会写字的。

最后我问他，有些资料说，魏建功曾为陈氏抄校文稿时，魏至略显激动，说：“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从陈独秀的为人和性格看，不可能提出这个要求；二是当时魏建功实在太忙，根本无暇。此外，魏建功在世时从未谈到过此类事情。陈独秀去世后，所有文稿均由何之瑜保管，1946年，何之瑜将陈氏手稿《小学识字教本》交魏建功并嘱其手校誊清以备出版，魏建功推却不掉，才接受下来，这是事实，但因赴台湾普及国语，无暇去校，更无时间誊清。后来回到北大，北平解放在即，亦无暇做此事。1952年，魏建功将此稿上交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杨晦。至今魏至仍保存北大开具的收条。魏至还说，当时收存者是吴晓铃先生。当问及这部书稿现在是否尚在北京大学时，魏至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亲眼看一看这部书稿的真面目，但一直没有如愿，他还嘱我想办法打听这部手稿是否就在北京大学。

按《独秀丛著总目》，笔者所藏陈独秀的部分文稿，是《总目》中的第十一册，即：《甲戌随笔》（包括1934年在狱中所写随笔和音韵文字杂记以及古史材料等）。何之瑜对此部分亦有编号，按编号应为十八件，其中缺四件，并有六件为他人誊清本。

陈独秀先生的遗稿是否有人所抄所校？经过对所藏《甲戌随笔》等十余种“零星遗稿”的研究，结合《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和魏至的说法，我认为“分类登记”是肯定的，但“抄录副本”尚无根据。如果这些稿本有他人誊清，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曾经带着这些稿本走访过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鲁迅纪念馆和前文提到的魏至先生，说法不一。有的学者说，像是许寿裳的字，并推断称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许氏亦在南京供职，并时常探望陈独秀。另一说法怀疑是潘兰珍所为，我对此说不以为然。理由是，陈独秀的“零星遗稿”中的几册誊清本的书法，还是有一定功力和底蕴的。据说潘兰珍本不识字，即使经过陈独秀的指导会写字了，但要达到如此水平，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认为，抄写文稿另有其人，这个人是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陈独秀有三个儿子，老大陈延年，与周恩来同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历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9岁；老二陈乔年，是最早一批中共党员之一，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7岁；老三陈松年是陈家父子中唯一未从政者，所以最后守着父亲并为其送葬的且年年扫墓的就是这个小儿子。也就是说，在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在他身边的亲人只有潘兰珍和陈松年。陈松年为父亲誊清一些文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大部分文稿都是用普通的缝衣线“装订”的，这个是潘兰珍所为，不会有什么疑问。

就谁是抄写陈氏文稿之人，我曾通过上海社科院的任建树和陈独秀的外孙吴孟明取得了联系。我给他寄去了《甲戌随笔》首页的照片和他人代抄的文稿照片。吴孟明在回信中说：“前此曾见何之瑜编《独秀丛著总目》有《甲戌随笔》条目，惟不知其内容，更不知其下落。幸如今先舅祖此遗著遗墨终不致被淹没，先生功莫大焉……所云抄件非潘兰珍所写，诚然。抗战时我们全家在江津，知道潘没有写毛笔字的基础，倒很可能是陈松年抄的。我曾见松年叔写的隶书，写得很好。其实松年叔是个极聪明的人，平时一直平实而低调。”

当然，这也只能算作较为有力的佐证而已，究竟是否，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上述陈氏文稿，惟《甲戌随笔》是陈独秀手书之完稿。“甲戌”年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这一年是陈独秀入狱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在这一年，国民党的最高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所谓“随笔”是“五四”运动以来十分流行的一种散文形式，属于笔记文学。《甲戌随笔》，是陈先生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写成的，但是，我在读他这本洋洋洒洒六万余言的大作时，感觉到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情是放松的，如果不是处于心手双畅的状态，是写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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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收藏了《甲戌随笔》

陈独秀晚年完成的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小学识字教本》，而《甲戌随笔》则是另一本极为重要的学术著作。

众所周知，《小学识字教本》手稿至今下落不明，流传于世的是1940年由国立编译馆油印的《小学识字教本》的上编（共印了50册）。可以说，《甲戌随笔》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本陈独秀著作原稿，也是现藏笔者处的十几册陈独秀手稿中的唯一完稿。

陈独秀对音韵学和文字学有很高的造诣，这是行家们公认的。《甲戌随笔》最大的特点是集古史、训诂为一体，以随笔的形式，卓然成书。这恰又符合他“对音韵学，文字学的研究直接有助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的观点。在这个方面，《甲戌随笔》多有实践。

《甲戌随笔》开篇以西人读“日本”发音谈起，自然地过渡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语言、姓氏的发展演变过程与世传百家姓的关系，然后以《史记》《说文》和自己的所见所闻考证了百家姓之外的稀见之姓。这一部分大概占全书的五分之三的篇幅。

陈独秀对中国民族史有深入的研究。他从古代茶字的读音、茶和荼字音义的转变，引申到古苗人与西北戎、狄、羌等少数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对西北、西南等大量的古代地名及历代归属等进行了考证。对各民族、地域、支系、源流等，陈独秀均以简要的语言作了考证。如：对东胡、鲜卑、乌桓的考证。东胡在战国时活动于今滦河上游以东地区。战国后期，向北迁徙，秦初组成了部落联盟，与匈奴对峙，汉初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部落分散，退守乌桓山的一支称乌桓；退守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陈独秀考证时引用了大量的史籍资料，如《竹书纪年疏证》《尚书》《春秋公羊传疏证》《左传》《史记·匈奴传》《晋书》《战国策》《魏志·官氏志》……还有大量的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文献资料，不一一列举。

《甲戌随笔》不仅集中体现了陈独秀的文字学功底，而且充分表现出他的书法造诣。从书法艺术角度看，其手稿虽时有外文和篆隶，但节奏连绵,一气呵成，在章法的把握上和字体的选用上也是随心所欲，不作安排，一任天成，堪称极其精彩的书作。

陈氏编定《杨鲁丞先生遗稿》，现存笔者处三册，三册分别为：《说文假借例释》《说文札记》《说文逸字考》。《说文假借例释》的前半部，是陈独秀在杨氏原稿上修改的。其时，陈独秀刚刚住进杨家的石墙院，他对杨氏遗稿的评价是：“杂乱无章没关系，稍加整理，就有理有章了。”这个阶段，他对杨氏遗稿还持肯定态度。而《说文札记》全稿，陈氏修修改改的地方很多，且有陈氏删掉并自己添加处。据此，可作出这样的推测，此时陈独秀已接受了章太炎的观点，“杂乱无章”的杨氏遗稿，仅靠在其原稿上修修改改是不行的，只能依其思路和观点，重新修订手编。

陈独秀花费一年多的时间阅读整理杨氏遗稿，逐渐没了兴趣，“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根据陈独秀的性格，“不对胃口”的事情，就是用“八抬大轿”去抬他，他也不愿做的。据说，陈独秀把自己对杨氏遗稿的看法，对杨氏后人讲了以后，杨氏后人很不高兴。既然再也不想去整理杨氏遗稿了，那么，凭着陈独秀的性格和为人，白住杨家的房子是不可能的，付房租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

陈独秀驾驭笔墨的天分一如其治学鲜活的独特风格，笔者所藏陈独秀手泽皆为文稿，因涉及文字学的研究，文稿中夹杂着众多的大篆、小篆结体，表现出多种书写风格，行、草、隶、篆样样可观，皆纯熟自如，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这里有一点应加以说明，尽管陈独秀的书法造诣很深，但他从未将自己作为书法家来对待，也没有类似康有为晚年以写字为生的经历。即使晚年以文字研究为专业工作，他也未将写字作为谋生的手段（凭名气和水平，他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因此，其大幅传世作品数量不多，且大都是应酬之作。而能够真正表现其书法水平的，以笔者看来，应该是他的文稿和信札。

《甲戌随笔》和其他的零稿，从书法角度上乍看并无惊人之处，但细读之下，不但书写上字字珠玑，而且是行气及通篇的气息也使人拍案叫绝。笔之挥运恣肆率意，字势雄伟、饱满，绝无纤弱之病，当是陈氏最真实自然的流露。我曾在夜深人静时用放大镜仔细观之，愈令人感到文雅之气、刚毅之气扑面而来，小字放大后能有大气势是难事、是例外，即使是专业书法大家也是难以为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