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鞭子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蒙昧主义和顽固专横的拥护者，鞑靼人生活风习的歌颂者——您这是在干什么！看一看您的脚下吧——您正站在无底深渊的边上……您是将正教教会作为这一类教义的靠山，这一点我还能理解；教会一直是笞刑的支柱以及专制主义的帮凶，可是在这里您为什么去打扰基督呢？

——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

胆怯能产生文学上的奴性。由于渴望文坛上的权力、优势和高衔，甚至有的德高望重的文学家有时也会做出这出人意料的奇怪举动。它将不由得变成一种诱惑，令当代人惊异，而且必然传给后代成为19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学的丑闻与笑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

 

由于文化隔阂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的了解和认知，似乎存在着一些误区和盲区，有些判断和评价，即便不是完全错误的，至少也是非常片面和不完整的。

我们过去单从文学角度来看他，仅仅根据虚构性的作品来评价他，忽略了他的非虚构作品，尤其忽略了他的文学言论中的政论性话语，所以，对他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世界意识，所知甚少，甚至完全不了解。然而，正是在后一类作品中，隐藏着另外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眼界狭窄、目光短浅的政论家，一个自负而傲慢的斯拉夫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极不公正的殖民主义者。

就文学成就和宗教精神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伟大的。但是，他也并非一个可以随意往上贴“现实主义”标签的作家。他的文学精神图谱非常复杂。他既是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如果必须给他的“现实主义”前边加一个限定语，那么，“宗教”也许比“批判”更合适。“批判”意味着拒绝和对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尤其是1849年以后的写作，本质上是认同性质的——既是宗教意义上的认同，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认同。他是一个“宗教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写作更多的属于“教谕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

他早期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现实生活也有着较深刻的关联，到了后期，他的叙事世界却渐趋封闭，几乎只有反映人物内心世界一个维度，即便像《群魔》这样的小说，其写作动机和基本主旨，也主要是与自己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对手——“西方派”和“虚无主义者”进行论战。所以，如果现实主义可以宽泛地理解，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就可以被界定为“内在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或“宗教现实主义”，甚至可以径直被界定为“唯心主义的现实主义”。

韦勒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一味流于唯心主义：其来源可能是柏拉图，席勒和别林斯基的学说”，而他的眼光，则带有“一层无病呻吟的色彩”。这样的美学观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追求艺术上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渴望创造典型，而非个人，摒弃流行的现实主义”。“宗教理想主义”是他许多作品的根本性质，主观性则是他在文学写作上极为突出的特点。

我们固然应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和非凡之处，但也应该揭示他精神的分裂状况和思想的矛盾性。对于我们来讲，认识他伟大的一面，是我们内心生活的迫切需要，而认识他的问题和局限，则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伟大作家的复杂性，从而认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精神世界的分裂与矛盾

若想彻底地了解一个作家，完整地认识他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就必须细致阅读他的全部作品，就像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一个阶段或者一个侧面的生活，而要完整而全面考察其人生历程。

通读《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你会发现至少有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是叙事性作品中的他，一个是论说性作品中的他。小说中的他，是伟大而令人敬仰的，书信和论说文中的他，则是平庸而令人失望的。小说中的他，是一个仁慈的人，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拷问灵魂的心理学家、伦理学家和宗教学家，但是，写实文体中的他，就没有那么伟大和光明，而是一个黯淡的形象——一个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一个缺乏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理性意识的人，一个冥顽不化的斯拉夫主义者。

是的，他被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部分：一半是伟大的，一半是鄙陋的；一半属于上帝，一半属于沙皇。属于上帝的一半，是天才的，甚至是伟大的，直面人类的罪与罚、苦难与拯救，显示出一种特别沉重和严肃的性质；属于沙皇的一半，则纯然是病态的、平庸的，显得偏激、狭隘，俗不可耐，所表现出来的认知能力和道义水准，比一个庸众实在高不了多少。

他善于处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但不善于处理自己与世俗世界的关系，甚至不善于抗拒欲望的诱惑。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说：“我和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共同生活了十四年，从而深深体会到，他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最纯洁的人之一。当我读到我十分敬爱的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竟然认为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是犬儒主义者，并称他为‘俄国的戴萨特侯爵’时，我的心中又是多么悲痛难过啊！”其实，这两个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和评价，都是真实的。他们呈现的是他完整个性的充满矛盾性的不同侧面。只有将这“一半”与那“一半”合起来，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但也是病态和颓废的，就像罗扎诺夫所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国唯一的颓废派天才，在他那儿，这些‘颓废’、病态、‘预言’、反常、非历史性坚决地渗入每一行文字、每一种思想方式、所有的心灵运动。”

我们当然不应该奢望一个伟大的作家完美无缺，无可挑剔，所以，看见他充满内在的矛盾和分裂，也无须过分诧异和难过。因为，越是伟大的作家，就越有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他的精神世界的矛盾性和冲突性往往就越是尖锐。恩格斯就发现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歌德：一个是了不起的文化巨人，一个是谨小慎微的小市民。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也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性格特点，称之为“独特的双重人格”。这种状况有时候是天性和个性的反映，有时候则是时代和社会造成的。在一个异化社会和过渡时代里，作家的精神撕裂和人格分裂会更加严重，通常会出现很多人格状况复杂的“双面人”甚至“多面人”。

虽然作家的情感和人格大都是复杂的，但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复杂的作家，似乎并不多见。他有自己牢固的价值立场和信仰基础。他是上帝的极度虔诚的信徒，同时，也是一个骄傲的民族主义者和反西方的民粹主义者。他用自己的宗教信念和民粹主义思想做尺度，衡量一切人和事物，很容易发现让自己不满甚至愤怒的问题和残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情感都显得异常而极端。他是极端感性和情绪化的人。无论在小说叙事里，还是在非小说性质的言说里，他都是一个坦率而直接地表达自己的人，爱憎皆形诸颜色，丝毫不加讳掩，常常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1845年11月16日，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赞美屠格涅夫，说他是“诗人，天才，贵族，美男子，富翁，聪明，有学问”，说自己“几乎爱上了他”，然而，后来，他却在写给迈科夫的信中，完全否定了自己对屠格涅夫的好感：“我坦率地对您说，我以前就不喜欢这个人。最糟糕的是1867年我在Wisbaden欠了他五十塔勒。（而且迄今未还！）我也不喜欢他那贵族派头、丑角模样的拥抱，他一面拥抱，一面试着接吻，但他伸给你的却是面颊。”他是一个自控能力很差的人，有时完全克制不住自己赌博的冲动。1867年9月24日，他写信给妻子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为一场输得很惨的赌博痛悔不已，大骂自己：“阿尼娅，亲爱的，我连畜生都不如！昨天晚上我净赢了一千三百法郎，今天——一个戈比也没了。完了！一切都输光了，这一切都是由于贝恩旅馆的坏蛋仆役没有按我的要求把我叫醒，以便乘十一点钟的火车去日内瓦。”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与外部的现实和权力对抗。面对沙皇和权力，他素来是温顺的，温顺得像一只鸽子，像一只羔羊，抱一种毫不排斥的态度，就像他的同时代人斯特拉霍夫所指出的那样：“对待当局方面，他向来坚持那种一切真正的俄国人都清楚明了的观点。他对自己的见解要求十分严格，但不谈任何有关不驯服的思想。……他自己也能忍受各种令人难堪的现存制度，不仅绝对遵行，而且常常表现得十分坦然，好像事情与他个人无关，而是一种公共规则，其性质不取决于个人的情况。例如，我就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对书刊检查发过火。”然而，沙皇政府却是狭隘而无情的。它辜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温顺，仅仅因为在彼得拉舍夫小组的集会上朗读了别林斯基的《给果戈理的信》，就逮捕了他，并将他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这简直就是沙皇的第三厅秘密警察搞出来的一个政治乌龙事件，是沙皇政府神经敏感、过度反应的结果。

据亚诺夫斯基医生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这些活动，只是为了文学上的交往需求，压根就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意图，“因为那里有他的听众”，不仅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对这个小组的活动，也大不以为然，甚至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表示了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不敬”，“通常把他称为煽动分子和阴谋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作者弗兰克说，“这部著作（指《与友人书信选》，引者注）激起了巨大的公愤，主要是因为果戈理主动为俄国一切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包括农奴制辩护，认为它是上帝的神赐，是神圣的。更糟糕的是，作者的笔调充满了虚情假意、令人窒息的谦卑，就连他的一些好友也感到恶心。”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朗读这封信的严重性，也没有完全站在别林斯基的立场上并接受他的尖锐的观点——在他看来，别林斯基在这封信中的“责骂只令人反感，没有吸引力，整篇信充满了责骂，怒气冲冲”，所以，他“从根本上就不同意其中的任何夸张之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的“交代和供词”中说：自己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关系从来不密切”，“在思想与性格上一致之处太少了”；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里一共讲过三次话：“两次谈的是文学，还有一次也决非谈政治，讲的是个性和人的自私。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话里有什么政治内容和自由的思想”；他还真诚地说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他反对共和制，拥护君主制，因为，正是“靠了权威和专制的努力，俄罗斯两次得救……最后我记起了自己重复多次的话：俄罗斯出现的一切好东西，都是自上而下地来自帝王，而来自下层的迄今为止除了固执和无知之外，再没有别的。许多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这种看法”。真不明白，沙皇政府逮捕和流放如此温顺的人是何居心。

1877年，在一篇题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的往事》的文章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清晰地表达了他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态度和评价——它是19世纪40年代末的“一个著名的犯罪社团”；他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与十二月党人视为同类，一起否定，认为他们都脱离了“人民”，“完全忘记了人民的真正需求，甚至也不想去了解这些需求是什么，非但不去操心和减轻人民的苦痛，还提供他们一些与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的体质极不相宜的，即使他们能够理解却也完全不能接受的药方。”这不仅是对事实的歪曲，也是对牺牲者的不敬，甚至是对他们的诋毁和侮辱。这与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的赞美，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也显示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意识”的空洞和片面。就现实性来看，“小组”里的人和十二月党人，这些怀疑者、批判者和反抗者，显然比他们的这位温顺的批评者，更能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

然而，“荃不察余之衷情兮”，政府还是押着他，踏上了去往西伯利亚的路途，最终将他送到了可怕的炼狱。1856年3月24日，他写信给托特列边说：“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哪怕说上一句知心话的人。我忍受了饥寒疾病以及力不胜任的劳动，忍受了同牢强盗们的敌视，他们因我曾是贵族和军官而报复我。”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好，知道自己有时会失控和歇斯底里。他在信中对哥哥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恶劣可憎。……在这种时刻我的神经不听我使唤，我可笑，也可恶……”四年的流放生活彻底改变了他。沙皇的政治迫害对他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严重的伤害。他变得极度敏感，有时会有歇斯底里的情绪反应，甚至会陷入一种紧张的迫害狂想象，“由于我宣传上帝和人民性，这里有人力图置我于死地。”他性格中的刚性成分和本来就不多的反抗的精神，此时几乎荡然无存了。认同性和肯定性成了他面对现实的基本心态。

弗兰克说：“某种程度上，俄国的文学批评始终是针对禁止讨论社会—政治事务的一种迂回之计。因此，1850年代后期、进步思想复兴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出现一些谈论文学和美学问题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了大量评论性的文章，谈文学，也谈政治，但是，他写这些文章，并不是为了讨论那些禁止讨论的问题，而是站在与官方和教会同一的立场上，批评那些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作家与知识分子，表现出思想上的严重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反映着他在精神和意识上的严重分裂。

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是一种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冲突的关系。如何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启蒙主义者强调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承认他们在认知能力等方面的优越性，而民粹主义者则强调民众在道德上的优越性，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知识分子阶层的作用和独立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属于否定知识分子尤其是启蒙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者。

虚幻的“人民”意识与极端的反智主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世界严重分裂的一个显著表征。他所说的“人民”，不是一个政治概念，甚至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是一个民族学概念。它几乎可与“俄罗斯人”或“斯拉夫人”互换。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他既是“人民”的一员，又是“人民”中的摩西。他要站在上帝一边训导人民，又站在人民一边训导知识分子。他虚构了一个抽象的“人民”，并赋予它以道德上的完美性，“……过去我们所鄙视的人民中间的东西并非是黑暗，而正是光明；不是愚蠢，而正是聪慧。”这个特殊的“人民”是无所不知的，“凡是它所应该知道的，它都知道。”在这样的“人民”面前，知识分子是很无知的，“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教导这样的人民的。”不仅如此，“人民”在精神品质上，远比知识分子伟大，“我们的人民，我们全体人民，就其总体来说，远远比我们更自尊自重，远远比我们更尊重和了解自己的优秀品格。事实上，我们虽然自尊到了可怕的程度，但是我们却并不尊重自己，在我们身上根本谈不上优秀品格。”所以，知识分子要无条件地接受“人民”的改造，“就该更紧密一些地靠近人民”，“结束同人民的分离状态”，“或许在这时，我们自身才能学会很多东西，学到我们此刻甚至无法设想到的那么多的东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沙文主义意识形态里，抽象化了的“人民”，是排斥个体的，这就是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说“我本人就是人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相信他就是人民”的原因；这里的“人民”，作为一个被放大了的概念，被赋予了纯粹民粹主义的狭隘内涵，甚至被升华为每一个知识分子必须低首下心崇拜的文化图腾。“人民”意味着真理，意味着一切对俄罗斯文学来讲至关重要的东西：“俄罗斯文学，几乎是整个俄罗斯文学，通过自己最优秀的代表，先于自己的全体知识分子（请记住这一点），对人民的真理顶礼膜拜，承认人民的理想是真正的理想，这正是我们文学的功绩。”在讨论“人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时候，他的语调通常是尖锐而激烈的，甚至显得怒气冲冲，这使他的言说显得冲动而极端。例如，1878年4月18日，他在《致莫斯科大学学生们》一信中，很严厉地批评大学生“没有走向人民”，却“走向欧化主义”，并号召他们到民间去，体验人民的生活。他还指责俄国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是“和贵族联合起来反对人民的”。这样的判断，歪曲事实，包含着极为严重的偏见。

他这种简单化和极端化的“人民”意识，会在至少两个方面引发人们的质疑：一是它不符合宗教精神，因为，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所有人都处于道德和人格上的“同一位格”——任何个体的人，以及由个体组成的群体，都是有局限的，甚至都是有罪的，都需要拯救，因此，任何道德上的傲慢和自诩，任何将“人民”神圣化的主张和做法，都是有悖教义的事情；二是极端性质的“人民”意识必然导致启蒙精神的衰落，并造成知识的贬值，造成知识分子作用的降低和功能的丧失，最终造成全社会认知能力的下降，甚至造成整个国家精神生活方向的迷失。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指责托尔斯泰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对俄罗斯后来的灾难性的乌托邦实验负有责任，他们却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人民”圣化的反智主义，同样助长了俄罗斯进行乌托邦想象和实验的冲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在冲突和分裂，还表现在对权力的态度上，或者说，表现在对“人民”与“沙皇”以及“基督”与“沙皇”的关系的处理上。

文学是有尊严的。伟大的文学以真正有尊严的方式建构自己与权力的关系。它绝不为了一时的惠利而让渡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也就是说，在面对世俗权力的时候，至少在进行写作的时候，作家必须保持理性的距离，以保证自己可以真实而深刻地写作。司马迁之所以伟大，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极端权力面前，他捍卫了写作的尊严。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处理好自己与权力的关系。他赞美世俗权力。他说：“人民对待沙皇如同对待父亲一样，这种态度是我们这里能够实施、也正在实施的一切改革的真正的、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在我们俄罗斯，除开人民与自己沙皇的这种本能的、生机勃勃的联系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扶持、保护和引导的力量，我们的一切都源自于这种联系。”那么，上帝呢？基督呢？怎么一瞬间就把自己对上帝的热爱和信任，全都让渡给了世俗权力？从“人民”的角度看，他为了“沙皇”而慢待了“人民”；从信仰的角度看，他对沙皇的服从和赞美，简直就是“认贼作父”，是对神圣信仰的严重背叛。

1873年2月10日，在写给皇储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对俄罗斯未来的信心和骄傲之情，认为俄罗斯将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他指责那些批评俄罗斯的人，“我们陶醉于自我贬抑，以致忘记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为自己在世界上的作用而感到高傲，我们就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留下一些独特的有益于全人类的东西。我们忘记了，一切伟大民族之所以显示了各自的伟大力量，乃是因为他们自负和‘高傲’，因为他们自豪而又百折不回地始终高傲地保持着独立的地位，也正是因此他们才有益于世界，才能各自为世界贡献出哪怕只是一线光明。”他甚至向未来的皇帝，告起了自己同行的状：“我们的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之流是不会相信的，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涅恰耶夫的生身父亲的话。而我在我的作品中要表达的正是这种父子相传的思想的血缘关系和继承关系。……我希冀您，殿下，作为世界上负有艰巨天命的伟大的皇帝的储君，俄国未来的领导和主宰，可能俯察我的意图，我知道这是很差的但却是忠诚的意图，我用艺术形象描绘我国当前文明生活中之最危险的祸害。”普希金顶撞沙皇，为十二月党人辩护；托尔斯泰训诲沙皇，要他与日本天皇一起为发动战争罪忏悔；赫尔岑诅咒沙皇，形容他的眼睛，像冬天一样冷；契诃夫远离权力，无意颂圣，扭过头，看着樱桃树开花。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披肝沥胆，一往情深，赞美在任的沙皇，讨好未来的沙皇。

当然，由于所处理的是内在的叙事题材，即宗教性的心灵冲突体验，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没有被自己分裂的意识世界所毁灭。如果到了晚年，他所处理的是尖锐的现实题材，那么，他的写作会成什么样子，简直难以想象。那极有可能是一幅极为消极的精神图景。

“敌西方”与斯拉夫沙文主义

19世纪的俄罗斯，有两个政治主张和文化理念几乎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群落——“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前者主张向欧洲学习，结束专制主义，走民主和社会主义之路，后者则充满文化上的自信心和道德上的优越感，从宗教和宗教等方面排斥欧洲，主张从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汲取资源和支持，显示出一种傲慢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对政府不抱希望，对沙皇充满敌意，后者则同情和支持专制政府，对沙皇充满幻想和深情。

斯拉夫主义者大都是排斥欧洲文明的人。然而，在他们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西方情绪，最为激烈。如果说，尼采最刺眼的文化形象，是“敌基督”，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姿态，就是“敌西方”。他对俄罗斯19世纪40年的“西方派”——诸如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赫尔岑等人——充满强烈的不满和敌意。他在1871年5月18日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以缺乏教养的语言，以歇斯底里的语调，大骂别林斯基：“他还会嘴角泛着白沫，重新急匆匆地去写他的令人厌恶的文章，以羞辱俄罗斯，否定它的伟大现象（普希金），以求彻底使俄罗斯成为全人类事业首领的一个空洞的民族。他还会愉快地接受那些进步的推动者的诡诈和虚伪的勾当。”他彻底否定那些批判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杜勃罗留波夫们和皮萨列夫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实质上正是因为他们否定了文学——人类精神的整整一个领域。但这种情形不容姑息，批评活动还是应该继续进行的。”他对“西欧派”有多么仇恨，对欧洲就有多么仇恨。他期待欧洲的毁灭。罗扎诺夫认同他的文化立场，也赞美他的这种态度。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四卷《文集》中贯穿着“告别”的、“结束”的、“前往他乡”的语调。这种语调里含着一种充满仇恨的愿望，那就是欧洲的毁灭，——“欧洲却是他等待着甚至渴望毁灭的”；“一般来说他喜爱‘坟墓’，因而无限喜爱作为‘宝贵的坟墓’的欧洲，同时又憎恨站在他面前的活生生的、强有力的欧洲。”罗扎诺夫没有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愤怒的精神根源，即心理上的极端自卑与极端自大。自大是对自卑的消极而虚假的补偿。自大的精神土壤上，长出了“斯拉夫主义”的怪异植物。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思想，确实是深刻的，例如，关于社会变革和发展，他就反对急于事功的激变，因为，“人为地加速人民生活的不可避免的和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很多时候，他关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是极端狭隘和错误的。他不是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平等的、相互沟通、互相学习的关系，而是看成一种对抗的、不兼容的关系。他的国家理念和民族观念，有一种褊狭的排斥意识和傲慢的等级制意识。他将俄罗斯民族界定为最优秀、最完美、最有道德、最有力量的民族。它是上帝的选民，负有拯救西方和东方的使命。他甚至认为，俄国的君主制，也是完美和优越的。所以，任何时候，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都不可能是落后的，也不需要向欧洲其他国家学习。至于向亚洲学习，就更谈不上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赞美俄罗斯，甚至虚构了俄罗斯的一个伟大德性——它是一个完全无私、充满担当意识和献身精神的民族。1876年，他在《作家日记》上写了一篇《乔治·桑之死》。他本来是要纪念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的，但是，写着写着，就跑偏了，先是说俄罗斯人最有资格纪念她，接着就为俄罗斯唱起了赞歌：“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在自己未来的崇高使命中，最崇高的就是全人类的使命，就是普遍服务于全人类，不仅仅是俄罗斯，也不仅仅是斯拉夫族，而是全人类。”他的《俄罗斯文学论丛》也花了不少篇幅，大谈俄罗斯民族的美德和优点：“俄国人没有欧洲人那种呆板僵硬、不肯让步。俄国人同所有的人都能相处，一切都可接纳。他不计较民族、血缘和土地的不同而能同情整个人类。他能发现哪怕是微小的人类共同利益，并迅速看清它的合理性。他有一种普遍人性的本能。依靠本能他能在不同民族的截然不同之中看出人类的普遍特点，并且立即将其与自己的思想协调起来，在自己头脑中为其找到位置，常常还会为两个不同欧洲民族间相互矛盾对抗的思想找到结合点和妥协点。……与此同时，在俄国人身上能够看到实行理智的自我批评的充分能力，以最清醒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能力，没有任何会损害行动自由的自命不凡心理。……俄国人甚至在体能上也不同于欧洲人。”他将俄罗斯当作人类的拯救者，“令人惊骇的是，俄罗斯人的精神是何等自由，意志又是何等坚强！……谁知道呢，可能是俄罗斯命中注定要等到你们干完的时候……以你们的终点为起点，引领你们所有的人追随我们。”如此傲慢和自大的民族主义宣传，登峰造极，世所罕见，令人惊骇莫名。

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意识，显得尤其不理性和不成熟，显示着前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致命的局限和问题。本来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就像医生一样，为了替自己民族的精神健康负责，应该致力于发现民族性格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病症和残缺，而不是毫无原则和节制地赞美自己的民族。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以话语狂欢的方式，言过其实地赞美俄罗斯，简直到了“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的地步：

总的来说，俄国人的所有道德观念和目标都超越欧洲世界。我们有更多的天然的和崇高的信仰，像信仰基督教一样信仰善，而不是对资产阶级那种为达到舒适生活的目的所抱的信仰。

现在全世界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革新——通过俄罗斯思想（您说得对，这思想与东正教密切相联）来实现的革新，而且它将会在一个世纪内完成，——这是我的一种热烈的信仰。但是要使这一伟大事业得以实现，必须使大俄罗斯民族对整个斯拉夫世界彻底而且无可争议地实现其政治权力和领先地位。（而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们却在宣扬什么要把俄罗斯分解成一些加盟的联邦！唉，这些狗屎堆！）

一边是自我欣赏的陶醉，一边是不着边际的赞美。1868年3月21日，在给迈科夫的信中，他这样表达了对沙皇和政府的赞美：“我们的宪法是君主对人民和人民对君主的相互的爱。是的，我们国家的仁爱的非掠夺性的主旨（这种主旨好像是最早的斯拉夫派发现的）是一种极其伟大的思想，在它的基础上可以有许多建树。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思想告诉欧洲，欧洲对这一思想可真是一窍不通。（……我们俄国人民过去和现在都将自己的爱心奉献给我们的任何一位沙皇，并且唯独信任他，彻底信任他。对于人民来说，这是圣事，是神品，是坚振。）对此西欧派是完全无知，他们自夸立足于事实，却忽视了我国历史上主要的和伟大的事实。”他用理想主义的标准来阐释“斯拉夫主义的理想”，即“以真诚广泛的爱的精神团结一致，没有谎言和唯物主义，一个人的宽广胸怀的表率为基础，做为自由的全斯拉夫团结的领袖，俄罗斯人民注定要亲自为欧洲做出这种表率”。总之，俄罗斯可以没有欧洲，但是，欧洲和亚洲却不能没有俄罗斯。没有俄罗斯的世界必然失去方向和未来，甚至，必然走向没落和毁灭。

他把“行动”的俄罗斯与“科学”的欧洲对立起来，完全歪曲地阐释了两者的关系：“在欧洲那里发明科学的时候，消极的俄罗斯却做出了毫不逊色的令人惊讶的行动：他们在创造帝国，并且自觉地完成了帝国的统一。为了推翻凶恶的敌人，他们花了整整一千年的时间，假如没有他们，这些敌人就蹿进欧洲去了。俄罗斯人开拓了自己辽阔的边疆，俄罗斯人捍卫并巩固了自己的边疆……在我们这里形成了帝国，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政治上的统一，以至英国与合众国（指美国，引者注）这两个现在仅存着的有着牢固的、独特的政治统一的国家，大概在政治的统一上也较我们大为逊色。”他赞美俄罗斯具有这样的伟大德性——“真诚、过分的无私正直、对侵占和掠夺的鄙弃。……不可能用任何政治好处来吸引它去做自私的或暴力的事情”；“它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同全欧洲相比比较，这就是我们的特点所在”。他又在《一个斯拉夫主义者的自白》中说，俄罗斯“并不是想去制服，掠夺，扩展边界，而是想去解放、恢复被压迫和受虐待的人们，为了他们和人类的幸福给他们以新的生活”。好极了！好极了！然而，这还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俄罗斯吗？它真的具有如此伟大的国家道德吗？它真的能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庄严承诺吗？我们可以用著名的《俄罗斯史》，来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做些注释。

在《俄罗斯史》的第二十九章“亚历山大二世时期（1855—1881）”中的“在亚洲的扩张”一节中，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和马克·斯坦伯格这样写道：“不管怎样，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俄国在19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在亚洲进行了无止境的扩张，特别是在高加索、中亚和远东地区。”特别是在1865到1876年间，沙皇派遣了一系列的“远征军”。他们的殖民主义杀伐是血腥的，“战绩”也是辉煌的：“俄国在远东的疆界，自从1869年《尼布楚条约》以来直到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才发生改变。在那个间歇期内，俄国在西伯利亚的人口增长迅速……并且利用中国与英法开战和被叛乱拖累的绝境从天朝大国中国那里获得了两个极端有利的条约：1858年，通过《瑷珲条约》俄国割去阿穆尔河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60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又将中国乌苏里以东地区约40万平方公里割去。”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骄傲地声称的“开拓”和“捍卫”的“辽阔的边疆”！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呢？

这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行径，是赤裸裸的侵略和劫掠，是血腥残暴的种族主义屠杀！

然而，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竟然赞美它！

然而，还有比这更令人吃惊的！

你能相信吗，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仁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竟然公开赞美战争？

托尔斯泰反对战争，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厌恶和平，支持甚至赞美战争。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黑格尔一样，将战争当作净化民族精神的手段和仪式。他在一篇题为《流淌的鲜血能有所救助吗？》中说，“是和平，是长时间的和平，而不是战争，把人变得凶狠和残忍。长期的和平总会产生残忍性、懦弱性和粗鲁的、过分膨胀的利己主义，而主要的，会导致智力的停滞”，而那种“为了宽厚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却很有好处，因为，它“会净化积聚的瘴毒感染的空气，医治心灵，驱除可耻的怯懦与懒惰，宣布并建立目标，推出并说清楚一种思想……这样的战争以自我牺牲的意识使每个心灵坚强起来，而以构成民族的全体成员相互团结一致的意识是全民族的精神巩固起来”。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说：“战争为了某种原因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有助于健康的，能使人类减轻负担。”

这样的和平观和战争观，不仅与人类的基本经验和常识相悖，反映着论者价值观的严重混乱，而且违反了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缺乏对人类的历史尤其是战争史的最起码的了解。紧接着这篇文章出现的，是一篇虚构作品，题为《一个荒唐人的梦·虚构的故事》。唉！我们真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战争的议论，是“一个荒唐人”在梦中的呓语。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1878年谢肉节期间的一次聚会中，托尔斯泰明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旁边，却不让斯特拉霍夫告诉他自己在现场。他是故意不想见他，不想跟他交谈。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发表在《作家日记》杂志上的鼓吹战争、赞美沙皇的一系列文章，伟大的托尔斯泰无法不心生反感。彼此价值观不同，必然话不投机，甚至压根就无话可说。

在1877年4月号的《作家日记》杂志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一篇题为《战争。我们比任何人都强大》的文章。光看这题目，你就很难相信，它是出自一个基督徒作家的手笔。

在这篇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沙皇发动的战争以“人民战争”的正当性，呼吁人们积极参战，“全体人民为真理、为神圣的事业而奋起，全体人民为要去参加战争而奋起。”他毫无节制地为这场战争辩护：“我们自己也需要这场战争；我们不只是为了受土耳其人折磨的‘斯拉夫兄弟’才奋起作战的，而且也是为了拯救自己。战争会使我们呼吸的空气清新起来，在我们现在所呼吸的空气中，我们是处在一种腐败的衰萎和窒息的压抑下，以致我们连气都喘不过来。”读着这些文字，我不仅联想到了克雷洛夫的著名寓言《狼和小羊》，而且，简直要相信，如果有机会成为军人，亲爱的费奥多尔极有可能成为像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伟大的将军。遗憾的是，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没有上过战场，在他的小说中，也没有一个人物上过战场。除了《死屋手记》，他笔下的人物甚至很少走出彼得堡，很少涉足田野和远郊，甚至很少到涅瓦大街上看看来来往往的人们；他们总是在房间和客厅活动，不停地说呀说呀，捶胸顿足地忏悔和自责，激动地说着与上帝和罪孽相关的话题。这是轻松的事情，更是安全的事情，除了被蚊子叮咬，他们几乎不会受一丝伤害，也不会白白流一滴血出来。

面对质疑和批评战争的声音，陀思妥耶夫斯基怒不可遏，以高亢的语气替这场战争打气和辩护：“我们的主要力量就在于此，就在于他们完全不了解俄罗斯，他们完全不了解俄罗斯的事务！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战胜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可能输掉若干次战役，但终归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就因为我们人民精神的团结一致和人民的觉悟。……只要我们想要，那么，就不可能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情愿做的事情，而且在整个大地上也没有这种力量可以来强迫我们。”这显然是一种极不理性的军国主义情绪。这显然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看见过流血和死人的人唱出来的高调。托尔斯泰绝不会说这样的昏话，因为，他去过高加索战场，亲眼目睹过战争的残酷和可怕。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通过一种简单化的比较，贬低和否定了犹太和德国等民族和国家。在他的想象中，资产阶级是一个可耻的阶级，而犹太则是一个邪恶的民族，会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威胁。他在发表于《作家日记》的文章中说：“如果不醒悟，那么全体人民在最短时间内就将全部落入形形色色的犹太人手中，到那时候，什么村社也救不了他……渺小的、极端卑鄙无耻的资产阶者和被他们奴役的多得不可胜数的贫穷奴隶就会出现了——这就是未来的面目！犹太人将要吮吸人民的血汗，用人民的堕落和卑躬屈膝养肥自己。”他是一个偏见很深的“排犹主义者”。他这样批评犹太人的性格：“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主观和傲慢是犹太人性格中最难让人忍受的特点之一。俄罗斯人或者犹太人，二者中谁更不善于理解对方？我可以发誓，我能证实俄罗斯人要比犹太人更易于理解对方。”他对犹太人的偏见和诋诬，连篇累牍，所在多有，难以缕述。根据这样的言论，我们简直可以肯定地断言，如果生活在20世纪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极有可能成为纳粹主义分子，成为克努特·汉姆生那样的作家和马丁·海德格尔那样的知识分子。

有的时候，他几乎完全不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也不理解批判的意义。他非常激烈地抨击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他骂俄国和俄国人，骂得不成体统，非常难听。但是我发现，所有这些自由派和进步派大半是别林斯基学派的，他们把辱骂我国视为首要的乐事和最大的满足。”他是一个极为顽固的斯拉夫主义者，对那些批评俄罗斯的“西欧派”和自由知识分子，充满了误解、敌意和仇恨：“斯拉夫主义和斯拉夫人的志向想必在我国自由主义者中招来了许许多多敌人。总有一天这些顽固落后的可恶败类会被彻底铲除！因为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别的什么，只能被认为是顽固的和落后的货色。……请您想一想那些最好的自由主义者吧，请您想一想别林斯基，难道他不是蓄意与祖国为敌的人？难道他不是顽固落后分子？”

唉！幸亏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别林斯基已经死了，否则，“愤怒的维萨里昂”一定不会放过他。如果别林斯基多活几十年，看到他如此无节制地赞美沙皇，如此不切实际地宣扬自己的民粹主义和斯拉夫沙文主义，一定会比看到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更愤怒，一定会写一篇比《给果戈理的信》更尖锐的《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而且，很有可能会把《给果戈理的信》中的这段话重复给他听：“俄罗斯需要的不是说教（这种说教她已经听够了！），不是祈祷（她已经把它背诵得够多了！），而是在人民中间唤醒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埋没在污泥和垃圾中的人类的尊严的情感，唤醒那不是和教会的学说、而是和照常识和正义相符合的权利和准则，并且严格地尽可能促使它们的实现。”

遗憾的是，人们却很少质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粹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人们没有注意到一个与伟大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说教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也没有发现和批评存在于他身上的、与他的“伟大”相扞格的“庸陋”。

宗教视野下的文学理念与文学批评

就文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不是纯粹的唯美主义者，也不是简单的功利主义者。他强调艺术性和美的价值，但是，反对艺术脱离现实，放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为，“美为人和人类实现其理想”，“艺术极其强有力地帮助人类发展，生动、形象地作用于人”；他是文学上的功利主义者，但却不是社会批判型的功利主义者，而是温和的伦理功利主义者，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个自由的功利主义者和宗教的功利主义者。就“自由”说，他拒绝对文学做过多的限制，反对“事先给艺术规定了目的”，因为，“艺术不需要什么倾向，艺术本身自为目的，作者只需要关心艺术性就行了，思想自然而然会来，因为它是艺术性的一个必备条件”，更重要的是，艺术需要自由，“艺术越是自由地发展，越能发展得正常，越能迅速地找到自己真正的有益之路。由于艺术的兴趣和目的，同它所服务的、与它连成一体的人是一致的，因而艺术的发展越自由，它带给人类的利益就越大。”就“宗教”说，文学要有信仰基础，要追求至善和基督的真理，否则，就缺乏最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基督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也是他的文学写作的精神基础和思想源泉。基督之光照亮了他的文本世界。他的小说包含着丰富的宗教色彩和宗教意味，其核心主题，大都是宗教性的，而不是现实性和政治性的。他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宗教意义上的爱与善，罪与罚，苦难与拯救。他的叙事世界充满爱的热情、善的思想和理想主义的光芒。正像罗扎诺夫所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的中心不在于美学，而在于思想”；是什么思想呢？是宗教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像力是无限的，而他的思想，心理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乃是宗教的思想，即只能依据‘处于上帝之手的人心’的观点决定接受和拒绝的那种思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讲，基督即真理，甚至高于真理；真理在基督之中，而不在基督之外。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十二月党人方维津的妻子方维津娜，说他在流放中“建立了一个信条”：“它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光明的和神圣的。这信条极其简单，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加美好、更加深刻、更加令人喜爱、更加明智、更加刚毅和完善，而且我怀着热忱的爱心对自己说，非但没有，我怀着热忱的爱心对自己说，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真理又确实存在于基督之外的话，那么我宁可与基督在一起，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这就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必然具有稳定的宗教基础和强大的宗教精神。他评价作家的最高尺度，也是宗教尺度，雨果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有“摄魂夺魄的影响”，就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宣示了“基督教的思想”，即“包含崇高精神的思想”。

他要通过文学探讨宗教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的意义。没有什么“劳动组织”能够把人从罪孽中解救出来。“社会主义者们的医师”也无能为力。只有宗教才能帮助人类克服邪恶。他在《〈安娜·卡列尼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一文中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摆脱不掉恶，人的心灵会依然故我，不正常现象和罪恶都源于它本身，人的精神的规律还如此不为人知，如此不为科学所窥测，如此不可确定和如此隐秘，以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良医，不可能有什么终审的法官，而有的只是他，他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只有他一人知晓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和人的最终命运。”他其实是借着对托尔斯泰小说的分析，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念，来陈述一种宗教主义的文学思想。在这种样态的文学里，宗教伦理是规约文学写作的根本原则，而对人物和生活的理解和叙述，也必循此原则展开：“罪恶是污秽，当太阳普照的时候，污秽就消失了。罪恶是暂时现象，基督才是永恒的。……而人民的理想就是基督。”只有在这轮“太阳”的照耀下，文学才能看清生活，才能发现人，才能最终让善战胜恶。

宗教，就其消极性而言，是一种虚幻的精神现象，就其积极性而言，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现象。一切健全意义上的宗教都反映着人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和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既是宗教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也是美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理念与宗教密切关联，是一种伦理学和道德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他特别在意文学对上帝的态度，在展开作品解读的时候，则着眼于它是否表现了“真理”。例如，他发现《安娜·卡列尼娜》就表现了“一种伟大而永恒的真理”。这不是普通的真理，而是宗教的真理。

188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上发了一篇题为《做理想主义者可耻吗？》的文章。他认为，斯拉夫民族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不是可耻的事情：“不必为自己的理想主义感到惭愧：它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条道路。因此，理想主义实质上同现实主义一样，是现实的，永远不可能从世界上消失。”他所说的理想主义，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就他的文学写作状况来看，他所表现的主题，是最具有宗教意味的道德主题，而他所选择的方法，则是主观化和印象主义的。他的文学就属于理想主义的宗教文学。

宗教既赋予文学以直面人性残缺的勇气，也因其超越性而赋予文学以追求至善的理想主义热情。上帝不允许恶战胜善，不允许残缺的存在。宗教文学意味着完美和圆满。它不会满足于渲染恶的强大和毁灭的可怕。它需要转换、完满和完成——一切形式的恶，都要转化为善，符合上帝意旨的目的，要最终完满实现，美好人格和德性的升华，也必须最终完成，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就是“一种伟大而永恒的生命的真理，瞬间照亮了一切”。也就是说，宗教文学需要而且必须创造“正面的美”。

“绝对美好的事物”和“绝对美好的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塑造这样的人物，则是他在创作中所追求的目标。他在致伊万诺娃的信中说：“小说的主要思想是要刻画一个绝对美好的人，在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特别是在现在。所有的作家，不仅是我国的，就连所有的欧洲的作家在内，无论是谁，只要他一着手刻画绝对美好的事物，总会感到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项极端困难的任务。美是理想，而理想——无论是我们的或是文明的欧洲的理想——都还远远尚未形成。在这世界上仅仅只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基督，因此这个无与伦比、无限美好的人物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绝顶的奇迹。……在基督教文学的许多美好人物之中最完美的是堂·吉诃德。而他之所以美好，只因为他同时又是可笑的。”这里的绝对美好，是一种复杂结构，而不是单一结构，也就是说，它是指人物的德性上的绝对高尚，而不是指他在所有方面都完美无缺，相反，他必须显示出某种“合适的残缺”——一种引人发笑又引人同情甚至喜爱的特殊形态的残缺。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美学见解。1880年6月8日，他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学会会议上关于普希金的发言，也表达了对“正面美”的看法，高度评价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所塑造的塔季扬娜，称赞她是“正面的典型，而不是反面的典型，这是正面的美的典型，是俄罗斯妇女的赞歌”。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文学要写光明，也要写黑暗，因为，只有借助黑暗的对比，光明才能显示出来，“难道写清一色的光明吗？没有阴暗，光明的一面何以见到呢？一张图画可以没有变化吗？”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尖锐的批判型作家，因为，他“并不主张描写罪恶和生活的阴暗面”。他排斥纯粹否定的文学，甚至排斥批判性质的讽刺文学。在他看来，在“讽刺作品”和“正面的美”中，读者群“无可比拟地”更喜欢后者。他认为讽刺作品是消极的，“它本身到底相信什么，为了什么它才进行揭露——这好像沉没在不可知的黑暗中，无论如何都无法得知它自身究竟认为什么才是好的。”他对讽刺文学的认识，显然是偏颇的。他忽略了伟大的讽刺文学的正义感和方向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上的作者中心主义者。一个宗教主义的作家，不可能是脱离意义世界的唯美主义者，也不可能是文本中心的客观主义者。无论在文本内部，还是在文本外部，作者都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他对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和作者的作用，有着跟他的精神气质相契合的认识，那就是，作者是一个主导者，他要高于人物，而不是低于人物，甚至不是与人物平起平坐。他批评剧本《一饮而尽，灾祸降临》时说：“我再说一次，作者太喜爱他了，一次也不肯从更高的角度观察他。我们认为，光是忠实地再现人物的全部的原有特征还是不够的：必须以自己艺术家的观察透彻地阐明人物。真正的艺术家绝不能与他笔下的人物处于平等地位，满足于人物的实在的真实这一点：这样造成的印象不会有真实感。”

一个关注意义问题、道德问题和信仰问题的批评家，通常会比较注重分析人物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很擅长人物形象分析，很擅长对人物进行“道德精神分析学”的解剖。他对《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布隆斯基性格和生活态度的分析，非常准确和深刻。他从托尔斯泰对奥布隆斯基与列文的描写中，发现了一个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形，极为相似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好人进行反驳的坏人总是胜人一筹，因为他具有一种在合理思想中获得的体面外表，而好人则有点像理想主义者，而且具有一个丑角的外貌。”

如果说，宗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价值支点，那么，民粹主义则是他的文学世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撑点。在分析文学人物和作者的时候，他多从宗教和民粹主义角度着眼和立论，尤其倾向于分析作家的创作对于斯拉夫民族的意义，以及从斯拉夫立场所显示的对于世界的意义。由于民粹主义本身就有自我中心主义的傲慢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论，也难免为其所累，显示出一种沾沾自喜、过甚其词的批评态度。例如，他在分析塔《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长老形象的时候，就荡开笔墨，往而不返，将中心暗暗转换到了“俄罗斯人”，进而唱起了自己唱惯了的民粹主义高调。在评价普希金的时候，他通过与世界伟大作家的比较，甚至通过对别国伟大作家的否定，来不适当地肯定普希金的才能“在全世界所有的艺术家当中是绝无仅有的”：“他对全世界的事情都有敏锐的、能产生共鸣感受才能，最充分地重现其他民族天才的才能，而且重现到了差不多是完美无缺的地步。……在欧洲有一些非常卓越的世界艺术天才，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席勒这类人物，然而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看不到这样的才能，只有在普希金的身上才能看到。”这样的评价，即使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至少也是缺乏事实感和说服力的。我们从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心胸的狭隘和视野的狭窄。他在评价普希金的时候，甚至忍不住发表了对欧洲未来的否定性的认识和预断：欧洲不会有好的未来，“说不定明天就会坍塌，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将是某种闻所未闻的新东西，与从前毫无共同之处”。这种近乎诅咒的预言，一百四十多年后再看，显得尤其幼稚和可笑。他的文学批评，常常会演变为充满对抗性和火药味的文明批评和文化批评，其中充满了对抗欧洲甚至拒绝世界文明的顽固劲头。

一面是对他者的彻底否定，一面是对自己的绝对肯定；一面是傲慢的拒绝，一面是慷慨的承诺。在纪念和评价普希金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一个庄严的仪式，变成了自己宣达民粹主义思想的讲台：“……要做一名真正的俄罗斯人，这就是要竭力使欧洲的矛盾彻底化解，以自己的俄罗斯心灵、全人类的和联合一切人的俄罗斯心灵为欧洲的苦恼指明出路，以兄弟般的情谊把我们所有的兄弟都铭记在心，最后，可能，按照基督福音的教义说出关于普遍的伟大和谐、各个民族的彻底的友爱和谐的决定性的意见！我知道，我十分清楚，我的这些话可能被认为说得太冲动了，夸张了，不着边际了。就算是这样吧，但我并不为说了这些话而后悔。”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傲慢自大的民粹主义宣扬，在当时，就遭到了同时代人的质疑和反对：“我讲了几句话，过后人们就纷纷向我投过来污秽和谩骂，当时那些为了这几句话而拥抱过我的人们竟然也这样，那时我讲了这些话就像干了一件什么卑鄙下流的坏事。”这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惚兮恍兮、言不及义的评价，尤其是他的傲慢的极端民粹主义观点，虽然当时颇激动了一些听众的心，但是，过后，人们冷静下来，就发现了其中的严重问题，于是，便发出了尖锐的批评。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而他的文学批评，则显示着他的民粹主义立场和斯拉夫主义精神。他的文学思想和批评风格固然彰显着独特的个性，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和严重的问题。今天来看，他的问题和局限，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因为，我们时代的文化困境和内在冲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实在太相似了呀！在我们时代的许多家身上，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庸陋，却没有他的伟大；有他意识上的狭隘，却没有他精神上的高尚。如何克服他的庸陋，接近他的伟大，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的问题。

2018年3月4日，北京北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