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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中虚构了一种叫魁地奇的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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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总是能激起无数的争论。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1966年世界杯决赛的“门线疑案”、布斯克茨的掩面倒地、拉莫斯对萨拉赫的“抱摔”至今都还是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对于历史，这些时刻都转瞬一逝。有时，这一瞬可以快得让肉眼无法分辨其是否真实发生过。但是，他们所散发的戏剧性魅力都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足球的“黑”与“白”

足球的表面是由黑白两色的球皮拼贴而成。这种黑白分明似乎也昭示了足球运动在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心中的两极形象。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经将足球运动的流行归因于愚昧的盛行（Soccer is popular because stupidity is popular）。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曾将足球运动看作一种新型“鸦片”，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改造社会的事业上挪开。诚然如此，出生于曼彻斯特郊区的伊格尔顿还是无力改变他的老街坊们成为曼联、曼城或萨尔福德城足球队球迷的事实。如果我们将博尔赫斯与伊格尔顿对于足球运动发展的批评看作足球表面上那一片黑色的球皮，我们就不能忽视那白色的另一半。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也许就是这些白色球皮中最耀眼的那一片。年轻的加缪不仅喜欢足球，而且还曾作为守门员代表他的大学连续两年斩获地区联赛的冠军。要不是因为身染肺结核，加缪也许还能在足球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当回忆往事时，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加缪说过，“这么多年来，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但是，我很肯定，是足球让我体会到了道德和责任”。此外，作为哲学家的加缪还曾说过，“生命中的所有哲学都可以在足球场上学到”。在加缪的眼里，足球运动显然不再是“愚昧”和“鸦片”的代名词，而是社会的规范、精神的升华和哲学的源泉。也许，我们无法判定博尔赫斯、伊格尔顿和加缪关于足球运动看法的孰是孰非。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诸如此类针对足球运动的争论将像那黑白相间的足球一样，在历史的草坪上不断向前滚动。

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据史料记载，蹴鞠早在战国时期就是一种流行的娱乐游戏。在汉代，蹴鞠逐渐成为兵家练兵之法。而在宋代，我国的蹴鞠文化进一步发展，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随即出现。

现代足球运动的原型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在当时，足球运动被一些英国的贵族公学（例如伊顿公学与温彻斯特公学）加入课程大纲，作为一种新式的身心素质教育手段以及娱乐休闲活动。而在大学层面，虽然牛津大学在19世纪50年代曾限制在校学生从事足球运动，但是牛津大学的第一个足球俱乐部还是在1950年成立于艾克赛特学院（Exeter College）。24年后，牛津大学足球俱乐部（Oxford University Football Club）第一次获得了英国足总杯（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Cup）的冠军。自19世纪末起，足球运动逐渐由一种英国精英阶级的娱乐活动转变为深受英国各个阶层喜爱的大众体育运动。特别是在英国的工人阶层中，足球运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基础。

如今，足球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不论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还是欧洲杯、美洲杯、欧冠、五大联赛甚至中超联赛，都会吸引全世界无数球迷的目光。巴西的桑巴热舞、冰岛的维京战吼、南非的呜呜祖啦都彰显了足球在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而这种受欢迎不仅逾越了空间的鸿沟，还穿越了时间的阻隔。贝肯鲍尔肩上的绷带、伊基塔的蝎子摆尾、巴乔在玫瑰湾球场的背影、齐达内对马特拉齐的头击，甚至苏亚雷斯在基耶利尼肩上留下的牙印都成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画面，被全球球迷广为流传，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世界中引发共鸣。显然，足球不再仅仅是一种体育运动，它已俨然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虽然足球运动在世界各地的称呼不同——英国人称它为football或者footy，美国人称它为soccer，意大利人称它为calcio，德国人称它为Fußball，西班牙人称它为——但是，它在全世界给地区间筑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通过足球运动获得了共同的文化身份，形成了各色各样的共同体。一件巴萨红蓝间条衫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一句“加油，马德里”是他们共同的话语。一座老特拉福德是他们朝圣的终点，一轮蓝月亮是他们一生的信仰。每一名新星的崛起使他们欢欣鼓舞，每一位老将的落幕使他们黯然神伤。每一个进球的时刻是他们欢庆的瞬间，而每一次球队的失利总是伴随着他们“你永远不会独行”的雄壮歌声。就这样，足球成为一种文化，伴随着他们的春夏秋冬、悲欢离合。

足球与体育文学化

作为文化现象的足球运动与文学作品也颇有渊源。

早在我国明朝时期，施耐庵的《水浒传》中就有关于高俅踢蹴鞠的描写。19世纪中期，随着现代足球在英国的兴起，足球更为广泛地进入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Quiroga）是第一位将足球作为小说主题的西方作家。20世纪初，基罗加发表了《球场上的自杀》（Suicide on the Pitch），讲述了一位在球场中圈自杀的南美足球运动员的故事。同时期另一个将足球与文学结合的例子是法国人亨利·德·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所写的《金门前的十一人》（Eleven in Front of the Golden Door）。在此之后，足球常被各国作家写入他们的作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来自于西班牙语系国家的作家，如卡米洛·何塞·塞拉、拉斐尔·阿尔贝蒂、米盖尔·埃尔南德斯、弗兰西斯科·乌巴拉尔、马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罗莎·雷加斯、大卫·罗德里格斯·楚巴、索雷达德·普埃托拉斯·维兰纽瓦、拉斐尔·阿斯科纳、文森特·贝尔杜、哈维尔·马里亚斯、安娜·玛利亚·莫伊克斯、胡安·马努埃尔·德·普拉达、马努埃尔·伊达尔戈、费南多·费纳·戈玛兹、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马里奥·贝内德蒂、胡安·维略罗、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罗贝托·丰塔纳洛萨等。

除了上述西语系作家外，许多英语系国家的作家也将足球带入到他们的文学世界，在他们的作品中对足球以及足球文化的发展做出回应。此类作家包括查尔斯·汉密尔顿·索利、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约翰·贝铁曼、亚伦·西利托、霍华德·雅各布森等。

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出于自己对足球运动的狂热喜爱而将足球纳入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意识到了足球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与文学想象间的关联亟待建立。对于前者，他们的文学作品成为一种现实与艺术的交织。而足球运动作为现实世界的象征，成为符号，进入文学世界。而这种现实与文学艺术的融合也再一次引起了文学界关于作家、现实与文学三者间关联的思考。对于后者，他们的作品则更多地探讨了足球运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如何进入文学体系的，这一具体的文化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作品的生成，以及作家与文学作品是如何对足球运动这一文化现象的发展做出回应的。

与上述作家相比，英国作家尼克·洪彼（Nick Hornby）可以算是第一位真正将“足球小说”与大众读者群体联系起来的作家。1992年，洪彼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狂热球场》。书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足球运动间的联系，特别是其与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联系。小说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仅在英国地区，《狂热球场》就有超过一百万册的销量。

更为重要的是，“足球小说”的逐步畅销在文艺评论界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身份，即“足球文人”（“Soccerati”）。这一身份的出现不仅正视了足球运动与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评论间的联系，而且也为文学创作与评论的未来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同时，足球与文学的结合也激发了学术界关于“体育文学化”或“文学体育化”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体育作为一种更广泛的文化现象与文学并置。这也为文学创作与评论开拓出了一片更广阔的空间。弗兰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在其多部作品中对体育运动与阶级身份形塑的关系做出暗示。唐·德里罗（Don DeLillo）反复在其作品中选用体育主题，例如《端区》中的美式橄榄球队和《地下世界》开篇中的纽约巨人队与布鲁克林道奇队棒球系列赛，借此思考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演变问题。马克·吐温（Mark Twain）、林·拉德纳（Ring Lardner）、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与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等作家作品中均流露出了“反体育”的文化倾向。甚至J.K.罗琳《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虚构的魁地奇也可以被纳入这一范畴的讨论。这一讨论的未来将会如何？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将会得出什么结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战鼓已然在俄罗斯敲响。那么，我们何不放下思绪，好好享受这四年一轮的体坛盛宴呢？

（作者：黄强，系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