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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关于唐前作为“钞本时代”的提法方兴未艾，不过在多数相关研究中，“钞本”“写本”概念常相混用。2011年童岭发表《“钞”、“写”有别论——六朝书籍文化史识小录一种》（《汉学研究》第29卷第1期），旗帜鲜明揭举“钞”、“写”有别，为厘清钞本、写本的概念确立了准绳。

按三至十世纪汉字文献中，作为书写动词的“钞”（俗写作“抄”）与“写”，含义有明显区别：“钞”意谓摘要略录，“写”意谓“照本迻录”。由于汉语双音节词的发展，“钞”与“写”并合为“钞写”，十世纪以来逐渐成一偏义复词，义偏指“写”。为此，吕思勉在论两晋南北朝学术时屡次三番地强调：“钞字之义，今古不同。今云钞者，意谓謄写，古则意谓摘取。故钞书之时，删节字句，习为固然。”并举《宋书·傅隆传》、《南齐书·高逸传》、《梁书·王筠传》、《北史·崔逞传》《李彪传》等所见“钞/抄”用例，指出“凡此云抄，皆当有所广略去取，非徒写录也。钞虽亦有所广，要以撷取精要之意为多，故亦谓之抄略”。此所谓“意谓摘取”、“撷取精要”，可以“摘要”约言之。这种摘要式的“钞”，更早的显例要数班固删《七略》之要成《汉书·艺文志》，此点后文还将论及。

这里想强调的是，在很长时期里，吕先生关于两晋南北朝“钞”、“写”有别之说罕见学界重视。其后学者谈及此期以‘钞’为题的文本，仍认为“钞”“有‘誊录’、‘集纳’、‘草稿’的意思”，近于“钞”“写”无别。甚至注意及僧祐《抄经录》序所谓“抄经者，盖撮举义要”定义、明知“在现代汉语里，‘抄书’意味着‘抄写书籍’，但是在六朝，‘抄书’一词的意义非常狭窄而具体”的田晓菲，也将“佣写经论”、“讽诵传写”诗篇的现象和六朝“抄书”并置而论，足见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区分古代“钞”“写”用法之不易。

故《“钞”、“写”有别论》虽是继承吕思勉命题，但仍具现实意义。在作者新近出版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一书（下或简称“童书”，中华书局2017年版。下引本书随文括注页码，不再注版本信息）中，此文列为第二章。考虑到该书首章乃界定“六朝隋唐汉籍”内涵，是关于全书研究范畴的说明；第二章显为全书的方法论说明。童岭在吕、田等学者关于“钞”“写”有别辨识基础上，进一步追溯此二字的语源：从许慎《说文解字·金部》“钞，叉取也”，徐铉校“臣铉等曰，今俗别作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叉者，手指相逪也。手指突入其间而取之，是谓之钞。字从金者，容以金铁诸器刺取之矣。《曲礼》曰，毋剿说。剿即钞字之叚藉也。今谓窃取人文字曰钞，俗作抄”诸证，（第62页）说明了“钞”、“抄”义同且其本意皆为“叉取”，用于文字文本传播时表示“部分钞录”；又从少为人注意的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中找到“写”字本义盖将物“从他处传置于此室”，（第63-64页）用于文字文本传播时表示“全部迻录”。（第74页）该章以传统训诂方法结合唐前史籍、佛籍、笔记等文献用例，综合论证此期书籍文化中“钞”、“写”有别。而后作者更在《弘决外典钞》一章的研究中，切实地考辨出该《钞》在引用《孝经述议》时“进行了非常大程度的删节”，（第361页）彰显出“钞”“写”有别论对正确认识本期文献的意义。

《“钞”、“写”有别论》初刊后，蔡丹君《南北朝‘抄撰学士’考》一文曾加引用。该文还提出《魏书》卷六〇《韩麒麟列传附子显宗传》一例：

兴宗弟显宗，字茂亲。性刚直，能面折庭诤，亦有才学。沙门法抚，三齐称其聪悟，常与显宗校试，抄百余人名，各读一遍，随即覆呼，法抚犹有一二舛谬，显宗了无误错。法抚叹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

以才学聪悟著称的法抚与韩显宗比试快速记忆力：取百余人名，两人各读一遍，随即复述，法抚有一两个出错，显宗全无差错。此中“抄百余人名”之“抄”，亦作“叉取”、“摘取”解。此足证此期无论南北朝都“严分钞、写之别”。（第76页）

确定一个文本的“钞”“写”属性，是切实利用一个文字文本的基本前提。极端地说，当我们意识到《文选》是一种“文集总钞”，即应当警惕其所录之篇或非作者手定原样。而通过钞、写有别之考察，认清文本体例，避免将钞本视为完篇原作、视为原作者周全斟酌的成品，而是从钞者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文本的结构、章法、意趣，甚而是匆促间“叉取”的印痕，都可能触发文本新世界大门的打开。

或因一早即有若此新警之锐识，《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各个章节皆颇有昭示钞本学研究新内涵的特质。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汉籍丛考》，主要讲述汉籍怎样从中国传到日本，又怎样从日本回流中国的故事。在此过程中，钞本如何走进学术视野，与其存在实况及有关学者筚路蓝缕的发掘有关。故在辨析“钞”“写”有别后，作者即考察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存在实况，并附录介绍了作者亲验的佚存旧钞本十种，如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说文木部》，令人遐想当日钞者依特定目的摘取某部类知识传钞之情状。而后辟专章表彰杨守敬、罗振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等学者对旧钞本的珍视与学术发现。

中篇和下篇都是对具体钞本的个案研究。中篇《经史发覆》系统研究了《讲周易疏论家义记》、伪《古文尚书》、《礼记子本疏义》、《琱玉集》、《翰苑》五个钞本，是全书的主干。下篇《辑佚考辨》则据《弘决外典钞》、《篆隶文体》、《秘府略》三个钞本而发，有作为中篇的补篇之意味。如《篆隶文体》一章，研究视角与论述框架与中篇诸章实无大别，然此钞内容不便归为“经史”类；而《弘决外典钞》和《秘府略》两章，则是研究视角与中篇诸章不同，《弘决外典钞》章是在《弘决外典钞》一书之上，特辟专节研究该书所引《孝经述议》；《秘府略》章则几乎不论《秘府略》本身，而着力在辑录该书所存《东观汉记》佚文。

要之，全书的结撰，隐含着汉文化圈钞本学从无到有、从有到充实的基本脉络。先确立“钞”“写”有别这一理论根基，并取日本为例初步呈现六朝隋唐汉籍钞本的事实存在，而后将主要功夫用于钞本个案研究，一气推出八个钞本，足以令人意识到每个钞本皆具无与伦比的研究价值。这从引导钞本研究的角度看，无疑是相当高明而可行的。

当然从学科意识的明确度看，全书关于钞本学的内涵与对象仍可谓引而未发。按作者所考，“目前可知的日藏汉籍旧钞本（包括被掠夺的敦煌六朝隋唐钞本）大致有六十余种”。（第79-94页）本书第五至十二章个案研究了八种，另外附录解题“过眼佚存旧钞本十种”，《古文尚书》、《礼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既有解题又入个案研究，统共全书详介钞本十六种。令人感兴趣为何六十余种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作者特别选择此十六种加以区别研究？通览全书，似未见交代。中编《经史发覆》之题引人瞩目钞本与经史之关系，但第八章所论《琱玉集》、第九章所论《翰苑》非严格意义的经史类文献，而在六十余种中占比可观的《毛诗》《春秋》等经史类旧钞本却未获探讨，这种个案取舍之理路何在？也许作者有学科研究面向、进入路径和问题意识方面的考虑，但未予阐明，读者不免雾里看花。

从个案研究看，大致都有钞本的发现经历和钞本自身的物质形态、文字内容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初步确立了钞本研究范式。不过由于涉及的个案很多，具体论述难以周全，下面本着完善研究范式的角度提出来讨论。

笔者以为，对钞本的本体研究，应着重揭示钞本文字内容的独特处。本书在《讲周易疏论家义记》、《弘决外典钞》二章实有十分精彩的示范：通过考察《弘决外典钞》引用《孝经述议》时之删节，实证“钞”之特质；极为明快地从《讲周易疏论家义记》文字内容中发现六朝江南义疏家中存在“疏家”、“论家”之别，（第133-135页）突破了既往经学史只以“义疏家”一词概之的认识，（第142-143页）均极有意义。不过全书所涉的八个钞本中，这样具有内容特质意味的文本研究，所占比例并不大。如第六章《伪<古文尚书>》残卷研究，介绍了两个藏本：一是京都大学影印的“九条本”，用了不少篇幅指出该卷第7a页：“弟七夏书二孔氏传。”第7b页：“五子出哥弟八夏书孔氏传。”第10a页：“胤征弟九夏书孔氏传。”接着说“通行本孔颖达《尚书正义》当作’卷第七胤征第四’。故可知京都大学此份残卷与刻本系统唐人正义不同。”（第193-194页）此中“当”字或为衍文，指出此残卷与通行本孔颖达《尚书正义》不同当然是有学术价值的判断，但不知是否钞本文字内容所限，后文却无关于此残卷与孔颖达本的实质性差异之比较。事实上在《讲周易疏论家义记》中发现“疏家”、“论家”后亦无对两家在义疏过程的具体角色差异做出说明，从本体研究来说尚未惬人意。二是神田香岩所藏“神田本”，虽通过正文“泰誓”与“太誓”、“大誓”之别，卷目“孔氏”与“孔氏傅”之别，欲明两本之非一，但这类差异似不明显，“泰”、“大”、“太”在同一刻本中都不无混用，别说钞本，兼以两本字迹相近，两本作为同一钞本的可能性或更大。

不知是否因钞本实质性特点之难觅，全书多数个案研究的大量篇幅用在叙述所论钞本的发现经过上。第七章《六朝旧钞本<礼记子本疏义>研究史略》更直接是以该卷的学术发现史为讨论对象：先梳理了该卷从未透露法号姓氏的僧人卖出，到田中光显从琳琅阁书店购入，到1916年罗振玉将之冠以《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影印出版的面世史；接着分述罗振玉（1866-1940）、孙诒让（1848-1908）、胡玉缙（1859-1940）、岛田翰（1874-1915）、服部宇之吉（1867-1939）、铃木由次郎（1901-1976）、中田勇次郎（1905-1998）等氏对该卷钞写时代、内容、体例的认识，并进一步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皇侃《礼记讲疏》、《礼记义疏》联系起来讨论，从一篇学术文章所当有的含金量来说已十分足够，也显然昭示出钞本学学术史的深广研究空间。不过从系统切实展现各时期学人对该钞本的认识、尤其早期一些有突破意义的认识上看，此中仍有可再斟酌之处：

首先是对相关学者的介绍顺序，将罗振玉列于孙诒让、岛田翰之前颇令人费解。从本章所提供的内容看，三人提供《礼记子本疏义》认识的时间序应是：（一）岛田翰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出版《古文旧书考》先收载及排印录文，且断言“《礼记子本疏义》，陈郑灼所撰”及其为“学唐人者”所书。（第223页）（二）孙诒让《籀庼述林》（1908年改定）卷六《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跋》，约数百字中，论及“‘子本’犹‘别本’”和该卷末引《左传》服注“兑，不虑也”四字之可宝。（三）罗振玉1916年珂罗版影印本，并断定其为“郑灼所钞”、“出六朝人手”“殆即灼所手书”。（第215-217页）按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秋前五日孙诒让《复章炳麟书》曰：“《礼疏》铸版数载，近始印成，谨以一部奉政。脱误甚多，未暇校改也。扶桑古籍间出，近见岛田氏所刊皇侃《丧服小记疏》，信为奇册。此外倘有所得，敬祈惠示其目。《佚存》、《古佚》及《访古志》所著录者，则多已见之矣。”1907年孙诒让已关注日本佚存汉籍，早于罗振玉认识《礼记子本疏义》。文廷式《东游日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日，1900年3月2日）又在椒微处见影刻唐人写本《丧服小记疏义》一卷，无正文。

……

（十二日，1900年3月12日）往椒微处剧谈。以《礼记孔疏》，证此间由内府所影刻写本之《丧服小记子本疏义》，乃知真梁皇侃疏也，“三髽”“脱服”等说，皆与《释文》《正义》所引皇说合，冲远疏成之后，六朝旧疏荡然；得此一卷，真希珍也。《日本访古志》既未之载，黎莼斋、杨惺吾亦未之见，异哉！

1900年文廷式在李盛铎（椒微）处得见日本内府所影刻《丧服小记子本疏义》。3月16日，文廷式记载“岛田翰林<来>，岛田约往观其所藏”。当天日记详载其观“《左传》单疏本，名为唐抄，余疑其自宋本抄出”、“旧抄本《论语》，皇侃疏”、“卷子本唐人抄《汉书·杨雄传》”、“仿唐抄《文选》无注本”等，并提出扼要的观书见解。1905年岛田翰所刊《古文旧书考》有无受文廷式启发，实为值得研究之又一话题。无论如何，在介绍《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的学术发现时，文廷式当是不能疏漏之人。而据《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载：“（1894年）四月十一日，萍乡文道希学士廷式宴集公车诸名士，诒让及善化皮鹿门锡瑞、绵竹杨叔峤锐、南通张季直謇诸先生与焉。”可知孙诒让与文廷式早有交谊，是否后来文廷式向其介绍过此卷信息，值得注意。总之，孙诒让不可能据罗振玉珂罗本立论，则较早注意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学术价值的人排序应是岛田翰/文廷式——孙诒让——罗振玉。

其次是关于《丧服小记子本疏义》题中“子本”二字之意味，目前看来是孙诒让先提出的问题。但其所谓“‘子本’犹’别本’”，解似未谛。而后胡玉缙又提出“诸志无有称皇疏为‘子本疏义’者。‘子本’二字，殆即灼以之为区别以示谦”，（第221页）亦未达一间。按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谓：“日本有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罗振玉考为皇侃弟子郑灼所撰，影印行世，为传世单疏本之最古者。日本现在书目有皇侃撰礼记子本疏义百卷，信西书目亦有礼记子本疏义两帙。今均未之见。子本者，僧徒合一经数译于一本，定一本为母，其余诸本为子，见出三藏记集卷七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及卷八合维摩诘经序（陈寅恪汤用彤均尝言之）。此称之为子本者，盖以经文及注为母，疏则为经注所生之子也。”此说最为合理，乔秀岩、华喆、孙猛皆持此论。本章作为《六朝旧钞本<礼记子本疏义>研究史略》，全未言及牟润孙之说，亦为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