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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为“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选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文学评论集《在其他的世界》（蔡希苑 / 吴厚平译）。《在其他的世界》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讲述了她的一生与科幻小说的关系，从作为儿童读者的孩提时代，到在哈佛大学求学，学习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幻小说形式，再到后来成为科幻小说作家和评论家。在这些文章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详细讲述了乌托邦、反乌托邦以及自己对这些构建的探索，她还探究并阐明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小说”和“推理小说”的差异。

《别让我走》是石黑一雄第六部小说。石黑一雄曾在《去日留痕》中成功地创作了一位小心伺主、情史空白的英国管家，并因之斩获了1989年的布克文学奖。而《别让我走》却是一部对向任何群体施以泯灭人性的对待所触发的后果的研究，一次思想深刻、方法高明，却令人忧虑的研究。因为石黑一雄文笔卓绝，所有的后果都安排得含而不露，全书没有一处彼莠我良的训诫，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该群体对未来的期望已经彻底破灭，助他们跳出僵化思维模式的能力的大门已经彻底关闭了。倘若读者一路读到结尾部分，一定会很想弄明白他或她那看不见的、将思想封锁的高墙到底始于何处，又止于何地？

石黑一雄喜欢尝试将不同故事的风格杂糅互融，把各种流行文体形式掠为己用，让文章形神合一，将小说内容置于一个晦暗的历史背景中。《我辈孤雏》一书就是这样将三十年代的侦探小说与《男孩的冒险》融合到一处，并为之添上一个全新的二战题材。石黑一雄从不需要假装某个写作意图。《别让我走》一如既往保持了他的风格，你可以认为这是伊妮·布莱顿的女学生的故事和《银翼杀手》结合的产物，或者还化入了几许约翰·温德姆笔下被冷遇的孩子的经典社会形象。比如在温德姆的小说《蛹》当中的孩子，就像《别让我走》当中的孩子，让人毛骨悚然。

故事的叙述者，凯西·H，在一个表面上充满田园诗意的名叫海尔森（Hailsham）的机构内回忆自己的学校生活。（这个“sham”让人想起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海威森小姐，一位专剥削懵懂无知的孩子的人。）起初，你会以为“凯西·H”的“H”是姓的首字母，可是整座海尔森学校没有一位学生有真正的“姓”。于是，很快，你便明白这所学校的特别之处，比方说，汤米，全校最好的足球运动员，却常常因为拙于美术而受责罚，而在正常的学校，情况断然不会如此。

事实是，海尔森是一所“克隆孩子”的学校。这些克隆孩子被生产出来的目的只是为其他“正常”人提供器官。他们没有父母，也不可以有孩子。一旦毕业，需要先担任一段时期的“看护”，照顾已经被取走器官的同类。之后，“看护”本人也要完成四次捐献，直到捐无可捐。（当然这些术语可不是石黑一雄想出来的，他只是让它们旧词添新意而已。）这整件事情，像一切应予伦理质疑的人类的伟业一样，披着委婉隐晦的外衣，掩藏在阴影之内：外面的世界之所以需要这些孩子的存在，只因为贪求他们能给予的益处。但是，外界的人又不想直视真正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假设——虽然故事中从未提及——针对这样的体制，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的抗议，都已经被制伏了。到如今，规则已经形成，人们对此也已经司空见惯，觉得理所当然，如同很早之前的奴隶制度一样，无论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本人都习以为常。

下面是小说的背景。石黑一雄其实对器官捐献和克隆没有多大兴趣。（你也许会好奇到底是哪四个器官，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一个心脏？但是难道连第二个肾脏也捐出去了，人不会死吗？或者，我们还会同时额外奉送我们的胰腺？）这篇小说也不想描写未来的恐怖。故事也不是发生在英帝国尚未崛起之时，而是在英帝国已经没落之时。而克隆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就存在。凯西·H在1990年代末刚刚三十出头，照此算来1970年代到1980年代间，正是她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与石黑一雄十分相近。石黑一雄本人1955年出生于长崎，五岁时随家迁往英格兰。（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童年与他的小说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幼年的石黑一雄一定亲眼看见许多人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可这又绝非因他们犯了什么过错。）小说中许多的视觉细节也非常真实，例如海尔森的风景，运动员的更衣室，教师与学监，甚至连凯西听音乐用的都是磁带而不是CD机。

凯西·H对自己的命运之不公没有丝毫怨言。事实上，能生长在海尔森这样出色的学校而不是标准的器官农场让凯西感到十分幸运。与大多数人一样，她对人际关系相当关注：对与自己最好的朋友，霸道的、掌控欲极强的露西之间的关系就十分在意，还有她爱的男孩，汤米，那个亲切的、绘画蹩脚的足球健将。石黑一雄的笔触几近完美：凯西，聪明又普通；谈起话来就是一副敏感至极的小姑娘的絮絮叨叨的样子：不断回忆过去的对话，把每一个评论，每一次拉扯、拥抱、打击、怠慢和拉帮结伙的事都记录下来。对任何一位曾保存着少年时代的日记的人来说，这样的情形既熟悉又可憎，既可怕又欲罢不能。

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凯西·H为许多长期困扰着她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为什么让孩子们画画很重要？为什么他们的画全被收走了？既然无论如何都注定年纪轻轻就死去，接受教育对他们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到底还是不是“人”？这是在特雷津集中营里绘画的孩子发出的让人脊背发凉的回声，是折出纸鹤却死于辐射的日本儿童发出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共鸣。

艺术的用途是什么？小说中的众人物只将这个问题局限在同自身的环境的关系上，但无疑地，他们代表每一个与艺术休戚相关的人问出了这个问题：艺术的用途是什么？认为艺术必须服务于某个用途，承载某个清晰的社会功能，比如：赞颂神威，提振人心，宣礼化夷的观念几乎从柏拉图时代开始就一直将我们包围了。到了十九世纪更成为一种专横强制的理念。即使当下，它依旧在我们身边游荡，特别是当家长和老师为学校课程争得不可开交之时。虽然在《别让我走》之中，艺术确实发挥了某种作用，可惜并不符合故事人物所苦苦期待的愿望。

《别让我走》的一个核心主题即是“圈外人”的境遇，以及这些“圈外人”如何又在自己的内部进行分化，组成众多小的“圈内人”。这些被排挤的人并不能因为自身遭受排挤而从此决不排挤他人。即便等到他们死去，露西、汤米，以及其他器官捐献者组成的一个骄傲又残忍的小团体，依旧把凯西· H排除在外。因为从不曾捐献，她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件事。

这本书亦是关于我们以人吃人的方式保证自己一路顺畅的行为倾向的思考。厄休拉· K.勒奎恩写过一篇短篇故事《离开欧拉麦的人》，书中多数人的幸福完全建立在少数被牺牲掉的人身上。《别让我走》就像它的姊妹篇。海尔森的孩子就是人类的牺牲品，献祭在大多数人提高健康水平的圣坛上。因为有这些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为了器官而被生产制造出来的孩子——比如帮助痛苦的兄弟姐妹——海尔森的学生的困境将有着更加普遍的意义。谁将拥有你的身体？谁有权把它捐献出去？凯西的不甘心，伙伴们最终面对一直等待他们的命运的事实——痛苦、残损与死亡，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凯西对同伴的生活的描绘里，独独缺少与身体有关的内容。所有人都不吃，也不嗅，连主要的几个人的相貌也是语焉不详，甚至连性爱也是奇怪的，毫无生气的。只有关于山川风景、房屋建筑和天气的描绘频频出现。凯西似乎一直将自我感觉远远地投注在身体之外的部分，仅为求得少受一点伤害。

最后，这本书是关于我们想要把事情做好，获得赞同的愿望。孩子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得到“拍拍脑袋”的奖励——长成一位“好的看护”，能为捐献了器官的人减轻痛苦；或者长成一位好的“捐献者”，可以撑过全部四次捐献——这是多么让人心碎的愿望。然而，正是这样的愿望将他们困死在笼子里：没有人思考怎样逃走，向社会上的“正常”人寻仇。露西选择瑟缩在矫揉造作的外壳之下，躲进自己的白日梦里——也许有一天她可以得到一份办公室文员的工作。而汤米则时不时对遭遇到的不合理大发雷霆，继而又为自己的失控道歉。海尔森的世界，和我们身处的环境一样，大多数人还是按照吩咐做事。

很明显，有两个词一直反复出现。一个，如你所料是“正常”，而另一个则是“期望”，像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无论在何处，我都得按照别人的期望去做。”定义“正常”的是谁？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的又是什么人？这些问题在非常时期只会愈发紧迫。除非我们错得离谱，在不远的将来，它们必然骇然而现。

《别让我走》不可能符合每个人的心意。小说里没有英雄，结局也不能给人慰藉。尽管如此，它依旧是一位技艺纯青的大师的高超的作品。他选择了一个艰难的主题：“自我”，一个从镜子中看到的，隐蔽在阴暗处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