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老舍点戏》开幕式后，徐国卫拜访了舒济先生。把老舍济南旧居里结的石榴奉上时，舒先生特别高兴。

在9月28日至10月14日举办的“第二届老舍戏剧节”上，《老舍点戏》书画展堪称一大亮点。68件老舍先生的点戏手稿和与之相辉映的剧目画作首次面向北京观众展出。而68件老舍手稿均来自徐国卫先生的收藏。

重阳节前夕，与好朋友一道观看《老舍点戏》书画展。当我第一次走进天桥艺术中心，看到了以老舍先生用毛笔书写的68件京剧剧目手稿时，心潮起伏，发自心底地为收藏家、本次展览的策划人徐国卫先生点赞。这68件老舍先生工整书写的内容是首次进京与观众见面。八年前的偶然机遇，让徐国卫先生有缘发现和珍藏了老舍先生写戏的68件手稿。徐先生为此耗财费时四年，从全国约请了许多画家为这68出京戏配上了生动传神的精彩插图，与手稿一同展出。并自费出版单行本，让更多读者一睹手稿的真容。

徐国卫先生能在北京策划这一展览绝非偶然。他多年收藏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证明了他真是一位独具慧眼、不同凡响的收藏家与研究者。

“《老舍点戏》主题展览是一个多种国粹形式融合的产物。”徐国卫先生介绍说：“老舍先生用短短的两三百个字就把历史上的一出戏或一个故事写出来，68出京戏手稿有文戏也有武戏，《群英汇》、《捉放曹》、《白水滩》、《金沙滩》、《战宛城》等，这些京剧里的经典剧目，老舍先生用他对传统京剧的理解，对新中国新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对这些经典剧目进行改编，简明扼要写明故事纲要，以毛笔书写，具有极高的文学戏曲书法价值，是文艺领域重要的遗产，也具有相当意义上的史料价值，为研究老舍文艺生涯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八年前,徐国卫偶然得到这68件手稿，经认真研究认为是老舍先生的，但是还不敢完全确定，就给老舍之子舒乙先生约好去北京请他当面辨认。舒乙先生看到手稿很吃惊，他说，哎哟，我怎么没有见过呢，太珍贵了。这就是我父亲的毛笔字，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花了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对这些手稿进行了研究，后来还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

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看到父亲的68件手稿十分激动，更感激徐国卫为《老舍点戏》所做的出版、画作征集及展览等工作，她说：“老舍先生爱京戏、懂京戏、会唱京戏、写过京戏。作为文艺界的一名领导，他为京剧的发展和传承做过许多工作，为‘戏改’尽了他的一份责任，做了一份贡献。徐国卫先生发现、收藏了这份手稿，又为研究老舍的京戏创作与戏剧理论提供了一份新的宝贵资料。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份手稿一定会补遗到《老舍全集》之中。《老舍全集》会因有缘徐国卫先生这样尊重文化，敬爱老舍的有心人而越来越全。”

独辟蹊径 收藏早期中国油画碑帖

另辟蹊径收藏早期中国油画、碑帖 是徐国卫先生涉足收藏的一大高招。我是经好友范承玲引见，得以在今年六月结识这位身材魁梧，真有几分山东大汉堂堂相貌的收藏家。我们专程到济南参观他的“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

那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在展出的“鲁迅与他的朋友们” 特展。博物馆主要由“中国早期油画”、“中国绘画书法”和临展三部分组成。徐先生首先引导我参观馆内他收藏的部分中国早期油画。展品以林风眠年轻时的作品打头，以黄养辉作品结尾，上百幅作品和相关资料，展现了他收藏早期中国油画作品的分量。

走马观花三个小时，观看了他各个展厅的展品后，我激动万分。依愚所见，徐先生能跻身于收藏大家，拥有自己的博物馆，确有非同凡响的过人之处。上世纪末在京城和沪上收藏热正在升温之际，他没有随大流与众多的买家一样收购中国近现代国画大家吴昌硕、黄宾虹、陆俨少等人的作品，却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在上海各画廊和文物商店寻觅中国早期油画作品，挑选出林文铮、李金发、常书鸿、吴大羽、刘开渠等名家作品，在作品价格还未上涨之前的黄金收藏季节，日积月累，将好几百幅中国早期油画尽收囊中。他在沪上另一大手笔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他所收藏的上万张清代、民国时期的碑帖拓片同样也体现出了他不凡的眼力和前瞻性。据他介绍，当时人们并不看好碑帖片，在上海朵云轩这样的著名老店，以很低的价，就可购到成百上千张拓片。

一次收购 24麻袋文献档案

也许可以这么说，徐国卫先生主要通过上海所获得的中国早期油画、书法、国画、碑帖、民国版文学、艺术书刊等奠定了他收藏家的地位，而他在北京具有传奇色彩所收购到的24麻袋文献、档案又使他拥有完整系统的一批中国文化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徐先生所拥有的24麻袋宝贝中塞满了中国三届文代会的文献资料、档案和财务凭证。这些有关十七年来召开的三届文代会资料等档案、文献是怎样流入坊间、落入他之手有各个不同版本的说法和小道消息。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是，上世纪末，某文化机构在迁新址时，这批由搬运工从文件柜中取出、装进二三十个帆布袋的文献资料，被当作废纸，论斤卖给了收废站。收废站收到这批资料后被经营旧书刊的小贩发现，全部买下，几经转手，层层加码，最后落入两位买卖旧图书的商贩之手。至于这批资料怎会由徐先生拥有，他亲口告诉了我这段故事。

徐国卫先生回忆，2013年某月，他到京购旧书，办完事后，已购返回济南的车票。出发之时，他接到电话，得知有两位商贩弄到了二三十袋资料，想一次性全部出手。他听到这一消息，凭直觉感到这是一次机会，改变行程，不回济南，前去看货。当他见到商贩从袋中抽出来的资料后，眼前一亮，决定全部购下。几经讨价还价，他最终想方设法凑齐了巨款，将24麻袋的资料运回济南。

我仅从所看到的“冰山一角”，即感到这批资料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我除了对馆内的镇馆之宝中有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亲笔书写的信封寄信地址和蔡元培先生的文稿感兴趣外，还关注晚年在台湾讲学、生活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墨宝；著名记者、翻译家萧乾等的手迹。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通过这些亲笔所书的函件、书信，得以一窥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艺术界名人、政要的心路历程，十分难得，实为幸事也。

由于我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在他展馆中见到了一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照片和签名，感到十分有兴趣。史沫特莱在抗战期间，深入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朱德作传，其个人的际遇和命运，都是值得探究的课题。

济南市文联主席与徐先生相交多年，他最早目睹了这批麻袋中的资料。他说在这24袋麻袋中，有四五袋是文化机构十七年来的账目、出差报销费用凭证、业务经费等财务资料。我说这些资料太有意思了，完全可从中研究出中国文艺界的一部分支出、收入情况。我们都认为，这些资料需要有懂财务，又熟悉文化的专业人员来发掘研究，一定会出成果。

“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徐先生所建的这一博物馆和所出版的《聚雅》期刊，通过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为人们提供了欣赏文物、获取知识的场所与读物，真是名至实归，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