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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于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年，给法学家张志让写过一封拜托他索讨版税的信。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杜甫的名句，喻示生前的荣耀与身后的寂寞，虽有强烈之落差，但大致如此。试看古今，多少风云人物，几乎都难以摆脱“俱往矣”之命运。不过凡事总也有例外，比如鲁迅。自从这个名字在文坛出现后，将近100年来始终没有寂寞过，生前没有，身后似乎也没有。

一封信展示了一个女人的无奈

关于鲁迅先生的身后之争，主要不外乎是论其思想、文学艺术、文坛地位之类，但还有一个容易让大家忽略的就是关于他的版税之争。虽说这个版税纠纷只是小范围的事，牵涉的人物有限，也就是当事人及家属和出版社之间而已。然而这纷争，却始终没有停息过。早在鲁迅生前，由于北新书局拖欠稿费迟迟不结 （包括鲁迅本人以及鲁迅约请的青年作者的稿费），并对鲁迅的数次催促装聋作哑，以至于鲁迅一怒之下发出了律师函，书局老板李小峰这才请郁达夫等调停解决。而等到鲁迅身后，版税纠纷更是不断，直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后人也还因版税的问题与出版社打过官司。

许广平于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年（1938年），给法学家张志让写过一封拜托他索讨版税的信。志让先生：

北新书局本月份版税二百元，至今尚未付来。下月初广拟北上，亦拟向北新预支七、八月版税，为此敬乞先生可否便中向北新交涉，最好连本月共付六百元，若他推托付不出，则可否减为付四或二百，其余之款，嘱其写一函，交广在北平支店照支，如此他似不便抵赖。近来该局态度似不如前，恐人一离沪，更收不到。又闻天马书店自鲁迅先生逝世，其自选集等生意大佳，且闻有百余元版税待付之说，但至今未得通知，不悉可否代询一声。至良友公司，自去年十月底结算版税，至今春付出后，及今未有消息，又不知其结算期（时常变迁无定），亦乞先生便时探询一下为感。凡此琐屑，难以启齿，先生又公务多忙，深觉烦扰。惟以先生侠骨刚肠，惟正义是伸，谨当感赖耳。

肃此，敬候台绥

许广平上六月廿三日

许广平，鲁迅当年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学生风潮中得到鲁迅的支持和帮助，并由敬仰到爱慕，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成了鲁迅的第二任夫人。“志让先生”，即张志让，早年留学欧美，民国时法学家，鲁迅逝世后他曾受许广平委托处理鲁迅的版权纠纷，1949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许广平的书信，最著名的莫过于和鲁迅先生的“两地书”了，虽说也是顶着“情书”的桂冠，字里行间透着关爱，情到浓时也不免语带俏皮，然而倒也没有“啊呀啊唷”之类鲁迅素所讨厌的“浓得化不开”的甜腻之语。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若从1927年至上海定居算起，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总共也仅十年不到的时间，所以鲁迅在一首《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中，就有“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的诗句。十年的相濡以沫，换来的是许广平一生的追随。在鲁迅身后，尤其是鲁迅逝世后的十余年间，许广平守志抚孤，既要为保护鲁迅的手稿而四处珍藏，又要为整理鲁迅遗著出版而四处奔波，还要为鲁迅留在北京的寡母和元配的生活费而四处筹措……时逢家国战乱，米珠薪桂，个中艰辛真是难以言尽。

这封信藏于上海档案馆，似未见于许广平文集，信的内容让人读出了一个女人的无奈。

和北新书局的版税纠纷由来已久

信中所提的主要还是北新书局。尽管鲁迅生前已经和北新书局有过一次版税纠纷，但“调停”之后只要北新书局照规矩按计划支付版税了，鲁迅依然不忘旧情，当北新书局有困难时，他仍将自己的几部新书交给北新书局出版。要知道在当时，以鲁迅在文坛上的地位，谁能获得他书稿的出版权，就意味着谁可以赚大钱。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是鲁迅在北大讲课时的学生，也是当年北大新潮社的成员，“北新”之名，取自于此。就是靠着和鲁迅先生的密切关系，北新书局从最初在北京翠花胡同放一张床卖书开始，到后来有了上海的壮大发展，最后逐渐变成了李小峰的家族产业。

许广平后来在《鲁迅回忆录》中，专门有一节述及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关系。在鲁迅眼里，尽管他竭力帮助，北新书局仍有许多“不地道”之处，但鲁迅并未真正地与之决裂，总还宽厚地认为这是“（李）小峰这个人糊涂”。但在许广平眼里并非如此，她在回忆录中对北新书局颇多微词，认为他们只是利用鲁迅这块招牌牟利而已。通过许广平这封希望律师催讨版税的信，可以看出北新书局在鲁迅逝后家属困难之时，又故伎重演，一再拖欠版税，难怪许广平要“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了。

作为文坛 “大咖”的鲁迅先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不差钱的。此话说对也对。鲁迅晚年在上海时期，除了最初四年（1927年 12月至1931年12月）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著述员，每月不用干活即可享受300元著述费外，其后则全部靠稿费来养家。有专家统计，鲁迅的稿费收入，如以1932年至1936年计算，平均每年应在七八千元左右，若按现今的物价比，大概至少也有三五十万元吧。这收入虽比不上老板实业家，但在文人圈内应该还是头等的。所以说，鲁迅仅靠手中的一支笔，生活过得还是非常优裕的。那时他们已经是三口之家，还雇着两个女佣。他自己写作之余，喜欢看电影（几乎每周都看，同妻儿或邀朋友共赏）、逛书店（每月购书花费数百上千）、下馆子（或让餐馆的厨子烧好送来），还要交际应酬、迎来送往，尤其对身边的青年朋友，时常慷慨解囊，出手援助。

众所周知，除了上海的三口之家外，鲁迅还要赡养北京的老母亲和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元配朱安女士。虽是顺从了母亲之命，但鲁迅与元配毫无一丝感情可言，从而导致了一桩从开始就宣告死亡的婚姻。不过，鲁迅对于应担负的家庭责任却从未逃避，不管身处何地，他每月总会按时将两人的生活费寄到，年节还格外从丰，并且预先另储1000元，以备不时之虞。作为家中的长子，鲁迅对母亲的孝顺以及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呵护，总是尽心尽力、不求回报的。二弟周作人，从跟着大哥到南京读书开始，再到日本留学、北大任教等，一路上都是鲁迅照应着，直到兄弟反目，再也不相往来。三弟周建人，才学不及两位哥哥，所以鲁迅更是多加照应，帮助介绍至商务印书馆工作，指导其著译书稿等。三弟家眷多、负担重，同住上海时鲁迅经常约他们一起来吃饭，并主动承担三弟两个孩子的学费……

这一切怡然融融之景，莫不以鲁迅为轴心，滋润而平稳地运转着。

生前辉煌难掩身后悲凉

然而，1936年 10月 19日，随着鲁迅的溘然长逝，大厦轰然倾倒，形势便急转直下了。尽管鲁迅多少有些预感，在离世前一个多月，写过一篇名为《死》的文章，但并未留下正式的遗嘱，遗产的分配以及版税方面的继承均只字未提。

既然没有专门授权，所以鲁迅遗著版权的第一继承者，就应是元配朱安和鲁迅的母亲鲁瑞了。当然，无论从鲁迅的本人愿望来说，还是从整理遗著、联系出版等诸方面因素的考虑，许广平都应该是继承鲁迅版权的最合适人选，何况她膝下还带着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于是，在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等人的努力下，自然也经过鲁母的首肯，由朱安写了委托书，将出版权授予了许广平。同时，许广平也承诺，将以版税所得来负责两位老人的生活。

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起初许广平还是按鲁迅原来的标准，每月按时寄上生活费，但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北京、上海相继沦陷，时局动荡，物价飞涨，京沪两地的汇兑乃至通邮皆不如以前那么顺畅了。好在北京几位鲁迅当年的学生如李霁野、常惠均等，都竭力帮助照顾鲁迅遗属的生活，或筹募款项接济，或先垫付生活费等。总之，在鲁迅身后的十来年时间里，京沪两地的遗属生活都过得非常艰难。从相关的资料以及许广平和鲁瑞、朱安的来往信件中，都可以看出她们在经济上的窘迫和艰难。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身居上海的许广平也自身难保，被日兵逮捕拘留了三月之久。那几年，许广平和北京基本中断了联络，由此两位年老体弱的妇人生活之艰可想而知！北京虽有周作人以及一些朋友的帮助，但仍然朝不保夕，时有断炊之虞。这窘况在1943年鲁母逝世后，朱安独自一人生活时尤为凸显，实在无奈之下，朱安只得祭出最后一招——变卖鲁迅留在北京的一些藏书。

按理，朱安乃一字不识的旧式妇女，未必能想出如此妙招，不少鲁迅研究专家分析认为，此招应为周作人所传授。果然，朱安为生活所迫，欲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一经报纸刊登，京沪两地顿时哗然，采访的记者络绎登门。本来中断数年联络的许广平也立马现身，一边在上海登报申明鲁迅遗产未得全体家属同意，不得单独处理；一边写信给朱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欲制止售书之举；同时，又请唐弢等人专程赴京，当面劝说朱安，要以保存鲁迅遗物的大局为重……

“你们总是说鲁迅的遗物要保存、要保存！那么，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谁来保存啊？！”——朱安终于向世人发出她此生最为经典的一声呐喊：“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售书事件之后，朱安的生活费又有了着落，其实也仅是勉强度日，她已经是风烛残年，如此又艰难捱了三年，终于1947年凄然长眠。乔丽华撰写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一书，对这位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人物作了系统的研究，非常有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若无当事人留下确切的资料和回忆，很多真相会愈来愈模糊。

这一封许广平索讨版税的信札，向世人展示了鲁迅逝后遗属生活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