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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手捧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是英国史学家威廉·霍斯金斯的代表作，该书及其作者在英国学界和民间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书是经典，作者是名家。从接手翻译这本书到译作出版面世，我们差不多花了十年的工夫，可谓十年磨一剑，与经典同行。

打磨译文，力求传迹又传神

为什么会翻译这本书？回想起来，不啻是一个被选择又欣然接受的过程。这本书属于“英国史前沿译丛”中的一本，而这套译丛的出版，则是2008年在北京海淀区稻香湖召开的中国英国史年会确定的一项工作。时任学会会长的钱乘旦教授和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与中国英国史学界的老朋友、英国著名史学家哈里·狄金森教授联手，计划向中国学术界推荐一套英国史著作，选择对象是英国史学家以新的方法拓展新主题、追问新问题的作品，试图以此反映英国史学界的前沿成果。以狄金森教授为这套译丛写的总序，就能了解出版这套译丛的初衷，也包括选霍斯金斯的这本书的初衷。

霍斯金斯的这本书被选定以后，当然要找合适的译者。据刘北成老师说，找译者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推荐我。刘老师为什么会选择我来翻译这本书？我想，这与我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学术兴奋点有关，因为在2008年，我从事与景观相关的历史主题研究已有十来年，这一研究也被归入环境史的范畴。而我之前在翻译《什么是环境史》一书时，也看到该书作者唐纳德·休斯把霍斯金斯的这本书视为环境史的先驱之作。这样《英格兰景观的形成》就与当时国内学界已开始热闹起来的环境史勾连起来了，这很契合我的学术旨趣，我也就欣然接受了这项翻译工作。

刚开始，因为我手头还有其他的项目研究和翻译任务，一时间很难集中精力来翻译这本书，于是就请刘梦霏协助。虽然她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大四的本科生，但她学习能力强，又很勤奋，我有意栽培她，想让她在治学的起步阶段就接触学术经典。本科毕业后，她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就读公众史专业的研究生，后来又修读了同声传译的硕士学位。在香港读书期间，她基本上完成了本书的初译，译得非常认真。后来，我自己又一字一句地重新斟酌和迻译。我们俩前前后后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来打磨译文，力求“传迹”又“传神”。由于这本书是霍斯金斯在牛津大学做经济史教授时，依据他1954年的系列广播讲座内容写成的，因此其叙事比较口语化，当然也更鲜活，更接地气。这样，对我们来说，在一般要求的准确迻译史实和文字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凝练其字里行间蕴含的思想活力和时代神韵，也就更费心力了。

读经典、译经典，思考真、善、美

十年间，我们勉力为之；读经典，译经典，跟着霍斯金斯在纸面上和想象中游历英伦大地，深入了解英国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那片景观上人们曾经生活的世界，他们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掩卷沉思，思考它的真，它的善，还有它的美。

“求真”，一向被视为史学的基本功用，“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李大钊语）。历史，客观存在，却悠然长逝；如何认识业已消逝又具客观性的历史，是史学的首要任务。一代代、一国国的史家为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无不大显身手，推陈出新，从而留下了诸多经典，《英格兰景观的形成》完全有资格忝列其间。这本书作为一部以新的方法来写作的新的英国历史的著作，具有开创性和独特的意义。它聚焦于英格兰景观的形成问题，以宏阔的空间视野和严谨的时间逻辑，梳理、探析了上下几千年英格兰历史之真，这在英国史家当中是独树一帜的。

对于该书的这一“鲜明的特色”，高岱教授在中译本序中作了特别的提示，认为“它是英国史学界以长时段研究方法来阐述英格兰历史进程的一部代表作”。该书涵盖了英格兰从远古到现代约4500年的历史，系统地阐述了英格兰景观变迁的历史进程，探讨了从凯尔特人到现代英国人与英格兰景观形成的内在联系，驳斥了“英格兰的景观是17、18世纪人造的产物”这种观点，认为英格兰的一切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古老，现今英格兰地图上的每一个村庄在11世纪的时候都已经存在。指出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的确一直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但它绝不是在17、18世纪后才出现的人为因素所影响的结果。霍斯金斯通过长时段历史考察所得出的这一结论，不仅得到了英国学术界的认可与接受，而且对此后的英国景观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该书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史学著作之一”（基思·托马斯语），其学术价值直到今天还是熠熠生辉的。

景观的历史，景观中的历史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霍斯金斯以宏大的视野撰述英格兰景观变迁的时候，其笔触却特别细腻。这背后蕴含着他作为史学家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由此发挥了史学的另一功用，即“向善”，达到了中外史学界乐言的“以史为鉴”的境界。这本书的很多章节都渗透了这一点，尤其涉及人的时候，更是如此。这里谨以第六章“议会圈地时期英格兰的景观”中的有关内容为例，做一说明。

在这一章里，霍斯金斯不仅相当精确地描述了议会圈地的范围、时间及其对所波及地区之景观影响的大小和新景观形成的情形等，而且特别就田园变化的意味作了耐人寻味的剖析和总结。他如此写道、问道：“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因议会法案的影响，200多万英亩的‘荒地’被成功地圈围起来，划分成田地，并得到耕作。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统计数字和干巴巴的概述。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来说，当地这些荒地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在细节上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霍斯金斯对这类问题十分在意，他还以北安普顿郡北部的海帕斯顿荒野为例做了具体剖析。为此他引述了两位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的英格兰诗人的相关描述，从外在和内在于那个世界的角度总结了局外人和局内人的不同认识和表现：

克雷布在《村庄》一诗中也描述了那片荒地，用语有些粗野。毫无疑问，他们都描绘了那里的村民们的艰苦生活，以及一如克雷布所见的其周遭环境的贫穷；但克雷布不像克莱尔，他不是农民，他以局外人的身份理解这里的景象，因而将它描绘得丑陋不堪且令人不适。克莱尔对于那片荒地的看法更真实一些，因为那是作为局内人的农民的见解。他在这里土生土长，是它的一部分。尽管他从没有故意去美化它，或假装它不过是“大自然的荒野”，但克莱尔在其中还是看到了克雷布全然忽视或敌视的东西，并感受到了它们在变化和“改良”到来时出现的损失。

这两位诗人，一位是乔治·克雷布（1754—1832），一位是约翰·克莱尔（1793—1864）。前者出生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海滨城镇奥尔德堡，是外科医生、牧师兼诗人，对于北安普顿郡的乡村海珀斯顿来说，他显然是外乡人或霍斯金斯所说的“局外人”。后者在海珀斯顿出生，成长，作为“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劳工诗人”与那片由荒野和树林构成的小世界融为一体，“是它的一部分”。因为与那个地方的关系和身份的不同，所以他们对同一片乡野及其命运转变的态度和感受就判然有别。

霍斯金斯的这种分析和评述启发我们，在研究和讨论某时某地的历史变化，分析变化的影响和得失时，除了需要了解它的外表如何、它的经济系统如何运作、外在的观察者如何描述它这类历史真相外，更需要倾听深处变化之中的人们的心声，深入了解他们真切的得与失以及面对变化时茫然无措的感受。而这种内外兼顾的分析和评述，渗透着一位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由此也拉近了远方消失已久的世界与当下正经历快速巨变的社会的距离，并启发我们沉思：在革新、改造或者规划某个地方的过程中，有没有真正考虑过生活在那个地方、那些老宅子当中的人们的感受？

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出这本书的又一个特点：它并不是书写一种没有人或孤立于人的风景的变迁，它谈景观的时候始终是把人——从史前的凯尔特人、比尔盖人，古代和中世纪的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诺曼人，到近现代的英格兰人，置于景观中来论述，看他们如何在其中拓居，在其中组成社区，在其中建设国家和文明。于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既写景观的历史，又写景观中的历史，或者通过景观看历史。这也是它做成公众历史教育的题材之后，能够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的原因所在。因为那是一个跟各个时代的英国人息息相关的世界，是父老乡亲们生老病死的地方，所以当遇到问题时才会激发人们行动起来呵护它，热爱它。或许，这又体现了这部经典的深刻、隽永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