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部小说书写的都是时间的流逝，“变老”是所有故事的主题。作家或将变老与人生的终点相联系，表达对死亡的敬畏与恐惧；或将其视作一种新生，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对于同时拥有诸如亡灵节的土著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拉丁美洲而言，生命与死亡的界限本就没有那么明显，拉美作家对生老病死看得更为透彻，对衰老的描绘和思考往往戏谑多于严肃，讽刺之中见深意。如果说“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品着眼于国家的悲剧性现实之下的家族兴衰、人生起伏，那么“爆炸后”的作品则更多展现的是衰老的个体对历史、对环境的无声抗争。

英雄迟暮的伤感

在关于老年的故事中，我们首先读出的是对衰老最初的意识和恐惧。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的主人公弗洛伦蒂诺在一次对镜梳头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开始变老，因为他发现自己开始长得像父亲了。另一位主人公乌尔比诺医生在50岁时开始对自己各个内脏器官有了感觉，一个接一个地感觉到它们存在于自己体内。医生发现自己开始健忘时，便求助于写纸条来记忆，但到最后却忘记了各种纸条究竟想说什么。他会戴着眼镜却满屋子找眼镜；锁上门后又把钥匙转回来；看书时丢掉线索；对于最熟悉的人或事物，也常常忘记。《苦妓回忆录》（2004）中的主人公刚刚年过五旬，就发觉记忆里出现了空白。有时吃下两顿早饭，因为把第一顿忘记了；跟朋友重复讲着已经讲过的故事；打招呼时无法把别人的脸和名字对上号。

或许真正可怕的并非衰老本身，而是失去尊严的生活。马尔克斯的另一部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中，等待养老金等了56年的上校，尽管日子窘迫，却依然执着地维护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参加邻居的葬礼前郑重其事地整理着自己的衣着，连靴子缝里的土都擦得干干净净。瘦得皮包骨时，却仍旧保持着幽默：“我正打算把这把老骨头卖了呢。”小说结尾处，75岁的上校，面对绝望的妻子问他今后吃什么时，小说戛然截止在他的一句“吃屎”的回答上，让这位老人所有的愤懑、心酸和尊严升华到了极致。

无独有偶，阿根廷女作家萨曼塔·齐维布林（1978— ）的短篇小说《失速》（2009）里的男主人公，是从日常最简单的动作中察觉到衰老的：他的呼吸变得沉重，仿佛脊柱压到了肺部的某个地方；他在厨房活动时，扶着椅子和灶台才能站稳，需要时不时地停下来休息。他不由得对妻子感慨道：“你没看见我接个电话都会耽搁半天吗？开个门也是，还有端起一杯水，刷牙……这简直是苦难。”曾几何时，身为杂技演员的他可以在空中快速而敏捷地飞翔，此时却连简单的动作都感到吃力。最终，他预言了死亡：他感到自己正在失速。他说：“当一个人做不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时，就要出事了。”说完，蹒跚几步，便倒地而亡。

此外，可以窥见同样主题的还有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2012）的《美国佬》（1985），小说以美国记者和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为原型，讲述了其在70岁时毅然前往墨西哥，跟踪采访起义军首领潘丘·维拉，最后不知所终的故事。在阿根廷作家费德利科·法尔科（1977— ）的短篇小说《树林风波》里，一位年轻时种下一片松林的老人为了求得一席栖身之所，急于把女儿嫁出去，表面上唯利是图的背后却是心酸和无奈。

末日前的战斗

临近人生的终点时，重新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是当代拉美老年叙事的又一主题。

智利作家路易斯·塞普尔维达（1949— ）的小说《读爱情故事的老人》（1988），讲述一位与热带雨林为伴的老人，为了保护村庄不得不放下他钟爱的爱情小说，拿起猎枪深入丛林与豹猫展开生死对决，令人迁思《老人与海》中孤独而坚韧的主人公。塞普尔维达的另一部黑色侦探小说《历史的终结》（2017）将我们和20世纪中叶那段复杂的历史联系起来。阿连德的前保镖在智利南部享受着安逸的退休生活，一位老友的来访让他不得不重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回到战斗中去：奉命去抓捕那些正在谋划将皮诺切特的亲信从监狱中营救出来的独裁支持者。

马里奥·门多萨在小说《世界末日日记》（2017）中，进行了自我虚构，年过半百的门多萨成为故事的主人公，担负起拯救世界的任务。故事开篇，门多萨答应了一位老友的请求，决定和他一同寻找其父亲的下落。主人公朋友的父亲是一位二战期间在哥伦比亚潜伏下来的德国纳粹，整部小说处于恐怖阴森的气氛中。作家认为，人类正在自我毁灭，试图通过历史与现代的联系，为当下敲响警钟，预示我们将面临的灾难。

尼加拉瓜女作家休孔达·贝利（1948— ）的小说《月亮的酷热》（2014），讲述了衰老过程中的女主人公爱玛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单是主人公的名字便让我们联想到两位富有个性的女性形象：简·奥斯汀笔下的爱玛和福楼拜笔下的艾玛·包法利。贝利笔下的爱玛或可视作对这两位典型女性人物的致敬和补充。小说中，爱玛将自己的全部身心贡献给了家庭，放弃了职业理想。如今，两个孩子成年后开始独立生活，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也早已消耗至尽。此时，她又发觉自己曾经迷人的身体显出衰老的迹象，顿时坠入了恐惧的漩涡。正当她处于人生的低谷时，一段特殊的经历重新点燃了她的激情。美貌和生育能力是男权社会为女性塑造的美丽神话，作家通过这个当代版“包法利夫人”形象，通过一个逐渐失去美貌和生育能力的女性寻找自我的故事，展现了当代社会中女性的反抗。

生命力枯竭下的精神之爱

在拉美作家的笔下，暮年一方面指向生命力的消逝，另一方面又指向摆脱了欲望的牵引后获得的精神之爱。

《霍乱时期的爱情》堪称对老年与爱情的最好诠释。男女主人公20岁时，没能终成眷属，因为他们太年轻了，他们的爱情中幻想多过现实；耄耋之年却收获了爱情，但他们太老了，虽然这份爱在历经沧桑后变得实在，却只能停留在精神层面。《苦妓回忆录》明显受到川端康成《睡美人》的影响，马尔克斯曾坦言，《睡美人》里有一段话对他影响很大：“年老的人拥有死亡，年轻人拥有爱情。”小说中的男主人公90岁生日时，在与一位少女柏拉图式的交往中，初次体验到了一种超越了肉体的爱，因为他前半生并没有真正体验过爱，与女人的关系不过是金钱的关系。晚年的这份爱因为摆脱了肉体的欲望，更像是一种亲情，只是纯洁的欣赏（静静地望着女孩熟睡的样子）、热烈的思念（在记忆中想象女孩的模样，关心有关她的一切事情）以及精神的交流（为她唱普契尼的二重唱，为她读诗歌，为她在专栏上写下一封封情书）。

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1942— ）的小说《日本情人》（2015）由住在养老院中的80岁的女主人公的回忆展开，老年、爱情和死亡是小说的三个主题，同时，二战背景、集中营的生活、美国日裔群体的遭遇等，又给爱情主题添加了历史的厚重感。书中关于老年的刻画以及关于两种爱情的描绘（一种是青梅竹马的，女主人公与日本园丁的儿子之间的爱情；另一种则是老年持重的，女主人公与丈夫之间的爱情），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阿连德以女性特有的敏锐与智慧，诠释了老年和爱情的主题。创作这部小说时，伊莎贝尔·阿连德已经72岁，她接受采访时分享了步入老年的感受：“要想很好地老去，需要不断让内心成长，维护与他人的关系，跟我们内心的魔鬼斗争，参与到周围的世界中来，需要给予欢笑和爱。”

生命的循环：死亡与新生

老年时期的自我反省是拉美文学重要的命题。当局者迷，只有到了晚年置身事外时，才能看清历史的真实面孔。拉美作家常常将老人放在叙事主体的地位上，通过回顾自己的一生，实现一种洞彻一切的睿智反思。还有一些作家认为时间是循环往复的，老年不过是新生和死亡之间的一个阶段，是通往新生的必由之路，因此对老年和死亡淡然处之。

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1962）无疑是以老年视角进行回顾和反省的典范。故事开篇，主人公在医院醒来，身体接触着冰冷的小便器，呼吸发出阵阵水汽。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主人公脱离了自己的身体，以“我”的口吻，跟另一个自己“你”进行了一场对话，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1914—1984）的短篇小说《扶手椅的性能》（1962）对从老年到死亡的自然过程更为坦然。故事中描写了一把杀人的椅子，有人老了，某一天会被邀请到扶手椅上就坐。被邀请的人虽然貌似不太情愿，最终却接受了，坐到椅子上便死去了。

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1940— ）的小说《邮差》（1985）中，年近七旬的诗人聂鲁达被独裁的军政府监禁，重病之下仿佛看到一泓黑色的泉水，孕育着生命力，代表着最彻底的信念。诗人口中吟诵出一首死亡与新生之歌：“生命死去，血液静止吧。/直至响起新的浪声，发出无穷尽的音响。”马里奥·门多萨的随笔集《及时死亡的重要性》（2012）同样从死亡的角度诠释了生命的意义，阐述了爱和死亡的巨大力量。“应该平静地死去。这是唯一重生的途径。”作家认为，一如分娩，死亡必须经历痛苦。所以垂垂老矣是新征程的过渡，不必心有不甘，顺其自然就好。阿根廷作家塞萨尔·阿伊拉（1949— ）的中篇小说《圣人》（2015）也讲述了一段关于死亡与新生的故事。小说中，一位年老的天主教修士德高望重并且能够施行奇迹，他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决定退隐，却受到追杀，迫使他不得不逃亡非洲，开始了一段惊险却神奇的冒险，并也因此而获得心灵上的重生。

老年是人生的升华，而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生命终点。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曾在《孤独的迷宫》（1950）中将老年比作一副面具。的确，“我是谁”的困惑会追随人的一生，当我们终于在人生的河流中窥见自己真实的面孔时，却发现已然带上了老年的面具，而我们人生的意义和我们的全部故事都汇集在这副饱经沧桑的面具上。又或者，正如《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结尾处，弗洛伦蒂诺那不可战胜的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爱让船长所顿悟的：原来是生命，而非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