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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清越是美国越南裔作家和评论家，1971年出生于越南邦美蜀。1975年，西贡陷落后随父母移居美国，与家人在难民营熬过一段艰难时日后定居加州圣何塞。1997年，阮清越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博士。2016年，凭借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同情者》一举斩获普利策小说奖和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处女作奖等多项美国文学大奖。他现为南加州大学英语系、美国研究与族裔研究系教授。

阮清越虽不像《同情者》中的主人公“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但他的的确确又像是小说里的“我”，是“能从两边看问题的人”。而越战恰恰是个具有两面性的问题，是美国和越南都难以回避的“悲剧”，只是问题与悲剧的阐释者和叙述者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悲剧的内容与结局不同罢了。

美国叙述、阐释越战的经典之作莫过于好莱坞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现代启示录》。在该影片中，科波拉从美国人的视角出发，透过电影镜头审视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以及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人性黑暗面。尽管该电影在国际上获得无数重量级的奖项，但对作为越南裔美国人的阮清越而言，科波拉以美国为中心的越战叙事及越南人在“美国人的越战”中的缺席是难以接受甚至是无法容忍的。在《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一文中，阮清越如是写道：“《现代启示录》让我看到美国水兵如何屠杀满满一舢板的平民，看到一个叫马丁·西恩的美国军人如何残忍枪杀一个受伤的妇女……电影里的场面虽然是虚构，但也让我愤怒得全身发抖。”更令他气愤的是，“无论活着的还是阵亡的南越老兵，在美国人眼里，不属于‘越战老兵’。美国人认为，他们保护了越南人，拯救了越南人，越南人要做的就是对美国感恩戴德”。由此可见，越战在美国的叙事体系中，被扭曲为一场美国人的越战，而那些饱受战乱的越南人和参战的越南士兵则被贬损为战争中的陪衬和被拯救的对象，死难的300万越南人就如同是炮灰，仿佛从未在美国人的记忆中存在过。

今年11月15日，阮清越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题为《我热爱美国，所以我必须讲真话》（I Love America. Thats Why I Have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It）的文章。在文章中，阮清越对越南人身份的评判颇具洞见。他认为，“成为越南人应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就像成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一样。对我来说，只要我还有越南人的感知，只要有关越南的一切还能令我为之动容，那我就还是一个越南人。这就是我热爱越南的方式……这就是我感知我的越南性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情者》恰如其分地彰显了阮清越对越南的热爱以及他对自己身上越南性的感知和体认。他充分利用主人公的两面身份颠覆了美国人的越战叙事，讲述了一个越南人的越战。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混血儿，母亲是北越人，父亲是法国神父。自出生起，他就总是被别人污蔑为“杂种”。中学时，他结识了敏和邦，三人歃血为盟，成为出生入死的至交。后来，在敏的感化下，“我”笃信共产主义，加入越南共产党。上世纪60年代，“我”被组织派往美国的西方学院接受间谍训练。期间，“我”研习美国的文学和历史，精通英语的文法，掌握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通。学成回国后，“我”打入敌人内部，潜伏在将军身边做卧底。西贡陷落后，又经过千辛万苦跟随将军经关岛、圣地亚哥的难民营，最终流落到洛杉矶，继续通过敏为北越提供情报，并最终在失去越共信任后沦落为颠沛流离的船民。从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小说中的“我”具有三种不同的双重身份：双重的血统身份、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身份。这些特殊的双重身份不仅为“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双重视角，还使“我”在审视美、越两国的过程中具有了某种世界主义情怀，“永远同情最最被轻贱的人”。

得益于主人公的双重视角，阮清越对越战叙事的重构是从对美国越战叙事的颠覆和批判入手的。在这部小说中，他彻底推翻了美国人在越战中的英雄形象和美国越战叙事中的拯救主题，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视为背信弃义的伪君子。

整部小说是以西贡陷落前南越人竞相逃亡的混乱场面开场的。在北越军队的猛烈攻势下，南越军队节节败退。面对朝不保夕的西贡，美国人无情地放弃了对南越军队的军事援助。当“我”打电话为将军安排逃离越南的飞机时，克劳德一句不痛不痒的“我看看下一步怎么安排”让“我”对美国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彻底破灭。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对南越的援助，放弃了整个越南，而不是像“我”所想象中的那样，“大批美国轰炸机该会很快飞临南越上空，或者说，美国武装直升机该会很快空投部队，营救我们。”为此，将军在撤离前夕对美国人大为不满，抱怨美国人背信弃义，抛弃了越南：“美国人不是承诺了吗？只要我们言听计从，就帮我们清除祸乱？他们挑起了战争，现在厌战了，就出卖了我们。”那么，美国国内的美国人又如何呢？面对越南人在战争中遭受的种种苦难，他们是否表现出了应有的同情和怜悯呢？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譬如，在越战中，有许多生活在乡下的越南女孩在家乡饱受战火蹂躏后被迫来到城镇做娼妓，为美国大兵提供各种性服务。殊不知，恰恰是这些无耻的美国大兵用枪炮毁灭了她们赖以为生的家园。“然而，在美国，妻子们、姊妹们、女友们、母亲们、神职人员们、政客们……装作不知情，视而不见，闭口不谈，只管迎接他们的军人”，根本不关心越南人的死活和他们所面临的非人的生活境遇。后来，当越南人流亡到美国后，美国人也没有真诚地向他们伸出援手。“我”随将军流落到美国后，为筹集复国计划的经费找到当地的一位国会议员。但他并非真心地关心这些越南人以及他们未卜的前途，而是为了从这些人手中捞取政治资本——选票，为个人的仕途铺路，这充分暴露出了他虚伪的丑恶嘴脸。凭借这些犀利的批判，阮清越毫不留情地撕下了美国人伪善的面具，砸毁了美国人在越战中高大的英雄形象。

其实，在《同情者》中，阮清越所观照的焦点归根结底还是谁来代表、再现越战以及越南人的问题。从阮清越对《现代启示录》的评判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好莱坞的虚构和再现方式是时刻保持戒备和排斥的。对他而言，好莱坞无异于是文化侵略的武器，是现代战争的同谋。他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指出，“美国拿电影当作软化世界各地防线的手段，好莱坞是急先锋，劲头始终不减地用各种大片……甚至用票房当炸弹，轰炸世界各地观众的心理防线。观众看的影片讲述什么故事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观看而且迷上的影片讲的必须是美国故事。”因此，他在《同情者》这部小说中刻意安排了好莱坞导演拍摄越战电影的情节，并借此有力抨击了好莱坞式再现的侵略性和强权性及其对话语权的强占。

小说中，在菲律宾拍摄影片的过程就是一个制造美国故事的过程。尽管这是一部有关越战的影片，可据“我”的观察，整部影片连一个有像样台词的越南角色都没有，更令人光火的是，大名鼎鼎的电影导演连没有台词的越南人的叫声都没有搞对。后来，在“我”的据理力争下，导演终于同意增加了三个有台词的越南人角色，但可悲的是，没有一个角色是由越南或者越南裔演员出演的，因为以瓦奥莱特为代表的美国人认为“越南人没能力演越南人，我们必须被代表”。饰演这些角色的都是其他亚洲国家的人：饰演哥哥平的是美国韩裔詹姆斯·尹，饰演弟弟的演员是一位菲律宾人，饰演妹妹梅的则是中英混血亚细亚·秀。从剧情上看，小说中的这部越战影片，像诸多好莱坞电影一样，充斥着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美国士兵不但拯救了整个越南，还赢得了越南少女梅的芳心，煞有介事地重复着西方拯救东方、西方英雄拯救东方美女的陈词滥调。为此，作为影片顾问的“我”在面对好莱坞这个文化侵略的庞然大物时不禁无奈地感叹道：“我以为，可以在越南人如何被代表一事上促使大导演做些实质性改变，到头来发现这只是幻想……我充其量是个制衣工，保证一件衣服的一针一线不出差错。至于衣服的设计、生产、消费，都由这个世界上富有的白种人掌控。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因而掌握了代表一切的资料，而我们（越南人）的最好结果永远都是，没名没姓死去前在一旁说上哪怕一个字。”

由此，阮清越在这部小说里真正所要做的就是为在越战中死难的300万越南同胞、为流落他乡的越南难民发声，从越南人自己的视角真正代表、再现越南人，展现给世界一个越南人的越战以及越战带给越南人的苦难和创伤。

在《同情者》中，逃亡路上的越南民众慌不择路，毫无任何体面可言，他们犹如动物和爬虫一样，人挤人，肉贴肉，龟缩在拥挤的机舱中。飘零到美国后，不计其数的越南难民或因生活所迫沦为奴隶和妓女，或因不堪生活的重负被冻死、饿死，或因难以承受精神压力而选择杀人或自杀。巴丹岛上的越南“船民”更是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状态极差，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更差：头发杂乱，粘连成结；皮肤像干枯树皮；嘴唇皲裂；身体上东肿一块西肿一坨，散发出像条旱鸭子驾驶的拖网渔船散发出的气味”，俨然是一群毫无尊严的野人。流亡到美国的前南越军官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寄居在别人的国家，他们昔日的风光丧失殆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其中的很多人一天到晚在美国无所事事，生活的全部内容就只有两件事：一是等着领救济的日子，二是浑浑噩噩地打发无聊的时光。由此可见，越战之于越南人，绝不仅止于简单的失败。战争之殇带给越南难民以及他们后代的将会是陪伴终生的创痛，这诚如阮清越的文章标题所示，“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

对阮清越而言，越战从来都不是美国人的越战，而是一场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越南的国土上，给无数越南人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的越南人的越战，而且，这种难以言尽的伤痛还在所有越南难民及其后代的血脉中延续着。2017年，阮清越续写着他的越战故事，在其短篇小说集《难民》中继续以越南人的视角描绘着越南难民的众生相，言说着这场永远都不会结束的越南人的越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