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8年，31岁的热处理厂工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学员宗福先写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演出后引起全国轰动。1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万言评论，称赞这部剧体现了“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40年来，这部戏和宗福先一起，也和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一起，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所有变化。它受到过万人空巷的赞誉，也有过遭人议论的时刻。经过40年时间检验，当《于无声处》在话剧舞台上再次呈现时，它仍然让台下的观众热泪盈眶。

人物小传宗福先

著名作家、编剧。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剧协第四届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常委。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了话剧《于无声处》，合著话剧、电影《血，总是热的》、电影《鸦片战争》、电影《高考1977》。

《于无声处》演出即将开始，观众席一片屏息凝神。在后台，灯已悉数熄灭。只余小小几束光，是服装和道具等装置前的照明，映衬出边上剧务人员的轮廓。

前台，灯亮起来了，第一句台词响起，很快，《红梅赞》的乐声传来了。即将上场的男主角听到旋律呆住了，他望着女主角伏在钢琴前演奏的背影，不相信自己离开那么久，竟还被这样牵挂。他激动地听着。71岁的编剧宗福先置身后台的黑暗中，也不出声地、激动地听着。

一切和40年前那天一样。一切又和40年前的那天不一样。

1978年，31岁的热处理厂工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学员宗福先写了《于无声处》四幕话剧。是年9月22日，在市宫小剧场第一次彩排演出。20天后，相关报道见报。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时讲到此剧。11月13日，剧组赴京，19日为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专场演出。前后一个多月，观众6万多人次。有时人们不等谢幕就爬上舞台，紧紧拥抱演员。1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万言评论，称赞这部剧体现了“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在那些如坐云霄飞车般激动人心的夜晚，人们总能在舞台的后台，或是散场后剧场边门看见宗福先：“一个身材不高、瘦瘦的戴眼镜的男青年。他斯斯文文地站在那儿，注意地倾听着观众们的意见，仔细观察着人们的神态。”

今年，为纪念首演40周年，《于无声处》在上海美琪剧院连演两晚。于是，在2018年的秋天，宗福先又一次站在后台。瘦瘦的青年已经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者，望着台上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宗福先在看着自己的孩子。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是在看着他自己。

1978年5月的深夜，当他花了三周时间，一边哮喘，一边拿着喷雾器，在写完这五万余字时，把笔一扔，一瞬间觉得自己的一切已经被抽空，瘫坐下来。他说，自己是把十年的恐惧、屈辱、愤怒，和反思、怀疑、反抗，以及热血、激情、责任都注入了剧本。那个刹那，似乎眼前的剧本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存在，他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了它。

40年来，这部戏和宗福先一起，也和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一起，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所有变化。它受到过万人空巷的赞誉，也有过遭人议论的时刻。但经过40年时间检验，当《于无声处》在话剧舞台上再次呈现时，它仍然让台下的观众热泪盈眶。

那里面有什么东西，超越了戏中涉及的时代背景，在今天，依旧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站在后台的宗福先，习惯性地抿着嘴，静静倾听着从舞台上传来的一切声音。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解放周末：40周年纪念演出第一晚结束时，听到大家一边散场一路都在议论，说您在1978年竟然敢写这部戏，胆子真大啊。

宗福先：曾经有一位领导人和我说，我这部戏推出的时间特别好。我是在1978年5月写完的，9月由苏乐慈导演排好后首次对外演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如果早半年推出，也许我们就被抓起来了。如果晚半年推出，四五运动得到平反，那时再拿出来，也没有很大意义了。

这么多年来，大家都说，宗福先，你胆子真大，也有人来问我：“你当时是不是冲着‘两个凡是’开炮？”其实真不是。

回想起来，当年创作的初衷真的是很单纯的。我就是觉得悼念周恩来总理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反对“四人帮”是一件很正义的事情，就觉得自己怎么能不为正确和正义的事情鼓与呼呢？我当时不过是上海热处理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对当时的国家政治，以及背后的复杂并不清楚。

所以，实事求是地说，1978年，我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不是用了勇气写作，而是用了激情在写作。我就是要表达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解放周末：当时会想到这部戏在40年之后还能上演吗？

宗福先：《收获》名誉主编李小林曾经和我说：轰动一时的作品，未必都能留得下来，你这部戏倒是30年能演，40年还能演。确实，一个剧本，经历几十年的时间检验，还有人愿意来排，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来看，观众还那么热情，何等幸运。

1976年，我的一个朋友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回上海。我在老北站对面一家小旅馆见到了他。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四五运动。他说：“我早已逃避政治了，可是现在有人反对周总理，我能不跳出来吗？”那时，我有点害怕，又有点激动。我激动的是，原来长期以来我的所思所想不是孤独无援的。以前，我心里充满疑惑，但什么都不敢说。因为看着周围人都是一张张平静的脸——他们是不是对一切都没有感觉？现在我知道了，中国有那么多人和我想法一样。但是走在街上，那年夏天，路上的人们依然这么漠然。我想请朋友给我画一幅画，我想要表达鲁迅的“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意境。画没有画成，但我在心里画下了它。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在酝酿一个话剧。我要写下这个朋友，这个我心目中的英雄。在高压下，他代表了我心中的精神脊梁。

现在说“战斗”这样的词，也许已经不时髦了。但1978年，我写这部戏的本意不是为了宣泄伤心沮丧的情绪，而是为了歌颂英雄，我是带着战斗的情绪去创作的。

人人用尽全力往上推

解放周末：从话剧舞台走上时代舞台，对一部戏本身而言，幸焉非焉？

宗福先：1978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苏乐慈导演着手排练的时候，演员们都是来自各个工厂的在职工人，都是花业余时间赶来工人文化宫学习演戏的。男主角张孝中，当时是吴淞的上钢一厂工人。他曾对我开玩笑说：“宗福先，这个剧本演出成功了，你可别忘了我们。”我说：“没问题，成功了我请你们吃饭，但万一我‘进去’了，你们也要给我送饭。”大家群情激昂，说：“我们轮流给你送饭。”

很奇怪，因为四五运动当时是一个中央定性的反革命事件。这部戏是为这个事件翻案的。照常理，它的危险系数是无穷大的。但从诞生之后，没有遇到一个人反对。连一个犹豫、怀疑的人都没有。人人举手、赞成，人人用尽全力往上推。排练的时候，为了保证最后的演出，市宫还开了介绍信让我们去剧组人员所在的工厂借人。

第一次在市宫演出，我们心里最初也没有底，但随着演出开始，剧场很快安静下来，四幕演完，观众席一片安静，然后瞬间爆发出阵阵掌声，观众们一个也不肯走。我们没有任何宣传，完全靠观众的口口相传，这部戏的名气一下子扩散出去，传遍上海。文化界、戏剧界的老前辈如黄佐临、袁雪芬都来看。黄佐临看了很激动，第二天就让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全体同志都来看。他本人也来看了好几次。这年10月，《文汇报》记者周玉明来市宫采访并刊发了长篇报道后，《文汇报》又全文刊发了剧本，这在当时都是要担风险的。

最后这部戏，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一路进入北京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专场演出。之后，全国同时有2700个剧团在演出，记录至今无人超越。很多人熬夜排队买戏票，写信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流泪读完剧本、流泪看完演出。

这就说明，大家对这部戏的感情，已经超过了观剧本身。当时全中国的民心民意完全一致：希望为四五运动平反。今天再回想这些事，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论何时，一定要尊重民意，一定要遵从民心。

生逢改革开放元年

解放周末：《于无声处》不仅见证，也推动了历史的转折。

宗福先：就在我们进京首演当天，四五英雄韩志雄挥动《人民日报》走来，告诉我们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布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我们激动得欢呼起来，欢呼人民的力量！我们写戏、排戏、演戏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这一天就在我们到北京演出的第一天来到了。那个夜晚，台上台下的气氛已是接近狂欢了。

那年12月17日晚，文化部、全国总工会为《于无声处》剧组举行隆重授奖大会。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颁发这样的奖。这一切对于这部戏来说，都是很大的幸运。要知道，第二天，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

《于无声处》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元年，算得上生逢其时，它属于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是诞生在别的时代，我们的命运会怎样，真的很难讲。今天为什么《于无声处》还能演，还很受欢迎，因为今天我们仍然行进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改革开放这条中国当今大时代的命脉。

解放周末：处女作就是成名作，会不会给您日后的写作带来压力？

宗福先：不会。我相信这种成功多数属于运气，而且福兮祸所伏，所以我当时为自己画出的人生曲线就是“高开低走”，而且告诫自己：一辈子都要夹紧尾巴。

40年过去了，现在有些声音说：这部戏的成名，完全是靠政治因素，靠着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情绪带着飞起来的。但在10年前中国剧协召开的座谈会上，许多前辈及同仁给出了一致的评价。大家认为：“《于无声处》由于政治上的敏锐，在当年得到关注；又由于艺术上的成熟，至今充满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大家一直称颂我的勇气，我感到很荣幸，但这说明大家还是更看重这部戏在特殊时代的作用和影响。虽然这部戏还有很多粗糙和不足，但其实我内心更希望《于无声处》作为一部能在艺术上站得住脚的戏而被人们记住。

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解放周末：《于无声处》中所涉及的1976年的诸多事件，已经过去40余年。在今年重排，您觉得这部戏对时下的观众意味什么？

宗福先：《于无声处》纪念首演30周年时，我们去上海7个大学演出15场。当时我们担心那些80后、90后看不懂，要知道1976年，距离他们出生还有好多年呢。所以当时每次演出前，话剧中心要求我和大学生讲讲剧本的时代背景。

我和同学们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中国不是一直以来，都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繁荣。我们曾有过像戏里说的那样不堪回首的过去。知道了过去，把过去定为坐标，你就能够看准哪个方向才是向前。”

1978年，无数人看后“放声大哭，满腔悲愤，喷薄而出”。因为这部戏说出了他们压抑许久的想说而不敢说的话。2008年，在上海戏剧学院，年轻的观众在听到女主角紧张地说“全国通缉的反革命分子到了上海”时，场下爆发笑声。所以你看，时代背景的确变化了，人们对戏中情节的感受和反馈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也有不变的东西。比如对“人生的选择”这样的命题，放在今天依然新鲜。当时有80后的大学生和我说，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在看到这部戏时的激动，他的确不能体会。但他在看戏的时候，也被感动到哭。触动他的点不是政治元素，而是看到比如男主角欧阳平用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捍卫自己的信仰和良知，比如看到他的爱人在杳无音信的情况下，无怨无悔等待他9年。这种信念和忠诚，让人深深震撼。最后，年轻人们不仅看懂，很多人还被打动了，当时最多一次，场内热烈鼓掌14次。

如果说1978年的《于无声处》是对外的匕首，代表了时代的呐喊，那么现在，它是对内的解剖刀，触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性。

到人性深处去看一看

解放周末：从某种意义上说，《于无声处》戏中人对抗的敌人，是一个具体的对象或者说势力。但今天年轻人要面对的压力，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都并非来自外力的施压，看上去都是个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更不知道要反抗什么了。

宗福先：我的侄女也是80后，她也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她在看过我的戏后说，“你们这代人虽然过得非常艰苦不容易，但心中保有信仰。现在的青年们看上去衣食无忧，可以自主择业、恋爱、迁徙，但心中更多的，只是欲望。”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但我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包括在《于无声处》之后，进入新的时代，我也会有新的苦恼。

解放周末：比如说？

宗福先：比如说，现在写戏，先要考虑商业成本问题。

解放周末：我以为像您这样的名家不用考虑这样的问题。

宗福先：首先我自己不认为自己是名家，另外名家也不能逃脱制作成本、商业效果这些话题。做名家首先要适应商业规则吧。所以某种程度上说，至少对于我，今天的剧本创作比1978年更难。

在1978年《于无声处》中扮演男主角的张孝中曾有一次发言，说在戏中一共6个人，关系是5对1。5个人都否认和批判反面人物何是非。何是非作为一个投机者和叛徒，最后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曹禺曾点评这个人物“没有骨头，没有灵魂，没有信仰，没有人味”，恨之入骨。但如果今天，这个对比还会是5比1吗？

从剧情来看，何是非争取到了高官厚禄，为家人争取到了独立花园洋房，呵护妻子照顾儿子，还为女儿安排了锦绣前程。用今天的标准，他是百分百的好丈夫、好父亲，简直是成功人士，人们还会谴责他吗？

在《于无声处》中，女主角明知爱人要面临牢狱之灾，还义无反顾决定抛家舍业，生死相随。如果今天我写一部剧，一个人明知道爱人要倒大霉，但她却明哲保身或者及时抽离。观众会被触动吗？到底是会谴责她还是赞赏她呢？又或者，我写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不伤害朋友生命的情况下，出卖朋友的一部分利益，就能为自己获得晋升前途，而且肯定不会被人发现也不会受到惩罚，那么大家会赞成他做还是不做呢？

《于无声处》剧中涉及的那个令人窒息的夏天过去了，但剧中涉及的种种关于命运的抉择依旧存在，或者说，依旧无解。所以我不认为今天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东西要对抗了。事实上，今天依旧有很多东西要反抗、要批判、要警惕。我还依旧想要好好写一写，触碰到人性深处去看一看。

在戏剧冲突中，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对抗是看得到的，但一个人内心的对抗外人是看不到的，却更深刻，也更残酷。看到丑恶的东西和不义的东西时，我想拔剑而出的念头，还时不时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