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2017年起，《花城》杂志推出“花城关注”栏目，邀请著名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担任主持人，以一期一个专题的形式，就某一主题组织发表特色作品，同时发表与作家的对谈，以及对整个专题意图的阐释性总评，期望窥一斑而知全豹，寻找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新生力量。经过对近些年来文学现场的贴近观察，何平力图揭示出当代文学芜杂表象下的新观念、新现象、新元素——

分层、分众、多样化的当下文学

羊城晚报：当时为什么会想起设立这个栏目？

何平：当时办这个栏目，是为了发现一些新作家和新的可能性。基于两个向度：新世纪前后文学期刊环境和批评家身份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刊物会自觉组织文学生产，每一个思潮，甚至每一个经典作家的成长都有期刊的参与，但当下文学刊物很少去生产和发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的文学概念，也很少自觉地去推动文学思潮，按期出版的文学刊物逐渐退化为作家作品集。与此同时，批评家自觉参与文学现场的能力也在退化，丰富的文学批评实践几乎等同于论文写作。

所以，我提出“文学策展”的概念，就是希望批评家向艺术策展人学习，更自觉地介入文学现场，发现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花城关注”很多专题是针对文学史研究缺失展开的，还有重申和再思过话剧、少数民族文学和年轻的海外华语写作者的写作，等等。就这个栏目近两年做的12期来看，跟传统文学期刊相比，中国文学的很多部分都被打开了。

羊城晚报：上个世纪80年代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文学写作潮流，包括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到90年代又出现私人写作、女性写作等概念，那么当下有没有可以作整体概括的新的文学写作流派或者思潮？

何平：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潮化的时代，9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去思潮化”倾向。我在2010年写过一篇《个文学时代的再个人化问题》，就是谈新世纪前后文学个体时代的来临，今天不可能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按照不同的思潮进行整合碎片化的写作现场，我的目的是去发现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去发现这些个体写作和同时代写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历史逻辑，进而考量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什么样新的可能。我不刻意制造文学话题、生产文学概念，这样短时间可能会博人眼球，但也会滋生文学泡沫，而是强调批评家应该深入文学现场去发现问题。一定意义上，我继承的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精神，把还处在萌芽状态的隐微可能性和文学新质挖掘。

羊城晚报：能否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当下文学创作现状？

何平：随着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的变化，当下文学创作呈现出分层、分众、多样化的特征。分层，就是指不同层次的阅读者通过不同的渠道都能够消费文学；分众则指文学写作主体和对象包括各种群体，尤其是写作主体，呈现“多主语重叠”的特征；多样化，就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最后就是当前的文学创作还存在很多幽暗地带尚未打开，而这一部分就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去发现的。

乡土·网络·科幻·民族

羊城晚报：具体到文学题材的选择，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到赵树理等人的农村题材创作，八十年代也有很多农村题材文学写作，但随着全球化、都市化的浪潮汹涌，在当下，农村、农民题材的写作好像减少了？

何平：我们今天并不缺少有乡村经验的作家，但是有乡村经验的青年作家没有担负起他们的文学责任，他们也在写农村，但是他们没有写出跟他们发生关系的农村。

小镇青年如何叙述故乡？可以分为两块，有乡村经验的人和没有乡村经验的人如何处理。比如周恺、小昌等，曾经生活在巨变的农村，这个农村跟上世纪80年代贾平凹生活的农村具有巨大的变化，是一个翻转和剧变的时代，但是很多青年没有呈现出今天的乡村剧变，所以说我为什么对这部分青年作家失望，说起来他们的写作是被动的充满惰性，没有一种自觉地对审美惯例的偏离。我们今天有几个青年作家像高晓声、贾平凹、张炜、路遥等一样敏锐地感受到农村的变化并用他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形式把这种文学经验呈现出来吗？换句话，许多青年作家在复制着“旧文学”。

羊城晚报：那么这种小镇青年的写作有没有时代的影子，体现出比较集中或者普遍的特质？

何平：小镇青年的写作普遍都是“丧”的，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学作品中的失败者和我们时代的失败体验存在共构，比如曾经有一个阶段我们都在批评郭敬明小说和电影的物质主义，但是我们思考过没有，郭敬明们为什么这样去写？为什么有这样的价值和趣味？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上肯定和放任物质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批评郭敬明们文学和艺术的物质主义。批评家当然不是道德家，但批评家不能缺少自我批评和反思。

羊城晚报：相对于主流纯文学来说，您是如何看待、评价网络文学的？

何平：网络文学在不断变化，但我们提到的网络文学现在通常指通俗的、类型化的网络文学，IP时代来临后，网络文学逐渐被资本绑架和重新定义，最初的丰富性被单一化了，比如说博客时代韩寒的杂文，这种写作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只可能在网络博客中产生，在当下已经固化的纸媒上很难兑现。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么多年来网络文学变得特别狭隘，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可以说是退步了。

羊城晚报：随着AI技术的发展，刘慈欣斩获全球最高科幻文学荣誉，科幻文学也从边缘渐渐向主流靠近，对科幻文学的讨论也开始从外壳走向复杂的人性内核，您觉得当下中国科幻文学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何平：如果要在“文学”上确证“科幻小说”，其实不能过于强调科幻小说的特殊性，至少要在观照人性、历史和现实、拓殖小说的形式和语言等维度应该确立科幻小说的文学性。科幻应该成为开启汉语文学幻想的动力，希望今天的“科幻热”不只是一个小说类型的复苏，今天，“科幻”是不是一种面向未来把握我们世界的世界观和方式呢？

羊城晚报：您在专栏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也有关注，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状况如何？

何平：多民族文学的共同体，需要每一个民族都提供了本民族的独特文学经验，因为每一个民族文学有它的民族文学的“小传统”，更何况许多民族有着自己的语言，比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样的民族经验汇流起来会丰富我们的汉语写作的。当下少数民族文学成绩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目前文学研究特别缺少对这一块的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审美经验、不同的文学传统，会形成每一个丰富的文学共同体，如果丰富的个体之间能够彼此交流、彼此打开，肯定会丰富汉语写作，比如维吾尔族的阿斯木，他处理语言的方式有一种根植民族性的幽默，跟一般的汉语完全不一样啊，相信这种文学表达和语言方式肯定会丰富汉语写作。

写出变革性和挑战性越来越难

羊城晚报：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域特色也在不断弱化。本土性与全球性是一个长期的话题，现在年轻一代的写作是不是表现出更强的都市化、时尚化、全球化的特色？

何平：今天很多年轻作家是没有乡土情结和乡土意识的，他的成长全部是在城市里，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没有乡村背景，那么像这样的作家的写作没有乡土意义的地域性，像以往的作家写作他们之间的区分和辨识可能靠地域背景的不同，比如山西作家写出了山西味，江苏作家写出江南味，东北作家写出东北味，但是这代作家他们在城市里面生活，接受的信息是一样的，同质化的时代里面就会产生同质化的写作吗？事实不是这样的，个体的写作要看一个人对时代的洞悉能力、反思能力和文学表达能力，同质化的时代会产生同质化的写作完全是把写作主体的自觉性取消了，他们生活在城市空间里面，怎么实现个人化的表达这就是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

羊城晚报：同质化的环境中他们如何写出不同的东西？

何平：说到全球性那就不仅仅是讲中国故事了,全世界都在共享同样的新闻，孩子们都在吃肯德基、麦当劳，穿着差不多的衣服，在这个时代个体化的表达、写作难度变大，以往地方性的标志出来了，我的风格就出来了，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对于作家来说，他和世界的相处能力，他对现实的敏锐度，都能体现不同的写作个性。人不可能离开他的时代去表达，封闭的地域性越来越虚无，很多作家的写作和生活是完全脱节的，他只是把想象的地域性变成一种装饰性的东西，去迎合这个时代的审美惯例，

对于真正的写作者而言的话，他不是迎合审美惯例，而是真正沉下心来写自己的内容，写他在时代里感受到的内容，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表面上看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其实再同质化的时代都有个人的差异性。因为只要有任何一个变量都会产生差异性的。

羊城晚报：文学在今天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学的可能性、挑战性、难度在哪里？

何平：关键问题是要尊重自己在这个时代里的感受和经验，进而去把自己在时代中的独特性发现出来，然后还要用语言表达出来。

文学的变革是靠少数有探索精神的人带来的，而不是拘泥和因袭文学惯例，上世纪80年代文学之所以能够继续向前推进，正是有一批人不满足于既有的文学惯例，挑战并冒犯文学惯例，不断把自己打开，使自己变得敏锐。

在全球化的时代，地域性的弱化和消失，肯定是一个趋势，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文学在今天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学的可能性、挑战性、难度在哪里？这些问题会愈发凸显出来。你要写出一般性的文学很容易，但是你要写出带有变革性和挑战性的文学越来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