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为人物立传的“生命写作”

“我知道，我会在这间房间里，这间完完全全地压迫着我的房间里，一直坐到这一切结束。”一间逼仄的病房，三个迷乱的夜晚，《夜逝之时》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主人公尼娜，在母亲的临终床边焦躁地等待：等待母亲死去，等待这一切结束——期待，却也恐惧。

女儿送别母亲。弗丽达·奥·西古尔达多蒂尔曾在采访中提到，1973年母亲去世时，自己身患顽疾住院治疗，未能陪伴母亲落葬，故而愿以一部小说来悼念母亲。弗丽达生于冰岛西部峡湾豪斯川迪尔半岛的海斯泰里村，在13个孩子中排行倒数第二，姐姐雅科比娜·西古尔达多蒂尔也是冰岛著名作家。豪斯川迪尔是冰岛最为偏僻亦最为壮丽的地区之一。因山势崄峻、地貌崎岖，当地农业发展极为有限，人们的食物主要是悬崖上的鸟蛋与海洋中的鱼类；而入冬后，雪花如席，各农场间便几乎无法通行，北极熊不时还会侵袭农场。二战及战后时期，豪斯川迪尔的农场全部废弃，居民全部迁徙至首都雷克雅未克等城镇地区。1945年，弗丽达一家也搬迁至首都附近的凯夫拉维克。这场“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徙贯穿了冰岛整个20世纪的历史，深刻改变了冰岛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面貌，在20世纪中后期的冰岛文学作品中，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不断复现。

19岁时，弗丽达便嫁给了丈夫贡纳尔，但并未放弃学业与工作，于1961年高中毕业，1971年获冰岛大学冰岛语本科学位，1979年获冰岛大学硕士学位。弗丽达曾任图书馆管理员、大学教师等职，1978年后才正式开始专职写作。1980年出版首部作品、短篇小说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集子里的六篇故事，大多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当代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具有浓郁的社会批判色彩；弗丽达在其中试验了多种叙事形式：独白与对话的构建、梦境与现实的糅合、转换不停的聚焦……弗丽达对叙事形式的重视可见一斑。六篇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因心生感触，而回忆起从前人生的某些片段，这种为人物立传的生命写作（life writing）是弗丽达作品的鲜明特征之一。

在弗丽达的作品中，人物常常被丢置于压迫感极强的陌生环境中，换言之，这些作品都有或多或少的实验意味；逼仄的空间迫使小说人物直视自身，直面过去、现实乃至未来，在塑造其身体体验的同时，也对叙事行为本身产生具体的影响。弗丽达的首部长篇小说《太阳与阴影》中，主人公西格伦患上一种无法确诊的奇特病症，在漫长的等待后，西格伦终于排到了住院床位，开始入院接受检查与治疗。作品有三条线索，一条探寻西格伦的真正病因；一条颇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展现西格伦与医院体系的权力斗争；最后一条是西格伦与众多病友的亲密交往，以心理现实主义勾勒西格伦直面生死的心路历程。以小见大、以医院反映社会的批判现实主义一线广受评论家赞誉，这部作品也与弗丽达自己的生命体验紧密交织：医生一直未能确诊她所患的病症。20世纪70年代，冰岛涌现出一众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被文学史家称为“新现实主义”。《太阳与阴影》被誉为新现实主义文学中难能可贵的佳作。

《太阳与阴影》是传统的第三人称过去时叙事，而弗丽达的第二部长篇作品《像海一样》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景观。这是一部人物、场景、聚焦不停转换的“群体小说”，或曰“群像小说”。弗丽达的小说作品都算不得大篇幅，却以群像式的众多人物著称；她对“群体小说”的运用与发展在20世纪末的冰岛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

海边城镇耸立着一座古老而破旧的房子，小说主人公就是房子里的12位居民，他们要面对新与旧、现实与梦境、理智与情感的激烈冲突。房屋是冰岛文学中的关键意象，经常作为现代性暴力的发生场所出现。相比之下，《像海一样》的叙事声音与故事情节更为柔和，却不无汹涌，因为或许爱就如大海一样。澎湃的情感使人物鲜活无比，人物的内在思绪与外在现实水乳交融，诗意与梦幻的氛围油然而生，叙述者娴熟的意识切换与时空拼贴都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格局。

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新旧冲突是弗丽达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弗丽达在《像海一样》中构造了一片“完整”的文学空间、一个拟真的可能世界，小说也因此充满了建构感，在追寻真实的同时，脱离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圭臬。有评论家指出，《像海一样》或许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脉相承。而在弗丽达此后的作品中，会不断看到她对现实主义文学观、对建构世界可能性的超越与解构；在弗丽达的文学世界中，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模式渐渐弥散开。

弗丽达的长篇小说《夜逝之时》《封闭世界中》《马利亚之窗》被视为三部曲，关乎时间与记忆、现实与虚构以及过去之于现代的意义。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现代都市人，在与记忆和历史对视之时，其自我认知却逐步瓦解。在一个个密闭空间中，小说叙事愈发破碎，叙述人丧失了对所述故事的完全掌控，身体与精神的痛苦频频打断叙事进程。对幽邃意识的书写也为叙事蒙上黑暗、迷离甚而恐怖的悬疑之纱。可以说，弗丽达对于叙事形式的探索并非空洞的文体试验，她始终在寻找最符合故事质感的文体与形式。

弗丽达所有作品中都有关于家庭的情节：《太阳与阴影》中核心家庭因妻子患病而碎解；《像海一样》述说了多个家庭的命运故事；《夜逝之时》是一部六代女性的史诗。小说中，人物的生命书写不是由自己完成，而是通过一位第一人称见证者（事实上也是采访者）映射传记书写过程，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的张力为作品增加了新的维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冰岛最引人瞩目的几位女作家全部具有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五六十年代，斯瓦瓦·雅各布斯多蒂尔曾在牛津大学学习中世纪冰岛文学、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瑞典文学；1970年，奥尔芙伦·贡略格斯多蒂尔获得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中世纪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成为冰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维格迪斯·格里姆斯多蒂尔1978年获得冰岛大学冰岛语本科学位。弗丽达也是一位冰岛文学专家，她多次提到，自己热爱阅读冰岛与世界文学。这些女作家的作品或如斯瓦瓦，以女性角度重审冰岛文学遗产；或如奥尔芙伦，将冰岛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之下；或如弗丽达与维格迪斯，冥思虚构、艺术及写作的本质，进行元小说创作。而弗丽达的艺术追求并非“自揭虚构”这样简单，她寻觅的是揭开虚构后的现实感；她以（后）现代笔法书写的，或许仍是某种社会现实——指涉虚构，是为了破除幻象，直抵现代性暴力在人们身体与精神上留下的创伤。弗丽达作品中那些丰盈而沉重的具身痛苦、那些幽邃而澎湃的生命叙事，也正是她为冰岛文学做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

《夜逝之时》1990年获首届冰岛文学奖，1992年又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弗丽达成为冰岛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女性作家。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评审委员会这样评价《夜逝之时》：

这是一部大胆、创新而富于诗意之美的小说。作品回望过去，追寻其中对我们当下仍有意义的生命价值。故事发生于冰岛西峡湾的壮丽风光中，自然描写亦构成了文本魔力的一部分。作品并未营造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祖辈现实的幻觉。它唤起重重疑问，却也在寻觅答案。弗丽达·奥·西古尔达多蒂尔以其诗意之笔，勾勒着我们对于历史与叙事的需要，也昭示了求索生命与艺术的惟一真理是何等艰难。

过去与现实的对撞是弗丽达的胸中块垒，在她的作品中，过去是幽灵般的存在，无处不在、一再侵袭，令自以为坚不可摧的现代人措手不及，勾起他们不能承受的创伤记忆，《夜逝之时》是弗丽达对这一主题最为深沉的演绎。我们可以无限简短地复述小说的情节：当夜晚逝去之时，尼娜坐在母亲的临终床畔守夜，关于家族女性的古老故事与记忆却萧萧来袭；我们也可以去无限细致地整理尼娜在床畔回忆起的六代女性故事。而《夜逝之时》不是一部传统的家族历史小说，尼娜是回忆者，亦是记录者——为了“消磨时间”，尼娜将六代女人的生命经历付诸纸上。记忆转为文字，尼娜成为作者。或许这部作品便是尼娜写的一部小说。她在时空之间穿梭不停，企图记录、企图寻觅，而“寻觅，狂悖的寻觅——寻觅些什么？”

女性的历史/历史的女性

苏艾娃—索尔维格—卡特琳—马利亚/索尔蒂斯—马大/尼娜—萨拉，《夜逝之时》是一部生动鲜活的女性历史，而她们也都是历史中的女性。

粗略算来，第一辈的故事约发生于19世纪初，第二辈、第三辈的故事则发生于19世纪中后期。如前所述，豪斯川迪尔人依凭悬崖与海洋为生，而自然的诗意中藏匿着危险，“那只苍灰的爪，在此等着捕捉每一个胆敢挑战悬崖的人”。据冰岛民间传说记载，主教古德蒙德·阿拉松为冰岛北部德朗盖岛上的悬崖祝圣，以期减少伤亡。主教悬在绳上，降下悬崖，为其洒上圣水，而一只苍灰的毛爪猛然持刀出现，欲剪断主教身上的绳子，同时道：“恶灵总要有块栖身之地”，一部分悬崖遂未被祝圣。“苍灰之爪”这一意象在《夜逝之时》中反复出现，代表着巍巍自然的原始危险。

原始自然之间亦有情欲流动。尼娜记录下苏艾娃、斯蒂凡、雅各布、弗丽德梅等人的罗曼故事。苏艾娃意为“太阳的馈赠”，她也为这座农场带来了光明与快乐，抑或是灾难与痛苦。农场主人斯蒂凡是苏艾娃的丈夫，侄子雅各布却也对她生出爱慕。一位黑眼黑发的海员为苏艾娃留下一条披巾——或许还有更多：雅各布葬身悬崖时，一个新的生命降临到苏艾娃体内。

而这只是尼娜从姨姨马利亚那里听来的一段故事，在母亲索尔蒂斯看来，这是一段荒谬的丹麦罗曼史：是情节夸张空洞的虚构故事。尼娜笔下，索尔维格与卡特琳的故事亦复如是。索尔维格是苏艾娃的女儿，生下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后，便跳下悬崖自杀。卡特琳嫁给了索尔维格的儿子奥德尼；面对丈夫的不忠，她选择原谅，并将丈夫的前情妇埃琳接到农场一起生活。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尼娜充满不解和愤怒。她直接进入自己创造的文本世界，作为现代女性的她不愿理解、也不愿原谅祖辈女性的各种“卑微”选择。

第二夜，尼娜开始写作母亲索尔蒂斯与姨姨马利亚的故事。索尔蒂斯意为“索尔的女神”，索尔是北欧神话中力量的化身，与大地、农耕紧密相关，索尔蒂斯亦是如此。马利亚则是《圣经》中的名字，但不确定指涉的是哪个马利亚。20世纪上半期，索尔蒂斯与马利亚曾在雷克雅未克生活。姐姐马利亚不希望索尔蒂斯重回海湾，鼓励她与自己一同在领事公馆内侍候宴会，再出国探寻更广阔的天地。此时冰岛的现代化与城镇化已缓慢开始，女性的生存空间更加广阔，索尔蒂斯却选择重返海湾，对此尼娜责备道：“却在阡陌交汇处背过身去——通往其他方向的阡陌。拒斥其他选择与可能，重返家乡那片海湾。不相信选择。”二战期间，随着英美驻军的到来，冰岛以惊人速度实现了全面现代化，一整代冰岛人被生生“抛入现代”。尼娜出生于现代化完成之后，母女之间的个体冲突也因此附着上历史性与社会性。

姐姐马大与妹妹尼娜之间的冲突却似乎带有某些意识形态色彩：尼娜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化身，而马大笃信革命、笃信社会主义与“自由、平等、友爱”。姊妹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却也与情欲、爱欲两相纠缠——最后一夜，在母亲床边，这场斗争或许终将落下帷幕。

尼娜的自我叙述散落于各处。尼娜曾与哥哥海尔吉、恋人阿德纳尔重返故乡海湾，西峡湾的恐怖自然令她不知所措，一再想到死亡。尼娜也曾梦想成为作家，期待亲身体验冰岛的自然与历史。她的初恋男友阿德纳尔是一位画家，二人对未来生活满怀憧憬。而乌托邦式的艺术幻想在生活的重压下破灭，尼娜与阿德纳尔分手，带着无人问津的小说手稿回到家中，同律师古德永结婚，成了家庭主妇。离婚后，尼娜创办了自己的广告工作室，转向“那惟一恒久的诗艺——广告的诗艺、现代的诗艺”。

抛却虚构，抛却文学，尼娜自诩为真正的时代之子，她所使用的词语与句式属于崭新的时代：她常将主语省略，句子多以动词开头，句式简短破碎，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并置手法不无贯通之处。这是速度、效率的文字，也是迷惘与痛苦的文字。尼娜在讲述祖辈故事之时，也曾试用连贯的现实主义叙事，但她明白，自己的讲述皆为虚构：“我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活，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之间的种种。”有论者指出，回忆得愈多，尼娜愈能感知过去与现代的贯通，她的叙事也愈渐完整，而随着所述事件距尼娜愈来愈近，她的叙事却愈趋破碎，其对过去与现在的感知双双瓦解，文本的裂隙不断扩大，这种不确定性在全书结尾达到顶点：“现在，我将怎样呢？”

回溯历史是80年代北欧女性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女作家们回望历史，追索历史中的女性认知与女性形象，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途径：去问妈妈。我们或许可以说，回溯历史这一举动，体现着北欧女作家们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与反抗。女性不断要求获得更多权利，而女性自身有何权利要求这些权利？女性是谁？我们是谁？“你是谁人的子孙？”这些问题都萦绕在八九十年代众多女作家的心头。

记忆与后记忆:如何现代,怎样女性

海员的披巾将六代女人联结在一起。披巾是沉重的符号，承载了太多意义、太多记忆、太多女性气息，到尼娜这里，披巾本身已成为一个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如是说：“历史的演变在加速。对于这个说法，除了其隐喻意味，还应评估其含义：对象转向最终死亡的过去的速度越来越大，但人们也已普遍意识到对象已经完全消失——这是平衡态的断裂。人们已经摆脱以前尚存于传统的余温、缄默的习俗和对先人的重复（受某种内在历史意识的驱动）中的经验。在已然变了的环境中，自我意识已经到来，过去周而复始的事情已经走到终点。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尼娜之所以始终抗拒这条披巾，正因为她哀女人之不幸、怒女人之不争，换言之，因为她对女性命运、女性地位持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过去周而复始的事情”在她这里“已经走到终点”。然而披巾在她眼中虽然空洞，却仍沉重，因为作为记忆之场的披巾即是过去与现代断裂的明证，一场记忆危机已然发生。

身陷记忆危机的现代人同时因过多的记忆与过少的记忆而煎熬。对尼娜来说，祖辈女性的过去是那“过多的记忆”，她们的生命经历无比浓烈，却掺杂了太多尼娜不能忍受的价值与色彩。而与此同时，或许尼娜并不了解母亲，也根本无从了解祖辈女性。尼娜对于祖辈女性的“记忆”是一种所谓“后记忆”。罗马尼亚学者玛丽安娜·赫什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以探讨后辈与祖辈之间的记忆传承。祖辈历经的记忆通过故事、照片、行为等形式传递给后辈，成为后辈记忆的一部分。赫什主要将这一概念用于大屠杀等创伤事件的幸存者；在这些家庭中，没有经历过创伤的后辈也将其纳入自身记忆。作为一种关于记忆的记忆，后记忆主要产生于想象与创造。

我们可以谨慎地挪用后记忆理论，描述、阐释现代人罹受的记忆危机。后记忆与记忆之场一样，都是过去与现代截然断裂的显证。记忆在社会中的一般保存过程为：个人记忆→家庭记忆→档案或文化记忆→社会或国家记忆；大屠杀等创伤事件干扰了这一过程，而后记忆的作用就是要以个人与家庭记忆去激活、体现那些被干扰的记忆。大屠杀等集体创伤事件或许会抹去历史档案的存在，关于冰岛的前现代时代则存在着有限的档案。尽管如此，现代性的降临仍然使尼娜这样的现代人丧失了与历史档案间的联系。然而，通过马利亚、索尔蒂斯、马大等人的叙述，通过马利亚展示的老照片，通过与家庭成员间的具身交往，尼娜收获了丰满的后记忆，（不）自觉地激活了关于冰岛前现代的文化与社会记忆。

但这一切并非怀旧式的缅怀，而是痛苦的凝视与清算。尼娜经由后记忆抵达的前现代社会不能为她提供任何慰藉，现代式的割裂一切的虚无主义亦非出路。在隐含作者眼中，尼娜或许是当下现代女性的代表，却绝不能代表现代女性的未来。可何为现代？怎样女性？这些重任或许落在了尼娜之女萨拉的肩上。萨拉是小说中的希望所在：“也许令萨拉觉得正常的正是这个：变化。”

《夜逝之时》与张洁的《无字》之间有着镜像般的惊人相似。《无字》中，对女性的冀望也同样寄托在主人公吴为的女儿禅月身上。尼娜可不就是个禅月般的女性？独立，不依赖男人，语法正确且表述清晰。可在弗丽达看来，尼娜仍然算不得现代女性的榜样。

女性的痛苦是屡见不鲜的话题，弗丽达的尼娜已超脱于此，她早已不再为生为女人而痛苦，能够坦荡享受自己的性别，她甚至可以跟碧昂斯一起唱：Who run the world? Girls——谁统治这个世界？女孩。可迸发自历史、时代、两性交往、同性交往（母女、姊妹、友人）的痛苦，缘何丰盈如旧？现代女性究竟应当如何？女性的未来在哪里呢？《夜逝之时》向读者抛出这些问题，又或者如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授奖辞所说，这部作品“唤起重重疑问，却也在寻觅答案”。

《夜逝之时》甫在冰岛出版，便广受赞誉，而在其他北欧国家却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小说留白太多，场景转换过快，时空变幻过频，主人公尼娜过于扁平，缺乏深度与可信度等等。如今看来，这些批评恐怕很难站得住脚；期盼一劳永逸地理解《夜逝之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若想真正的进入小说世界，我们或许需要一再“重访”那间狭窄的病房、那片逼仄的海湾。正如尼娜在小说中的玄思：艺术“不是为了囊括现实，不是为了将其固化，是为了打开这道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