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考古学家马克思·马洛温成为了阿加莎的第二任丈夫，但她所有作品的署名，都沿用了第一任丈夫阿奇的姓，克里斯蒂。当这位阿奇因为婚外恋要与阿加莎离婚、并将新情人带入朋友圈，这位在当时初露头角的女作家，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整整11天。人们只在采石场悬崖边找到她用第四部小说《褐衣男子》的稿费买的汽车“莫里斯”，以及弃置在车里的驾照和阿奇送她的结婚礼物。很快，女作家失踪的报道登满了大小报纸的头条，据说参与寻找她的有一万多人，阿奇及其新欢也不可避免地披上了嫌疑。最终事情水落石出，阿加莎只是乔装出走，并未遭遇不幸。

如果过度解读，也许我们会在阿加莎小说中不少真凶的身上，看到阿奇的影子。这是一个对爱还未释然、有点腹黑的女作家含蓄复仇的最好武器。尽管从动机和结局来说，当年的阿婆还并不是“消失的爱人”。

小说《消失的爱人》中艾米谋划和制造了自己的失踪，并如愿将丈夫尼克推向了风口浪尖，在错综复杂的故事结构中，艾米对这段暗潮涌动的婚姻的掌控渐渐明晰、有迹可循。尼克身陷困境、婚外恋也因此遭遇阻碍，艾米却意外地回到了人们视线中，并在公众面前成功维持了受害者的形象。唯独尼克心里明白事情的原委和真相，却只能任由妻子在众人掌声中倒在自己怀中，不可置信、无可奈何。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有一幕，尼克声嘶力竭地问艾米与其这样互相折磨为什么不趁早结束——艾米无力地靠在墙上说，因为这就是婚姻。

阿兰·德波顿曾说：“选择结婚对象，只是关乎选择忍受何种痛苦，而不可自以为已觅得良方。”吉莉安·弗琳写了一个婚姻已死而双方都是杀手的故事，作为“暗黑婚姻文学”典型的《消失的爱人》，描绘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婚姻真相，惊悚和悬疑的创作手法，扣人心弦。妻子消失不是婚姻的噩梦，消失的妻子重新回来，才是噩梦的开始。所谓“暗黑”，不过是对某种人生常态的“真实”呈现。通过也许戏剧化的细节描摹，探讨人必须面对的情感复杂、矛盾共存、灰色界限、内心困境……

“暗黑”的文学氛围如果要追溯，可以从弥尔顿的《失乐园》，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霍夫曼的《睡魔》一路数下来，“黑色”幽暗的魅惑不仅征服了文学界，也席卷过音乐绘画等领域，艺术家们最初从圣经故事与希腊神话中汲取灵感，逐渐将触手伸向自由释放的潜意识和梦境，表现为“黑色浪漫主义”。法布尔将此解释为“往往和人的潜意识及深层欲望相关，同时也包括对上帝之疑，对生死之惧”。“暗黑婚姻文学”以婚姻为描写对象，讨论的也是人性、道德、命运等宏大命题。

劳伦·格罗夫创作的《命运与狂怒》，从故事内容、小说结构到人物的悲剧性，都与希腊式戏剧相呼应。在故事中，作者不止一次用戏剧来暗示以剧作家身份成名的洛托与妻子马蒂尔德之间的婚姻状态。当夫妻双方都因窥视到了彼此内心而感到恐惧，并在认清这一事实的同时表现得若无其事时，她写道“此地是何等黑暗！贝多芬的《费德里奥》里的弗洛雷斯坦如此唱到。这是一部关于婚姻的歌剧。事实上，大部分歌剧都是关于婚姻的。然而，很少有婚姻称得上具有歌剧风格。弗洛雷斯坦唱的那句歌词就是这个意思。”小说从洛托和马蒂尔德的视角、以两幕的形式分两部分，叙述同一段婚姻。第一幕是洛托心中的乌托邦，第二幕则是马蒂尔德锋利的自我告白。在这份告白中，美好假象的一一败露对洛托（和读者）造成的伤害和痛感，恰恰也造就了小说的艺术震撼力。仅靠洛托对妻子的理解，马蒂尔德无法树立如此饱满鲜活的形象，她袒露的内心深渊，她从小懵懂的仇恨和冷酷，对家庭温暖的不可及和渴望，与孤独和不自由的对抗，也成就了这一人物的悲剧性色彩，使她因爱而做出的表现和因爱而藏起的秘密，都更有力量。

该书的宣传语称《命运与狂怒》是“暗黑婚姻文学”的发扬。它铺陈了一对璧人背后的真相，用妻子的自白打碎了她在丈夫面前纯良圣洁的幻象。不止如此，小说用戏剧化的人物设定，描绘了平凡婚姻中的常态：沉默和陷阱。沉默不是谎言，洛托一直深信马蒂尔德在婚前守着处女之身，但马蒂尔德从未这样对他说过。只是在他们第一次结合时，洛托误读了她月经留下的血迹，她从未对此纠正，默认了他内心的期许。陷阱也不是陷害。洛托认定马蒂尔德是自己的命中注定，但马蒂尔德自知，每个女孩都比自己更适合他，问题只是，要不要放过他。但这只是推翻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完美假设，没有否认妻子对丈夫忠诚的爱。马蒂尔德把手放在洛托的脸上，决定为他奉献自己。为他永远藏起自己的黑暗面，是她对爱情对坚定的捍卫。和《消失的爱人》不同，《命运与狂怒》没有否认维持和推动婚姻的有爱情。与《消失的爱人》相同，它们都推翻了一段婚姻的表象，承认婚姻里的腐朽也算在保质期内。

小说缔造了艾米、马蒂尔德这类异于“白莲花”、而是让人战栗的女性形象。马蒂尔德还让人想起电影《魅影缝匠》中的阿尔玛，当她发现雷诺兹对自己逐渐冷淡，便在他的食物中下药，让他在脆弱的时刻依赖上自己的照顾，相信自己离不开她。这类女人都在周密细致地策划阴谋，拒绝被动的地位。她们不再是夫妻之间权利关系里的弱者。只不过后两者是为了捍卫爱情，找回婚姻里的幸福感，而前者是为了复仇，接受婚姻的不幸。这也许应证了阿兰·德波顿的观点，大多数伴侣彼此心知肚明，同居共生有时绝不是易事，他们赞成一句真理：爱，不是一腔热忱，而是一种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