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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田本相、刘一军主编的七卷本《曹禺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是目前国内最为齐全的曹禺作品集，前四卷是戏剧作品，后三卷是剧论、剧评、书信等。在第七卷的最后附有“曹禺生平年表”，按照年代顺序记录了曹禺一生的文学活动和著作情况。在1946年7月1日条下，有这样的记录：“在纽约市政厅发表讲演：《现代中国戏剧》，后在美国《国家建设杂志》发表。”

但“年表”中提到的这篇讲演并没有收入《全集》，造成了第五卷“剧论、剧评”部分的遗珠之憾，这一部分收录了曹禺有关戏剧的文章八十多篇，但没有一篇是以整个中国现代戏剧为讨论对象的，而且绝大部分是解放以后发表的，1949年以前的只有三篇：《关于话剧的写作问题》《编剧术》《悲剧的精神》。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曹禺在美国的这篇讲演稿都是意义重大的。

根据“年表”的提示笔者找到了这篇英文讲演，题为The Modern Chinese Theatre，载美国纽约出版的National Reconstruction Journal第七卷第一期（1946年7月），署名万家宝（Wan Chia-pao）。这篇16页的文章（第33至48页）分为八节，文辞优美淡雅，内容要言不烦。

导言部分曹禺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现代戏剧不是延续传统，而是一场革命，无论形式还是精神都是全新的。和唱念做打的旧戏大不相同，新戏以对话为主，所以在尝试了几个名称后被确定为“话剧”。

在第二节曹禺重点分析了话剧和传统戏剧的不同功能——这也是两者最大的差异。传统戏剧主要是娱乐大众，作家没有严肃的创作态度，而观众也只把演员当作戏子。更严重的是，传统戏剧宣扬一整套陈旧的观念，不是忠孝仁义，就是多子多福，要么就是教导人们乐天知命、安于现状。所以旧戏对于现代中国只能是一个 “时代错误”（anachronism），与现实人生没有关联。在接下来的第三和第四节，曹禺以《王宝钏》和《西厢记》为例，进一步揭露旧戏的局限性——语言深奥、思想陈腐、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即使努力去改造，也很难获得成功，结果只会不伦不类，“就像在中国山水长卷上画一架轰炸机那样荒诞”。

在第五节曹禺简单叙述了话剧早期的发展史，赞扬了新剧团体在国内（春阳社、进化团）以及日本（春柳社）的尝试，也批判了“文明戏”的浅薄。早期话剧虽然幼稚，但其积极作用不容抹杀，“它的演员穿着现代的服装，说着老百姓的语言，没有歌唱和程式化的舞蹈，反映的是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它让观众直面现实。

对于早期话剧的发展来说，《娜拉》（即《玩偶之家》）在《新青年》4卷6号上的刊载无疑是重大事件。在第六节的开头曹禺写道：“伴随着易卜生作品的译介，我们真正迎来了话剧的新时期。他在我们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到来，也成为我们真正了解的第一位西方戏剧家。我们高举双臂欢迎他的个人主义，并奉为我们的信条——强烈的个性、自由独立的精神、大胆的反叛、对现存环境的勇敢批判。对于我们的话剧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他那里我们学到了第一课——如何写问题剧。”此后翻译学习西方戏剧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开始派遣学生去欧美学习戏剧文学和舞台艺术，在国立北京大学的外文系增设了有关西方戏剧的课程，1922年第一个私立的现代戏剧学校（按即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建立了，仅仅三年后，由政府主办的同类学校（按即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也建立了。此外，我们还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杂志——《戏剧》于1921年创刊，上面刊载有关西方戏剧史、现代戏剧家、舞台艺术（化妆、布景、灯光、导演）等各类文章。”中国现代话剧受西方文学的重大影响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五四”新剧，曹禺在这节的最后列举了一个长长的名单。

1933年11月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在上海成立，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在第七节曹禺简要介绍了此前各类话剧团体的情况，它们分布在各大城市，也出现在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如熊佛西主持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同时它们的戏剧尝试也是各式各样，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也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但所有人（剧作家、导演、演员）都认识到建立自己戏剧的必要性，“外形可以是现代的，内容则必须是中国的。”总之，不能成为西方戏剧简单的翻版。

“战争给了我们新的刺激，”曹禺在第八节开篇写道，“大批戏剧工作者离开大城市，到了祖国的内地和边疆，我们有机会亲眼看到普通民众的艰苦和毅力，他们的勇气和善良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这使我们更加关注小城镇和农村人的生活。在战争之前，我们的戏剧活动主要局限在大城市。”除了地域的变化，战争的另外一个刺激是让人们更加渴望民主化和工业化，这两大主题也在这一时期的戏剧中被反复表现。在文章的最后，曹禺再次强调了中国现代戏剧的目标：揭示现实、展望未来。

通观全文不难看出，曹禺这里只是大致鸟瞰了一下中国现代戏剧。他没有提到具体的作家作品，无论是胡适的《终身大事》、田汉的《名优之死》，还是洪深的“农村三部曲”。他本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戏剧最具影响的作品）——《雷雨》《日出》也是只字未提。一个重要的原因估计是考虑到美国听众对这些内容完全不了解，讨论某个作家作品很可能让他们不得要领，而且演讲的时间也毕竟有限。

如果从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演出《茶花女》算起，到曹禺发表演讲的1946年，中国现代戏剧已经有了四十年的历史。虽然时间不短，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在当时的美国却还没有什么影响。

说到中国戏剧在美国的影响，就不能不提1930年梅兰芳率团在美国多个城市的成功演出，对此曹禺没有回避，他承认中国传统戏剧的特色，特别是它的异国情调对于美国人的吸引力。但对于中国观众，曹禺认为“这样的旧戏不应该再上演了，因为它无助于教育现代公民，建立现代国家”。在第四小节的最后曹禺写道：“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旧戏继续存在，让老百姓继续观赏呢？对我来说，答案很简单：如果美国戏剧继续莎士比亚时代的模式，演员仍然穿着伊丽莎白时代的服装，对话都是素体诗，美国观众会接受吗？”从“五四”时代起，中国话剧就是在批判旧戏中诞生和发展的，曹禺作为现代最成熟的话剧作家无疑也是这一传统最大的继承者。

回到“曹禺生平年表”中的那个条目，将讲演的英文题目The Modern Chinese Theatre翻译成《现代中国戏剧》是没有问题的，但将所载刊物National Reconstruction Journal翻译成《国家建设杂志》就不对了，因为该刊有现成的中文名称——《学术建国丛刊》，就印在封面上。该刊由“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Committee on Wartime Planning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负责编辑，1942年创刊，1947年停刊。该刊由位于纽约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出版，该社1926年由美国学者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和中国学者胡适、郭秉文等共同创建，是非营利的民间文化机构，旨在通过教育、宣传等活动推广中国文化，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曹禺此次美国之行还有一位作家同伴，就是老舍。老舍在美国的讲演和曹禺的刊登在同一刊物同一期上，题为The Modern Chinese Novel（《现代中国小说》），署名Shu Sheh-yu（舒舍予）。让人高兴的是，最新版的《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收入了这篇讲演，刊物名称——《学术建国丛刊》——的标注也是正确的。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