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威廉·布莱克

在英国浪漫主义诗坛中，以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为代表的老一辈诗人，以及以雪莱、拜伦和济慈为代表的新生派诗人已经成为公认的“浪漫主义六杰”。似乎提起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时，很少有读者能想到这股主流之外的边缘作家。事实上，老一辈浪漫主义者的创作热情仅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迸发过，老去后光辉已渐渐暗淡；而活跃的新生派诗人虽然充满创作热情，但也大多英年早逝，匆匆为浪漫主义画上了句号。至于在19世纪从事密集创作的其他诗人，很多都笼罩在这股主流团体的光环之下，未能彻底绽放光辉。

何为主流的正典，又何为边缘的他者？主次之分本身就容易遭致非议。大诗人W.H.奥登曾在编著的《19世纪英国的次要诗人》一书中做出这样的辩解：“谁是主要的、谁是次要的诗人……这只不过是一种学术潮流，……如果有专门的课程专门研究次要诗人的作品，这位诗人就是主要的，反之则是次要的。”由此可见，奥登将主次之类的标准留给了个人主观喜好和社会具体现状，为看似稳固的浪漫主义正典种下了各种可能性。随着时代推移，一些主流之外的边缘诗人逐渐走进读者视野。在他们中间，有的是怪癖的作坊学徒，有的是在农场务工的农民，也有的是辗转于不同庇护所的女士。在他们的作品中，隐藏着远远超出时代局限的先锋思想，这其中就有唤起读者关注黑色人种的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还有敢于对抗“林奈生物命名体系”的约翰·克莱尔（JohnClare），另外，还包括专门为儿童写诗的幼教领航者玛丽·兰姆（MaryLamb）。

通过分析三位诗人的诗歌，可以看出他们能够前瞻性地在当时种族平等意识欠缺、博物学写作遭到排挤和儿童文学相对落后的阶段分别创作出与边缘地带极不相符的优秀诗歌。这些作品在19世纪的英国文坛中具有先锋特色，甚至对当代的文学批评都具有指导意义。

布莱克是英国浪漫主义早期的他者。虽然出生在伦敦一个贫寒的袜商家庭，但布莱克从小就喜欢绘画和诗歌，十岁起就进入绘画学校学习，并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才能。在雕版印刷作坊当了一名学徒后，他开始走上艺术创作的旅程。著名学者张炽恒指出：布莱克一生都没有得到当时世俗官方或公众的赏识。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布莱克是个反理性主义者、梦幻家和神秘主义者。布莱克曾说过：自己在四岁时看到了上帝把头靠在窗边；九岁的他在乡间漫步时，看到一棵满是天使的树；三十岁时看到临终弟弟的灵魂冉冉升起。对于同时代的诗人来说，布莱克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他者，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在1830年的信中写道：“虽然他备受敬仰，但当时他显然是疯了。他的疯狂太明显，太可怕了。”然而，在表象背后，布莱克在诗歌中宣扬了极为进步的人权思想。以《小黑人男孩》为例，诗歌中超前的种族思想可谓是极其前沿的宣言。

《小黑人男孩》选自布莱克的诗集《天真之歌》，整部诗集都以近乎孩童般天真无邪的口吻记录着成人的世界。这首诗探讨种族和奴隶话题，叙述者是怀有纯洁的心灵、拥有笃实的信仰的黑人男孩。诗歌开始时，这位出生在非洲南部森林的黑皮肤男孩回忆起母亲对他的告诫，并逐步讲述自己的觉醒之路。在黑人小男孩的世界中，母亲告诉他太阳为世界上的生物都提供了光和热：“花朵、树木、野兽和人类都同样接受清晨的安逸和正午的快乐。”母亲告诫孩子不要因为自己的肤色而感到羞愧：“黑色的身体和晒焦的脸庞如同是阴暗树丛上的一抹云彩。”当灵魂学会了忍受，他们就会摆脱肤色的限制，同白人男孩一样，像羊羔一样在上帝的帐篷边快乐地玩耍。《小黑人男孩》于1789年问世，在当时奴隶制仍然是合法的，距1833年英国彻底废除奴隶制有将近半个世纪之遥，而同样经历买卖奴隶历史的美国直到1865年才正式在全美废除奴隶制度。这位大家眼中的边缘诗人，以锐利的眼光努力传达一种大同世界中万物平等的信息，即在不同肤色共存的国家甚至星球上，不应该以对待他者那种眼光歧视与自己不一样的存在者。

克莱尔是19世纪较为出名的农民诗人，一生都遭到主顾、同行和编辑的排挤。虽然代表作《描写乡村图景的诗歌》（1820）使他名声大噪，但伴随着浪漫主义诗歌的消损，他的事业也逐渐跌入深谷。即便如此，克莱尔仍坚持创作，曾多次被同乡撞见在田野间与生物交流，进行现场创作。这种怪异的创作方式使他饱受争议，随即成为当时街头巷尾讽刺的话题，从此他一蹶不振。然而，到了21世纪，在乔纳森·贝特等学者的努力下，克莱尔从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逆转成为英国文学中的经典人物。

通过长时间在现场观察家乡海尔伯斯通的动植物，克莱尔在诗歌、信件以及日记中记载了自己熟知的植物和动物世界。追溯克莱尔与同时代的博物学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出克莱尔不同于传统科学研究方法的独特的自然历史观。博物学非要做得那么学究般博学吗？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1707—1778）在专著《植物哲学》（1751）中用拉丁语介绍了植物分类系统，可谓是影响了整个人类对自然的命名和认知。然而，由于广泛使用拉丁语命名，致使非拉丁语国家中的植物学研究者以及业余爱好者无法使用本国语言了解本已熟知的物种，克莱尔遇到的就是这个难题。针对当时一统天下的拉丁语分类体系，克莱尔嗤之以鼻，偏要主张使用英语命名本地的植物。在博物学信件中，克莱尔就道出自己遇到的难题，称“这种描述乡村植物的书中充斥了很多复杂的字母排列形式”。

博物学非要杀生吗？从19世纪开始，林奈式研究方法的流行导致了广泛采集标本的现象，以至于当代很多动物标本大规模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窗口中。克莱尔也抵制采集动物标本的行为，他更关注在栖息地中“活”的动物，而不是被解剖后“死”的身体。在《品味的幽灵》这首诗中，克莱尔谴责了那些狂热追求标本的科学家们，指出这些研究者们“无意识地绞死蝴蝶／扼死甲壳虫只为自己更聪明”。克莱尔主张利用观察和描写替代盛行的动物标本采集方法，在《自述》中，诗人这样记载道：“用诗意的感觉看自然可以增加愉悦感，但是自然学家和植物学家一点品味都没有，仅仅是制作动物的标本，并依据林奈的方法归类。我对折磨蝴蝶一点儿兴趣都没有。”通过对动物的观察和记录，他在手稿中记录了带有生命力的生物。

克莱尔笔下的植物不是被非本土语言的分类学强行规定的名字，动物也不是被肆意杀戮，进而制成标本的对象。作为一名边缘诗人，克莱尔将诗歌、散文以及笔记与自然历史写作结合，成为英国诗人中杰出的博物学先锋。

英国作家玛丽·兰姆是著名散文家查尔斯·兰姆的姐姐，但是她的生活悲剧将她的才华束缚在文学成就的边缘地带。18世纪90年代初，母亲伊丽莎白·兰姆因关节炎而瘫痪在床，照顾母亲的重任就落在玛丽身上。在繁重的家务面前，玛丽努力维系着这户由神经兮兮的阿姨、衰老的父亲、瘫痪的母亲和时常疯癫的长兄组成的家庭。在这种繁重的生活压力下，很难想象玛丽能支撑多久。1796年母亲的持续吼叫终于使玛丽久久压抑的神经崩溃，她在父亲和姑姑的注视下拿起刀刺杀了这位蛮横的母亲。这件事几乎瞬间成为这座城市热议的话题。这场“屠母”事件后，玛丽被送到了位于英国伦敦伊斯林顿的“费希尔精神病院”。经过六个月的治疗后，精神病院准许玛丽出院，条件是需要弟弟查尔斯持续的照顾。这场事件后，玛丽辗转于伦敦伊斯林顿的庇护所和查尔斯的家，始终没有进入浪漫主义主流作家的行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玛丽没有成为著名诗人的可能性。查尔斯擅长营造一种温馨的、关爱的氛围，在他持续的照顾下，玛丽得到了伦敦文人朋友们的同情，并与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兄妹保持了较好的联系。此后，玛丽就参与到了查尔斯的创作计划中，为世人留下了《为孩子创作的诗》这部久被忽略的诗集。据编者威廉·麦克唐纳记载，整部诗集75首诗歌中除了22首诗是查尔斯所创，其余都是玛丽在所谓精神状态欠佳的状态下创作而成。在当时来看，专门为孩童创作的诗歌并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讲，玛丽的《为孩子创作的诗》在英国文学史上是最早的致力于幼教的诗歌集之一，诗人从对待“自我”以及“动物”两个角度较为生动地展示了孩童的成长法则，具有划时代的教育意义。

面对自我时，孩童极容易产生盲目攀比和迁怒于人的恶习。在《嫉妒》中，玛丽将人比作玫瑰，鼓励小读者们欣赏并肯定自己天生的品质。诗中的玫瑰树总想成为紫罗兰和百合花，但玛丽认为这种想改变自然属性的想法是徒劳的计划。就像怀有这种嫉妒心的人一般：“正如我所想象那样，/这颗失去理智和视野的树，/与所有充满妒忌心的人一样：/用谨慎和教养，所有人会发现/他们头脑中有些美丽的花/拥有十分罕见的才能”。因此，在玛丽看来，嫉妒心本身就是一种臆想。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势，盲目攀比不可取；面对动物时，孩童的态度对于培养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极为关键。如果幼年时享受征服感，很难想象在成人后能关爱动物。在《男孩与蛇》这首诗中，玛丽极为清晰地讲述了儿童在面对蛇时的姿态。一名叫亨利的男孩选择在户外吃饭，并将食物分享给草地中的蛇。当妈妈接近时，亨利提醒道：“亲爱的妈妈，勿要吵，一点/动静都不要有，/……狡猾的蛇会害怕”，此处男孩的怜悯之心使他战胜了畏惧感，成为幼童中保护动物的模范。

在19世纪前后，当“浪漫六杰”霸占英国浪漫主义文坛时，种族的矛盾、博物学的语言暴力，以及以文学促幼教的缺失都成为隐约暴露出来的问题。从被贴上各种他者标签的布莱克、克莱尔和兰姆的作品能看出，他们留下了颇具先锋意义的诗歌作品，其内涵可谓是远远超出当时社会焦点所能触及的范围。正是由于这样的先锋“他者”的存在，才使得英国诗歌史上留下了极具前瞻性的作品，为种族平等、语言平等和幼儿教育拓宽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