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里提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幸福的国家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因为幸福的国家大多会把给定条件中好的方面发挥到极致，而不幸的国家则相反。《巴尔干两千年》里的巴尔干各国可以说是这一原则的生动注脚。千年来外来征服、君主制、战争、仇杀、民族矛盾、宗教派别等等，都在这里展现出阴暗的一面，这些因素有着不同的排列组合，造成这些国家“各有各的不幸”。

卡普兰在《巴尔干两千年》中呈现的是令人震撼的口述史，历史上的伤口稍微被撕开一点，立刻就会喷涌出鲜血和深仇大恨。在这里，历史的幽灵从来没有走远，只是在等待附体的机会。

前南地区是20世纪的热点。南斯拉夫国内的两大族群——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一直矛盾不断。虽然两者其实都是斯拉夫人，语言也一样，但前者信天主教，认同的是西方，以曾经是哈布斯堡帝国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而自豪，他们看不起“东方的”塞尔维亚人，因为塞人信仰东正教，先是被东罗马统治，后来又被土耳其征服，从骨子里已经被东方的君主专制腐蚀了。

由于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克族和塞族历史上就不和睦。一战期间，克罗地亚因为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加入了同盟国，而塞尔维亚则加入了协约国。同盟国战败，克罗地亚被合并进了塞尔维亚；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为了摆脱塞尔维亚独立，加入了法西斯轴心国阵营，再次跟塞尔维亚成为敌人。然而这次又站错了队，之后克罗地亚成了塞尔维亚占主体的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在铁托的高压统治之下，看上去这个国家各族相安无事，但内心深处的怨恨并不需要深挖就能看见。近半个世纪后来到萨格勒布的卡普兰能够感受到这种扑面而来的情绪。詹森诺瓦惨案是克族和塞族心头的死结。二战期间，克族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在詹森诺瓦杀死了大量塞族人，拉开了现代“种族灭绝”的血幕。几十年来，两个族群一直在为屠杀的人数而争执不休。塞族，包括南斯拉夫官方都认为，大屠杀中死亡的塞族人有70万。卡普兰在拜访克族教会的大人物考克萨时，考克萨说，“我们不能对所有的事情都予以否认。在詹森诺瓦发生的事情是悲惨的；也许是6万人被杀，或许略多一点，但肯定不是70万人”。而当地的犹太社区领袖葛德斯坦金则和他争论过，在詹森诺瓦，犹太人被杀了2万，吉普赛人3万，而被杀的塞族人远比犹太人、吉普赛人多。

在这里数字不仅仅用来衡量血腥和仇恨的深度，同时也和对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相关。你要是同意70万人被屠杀，那你就是塞族民族主义者，是诋毁克族伟人斯蒂匹纳茨的人，是塞族沙文主义者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你要是同意只有6万人被屠杀，那你就是克族民族主义者……在这里，数字就是对背后所有历史问题表态。

同样，宗教引发的民族问题还出现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在那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一直想独立，或者和阿尔巴尼亚合并。当地的塞族和阿族关系非常紧张，只是由于铁托的高压作用引而不发，但国家一解体，这里果然就被引爆了。

与前南地区被宗教纷争引爆的成片的政治地雷不同，东边的罗马尼亚则陷入到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分裂之中。卡普兰还专门写过一本关于罗马尼亚的著作，《欧洲的阴影：两次冷战和三十年罗马尼亚之行》，可见他对这一地区的熟悉程度。

在罗马尼亚，历史的幽灵附着在层出不穷的暴虐统治者和民族矛盾上。

罗马尼亚盛产暴君，从十四世纪那些杀人如麻的封建领主，到之后纷至沓来的征服者：土耳其、匈牙利、俄国。到了20世纪，国王卡罗尔二世、法西斯组织铁卫团、独裁者安东内斯库、乔治乌-德治等等。

当地一个谚语说，“罗马尼亚农民就像是玉米粥，你尽管加热，他们不会爆炸”。罗马尼亚历史的模式一直没有改变：长时间的卑躬屈膝，穿插着短暂却骇人听闻的疯狂爆发。暴民往往也是暴君制造的。齐奥塞斯库夫妇三十多年的统治，被蒂米什瓦拉的抗议运动迅速颠覆，速度之快让他们猝不及防，以至于仓皇出逃之际没有任何周密安排，他们被军队抓住了，然后没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草草处决了。就和他们曾经对付抗议他们的自由斗士一样。

罗马尼亚的另一个不幸是民族矛盾。

首先是犹太人。这里成为犹太人二战期间除了德国以外最大的地狱。1941年和1942年，在安东内斯库的监督下，185000名犹太人被罗马尼亚军队送到洲唯一的非德国人控制的种族灭绝营。罗马尼亚军队剥光了他们的衣服，在零下的气温中向他们开枪。有些时候，当士兵们的子弹不足时，他们只向成人开枪，然后把儿童活埋。甚至阿道夫·艾希曼都觉得，这有些过分。

令人震惊的是当卡普兰在八十年代访问雅西时，这里的年轻人是这样说的，“犹太人是没有爱国情怀的。罗马尼亚与纳粹结盟，但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帮助俄罗斯人。你知道，战争期间，犹太人控制着雅西这里所有的东西。”

“你有多大年纪？”

“22岁。”

“你相信你祖父母告诉你的每一件事情吗？”

这简短的对话体现了历史的幽灵是如何在代际间传递的，也显示了卡普兰高超的谈话技艺和洞察力。

比犹太人稍幸运，但对政治却影响更大的是另外两个族裔。

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200多万匈牙利人有着巨大心理和文化优越感。齐奥塞斯库上台后全面禁止公开使用匈牙利语，也禁止使用城镇的匈牙利语的名称。他停办了匈牙利报纸，关闭了数百所匈牙利中小学，并使克鲁日大学的匈牙利院系彻底罗马尼亚化。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华沙条约的两个同盟国——之间的边界，数十年来一直是欧洲最为刻薄的边境通道，明显要比柏林墙更令人恐怖。随着事件的发展，齐奥塞斯库对于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镇压，为1989年12月的革命之火提供了火种。蒂米什瓦拉（在匈牙利语中则是蒂米什瓦）的匈牙利人牧师拉什佐罗·陶柯思（Laszlo Tokes），曾公开布道反对政府及其种族歧视政策。当齐奥塞斯库政府动议对陶柯思进行国内流放的时候，引发了蒂米什瓦拉的街头示威活动，进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并导致十天之后的齐奥塞斯库被处决。

除了匈牙利人，还有哈默林地区的德意志人，他们自认为是萨克森地区的德国后裔。这个德裔社群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非罗马尼亚人的社群，数量高达数百万的萨克森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罗马尼亚政权的首要牺牲品。战争结束后，罗马尼亚人和苏联人合伙，把所有18—50岁之间的萨克森男人和18—45岁之间的萨克森女人都送到乌克兰东部和西伯利亚。这些被迫离境的人中，只有四分之一最终返回了他们在罗马尼亚的家。另外四分之一在获释之后直接去了西德。剩下的一半因疾病、终年寒冷或过度劳作而死在苏联。从六十年代开始，齐奥塞斯库就像对待匈牙利人那样对待萨克森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摧毁他们的文化生活。他把萨克森人当作签证人质慢慢地卖给西德，赚取硬通货，就像他把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卖给以色列一样。齐奥塞斯库曾经说，“犹太人和德意志人”，连同石油，是罗马尼亚“最好的出口商品”。

保加利亚人心中的幽灵是他们对苏联的纠结情感和领土问题。俄国和苏联在历史上侵略过保加利亚，但也帮助保加利亚抗击过土耳其，在华约里，苏联对保加利亚也是最“善意的”，在这里没有苏联驻军。但保加利亚人也明显感受到，这种善意是“他人身体的温暖”，是一种严格受控的政治福利。

保加利亚人更在意的事情是领土。卡普兰说，巴尔干各国似乎都怀念其历史上最大的疆域，并以此来要求领土。保加利亚曾经在土耳其到来之前建立过一个“庞大的帝国”，巴尔干各族摆脱土耳其独立之后，保加利亚试图拿回自己的领土，为此先后进行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但越打越小，保加利亚不但失去了马其顿，还失去了色雷斯，失去了爱琴海的入海口。

巴尔干最南端的希腊也曾经为了领土和土耳其大打出手。但对于希腊人来说最大的不幸，在卡普兰看来是其内在心智的转化，这里已经不是苏格拉底、欧几里得、梭罗的希腊，那个奠定欧洲科学和民主基础的圣地，而是一个被拜占庭和土耳其帝国彻底转化了的崇拜专制、威权和政治阴谋的国家。他以希腊总理小帕潘德里欧为焦点，分析了他的执政手段，指出他和此前的军政府一样，核心都是东方式的。卡普兰引用希腊的民意调查专家的话，“我们的政治最能表明我们的东方性和拜占庭风格……可以说，在政治层面，我们完全遵循东方那一套。我们站在中东人的视角上看待西方……希腊人与东方结成了姻亲，而西方只能算作我们的情妇。我们和西方的关系实际上只浮于表面。”

巴尔干地处三大洲之间，其地缘位置非常重要。但以往的历史开发的都是这一要素的负面功能，这里成了几大宗教、几大帝国爪牙重叠撕扯的地方。造成的不幸如同不散的幽灵，至今仍盘踞在这里。卡普兰给出的对策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以前大国为了私利造成了不幸，那么今后也只有大国本着公心加强介入才能解决问题。这当然基于他本人的西方价值中心主义。今天，事情似乎有了别的选择，那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已经开始给这块欧洲的“第三世界”带来转机。经济的繁荣和交流的加强最终很可能会有助于解开各国之间的死结，巴尔干的幽灵最终将失去蛊惑的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