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菲茨杰拉德认为《我愿为你而死》中的一些故事非常出色，更多地出于个人原因而非经济考量，他对编辑们希望他写爵士乐和酒精、美丽的酷女郎和令人思慕的帅气男孩而拒绝了这些小说感到深深失望。从大学时代起，他就是一位职业作家，一稿又一稿地笔耕不辍，甚至在小说发表或书出版了之后，还会对其进行持续修改。他自己手里的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手写的修改和注释从题献页一直延伸到如今已如史诗般不朽的结尾段落。

菲茨杰拉德希望自己在写作中的投入能够获得回报。他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出版。他努力推动它们出版。然而，这些小说大多诞生于他不再接受编辑修改的时期。在他的事业初期，他对这种改动不是特别在意；有时候编辑们会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修改，事后会让他很恼火，有时这些改动有悖文意，他也会坚持自己的立场。1922年他曾抱怨不得不跟《斯克里布纳》杂志的编辑罗伯特·布里奇斯“海量通信”，“就为了一篇叫作《雕花玻璃碗》中的‘该死的’一词”(不过他那句‘该死的庸俗新贵’保留了下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菲茨杰拉德在删除、润色以及审查文句方面变得越发不愿妥协——即便是他交情最深的朋友之一、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纪人奥伯请他做修改；或是支持‘帕特·霍比系列故事’，保证了菲茨杰拉德的偿付能力及图书顺利出版的金里奇，提出这样的修改要求，他都不为所动。他宁可把这些故事雪藏。原本它们或许能在他生前等到恰当时机的，如果他活得更久一些。

菲茨杰拉德本人在1936年的散文集《崩溃》中表现的自责和忏悔，比任何人都更为周详地记录了他自己的艰难时刻。他对自己的重新评价体现在这些篇章中：一个被困在疗养院里的男人，绝望地希望摆脱《噩梦》；一个作家在《一起旅行》中改变了职业生涯；在《我愿为你而死》中，一个摄影师和一位电影明星思考着他们所获成功的有限性，并想取得更大的成功。

标题故事《我愿为你而死》，亦被菲茨杰拉德称作《湖之传说》，取材自他在空气清新的北卡罗来纳山区的忧愁岁月。他去那里是为了恢复健康；他害怕自己肺结核复发，希望新鲜的空气能够治愈他——也治愈泽尔达。从1935年到1937年，菲茨杰拉德不时重回20世纪30年代早期与泽尔达和斯科蒂生活过的巴尔的摩，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北卡罗来纳各色各样的旅馆中。当他有能力付钱时，他就待在名胜地的旅馆中，包括湖怪旅店、橡树馆和格罗夫公园旅店；当他经济窘迫时，就住在汽车旅馆里，喝着罐头汤，自己在水槽里洗衣服。当他有时间，身体条件允许，且有能力工作时，菲茨杰拉德把自己的生活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我愿为你而死》就是当时当地他的生活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