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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洗礼的过程中，在心态和认同上有过痛苦的纠葛和撕扯，帕慕克称之为“呼愁”。尤瑟夫·阿提冈作为土耳其现代小说的先驱，帕慕克的“英雄”，他是怎么呈现这种“呼愁”的？1月19日，胡桑和范昀一起聊了聊阿提冈的小说。

土耳其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洗礼的过程中，他们的传统和未来该如何接续？在现代化的巨变下，土耳其人的生存状态如何？土耳其地处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织地，这如何影响了土耳其人的身份认同？而后发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有什么相似的特点？

1月19日，三辉图书举办的“现代世界人的存在困境——尤瑟夫·阿提冈的作品《祖国旅店》《游荡者》分享会”在单向空间举行，诗人、批评家胡桑和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副教授范昀，一起走进阿提冈的小说世界中，聚焦他对现代世界人的存在困境的深层探索，并聊了聊后发国家的文学现代性。

帕慕克：尤瑟夫·阿提冈是我的英雄

尤瑟夫·阿提冈是现代土耳其小说的先驱，他以《游荡者》和《祖国旅店》两部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声望。阿提冈的小说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对人类存在困境的关注，这也取材于他所处的区域和时代。他笔下内向、孤独、压抑、隔绝的个体是20世纪土耳其精神委顿的综合象征。

其中，《祖国旅店》一书因对人物心理的精准剖析，曾一度成为安卡拉各大医学院校精神病学生的必读书目。另一方面，阿提冈的小说罕见地结合了各种不同的态度，既有典型的东方关照，又有鲜明的欧洲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假想，还包含着一种完全土耳其式的，或者准确地说是爱琴海土耳其式的“日常性”。这与阿提冈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密不可分。

彼时，阿塔图尔克解放了土耳其，并缔造了现今的土耳其共和国。他将西方式的民主加诸于一个五个世纪以来只知苏丹专制统治的民族头上，服装、字母系统和女性权利方面的改革紧随其后。但五百年的文化形态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得到改变。土耳其要将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它所能达到以及未能达到的程度，就是《祖国旅店》和《游荡者》重要的背景主题。由于作品少且译介缓慢的原因，阿提冈的小说所具的文学价值在其生前被除本土以外的世界大大低估了。

胡桑表示，在《祖国旅店》出来之前他甚至不知道阿提冈是谁。在土耳其作家里，他最喜欢帕慕克。他以为除了帕慕克之外的土耳其作家，应该都比较“土”。然而，他在看完阿提冈的书后，发现阿提冈一点都不“土”，还很现代。他以为阿提冈应该是像鲁迅奠定了中国的现代文学那样，是比较重要的土耳其文学的早期的现代作家，但是阿提冈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胡桑认为，阿提冈的文学成就一点都不亚于西方我们熟悉的一些作家，如福克纳、卡夫卡和加缪。

帕慕克说，“我有三个英雄”，第一个就是阿提冈。帕慕克称阿提冈是一个可以称之为“具有本土性”的作家，但同时又接纳了福克纳这样的西方传统。他综合了东西方两个传统。阿提冈的源头是福克纳，这也是帕慕克定的源头。福克纳是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而意识流文学我觉得是20世纪文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通过它，我们能重新发现了自我、世界和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阿提冈出生在1921年，正好是现代土耳其诞生的时候。土耳其在1923年才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之前是奥斯曼帝国。像阿提冈这一代人，就极力地想去接近西方，融入西方的传统，或用西方传统激活他们自身的土耳其传统或者波斯传统。胡桑觉得在这一点上，阿提冈做得很好，他的文本技术做得非常漂亮。

东西方两大文明如何在阿提冈的文学作品里交织？

范昀认为，了解土耳其历史，可能对于解读阿提冈的《祖国旅店》有一定的帮助。1839年是土耳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那个时候土耳其还叫奥斯曼帝国，最高领袖叫苏丹。当时的苏丹是叫阿布杜拉·迈吉德，他有一个改革叫坦志麦特改革。坦志麦特改革相当于中国的洋务运动，但是比洋务运动的内容更激进，因为它差不多是土耳其共和国从君主制转向立宪制的节骨眼。

在1921年，希腊入侵奥斯曼帝国，希腊本身其实就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的覆灭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土耳其的近代时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时的协约国支持希腊入侵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国力已经非常衰弱，无力抵抗。当时有一些军官，比如说凯末尔·阿塔土克，自己独立的组织了一支军队回击希腊，为后来1923年土耳其成为一个共和国打下了权势和政治上的基础。

在《祖国旅店》这本小说当中，阿提冈讲的这个旅馆的前身是一个庄园，这个庄园是差不多要追溯到17世纪，奥斯曼帝国最辉煌的时候，一个圈地者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主人公的外祖父是一个人口统计员，他建议要把这个庄园改成一个旅馆。最后这个庄园是1921年改成旅馆的，但是他的外祖父在旅馆的招牌上刻一个碑铭，这个碑铭上面刻的年份是1839年。这就是小说和历史对应的地方。

胡桑也很同意这种看法。《祖国旅店》大量涉及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历史，这个旅馆就是帝国转变成共和国的一个缩影。这个过程当中，人是如何在当中生存的？小说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祖国旅店》的题目其实就是隐喻这个国家。

另一方面，土耳其有两大部分，博斯普鲁斯海峡把它割成东西两半。东边在亚洲，西边在欧洲。所以土耳其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很难说它到底是算欧洲国家还是算亚洲国家。所以，帕慕克虽然写的是土耳其西边的部分，其实好像可以放到欧洲文学里讲的，但是文化主流上我们还是把它归在亚洲的。而且土耳其是唯一一个放弃波斯语，语言拉丁化的国家。中国五四的时候也想拉丁化，刘半农、鲁迅都特别想把汉字抛弃掉的。但是这在中国并没有实现，而土耳其实现了。那么在这个又属于亚洲又面向欧洲的地方，一个文明的交织地带，人到底怎么活着的？

阿提冈的另外一本小说叫《游荡者》。《游荡者》发生的地点是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被博斯普鲁斯海峡分割成东边一半、西边一半，一个城市被两个洲分裂了。这里面文明的交织，在交织过程当中，人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就会产生困境，我到底是什么？我是什么文明当中的人？

我们在中国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中华文明太强大了。但是在一百年前我们曾经也经历过这个阶段。欧洲文明以强力的方式进来之后，我们中华文明到底以什么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中国人还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吗？

这种困惑在土耳其的那个时代很明显。土耳其一方面是波斯文明伟大的继承者。我们知道波斯有鲁米、萨迪这样的诗人。但土耳其是波斯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当中最西化的一个国家。土耳其人到底是想变成一个土耳其人，还是一个西化的土耳其人，还是欧洲人？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写了很多，也许《游荡者》是帕慕克的灵感来源。

采用意识流手法是为了发明新的民族精神，追寻土耳其的未来

那为什么阿提冈要用一种意识流的方式，写一个游离、彷徨、追寻生命的困境、认同和现代性的命运，写这样一种独特的个体？胡桑觉得阿提冈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在更现代的语境里面，去追寻土耳其的未来。

帕慕克曾经在《巴黎评论》对他的访谈中透露，土耳其需要建造或者是发明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有了这种民族精神之后，土耳其才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而文学是这个民族精神当中很重要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阿提冈被称为现代土耳其文学之父。他就是要为一个现代土耳其去找这样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是个体的。其次，他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生下来就已经知道的，而是要自己去探寻的，要通过漫游，包括精神的漫游，去找自己的位置。

而这种漫游在《祖国旅店》里达到了极致。主人公的生活空间就是这个旅馆，他在旅馆当中有无数的幻想，包括他自己内心的困惑和欲望，尤其是对女人的欲望。主人公对一个从安卡拉来的，从一个晚点的车上下来住在这个宾馆的女人充满欲望。她住了一晚上就走，承诺下周再来，却结果迟迟不来。

胡桑仔细分析了里面的时间结构，那个女人的承诺是一周，结果一周后她没来，主人公继续等了三周，最后自杀了。一个人的内心需要找到一个方向，一个出口，只能通过漫游的方式，通过搜寻去找到的。主人公没有找到，他正在寻找的路上。

东罗马帝国所代表欧洲文明在土耳其历史当中留下深刻印记。所以帕慕克特别喜欢说“呼愁”这个词。“呼愁”意味着，一方面我觉得我是一个欧洲人，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我身上有无数的东方文明的影子，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受：不是对过去留恋，而是对过去有一种撕扯交织的感觉，但是还是一心想走向西方。所以小说当中有纠缠感、撕裂感，叙述非常绵密，包括叙述手法非常多样，这都是土耳其一两千年的文明史在这位作家身上留下的影子。

阿提冈的小说是一种对精神进行分析的小说

胡桑认为，《祖国旅店》把一个人背后的巨大的空间、幽暗的，甚至是看不见的空间都写出来了，这是非常吸引他的地方。这个小说写得很幽暗，就像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如卡夫卡写得一样。但是，这个“暗”当中又可以看到很多复杂的东西。他为什么要龟缩在旅馆里？旅馆之于他是什么？到底能不能走出去？如果说旅馆是土耳其的隐喻，那么土耳其这个国家能走出去吗？通过何种方式走出土耳其？

而对于阿提冈这样的作家，他真的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这样一个幽暗的祖国空间里吗？有人曾经打开了这个空间，那就是那个来自安卡拉的女人，当然主人公是通过对一个不能获得事物的渴望或欲望的方式实现的。这里面的爱，跟简·奥斯汀、福楼拜、或者是托尔斯泰的爱还不一样，主人公的爱并不那么坚定、可以获得，或者不能获得但至少知道什么是爱。这个主人公的爱是非常隐讳的。

因此，胡桑将阿提冈的小说概括为一种现代精神分析小说。他不是指精神分析学派的小说，而是在对精神进行分析的小说。精神是一种值得分析的东西，因此这意味着我们到底该怎么建立一种主体性。在巨大的传统漫布在整个帝国的各个角落下，我们被传统所束缚，在这个巨大阴影当中，我们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欲望帮助了我们，或者说，对精神的分析帮助了我们。

阿提冈是怎么分析精神的呢？我们不是先天接受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去欲求一个空间里没有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精神分析当中所谓的“匮乏”。当我们意识到“匮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活着。但是对精神的分析最重要的是，这个“匮乏”也不可获得，这就是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是一条永远不能抵达的道路。这也是阿提冈先锋的地方。

胡桑有一个朋友跟他说，《祖国旅店》是一本特别优秀的现代小说，而《游荡者》弱一点，因为《游荡者》里面冒犯性不够。“冒犯性”是什么？就是冒犯一个人的既定状态的认同。胡桑觉得这本小说的内在状态的确还不够具有“冒犯性”。冒犯既定的主体状态和秩序，这个时候你才会出现了新的状态。所以帕慕克说，传统的土耳其文学都是一种“迪万文学”，它是一种集体创作的文学。虽然那些文学是个人写的，但是背后的意识是集体的。在那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甚至是彷徨的、游移的、搜寻之中的、在路上的主体。

因此，土耳其现代文学要从阿提冈开始，他们要找到一种搜寻的文学。搜寻精神就要对精神进行分析。《游荡者》之所以“冒犯性”小一点，是因为它只是写一个年轻人在这个城市里面到处漫游，对现代主体的交织边界的探寻和突破还不够。胡桑觉得《游荡者》之后的《祖国旅店》在这点上很成功，通过欲望的形式，主人公承载了一个主体，然后开始碎裂，碎裂之后主体的边界开始模糊，出现一种精神分析的状态。

这本小说当年是土耳其的大学里学心理分析的学生必读的书。它其实更多地是在教会我们如何认知现代性，如何认知现代生活之于个体的教诲——个体的无止境的寻找。无止境的寻找这是一种特别现代的东西。

帕慕克说“精神分裂可以让人更聪明”，而帕慕克的英雄就是阿提冈。阿提冈的主人公就是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胡桑认为，我们要学会对精神进行分析，通过这种分析的过程变成一个更自由的主体。

为什么阿提冈的作品是现代主义的？

范昀认为，如果对现代主义进行比较简单粗暴的分期，我们会发现有前期和后期。就是这两个阶段是一个往纵深挖掘的过程。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真实的，我们要了解人最本真的东西，这些是存在主义的核心——“本真性”，要涉及刚刚胡桑提到的人的欲望。

在阿提冈的两部小说当中，都是主人公恋上了一个女人。一个是安卡拉来的女人。另一部小说是主人公恋上了他的妈妈的妹妹，他把对他的妈妈的妹妹的爱，投射到了他后来找女朋友的过程当中。后来，他总是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是，他想寻找到曾经那位阿姨的味道。这个东西其实最早在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里提过。马塞尔每天想着母亲能够在睡觉之前亲吻他，他非常痛恨的就是他的父亲或者是家里其他客人影响了他妈妈的到来。这种爱具有非常强烈的占有欲。

所以我们能理解，最后为什么这种爱会转换成某种暴力。主人公要去弥补那种匮乏，弥补某种虚空，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主义的东西。因此，有很多人认为，现代主义写作有一种去人性化的意味在里面。因为我们把人性理解为道德，所以阿提冈的文本当中经常会调侃这些卫道士。比如说主人公调侃那个男的被戴绿帽子之类的，主人公永远生活在这种闲言碎语之中，没有自己真正看重的东西，永远追寻不到自己想要的这种非常诚实，非常本真的东西，但主人公会往这个方向去挖掘。

现代主义文学有很多种线索去理解。从现代主义这种用词来说，有的人用来形容一种文学风格，比如反对流畅的故事叙述，反对线性的时间，沉溺于那种内心的滔滔不绝，对外部环境的排斥。而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意味着鄙视中产阶级的生活等等。

但是范昀发现，其实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返祖性”。这个词是詹姆斯·乔伊斯提出来的，他经常用一个词——“顿悟”，他通过那种非常理性的反思挖掘人的内心，以及人个体和环境之间的疏离。所以范昀觉得，现代主义本质上是非常理性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会创造出一种“灵悟”。

范昀在《祖国旅店》当中就感受到了这种“灵悟”。在主人公最后上吊的那一刻，他把整个木头锯下来，阿提冈写了木头锯下来的过程，写到17世纪他的祖先是怎么在森林里砍伐树木的，包括他的家族史。这跟主人公的上吊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妙的个体化的叙述。这种个体性已经没有个体性了，变成欲望的化身。家族的东西，奥斯曼帝国巨大的历史，都交织在一起。于是，这个上吊就有一种震撼力，而这种震撼力是很多现代主义作家想要追寻的东西。这也是震撼范昀的地方。

胡桑也认为《祖国旅店》基本上可以进入到20世纪最优秀的作品序列当中。因为阿提冈会阅读，借助于来自欧洲的那些翻译作品，外在的力量来突破内在已经形成的束缚。

而现在的90后读这本书一点障碍都没有，因为大家没有生活在“传统”之中，很多人都读过这么多像加缪、福克纳、卡夫卡、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和太宰治这样的书，90后的主体已经很接近阿提冈所召唤的主体。

虽然说主体这个概念，和传统自我的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胡桑认为，这是一种不知道如何命名的新主体，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部分。而这样的作品就是我们时代的作品，虽然说它迟到了快半个世纪，但它的精神是当代的。

文学上的现代性不一定是去追求一个政治思想意义上的现代性

范昀觉得，阿提冈的小说当中，有很多细节值得琢磨。他的每一本小说里面，都会讲到理发和剃胡子的事情。这是因为在1839年之后，剃胡子是苏丹认可的一件事情。在文本当中，尤其是《祖国旅店》当中，主人公有一个固定的理发师。安卡拉来的女人好像是一件新的事物，是能够让他改变的一种可能性。结果就是他不敢去原来的理发店了。一方面主流的舆论意识形态已经往现代的方向走了，不存在你剃掉胡须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就像中国人剪了辫子一样。但是整个土耳其需要消化这种的传统，怎么样进入现代始终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事情。

因此范昀觉得，《祖国旅店》的精神气质上跟《游荡者》是不一样的，《游荡者》更加着力于现存环境的对抗。但是《祖国旅店》是普鲁斯特式的怀旧。我们可以看到，阿提冈是心态上略有保守的人。这就像那个旅馆，最欢迎偷情的伴侣，两个人要开旅馆过一夜。一开始主人公说房间都没了，但后来却说进来住吧。住了之后，主人公自己又欲壑难填，欲火焚身，因为看别人这样子他受不了。这种非常纠结的心态以高度复杂性的方式呈现在里面。其实也是一种隐喻。土耳其要现代化，不是简单地像知识分子或哲学家非常坚定地追求的那种摩登、立宪、民主。文学家对待现代，永远是采取一种高度批判的方式。

范昀联系到中国文学的发展。他认为土耳其的传统结出了帕慕克的硕果，而我们有点孤立无援。帕慕克在《天真和感伤的小说家》当中说过一段话，“在世界相对贫困的地区经常会出现两类作家，第一类作家是努力成为社会和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渴望得到读者的喜爱，乐于发表社会批评，并且因教化民众而感到满足。”这是我们的现当代文学非常突出的一部分。“另一类作家则不太愿意去迁就他的读者，这些小说家以现代主义的文学原则保护自己，通过描写自己的世界而不是认同他者来取得成功。对他们而言，再现谁，再现什么的问题可能是一场噩梦。”

范昀认为，之所以帕慕克这么说，是因为帕慕克非常羡慕美国的作家。因为美国是一个橄榄形社会，两头尖，中间胖，全是中产阶级。所以写作对象很简单，非常单纯，就是给中产阶级写作的。

在中国或土耳其这样的社会，给中产阶级写小说马上就会被人骂：怎么不关心民众的疾苦？阶级觉悟为什么会这么落后？尽管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用词了，但是类似的评论不断涌现。范昀认为，文学上的现代性不一定是去追求一个政治思想意义上的现代性，作家在政治思想意识上，相对“有点落后”。

《祖国旅店》的思想意识形态，已经不同于阿提冈在《游荡者》中那种更全盘西化的意识状态了。但是范昀觉得，这种现代性恰恰体现得非常极端。这是通过叙事形式表达出来的现代性，把很保守的东西纳入到其中，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东西来。而这个东西特别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