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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9日是梁启超去世90周年纪念日，同在这一天，历时三十多年编纂、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全集》召开出版座谈会，以此纪念怀想梁任公之人格风范。

据介绍，这套全集是迄今梁氏论著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梁启超1889年中举前至1929年去世所见的全部著述，分为论著、演说、诗文、译文、函电五大类共二十集，字数逾1400万字。值得称道的是，它呈现了梁氏著作的原貌，所收资料或录自其手稿，或录自其手订、手校的较早出版品，或录自最早刊载其作品的书籍报刊，特别是收入了近年来在内地和日本、美国、新加坡、港澳台等地陆续发现的梁氏佚文、信件等，如《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等，都是此前梁氏各版文集中从未见过的珍贵史料。

《梁启超全集》的编辑、校勘、出版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花费了两代人的心血。其编纂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后因故中断，一直到1982年，正式由历史学家汤志钧负责，后来其子汤仁泽也加入进来。然而，出版计划数次搁浅，资金一度也十分缺乏，父子二人几乎是孤军奋战，在学界、出版界众人的点滴支持下，穷37年之功，终于编成。汤志钧先生如今已有95岁高龄，汤仁泽也从一个历史系本科生成为花甲老人。座谈会上，上百位老中青几代历史学者闻讯前来，在座尽显华发，谈起编纂往事，无不唏嘘赞叹。

父子两代苦心编全集

梁启超虽然只活了短短57年，却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各类作品。在《梁启超全集》之前，被人引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是900多万字的《饮冰室合集》，这是由林宰平（林志钧，字宰平）受梁启超本人生前之托编成的，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丁文江受梁本人委托，与助手赵丰田编成《梁启超年谱长编》。很长时间以来，这是研究梁启超的两个最重要的资料。

鉴于梁启超在近现代史上的卓著地位，上世纪60年代，吴晗、范文澜、侯外庐等提议编一部梁启超的文集，由中华书局承担这部书的编辑任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梁集组”，挂在近代史编辑室。但到70年代初，因书局也卷入到种种运动中去，这项工作不得不中止。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编梁启超集的工作又重新恢复，正式定名《梁启超全集》，由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延请汤志钧先生负责编辑工作，列入了1981年制定的1982—1990古籍整理计划。汤志钧此前出版过《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等，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有专研，巧合的是，和林宰平一样，名字也叫“志钧”。

不料，从1990年开始，中华书局因进行体制改革，向企业过渡，自负盈亏，只好压缩那些“不赚钱”的书，部头大、收益低的《梁启超全集》也在此列，甚至连近代史编辑室都撤销了。2003年，这个项目一度被天津古籍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还开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但后来还是搁浅了。然而即便如此，汤志钧、汤仁泽父子仍勉力支持，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整理、点校文献资料，多年来不曾间断。

在此期间，《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工作也得到了梁家后人的关注和许多支持。2010年，梁从诫（梁启超长孙、梁思成之子）去世，汤志钧闻讯非常难过，说梁家交代的事情没有完成，一定要加快努力。几年后，梁启超幼子梁思礼也去世了，汤志钧心情更加沉重，说一定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完成。

随着国家对学术经费加大投入，终于在2014年下半年，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支持下，《梁启超全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取得成功，这项浩大工程才有了资金支持，时年汤志钧已经90岁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将其列入“文献丛刊”项目，即成为国家清史编纂的组成部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这项工作才终于克服千辛万苦，重新回到了正轨上。汤志钧曾先后于1983年、2011年、2017年为全集写了三个序言，可见其艰难困苦之状。

文献整理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巨细靡遗，可一有纰漏即受人诟病；而在当今学术体系内，短期内又不能计入工作量，看不出成果，不能发刊物，导致能静下心来做这件事的学者越来越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汤仁泽多年“晋升无份”，但他明白，这项工作总要有人不计得失地埋头去做，尤其是父亲汤志钧在编全集时踏破铁鞋、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深深激励了他。梁启超曾外孙、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念群感叹道：“肯干这个事情的人，一定是有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真实的、一生的兴趣，还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几个要素结合在一起，他才肯干这份工作，而且才能干得出色。”

寻找“世界的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是目前收录最全的梁氏著作集，难得的是，不是以前已有文集的合集，而是一次重新的编纂。汤志钧及汤仁泽从梁启超当时发表文章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知新报》等报纸刊物上一篇篇找到原始文章，参阅异文，进行校订校对，工作量十分巨大。

多年来，汤志钧利用讲学交流的机会，赴台湾、香港、澳门、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检索书藏，搜集散落在海外的梁启超诗词、文稿、信札等。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访日期间，在日本搜集到梁启超的一批佚文书信《〈乘桴新获〉中的梁启超佚札辑存》，包括《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致大隈重信书》《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致山本梅崖书》以及《致犬养毅书》中的一部分，是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写的，对“保皇派”的“勤王”活动有参考价值。还有《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包括了梁启超写给家人的一些书信，这些都是此前从未见过、披露过的。值得一提的是，梁任公的书信书法精美，又一向纸墨上乘，收藏价值非常高，故而虽遗散多处，但保存较为良好。

汤志钧先生一直感叹，全集的编成是群策群力之功。曾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人大教授王汝丰谈到一件事：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曾花费工夫辑过一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汤志钧先生看到了想采用，但不认识夏晓虹，最后中间通过几位学者辗转联系上，一开始提这个请求时心里很是顾忌，没想到夏晓虹二话不说，就让全集予以采用。王汝丰直感慨，这种修书风度让人敬佩。

海外学者也非常关注这套全集的编辑工作，日本中国近代史专家狭间直树和岛田虔次曾花费十余年时间将《梁启超年谱长编》翻译成日文并增加了许多珍贵的考证注释，在2003年为《梁启超全集》召开的天津会议上，狭间直树等纷纷自告奋勇，恳切表示日本学界愿协助汤志钧父子出力，后来也帮了不少忙。在全集出版座谈会上，台湾学者黄克武感叹道，梁任公一生足迹广布世界，东亚受其思想影响尤深，从中可见一斑，“梁启超不但是中国的梁启超，也是世界的梁启超”。

当然，搜集只是前期工作。这套《梁启超全集》为人称道之处，除了收录之全，还有点校之精。文献点校是一项非常繁难琐细的工作，单一而枯燥，为了抠一个字眼常常得跑多个图书馆翻阅大量资料，比如晚清名人杨度的字，在上海版《梁启超年谱长编》、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和89版《辞海》里作“晢”，而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99年版《辞海》作“皙”。校阅者参阅了刘晴波的《杨度集》，最后确认为“皙”。但汤仁泽在媒体采访中坦言：“当你把一件工作看作责任或使命，你会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去做，忘了枯燥和孤独。如果全身心投入，会有‘乐在其中’的感觉。在比勘同一篇著述相关版本的差异时，在补苴罅漏、芟其重复、校正舛误时，会感到收获无穷。”

有形建树，无形修为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一般人认识和了解他，始于他的政治活动家和维新思想家身份。梁启超经历和参与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在从事政治活动同时，梁启超在近代学术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于文学、史学、政治、哲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美学、文字学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留下创造性甚至开山性的理论命题，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难得的是，他能够站在中西文化结合、政治变动与社会文化结合的立场上，反思和推进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不过，对更广大的中国人和中国近代社会来说，梁启超在种种头衔称号之外，影响最广远的当是他“启蒙者”的身份。梁漱溟先生即评说道：“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北大中文系夏晓虹教授亦阐释道：“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

在诸种社会身份之外，最令人动容的，还有梁启超关起门来对子女后人的教育。“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皆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幼子梁思礼为火箭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在名门子弟里是绝无仅有的，为人啧啧称颂。其余子女，三子梁思忠投身前线、在淞沪会战中为国捐躯，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和幼女梁思宁都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傅斯年曾评价道：“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

梁启超实行中西文化结合的教育，将九个孩子中的七个送出国外留学，和子女间的通信多达几百封，除了殷殷关怀生活和学业，还注重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操，甚至为子女选择专业也是按照当时中国的实际需求，主张他们广泛学习各种现代科学文化，因而九个孩子涉及领域殊异。纪念梁启超逝世90周年座谈会上，梁思成外孙、梁再冰之子于小东提到，到了梁家第三代也依然如此，有学通信的，有学航天的，有学新闻的，尤以理工科为多，延续着梁启超对子女教育的影响。

清华大学老教授刘桂生回忆了他二十多岁在北大时，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的梁思庄对他帮助很大，让他一个“无名小辈”也感受到梁任公留给家族的无形的文化修为。确如梁启超讲的“缘起不灭”，学问也是带有人格魅力的，于后人，于社会，于中国，泽被至今，仰之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