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跃出椰壳碗下的青蛙”

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有一种比喻，一只青蛙被扣在椰壳碗下面。“静静地坐在椰壳下，青蛙很快就开始觉得椰壳碗圈起了整个宇宙。”“对于这个印象的道德判断是青蛙无缘无故地心胸狭隘、迂腐守旧、深居简出和自我满足。就我而言，我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久居到安定下来，有别于众所周知的青蛙。”

这段话出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下简称“本尼”）的《椰壳碗外的人生》。在这段类似“井底之蛙”的寓言中，本尼以“跃出椰壳碗下的青蛙”自喻，概括了自己始于中国云南昆明，穿梭于东、西方之间，数度徘徊于东南亚岛屿，绵延近八十载的人生经历。仿佛如同那只跃出椰壳碗的青蛙，拥有了一个更完整的世界。

对中国读者而言，相信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关于他有关现代民族主义的宏论《想象的共同体》一书，而熟悉了这位几乎跨越整个二十世纪的作者——小部分可能是通过他同样著名的弟弟，左翼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本尼在序言中谈到，他写《椰壳碗外的人生》的目的，最初是接受一位日本编辑的邀请，向东方读者介绍一位非典型的欧美学者的学术之路。在日文版问世几年后，他接受弟弟佩里的建议，将该书以英文版形式出版。我们手中这本小书，就是根据英文版所译。

虽然应日方编辑要求，书中专为非西方读者设想，主要介绍作者“在爱尔兰和英国的教育，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在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的田野调查，以及我对西方搞笑和所偏爱书籍的一些思考”。不过，正如本尼在第二章中提到的，“我不得不说，我亏欠暴君苏哈托将军一种奇怪的恩情，他1972年把我逐出印度尼西亚，拒绝我入境，直到他1998年倒台。因为这个原因，我被迫多元化。……我非常感谢他迫使我超越‘一个国家’的视野。倘若我没有被驱逐，我是不可能撰写出《想象的共同体》的”。

与其说这本有关“椰壳碗下青蛙”的自传作品，是对作者一生的回顾，不如说，更像是为《想象的共同体》写下了一篇漫长的注释。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年谱

《椰壳碗外的人生》既然作为一本简短自传，那么要解读这本作品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通过年谱来清晰呈现本尼的生平，洞悉他所经历的人生，感受他的感受。所以，我们不妨拿出做历史的精神，通过书中的内容，为他的一生辑出一张简单的年谱（《想象的共同体》中译本在卷首的导论部分为本尼作了一个小传，本年谱也有参考）。

1936年的夏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生于云南昆明。他的父亲当时供职于中国海关，这个机构事实上旨在为中国政府服务，保证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获得足够收入。两年后弟弟佩里·安德森在上海出生。五年后，一家人本想在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从中国返回爱尔兰故乡，但因战争所阻，寄居美国四年，其间又迎来唯一的妹妹出世。本尼有关中国的印象，或许只能从父亲留下的那些中国性学藏书中，找到一些回忆。

1945年，年满九岁的本尼终于随家人回到了爱尔兰。可刚到故乡就遭遇父亲病逝。从此由母亲一人将他和弟弟、妹妹培养长大。两兄弟相继开始了在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青年学习生活，先后就读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大学期间一次偶然机会，本尼加入了印度和锡兰学生对苏伊士运河归属权的抗议活动，却遭遇了英国学生的霸凌。这一事件在日后对他的民族主义研究视角产生了深刻影响。

1958年，在剑桥完成古典研究学位后，二十三岁的本尼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担任助教，在政治学家乔治·卡辛门下攻读印尼研究。这时，朝鲜战争才结束不久，越南战争爆发在即。六十年代初，他追随卡欣、班达和格尔茨的脚步，来到印尼雅加达，像人类学家一样，开始了田野调查。除了领略一个由爪哇音乐、皮影戏、面具舞、灵魂附体组成的异文化世界外，他的田野调查还揭示了一个远更复杂的印尼。在该国二战后摆脱荷兰殖民统治，最终走上独立的进程中，曾经的侵略者——日本——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凭着这样一项研究，在十年后（1967年）完成了《革命时期的爪哇——占领与抵抗，1944-1946》这份博士论文。不过，他与印尼之间的缘分却很快中断。

1965，印尼政局经历剧烈动荡，本尼与康大同学一同编纂了《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政变初探》报告，由于这份报告揭示了苏哈托政变的真实意图，使他成为军政府的大敌，从此被禁止入境，长达二十七年（从1972年算起）。直至1998年才有机会再次回到印尼。

1974年以后，由于印尼向他关上大门，如何解决新的研究方向这一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当被问及“如果无法继续追踪早期的田野工作该怎么办”，他以自身经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转眼研究相邻国家，就我而言是转向暹罗和菲律宾。”他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从零开始学习泰语。后来又在五十一岁的时候，从头开始学习菲律宾的一种主要语言：他加禄语。就是为了继续把视野留在他所关注的东南亚。对这两个国家的研究贯穿了他的八九十年代。

1983年，他正式担任康大东南亚专业主任。不过，这一年里更重要的是另一件事情。二十年来，从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积累的研究经历，促使他完成了《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出版，虽然该书在美国反响寥寥，但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学界，引起重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二战’之后关于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著作几乎全是在英国写作和出版的”，他们的作者包括埃里·拉杜里、厄内斯特·盖尔纳、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及汤姆·奈恩。

他在书中将近代社会以来的民族主义浪潮分为三波，分别是美洲国家独立运动、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以及二十世纪以来，他所亲身经历的亚洲国家独立运动。他尤其将第一波与第三波民族主义浪潮作了对比，勾勒出一段“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对殖民地“民族”创生的重要作用。

1994年，本尼成为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他在本书中，并未提到这点）。四年后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比较的幽灵》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又一次重新审视了给他无数灵感的亚洲诸国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浪潮中的命运和选择。同年也获得美国亚洲协会颁发的“卓越终身成就”奖。之后又与受人尊敬的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同获福冈学术研究奖。

2005年，开始了《三面旗帜下：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的写作，他把民族主义者发动的暗杀行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兴趣。而此时，亚洲文学和电影评论，日益成为他晚年的爱好。

2009年，放下所有工作，正式退休。

见证帝国时代的终结

从上述年谱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本尼与亚洲所具有的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又和一种巨大的趋势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殖民主义的潮涨潮落。

仅从书中留下的文字上看，如果不算他儿时留下记忆的越南保姆的话，本尼童年时代与中国（亚洲）的联系，在他五岁离开昆明后，就被一笔带过，余下的那些也不过是通过父亲传递的，属于上一辈的记忆。这同他日后与亚洲更强烈的牵绊之间，似乎缺少了一种更直接的联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尼之所以出生在中国昆明，源自祖父与父亲的经历，他的祖父作为大英帝国的军官，十九世纪后期曾被派驻英属槟榔屿（马来西亚）。他的父亲即出生于马来西亚，后从剑桥大学退学，进入中国海关工作。其间三十年，从中国东北，到云南蒙自、重庆、南宁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因此本尼和佩里两兄弟出生在中国，只是三十年这个大概率事件中一个确定的结果。

从马来西亚到中国昆明，安德森家的三代人，向着远东日益进发。这背后是大英帝国向东发展的顶峰。而与这个顶峰如影随形的，就是随之到来的殖民体系的衰落。参考一下曾为英国殖民地官员的乔治·奥威尔所撰《缅甸岁月》，或许就能对全球殖民主义的变化得到更清晰的认识。书中描述的英国警察和商人在缅甸的窘困遭遇，折射出最近一百年来，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不再保有之前两个世纪建立的优势，受到日益兴起的本土力量的挑战。

与祖父辈自西向东、自南向北相反的那个潮流，恰好就构成了本尼一生的生命轨迹：生于中国，最后选择印尼、泰国、菲律宾为研究对象——短暂地生活于中国后，再次回到他祖辈驻足的东南亚，并最终返回了欧美。仿佛一条对称的钟形函数曲线。

始于西欧的殖民历程，从距离欧洲最近的非洲、美洲开始，到十八世纪时，扩张到南亚、东南亚，最后于十九世纪抵达东亚。从地理上讲，中、日作为球形星球表面上距离西欧最遥远的两个国度，既是最晚受到欧洲殖民影响的国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最先摆脱殖民，完成驱逐殖民者革命运动的国家。

事实上，日本在这个进程中走得更加彻底，不但率先实现了“脱亚入欧”，而且加速了西欧殖民体系在远东的瓦解。正如本尼后来在《比较的幽灵》中写的那样，在打破西方殖民统治的过程中，那些战后一举崛起的领导者，既可以是日本占领时期接受军事训练的苏哈托、李光耀，也可能是日据时期试图“依靠日本实现民族独立”的苏加诺、昂山将军。

这一切既为本尼一家在1941年为避太平洋战争而离开中国，也为他日后选择印尼作为研究对象埋下了伏笔。他在书中道出了自己决定研究印尼的日据阶段的原因：“我一直（表面上）对日本感兴趣。我和母亲过去常常就此有礼有节地争论——她坚决地支持中国，痛恨日本。”

不过，如何精准描述印尼、缅甸、泰国这些前殖民国家摆脱殖民宗主国的历程，是摆在本尼面前最大的难题。冥冥之中，他的爱尔兰-英格兰祖辈的记忆，给了他最大的启发。英国这个世界最大殖民帝国旁最熟悉的陌生人（爱尔兰人）的身份，真正帮他化解了困境。

几个世纪前，大英帝国（及更早的西、葡、荷兰）的殖民体系在敛取殖民地财利的同时，还实践着启蒙主义的理想和实用主义的脚步（用我们更熟悉的话便是“以夷治夷”），在每一个殖民地都催生了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本地精英社会。正是这样一类兼有帝国知识（掌握双语、懂得书写和管理技术），又与宗主国理念（充当外扞的中坚）渐行渐远的阶层，正式结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为推翻殖民统治埋下了伏笔。上世纪初，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出现，就是发生在大英帝国内部的一次民族主义浪潮。而这一切，又与二十世纪的日本，通过征发印尼、缅甸当地军事精英加入帝国行动的经历，并最终实现了东南亚民族国家的独立，有着殊途同归的路径。

从自己的经历中，本尼找到了解开亚洲民族解放迷思的钥匙，而这番比较政治学的尝试，也帮助他最终完成了那本深镌人文学术领域丰碑上的《想象的共同体》。

无力反驳

来自西欧的岛屿国家，选择亚洲的一个世纪，见证了殖民主义的潮起潮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最终成为那只跃出“椰壳碗下的青蛙”。他一生中始终抱有对非西方社会的极大同情，这或许就始于那种与殖民主义始终保持距离的疏离感。

“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确有限制我们的观点和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本尼在《椰壳碗外的人生》结尾写道。诚然，本尼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自设的悖论，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中的两难选择。基于爱尔兰的一分子，他在内心中希望民族主义可以让这个类似西欧小国的文化体继续保持独立性，置身于全球一体化之外。然而，他又无法反驳，事实上正是这场“全球化”的进程，让他有机会跃出一隅，拥有“椰壳碗外的人生”。

不过，在亲自解开这个迷局之前，这位以民族主义研究著称的学者已于2015年去世。他于去世之前，完成了《椰壳碗外的人生》英文版的最后修订工作。在那之前，他最后一次访问了中国，回到了他八十年前出生的那个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