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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伊始，法国驰名遐迩的作家米歇尔·乌埃尔贝克推出了他的第7部小说《幸福荷尔蒙》（Sérotonine），迎春潮推波逐浪。

时下，巴黎咖啡馆的热门话题是文坛核心形象“尼斯湖怪”乌埃尔贝克。乌氏屡屡一鸣惊人，被视为一位当代“预见异象者”。早在2001年9月3日，他发表小说《平台》，描述主人公米歇尔的情妇瓦列丽死于一场伊斯兰恐怖炸弹袭击，8天后就发生了震惊全球的“9·11事件”。这部小说的情节似乎还预言了翌年10月在巴厘岛夜总会伊斯兰恐怖分子制造的暴力袭击。2015年1月7日，他又在销售量超过80万册的《屈服》中宣告了几乎同一天出现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摧毁巴黎《查理周报》惨案，因而被舆论界捧为“先知”。他还通过此事扬言，法兰西国土伊斯兰化加速，到2022年势必将要由一位穆斯林总统主宰，令以拉丁族传统为主体的六角国上下哗然。

新近，围绕乌埃尔贝克的文学创作动态，法新社连续播发6篇要闻，宣传乌氏的新作《幸福荷尔蒙》面世，定将给西方带来“空前绝后的福音”。果然，经一阵紧锣密鼓，元旦刚过，《幸福荷尔蒙》于1月4日上市，弗拉马里翁书局第一版印数就高达32万册，显眼地摆进法国各家书店橱窗，在今冬文学季出版的493部小说中拔得头筹， 很快在一些书店出现断货局面。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版紧跟，分别在1月7日、9日和10日出炉，同时还将出版卡斯蒂利亚文和加泰罗尼亚文译本。法新社报道，此书的出版构成法国今冬文坛特等大事，引起欧洲乃至整个西方轰动，同时特别指出：“米歇尔·乌埃尔贝克的第7部小说在黄衫潮涌起前几个月已经写就，预料到了这场运动的兴起，而任何一位有理智的政治家都不曾有这种先见之明。”

《幸福荷尔蒙》颇具黑色幽默和尖刻冷峻的社会色彩，让乌埃尔贝克的追星族醉心，售书头一天清早就竞相赶至巴黎王宫广场的“德拉曼”、蒙巴纳斯的“弗纳克”、第六区的“敖德萨”和第十五区的“帝宫”等多家书店门前排长队争购。小说出版者弗拉马里翁书局介绍：“这部记叙作品穿越法国全境，践踏其传统，贬斥其城邦，摧毁其濒临动乱的乡村。作者描绘出一个没有善心和友情、变得无法掌控的世界。”埃洛迪·穆尔兹在巴黎林荫大道街上开一家独立书店，仅1月4日上午就售出了30册《幸福荷尔蒙》，一时洛阳纸贵。依他看来，作者乌埃尔贝克确是“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家，通过‘露骨文学’调侃，品评人们生活的社会场景”。他强调，《幸福荷尔蒙》是一部“透镜鉴照”，作者的“通灵”本能来自于其本人的实际生活体验，以及对整个世界现实的洞彻。这是他特别能引起读者兴趣的缘由。小说揭示了当今消费社会的空虚，现代化追求高生产率，不惜乞灵于“Robot”，任人工智能来役使劳动者本身。它提醒，全球化造成农业社会动荡，出现普遍依靠药物生存诸般现象，令人不安。

法兰西电视集团下属文化网站《文化邮箱》评论道：“乌埃尔贝克沉湎于从各个角度观察当代社会，洞见各种客体及其功能，在背景上审视自然美的侧影、城邦的丑陋，尤其偏重人类表现。在社会组织方面，从来没有一个人类社会如此这般建筑于劳务报酬的基础上。金钱交易，为权力效劳，构成一切的关键。”法国“新闻电视台”进一步评说：“这本347页的小说锚定于当今的现实。或许，其关键意在言外，尚不可知。”

《幸福荷尔蒙》一书的主人公叫弗洛朗-克洛德·拉布鲁斯特，时年46岁，“身材魁梧、短壮，有点儿嗜酒”。此人并不完全像作者本人，但也是农艺师，在孟山都跨国公司任职，经历跟乌埃尔贝克相同，负责给法国农业部起草递交欧盟的报告。像乌埃尔贝克一样，此君也娶了一位年龄比自己小20来岁的日本女郎“桔子”为妻，住巴黎十三区羊肚菌型未来派混凝土“图腾塔楼”。所不同的是，弗洛朗-克洛德一日从西班牙天体村归来，突然发现本已同他情感疏远的妻子耽于逸乐，不贞洁，对她顿生杀念。在一家酒馆冷静思量后，他觉得不值得为一个毒蜘蛛“黑寡妇”去犯罪坐牢，最终返回在旺代的故乡。浪子回头的阴暗历程中，他靠着心理医生开出的一贴荷尔蒙抗抑郁剂维系，寻思自己还能否在孤独中找到幸福。这也是当今所有法国人试图克服淡漠忧郁症的普遍诉求。

说到Sérotonine这种“幸福荷尔蒙”，作者本人在小说开篇便坦言：“这是一粒可以一掰为二的卵形白色小药片。它给生活提供了一个更人为、不那么空洞、带有某种刚性的美好释义，但并不能给人以任何形式的福祉。”十分明显，对乌埃尔贝克说来，叫卖“激素幸福丸”，只不过是一种“慰安术”。2017年5月10日逝世的法国作家艾玛纽尔·贝勒海姆是乌埃尔贝克的好友。二人每次碰面，女作家都要问他是否“幸福”，天天服用荷尔蒙“幸福丸”的对方总哑口无言，反倒啼笑皆非，竟常有想自杀的念头。

据《文化邮箱》讯息，乌埃尔贝克口出狂言，不但觉得上帝“拙劣”，蔑称大诗人歌德为“老蠢货”，而且诅咒旺代的传统高卢-罗马古城尼奥尔是他所见“最丑陋的一座城邦”。尼奥尔市长热洛姆·巴洛日获悉后一腔忿懑，但摆出高姿态，特邀乌埃尔贝克前往会面。市长心知乌氏患有抑郁症，于是向他推荐当地特产的“当归”，夸口说这种“白芷”系“灵丹妙药”，治疗精神忧郁有奇效，特别能够滋养大脑，补虚壮阳，增强人的“幸福感”，不愧为抑郁顽症这头恶魔的克星。“养生堂”的医师清楚，“当归”的疗效出自它富含荷尔蒙 ‘sérotonine’，即今天所谓的“激素”，不意竟成了尼奥尔市长眼中的“幸福丸”，变为乌氏新写小说醒目书名，具有了一种神秘诱惑力。难怪乎巴黎市中心的“帝宫书店”将小说《幸福荷尔蒙》专门放置在医疗丛书类中出售，以凸显其心理治疗功效，迎合市民精神健康的迫切需要。

“幸福”几乎已是法国一类西方超消费社会渴望而难以企及的生活目标。《幸福荷尔蒙》作者的“露骨文学观”，触及的正是这一主题，让众多读者在“生态滑水板”上有所体验。小说主人公弗洛朗-克洛德信奉叔本华或封达纳的哲学，在寻觅无条件持久爱情受挫后，不时沉浸于往昔曾在几位女性身上寄托过的情爱。在日本女郎桔子之前，他闪电般地陆续与凯特、克莱尔和卡米伊有染，真正动情的是20年前在诺曼底跟卡米伊相处。他时而嘴角露笑，时而情急揪心，最后也以失恋告终。西方现代社会解体，因薄情而苦恼，整个氛围如此，难免不渗透进个人精神角落，令人坠入绝望深渊。

弗洛朗-克洛德深切感受到：“对于弱者群体，外部世界是凶恶、冷酷无情的。”的确，整个社会苟活于朝生暮死，全然不顾及世界本质。严峻的现实灾难，远非注射几剂法国人云亦云的“幸福荷尔蒙”可以克服得了的。他得出结论：幸福只是一个旧梦。今朝在西方，外部环境变化，没人再能够幸福。旧世界老朽衰败了。小说主人公说的这个“外部世界”，包括一些人竭力挽救的“欧盟”。弗洛朗-克洛德作为农艺师，颓唐中在诺曼底幸遇力挽西欧农业危机的德国贵族同行艾默里克。艾默里克在跟20来个旺代农民与共和国保安警察冲突里中弹身亡，成为欧盟统一政策制约法国农业的可悲牺牲品。弗洛朗-克洛德赞誉他是承继旺代贵族衣钵，替当代全球化中受难的法国农民请命，乃至为之殉道的“基督骑士”。实际上，这是作者乌埃尔贝克逆潮流、反对布鲁塞尔技术官僚“专政”的一种姿态。他公开表示：“言论自由，就意味着有权利火上浇油！” 法国《世界报》女记者尼科尔·沃勒在1月4日《幸福荷尔蒙》面市当天写道：“着实重要的是，作者嬉笑怒骂，从卡尔瓦多斯省‘悬崖镇’的家乐福销售市场，说到布鲁塞尔武断强加的牛奶限额，从抗抑郁激素的药效到亲戚自杀，从巴黎第十三区塔楼到重组家庭，一篇篇娓娓而谈，意趣横生，亦不乏自嘲。其白描手法独特，任凭读者自解其中滋味”。

法国《解放报》载文指出：“作者换位思考，描写农耕者危在旦夕，陷入绝望。他近来赞扬起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猛烈攻击欧盟的自由主义政策，视之为万恶之源。虽被指玩世不恭，但却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确实，他赞扬英国“脱欧”有勇气，为欧洲人树立了榜样，而法国人的雄心在于跟美国和中国对话。英国《电讯报》强调：“乌埃尔贝克预言了西方文明悲剧性的厄运”。右翼的意大利《时报》则将乌氏比喻为乔治·贝尔纳多斯，说他的《幸福荷尔蒙》“打开了了解世界走向的新篇章”。

乌埃尔贝克2010年以小说《地图与疆域》获龚古尔文学奖，刚刚又从法国当局领到“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被媒体追捧为“21世纪的巴尔扎克”。他十分懂得商业营销术，深谙结交社会显贵，通过媒体传播兜售自己之道。具体通过专门的经纪人弗朗索瓦·萨缪尔松为他张罗公关，采取“金钱与性”的渠道在社会结网。他深知“名利场”有不测风云，在2010年靠小说《地图与疆域》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当晚对萨缪尔松说：“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但到明天，一切就行将结束”。他每部小说发行量都高达数十万册，且迅速翻译成各国语言，流行全球各地。然而，此君又是最具争议的当代法国作家，每回作品发表都众说纷纭，掀起偌大风波，眼下的这本《幸福荷尔蒙》也不例外，六角国里激烈攻击者大有人在。有的巴黎普通市民对媒体围绕《幸福荷尔蒙》的鼓噪感到厌烦，不能认同广播电视“如此喋喋不休地吹嘘一个‘无耻之辈’”，声言：“我决不会读他的这本书！”

笔者看作家菲利普·拉布罗主持的电视时事辩论，听到法国荧屏名嘴尼古拉·道迈纳克的独特见解。据他看来，乌埃尔贝克新出版的小说《幸福荷尔蒙》纯粹是一本“平庸之作”。《费加罗报》连篇累牍地吹嘘它，甚至将作者捧为“今世巴尔扎克”，更是十分荒唐。

乌埃尔贝克则推说传媒对他“过誉”，向报界声言：“我会死去，毫不虑及自己的小说要引起什么反响。不抱幻想，就心安神定。”一念及此，他公开宣布与报界断绝关系，今后再不接受任何传媒采访。报界这般册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且，乌氏不善言辞，声称自己处在一种悬浮时空、一种泛银河系的星际之中，不愿多动脑筋，不涉世事，甚至离开法国，到爱尔兰的彼瑞孤岛上居住。实际上，他倒是认为“人生如戏”，像巴尔扎克那样在写“人间戏剧”，只是比巴尔扎克逊色，人物刻画上难以“入木三分”，成了需要偶像的当今法国文坛上一个摇滚“活神话”。

这个新偶像藐视诗哲先驱，口出狂言：“在文学上，本人不屑借鉴前辈，不论塞万提斯，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均不在话下。我们这一代人阅读面广，自有独特风格，还真谈不上受了他们什么影响。”

电视资深文学节目评论员贝尔纳·毕沃十分重视小说《幸福荷尔蒙》的哲学内涵。在他眼里，一部文学作品敢以科学词汇命题，乍看起来似乎有些怪异。或许，作者扮成一名“小化学家”发话，故弄玄虚，用身体不可或缺的养生激素当作“幸福丸”，是想给渴望慰藉的人们带来一颗“福星”，亦未可知，权对之如此释义。用一家巴黎媒体评论来说：灵猪拱块菰，此乃一幸事。至少，《幸福荷尔蒙》从城岛一家夜总会开始，到诺曼底“朱安党人”起事遭保安警察镇压，反映出法国这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面临的精神沉沦等多种矛盾。作为超消费社会的“基本粒子”，乌埃尔贝克的“众俗文学”表面上并无振臂一呼的姿态，最后在小说尾声里还表示了针对众生之不争的嗟叹：“归根结蒂，难道我真还得把自己的生命给这些可怜虫？难道真的应这般明示态度？只能如此。”此番话跟乔伊斯《尤利西斯》中莫利·布鲁姆的独白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