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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麦金纳尼（Jay McInerney），美国作家。1955年生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曾任职于美国《纽约客》杂志。1981年师从雷蒙德·卡佛和托拜厄斯·沃尔夫学习写作。1984年，短篇小说集《如此灿烂，这个城市》出版，创造了口碑奇迹，畅销至今，被誉为“1980年代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赎金》《我生活的故事》《最后一个野蛮人》《他们是怎样玩完的》等著作，均大获好评。

《他们是怎样玩完的》 作者：（美）杰伊·麦金纳尼 译者：梁永安 版本：S码书房|作家出版社 2019年1月

贝尔纳·皮沃在《理想藏书》美国小说一栏下，将美国作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玄学作为回答，如麦尔维尔、弗兰纳里·奥康纳和厄普代克”，第二类“打着最日常的现实主义牌，今天他们的代表是格雷斯·培利和雷蒙德·卡佛”，第三类是“去欧洲寻求出路，他们中不仅有1916年取得英国国籍的詹姆斯，以及不知不觉中获取了波德莱尔式荣耀的爱伦·坡。他们中还有‘迷惘的一代’”。诚如唐·德里罗对欧洲与美国的比较，如果说欧洲是精装书，那么美国仅仅是前者的平装本；在文学上两者的差异便表现在“美国小说家一般比欧洲同行更不拘于体裁限制”。一种标新立异的冲动使得在两个时期的作品之间，除了它们保持的断裂以外，人们找不到任何相似性。因为这个原因，皮沃对美国作家的分类就显得不太准确：奥康纳的玄学与厄普代克的玄学之间缺乏可兹比较的基础，德莱塞的现实主义与卡佛的现实主义也毫无共通之处。也许唯一妥当的是第三类作家，但这也无非是因为战后一代的美国作家，自罗伯特·佩恩·沃伦开始，他们对欧洲文学的认同便已然不再需要去分享那巴黎的盛宴。质而言之，用历时性的眼光去看待美国文学史或者更为可靠。同一时期的作家之间也许有“家族相似性”，但不同时期的“文学家族”之间总是有着最大程度的断裂和差异。现在言归正传。我们如何评价杰伊·麦金纳尼呢？

最日常的现实主义

在他的短篇小说精选集自序中，麦金纳尼供出了自己的文学师承：“我相当幸运能够师从两位精通小说形式的大师：卡佛和沃尔夫。”他在雪城大学专门进修过这两位作家开设的写作课程。除此以外，他对卡佛与沃尔夫的认同，他们发表小说的渠道，以及他们共有的经历，似乎也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因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不只提到了他眼中美国作家的形象：他们“总忘不了听从自己的直觉：他们不断地鼓吹他们自己的想象，过分地扩展它，使之达到巨人的高度”，也提到了他对民主社会之于艺术创作影响的思考：“模仿美德是每一时代皆然的；但伪奢侈却比较特别地属于民主时代……艺术家的产品日见其多，每一件产品的价值却在降低。艺术不再能飞升到伟大艺术的领域”。如果说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作家尚且还落实于霍桑、库珀这些早期的奠基者身上，那么他对民主时代媚俗现象的观察，则可以视为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彻底实现的预言。前者适用于从麦尔维尔到福克纳这一派试图以小说体裁去模仿史诗的作家（布鲁姆称之为“散文史诗”），但并不适用于生活在后一种预言彻底实现的社会中的那些人：英雄精神对他们笔下那些过早陷入生活泥潭的人来说，着实为遥不可及的一件事。

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卡佛曾谈到了生活对写作的影响：“从来没有人请我当作家，但在付账单、挣面包和为生存而挣扎的同时，还要考虑自己是个作家并学习写作，这实在是太难了。”某种程度上，这些人之所以丧失了托克维尔所谓的巨人的想象力，正因为他们的生活如此，而他们的写作悖论似的成为挽救这种生活的方式。福克纳同样沉湎于酒精，会一边灌威士忌一边敲打字机，但他不会像卡佛那样用笔记录这些处在崩溃边缘的人或事：一些借烂醉遗忘现实的人，一些整夜开着电视，无休无止地交谈却难以摆脱沮丧的人。这就是两个文学家族之间的断裂。卡佛也许会羡慕福克纳这样有地域感的作家，可是他也清楚自己“绝大部分小说都和特定的场所无关”。这些小说通常在室内展开（家宅、酒吧、格子间），然而这些地方终究不是“意义深重的土地”，而只是那被连根拔起的一代展开生活之处，同时也是美国蓝领阶层被生活压迫得失去了历史的地方。他们不仅丧失了得自于现代性早期的直觉与想象力，也无从抵抗自己的生活在现代性完成的时刻成为一出不断上演的肥皂剧，就像约翰家的电视机每晚都会准时打开一样。归根结底，写作对他们而言就是将生活的真相澄清为一种具体的支离破碎。在我看来，皮沃指出的晚近以来“打着最日常的现实主义牌”的美国作家，在他们身上尽管秉持着福楼拜的日常性一端，也大多意识到此时此地缺乏创造传奇的必要，但主要原因却无法归入“日常生活正是全部”这一遁词，而恐怕要更多地联系到这一时代在他们身上造就的宿命论观念。一言以蔽之，在他们这里，福楼拜曾经憎恨的中产阶级生活，被从容地接纳为一种先天正当的存在方式，甚至是梦想。

史诗写作梦碎后的写作

在麦金纳尼的这本短篇小说集里，诸如此类的无可奈何与承担比比皆是，然而无疑是比那个文学家族中诸位前辈涉及的领域更广，且在层次上有着较为丰富的幻想性因素。他的笔下不仅容纳了最底层无产者的呼喊，也涵盖了各个阶层、不同角色的现实生活景观：政坛竞选者身边的人（《我的公职生涯》《池塘畔的潘妮洛碧》），监狱医生（《假医生》），社交界的名媛（《简易判决》），好莱坞编剧（《生意》）等等。纵向来看这一创作光谱，就会发现麦金纳尼是从醉酒者不知归处的迷惘出发，一路写到了更多看似也并不属于他本己经验以外的困惑。首先，在展示中产阶级生活这一方面，他擅长处理两性之间的细微情感，尤其是对于出轨通奸这一题材的偏爱，麦金纳尼已然可以引厄普代克为同道。这一批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要远远优渥于卡佛笔下的人物：餐厅女招待、倒霉的推销员、顽劣的孩童、旅馆清洁员、汽车修理工、失业者……可是也毫无疑问的，当欲望满足之后，人们就会陷入精神危机的险境。上世纪60年代的《兔子，跑吧》如此，1985年的《抽烟》与2008年的《我爱你，甜心》亦然。在前一篇中，作者巧妙地将戒烟/复吸同忠诚/出轨对应起来，其中细腻之处，可堪击节；后一篇里，作者则是将主人公的出轨同“9·11”事件耦合在同一时间，大概只有在读过之后人们方能理解那被摧毁的大厦同时也是忠诚的象征。

其次，在关于身体或心灵的流浪者的部分篇什中（《现在清晨六点，你知道你在哪吗？》《皇后与我》），麦金纳尼先前的平和心绪，转瞬又被一种布考斯基式的激情所取代，即用命来迎接这个世界的一切恩赐与损害。事实上，这就是麦金纳尼给我的最初感受：他的写作虽然始于对卡佛与沃尔夫的礼赞，但最终呈现出来的形态，却介于厄普代克与布考斯基之间，他比后者彬彬有礼，但又比前者暴力一些。布考斯基曾经在《破商品》这篇小说里写到过一个蓝领弗兰克，他的妻子每天例行公事般与他吵架，办公室也有个助理经理不时寻衅开除他。弗兰克在开车回家路上的一段感想非常富有代表性：“也许不需要那么赶。就算弗兰在等着。一边是弗兰，另一边是麦尔斯。他唯一需要独处的时刻，唯一不会被压迫的时刻，就是开车上下班的时候，或睡着的时候。”然而，这种对一块缓冲地带的要求，或者说对上岸喘口气的渴望，在《看不见的篱笆》《火鸡节日圣母》等篇章里，已经转化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伦理的崩溃迹象。换言之，反讽、反抗、感伤、逃离、戏谑在此皆变得无关紧要，因为秩序正在不可逆地发生崩溃。

以此观之——“就像大部分小说家，我写短篇小说是为了练笔”——他在自序里说的这句话恐怕是诚实的，而这一点保证了麦金纳尼在选择题材时能够持一种相对游刃有余的心境，同时也保证了他的写作同时代精神之间的即时呼应。2015年谢世的E.L.多克托罗大概是美国最后一位“散文史诗”作家，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英雄精神已然早于多克托罗的谢世而成为这个时代（布鲁姆称之为“混乱时代”）中不合时宜的事情。不管怎样，美国作家都曾经共享着同一个梦想，而时至今日，无论人们怎样对它重新命名，亦无论如何重新确定这个词的所指，至少从麦金纳尼这部横跨二十六年写成的作品来看，那个梦已然无可怀疑地碎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