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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全集》 汤志钧 汤仁泽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

梁启超手稿 图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梁启超集》的相关整理编辑工作就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重视。最早在商讨出版事宜时，梁思成先生也曾参与过。后因“文革”等原因，计划被搁置。到了1982年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把《梁启超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当年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我父亲汤志钧和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整理编辑《梁启超集》事宜进行座谈，并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整理，由我父亲担任主编。

这一本原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项目，最终未能实现。2003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并作了大量的筹备工作，然而还是搁浅。最终由清史纂修工程将其列项，列入文献丛刊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2014年下半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梁启超全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取得成功，时年我父亲已90岁了。

经历了30多年的漫长岁月，《梁启超全集》终于出齐。其中包含着编集者的艰辛，也包含着各方的努力与支持。30多年来，父亲与我伏案书海、夜以继日，资料堆满了屋子。在整理、校勘和出版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但我们都一一克服。有评论曰：本书“不仅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最全面的梁启超著作集，在内容结构和点校质量上，也堪称迄今梁任公文集中最佳版本”。当初在开始这项浩大的工程前，我们定的编纂目标是：要整理、编纂出一部翔实全面、校订精确的《梁启超全集》。我想，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戴逸先生在致我父亲的一封信中，曾不无感慨：梁任公一代伟人，著作等身，泽被全国。逝世九十年，迄无《全集》问世。每念及此，辄以为憾。幸吾公寝渍于斯，致力多年，积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感。

然而，梁启超著述如百科全书，不计其数，要搜辑齐全、体例完善、点校精确，难度很大。

父亲研究戊戌变法多年，不间断地收集、整理近代文献资料，对梁氏的佚文散札积累丰厚，特别是档案抄件、佚诗佚文及他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还利用赴台湾、香港、澳门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交流的机会，在各大图书馆检索书藏，搜集散落在港台澳及国外的部分诗词、文稿、信札等资料。

《全集》中，《〈乘桴新获〉中的梁启超佚札辑存》是父亲于上世纪80年代初访日期间搜集整理的梁启超佚文散札，有些藏件未曾露布，十分珍贵。《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致大隈重信书》《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致山本梅崖书》以及《致犬养毅书》中的一部分，是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写的，对“保皇派”的“勤王”活动有参考价值。《湖南时务学堂答问》《湖南时务学堂札记》选自《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是学生的读书心得和先生（教习）的批语，由于论述用词“激进”，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学堂被迫停办。后经戊戌政变能存于世，实属不易，梁启超50岁生日时，熊希龄将此《遗编》“为先生寿”。梁启超在序言中说：“迄今将三十年，诸劄册散佚殆尽，秉三顾拳拳守此卷，几于秦燔后壁中《尚书》矣。……呜呼！此固吾国教育界一有价值之史料。”《梁启超年谱长编》等摘录有限，我们则收录齐全。

《全集》所收或录自手稿，或录自梁启超手订、手校的较早出版物，或录自最早刊载其著作的书籍报刊，特别是近年来陆续发现的梁氏佚文、信件等，如“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等，为此前的梁氏各版本文集中从所未见，呈现了梁启超著述的原貌。这些新发现为全集增添了新内容，也为学界和读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板凳甘坐十年冷”

我于1983年开始参与《梁启超全集》的编纂，我的参与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有两点：首先，作为儿子，父亲需要你干什么，只要力所能及，没有推脱的理由；其次，我本科毕业于历史系，专业对口，学有所用。偶然性也有两点：其一，自1983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进入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任教，时间正好在父亲接手《梁启超全集》搜集整理工作后不久。其二，我1996年结束了日本的留学生涯回国，成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一员，得知父亲仍在搜集整理梁氏佚文、信函等，并发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完成了大量的编辑点校工作，但参加编集的同志，或退休、或转行、或出国，身边正缺帮手。所谓“上阵父子兵”，我有义务协助父亲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一开始父亲并不看好我的标校能力，我则认为：大学毕业连个标点都不会？父亲告诫我：《饮冰室合集》无标点，还有大量的人名和书名，大量的引文和典故，不注意就会出错误。直到实践，我才知道其中的学问有多大。

全集，搜集只是前期工作，后期的校对尤其重要。我们拟定的《编辑原则》中有一条：本全集收录资料，除手稿外，如系发表在当时报刊的，录自报刊。例如《时务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等。如有多处刊载的，则经互校后选择较好的作为底本，有错字、漏字，则订补之，参校本的异文及校记，注于页末。如已编印成书，则录自较早的版本。这样编纂的目的，为的是更真实更准确地反映著述的原貌，纠正错误，同时为读者提供方便。因为找寻杂志类较容易，但手稿、信函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的收藏件，就很难看到了。

记得2012年10月，父亲与我来到北京参加“南长街54号档案”展览，还开了一个研讨会，拟定了编校方针。回到上海两个月后，我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吕鹏军编辑寄来的第一批校样，是《全集》的第二集、第三集和第十一集。自那以后，我们便共同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校订生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快递往返校样，通过电话、短信、微信校对，有时为一字一句，争论不息。六年间，杨宗元、李红、王琬莹、吕鹏军、吴冰华、符爱霞、罗晶、胡明峰、李文、王磊、许微微、王鑫、曹磊、丁桃荣等编辑耐心细致地编校，我们共同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接受这项任务时，我是满头黑发的青年。而今回首，我已垂垂老矣。然而“板凳甘坐十年冷”，为了这一项巨大的工程，我辛劳其中，也欢乐其中。

“报答平生未展眉”

梁启超生于清末，活跃于民国初期。他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力主维新变法。创办《时务报》，宣传“新民”。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辞抨击。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一生可谓风云际会。

现在我们出版《梁启超全集》，纪念梁启超，为的是进一步研究梁启超及中国近代史。进一步了解梁启超及近代社会，对传承、保护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梁启超的家国情怀，他对祖国的挚爱和救国的使命感，我在澎湃新闻记者访谈录《汤仁泽：父亲汤志钧和我用了36年编纂〈梁启超全集〉》中有所论述，现在说说梁启超怎样注重人格的培养。

梁启超著书立说、执教育人，目的是教人学做人。在《读书法讲义》中说：“二十四史，列传占了十之七八，以现代历史观念而论，可以说内中所记载，有一大半不应入历史范围。但中国无论何种著述，总以教人学做人为第一目的。各史列传，大半为这个目的而存在，与其认为社会史迹的资料，不如认为个人修养的资料。”又说：“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读这类书专以自己直接得着益处为主，把自己这个人训练好了，才配说有益于社会。”

梁启超重视求知和修养，说“人一日不二食则饥饿，岂惟口腹有饥饿，智识亦有饥饿，道德亦有饥饿。一日废学问，则智识之饥饿立见矣；一日废修养，而道德之饥饿立见矣。”

梁启超教育子女也是如此。在家书中，梁启超说：“爹爹虽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力磨练出来。”梁启超养育了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长，被誉为：“一门三院士，满庭皆俊秀”。

梁启超的著述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地方。例如梁启超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在评论《禹贡》的价值时说：“这本书则不独为我国地理学开山之祖，且使人知我族所栖之国土如此其弘大而优美，则感怀天赐，不敢自暴弃也。又知夫山脉水络，互相联属，知国土之不可分，而统一观念油然生也。 此《禹贡》之书所以可尊也。”在总结乾嘉学派的得失时说：“他们（指清代学者）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别的方面，成就或者可以很大，仅用之几部古经，已觉十分可惜。即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经而经愈遭殃吗？”他还说：“以清一代唯一史家章实斋，生乾隆极盛时代，而其学竟不能为斯学界衣被以别开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学仅以摭拾丛残自足，谁之罪也？”一针见血的批判，实在寓意深刻，发人深省。

梁启超并非孔子，也非有弟子三千，但他“文名满天下”，他的文章“大都夕杀汗青，朝被铅椠”，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梁启超曾告诫青年学子说：“青年诸君啊！须知学问的殖民地丰富得很，到处可以容你做哥伦布，只看你有无志气有无耐性罢了。”

父亲在《梁启超全集》序言三中，想起母亲的离世伤感难忍，曾以“唯有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诗句来怀念母亲对他编校工作的支持。我想，“报答平生未展眉”同样适用于梁启超的研究工作。虽然自己已不再年轻，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如今，我仍在继续搜集和整理梁启超的文稿、诗词、信札等，因为还有更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等待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