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新科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文学更有温度、更润物无声、更余味无穷

丁东亚（以下简称“丁”）：张老师您好，2018年神农架笔会有幸邀请您来，只是未能得以与您畅聊，深感遗憾。截至目前，我有幸责编了您三篇小说，但实际上2016年我在跟您联系约稿时，其实就对您怀有一份好奇。我知道您是理工科出身的留德博士、徐州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同时还兼任徐州作家协会主席，对于您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特别是近几年，可谓是佳作不断，能否谈谈您从事文学创作的初念？您在从事高校管理和文学创作中是如何平衡的？

张新科（以下简称“张”）：我在大学是学理工科的，一般来说，学理工科的人理性思维强一点，学文科的感性思维强一点，而文学是偏感性的。所以，学理工的一般只写论文，不写小说。我的情况特殊，我的创作欲望其实早已萌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就开始了，完全源于个人爱好，与专业无关。那时所谓的文学创作，是诗歌、游记、感想、散文之类的东西。写的东西被学校和地方性的刊物收录后，给予了自己极大的信心和动力。随着视野、知识、阅历的增加，自己对文字对文学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优秀的作品有着一种无穷而神秘的力量，展现的不仅是文字、逻辑和故事，更是善良、情怀和担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文学更有温度、更润物无声、更余味无穷。正是充分认识到文学创作的力量，多年来我潜心生活深处，结交各式人物，体味人间冷暖，不断用作品关注人性悲悯，讴歌平凡劳作，敬畏善良正义，塑造国家和城市精神与个性，彰显时代风潮。

我始终认为，大学校长不仅在“象牙塔”内做学问办教育，更应承担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要为引领城市风尚、塑造国家精神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从事高校管理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都是以积极的心态肩负起知识分子的光荣义务，这也是支撑我教育与文学“齐头并进”的强大动力。多年来，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和休息时间，一方面主动谋划思考高校的事业发展，同时处理众多繁杂的事物，履行大学“掌门人”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拼命挤出时间，潜心开展文学创作，哪怕白发骤生、衣带渐宽也无怨无悔。

丁：您在一篇采访中说父亲是您开启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是他激发了您在文学上的努力吗？能谈谈您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吗？

张：是的，我的父亲是河南省一所重点高中的校长，一干就是四十年。在他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一是尽职尽责的事业心，为了下一代的成长成才甘作“春蚕”，很多事情我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二是博大的胸怀，在物质资源匮乏的年代，容留一些特别困难的学生在我们家寄宿生活，不求任何的回报，这些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进了工厂，彻底改变了命运；三是以文学修身，喜好读书，爱好文学，以儒雅优良的品格修养，在家乡广受尊敬。可以说，父亲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在他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小就迷恋上了文学。我的母亲是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妇女干部，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支前运动，是我2018年出版的献礼淮海战役70周年的长篇小说《鏖战》中的原型人物之一，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信仰的力量和对事业的忠诚。出于对父母这一代人的无比敬重，出于新的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呼唤，我的文学创作欲望被激发，经过不断地积累沉淀，逐渐开启了文学之路，并将坚定地一直走下去。

丁：您是90年代较早的公派读博的学生之一，求学的历程是从河南上蔡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德国汉堡，之所以要谈起这点，事实上是因为您那部广为读者赞誉和好评的长篇小说《远东来信》。那部小说被称为是“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构思到完成，据说用了18年时间，因为小说是写被尘封的中国人保护犹太人免遭迫害的故事，所以我猜想它与您的求学经历一定有着某种关联，至少它应该拓宽了您的人文视野，您在留学过程中最为深刻的经历是什么？那么，又是什么动力促使您要去完成这样一部有着大爱情怀、惊心动魄的作品的？

张：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描写二战时期德国人冒死拯救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开始热播，影响很大。每当和外国朋友聊到电影，聊到民族与人性光辉时，总会有人提到中国人在二战期间只想着为自己而战，没有为其他民族作更多贡献的国际情怀，中华民族再有五千年文明，也是黯淡无光的。西方社会在人道人性领域对中国人颇多微词，无论是三五好友闲聊时的无意流露，还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大肆渲染，都让我内心十分酸楚。我一直在思考，文化与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站立不能只是经济上的腾飞，更需要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站立起来，以积极的心态勇敢地自信地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是一个留学生的我，从那时候起就想为此做点事情。

1995年，我偶然在当地德文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二战期间，犹太人面对德国人的疯狂迫害与残杀走投无路之际，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以及近三万名犹太难民在上海得到救助，免遭纳粹杀戮的事件。这让我内心掀起了波澜巨浪，我决定创作一部文学作品，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在自己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和屠杀的苦难岁月，仍然怀揣着民族大义，无私地庇护着大批面临被屠杀境地的犹太难民，并为此做出重大的牺牲。自此，经过大量采访、调研、搜集资料后，18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写就了长篇小说《远东来信》！

丁：我知道您2017年出版长篇小说《苍茫大地》获得了江苏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弘扬雨花英烈精神、描写雨花英烈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近来您又完成了描写淮海战役的新长篇《鏖战》，似乎您的创作对历史题材尤为偏爱，是什么促使您以历史事件为基础创作小说？您曾说“文学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在写作中您是如何让自己的这一观点一步步得以实现的？

张：哲学家萨特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时代呼唤作家，要坚守创作的“本”，哪怕“板凳坐得十年冷”，也要坚持正确的文艺立场，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我想聚焦历史题材，通过自己的作品，为民众讲好历史、英雄的故事，集聚起信仰的力量，树立起信仰的丰碑。

文学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创作历史题材作品，就是出于我内心深处对英雄的无限敬仰。近年来，受江苏省委宣传部委托，无论是创作《苍茫大地》还是《鏖战》，我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追随英雄的足迹，自费分别到国内外三十多个城市采访采风，行程近十万公里，挖掘数以百万字中文、英文和德文版史料、实地采访、深度调研，并牺牲节假日和休息时间，谢绝几乎所有的应酬，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左右，倾注深情与心血，终于撰写完成这两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2018年清明节，我第三次来到《苍茫大地》主人公许包野的老家广东澄海祭扫，献花献书，隔空倾诉，我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是无以言表的。目前，《苍茫大地》与《鏖战》两部小说，先后被江苏省委党校列为干部培训必读书目，这也令我倍感欣慰。

相对于长篇来说，

中短篇小说更具有挑战性和力度，

我喜欢这样的挑战与力量

丁：您写短篇似乎不多，2016年您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天长夜短》，八个短篇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小说里的人情冷暖写得精彩、逼真，人物独特而鲜活，如其中的《信人》，以巧妙的构思和灵动的笔致叙写孩童时代有过交往的一位“信人”，指向的却是对文化断裂的思考。我责编的您的《活佛》和《大庙》，年代背景设置亦是如此，能否从这两篇小说谈谈您创作这一系列作品的初衷和您对人性的思考？

张：我的创作坚守一条规律与原则，长篇小说偏重选择重大历史题材，力求挖掘、还原、放大那个守土卫国的年代里壮怀激烈的感人故事，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与此不同的是，我的中短篇小说将关注的目光投放在当下社会普通人丰富而多元化的生活，以小人物呈现对人性的反思，折射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我认为，人性虽然呈现的形式有光辉与伟大，也有扭曲与变异，但归根到底，没有绝对善与恶的人性，只是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造成了选择上的一念之差，也许这就是人性善变与脆弱的体现。而我通过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就是想塑造不卑微、不放弃、不言败的人性，我想让读者在震撼与思考中，感受到人物命运的曲折变化，品味到人生的酸甜苦辣，通过这种“平民史诗”，感悟到积极乐观、伟大向上的人性光辉。

丁：事实上，我对您的短篇小说《公民方闻山》一直印象深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书写的是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世情，这样的小说不仅好读，人物也鲜活，更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样的小说您是否也同样会写一个系列出来？有这样的计划吗？

张：文学肩负着对社会和人性批判审视的作用。我所写的现实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比如《公民方闻山》等绝大部分都是对当下社会现象的剖析、鞭笞、揭露和批判。实际上我的中短篇小说当中，很多人和事都是我看到、听到，接触到的，我就想把他们挖出来，写这样的作品不是赶时髦，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让人们反思，让社会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和谐，更加善良，更加美好，当然，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次心灵洗涤和净化的过程。我认为，相对于长篇来说，中短篇小说更具有挑战性和力度，我喜欢这样的挑战与力量，因此，这样的小说我会坚持写下去，会写成一个系列。

丁：长篇小说的写作，更是考验写作者的耐力和定力，而短篇小说，由于篇幅所限，像王安忆说的，那些“巨变性的事件、深刻性的思考”她很难置入其中，但您的短篇似乎并非如此，短篇和长篇，您更偏爱哪种？您是否有特定的写作场所和具体的日程安排？写作的方法有过什么变化？

张：对于两种体裁，没有专门的偏好，我想一位优秀的作家，既能用长篇小说承担起历史的厚度，突显民族的情怀，又能用中短篇小说彰显人性的温度，展现人性的本质。每一次，在准备创作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时，我都会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查阅、实地考察、人物采风，比如《鏖战》，虽然提笔创作仅有两年时间，但是之前的素材积累却用了八年，这期间，我遍访了淮海战役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指挥所、战场等，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大战参与者。当然，在搜集到的丰富素材中，又让我看到了小人物的可爱、隐忍、仁义与坚守，于是在创作长篇小说期间，就把对社会、对小人物的思考与感动，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转化为《天长夜短》《偃旗息鼓》《信人》等中短篇小说。无论是书写“大英雄”还是诉说“小人物”，我都要精心构思，巧妙安排，力求完美，不留遗憾。

我不是职业作家，我的首要身份还是大学党委书记，日常还有繁重的教育和管理工作，我所在的学校正处在上升的黄金期，从把控学校发展方向、带领团队拿大项目、到为学生上好每一节课，事无巨细，我件件不敢懈怠。所以我的创作只能通过业余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写作场所。我的家在南京，但异地任职扬州、徐州两地的校长已经12年，我已经习惯了隐忍孤独与寂寞，我的休息日，只要学校没有工作安排，或调研采风，或在办公室、家里潜心创作。

我作品里的每一个人物，

都是鲜活、丰满地“活在”我的心里，

也“活在”我的眼前

丁：我想请您谈谈自己笔下的人物。写作过程中，那些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在您自己眼里到底有多真实？他们是否有着各自独立于小说叙事之外的生命？

张：我作品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丰满地“活在”我的心里，也“活在”我的眼前，我所作的就是用笔、用文字，将这些鲜活的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例如，在创作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时，凭着对英魂的深切悼念，我走进雨花台，深入档案馆，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珍贵档案，在感动震撼中接受了一场涤荡心灵的精神洗礼。在成百上千的雨花英烈中，我选取了中共早期地方杰出领导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留洋博士许包野同志为主要人物原型，描述、刻画矢志兴邦、舍生取义的英烈们的革命事迹。许包野与我同为留德博士，我的老家河南，人在江苏工作，而许包野曾经做过江苏与河南两省省委书记……多少个夜晚，我在看着、想着、写着的时候不自觉地泪流满面。而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我年少时认识的人和听过的事，有同学、有玩伴、有亲朋、有乡邻，一直印象深刻地“存在”我的脑海里，不同时期、不同年代，这些人与事会给予我不同的思考，给予我不同的感动……

丁：作家的写作都会受到文学上的影响，您的写作是否受到过一些作家作品的影响？能否谈谈您钦佩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具体影响？

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代联邦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早在我留学德国期间，就开始接触、阅读他的德文版原著，如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我的世纪》等作品，因涉猎面宽广，语言新颖，想象丰富，手法独特，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格拉斯笔下的人物都是独特的、奇异而富有审美价值的意向性符号，是他用犀利的目光打量众生万象的视点，如《铁皮鼓》中的奥斯卡。诺贝尔奖委员会在给君特·格拉斯的授奖词中称“他是寓言家和学问渊博的学者，他是各种声音的录音师，也是倨傲的独白者，既是文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讽刺语言的创造者”。我认为，这就是对一个作家的最高褒奖。我喜欢读他的这些作品，主要是因为作品的广度、厚度与我的阅读需求相符。一般作家的作品，我读起来就像喝白水，太寡淡，没味。当然，我的创作不会模仿他，没必要。我现在和今后都不会模仿任何人。

丁：托马斯·曼写完新作品，有时会让全家人聚到一起念给他们听，帕慕克也会把他的作品读给与他生活相交的朋友听，你写完新作品，有没有读者为您看？倘若有，他们给您作品提出过什么具体的意见吗？可否例举一二。

张：会的。每一个重大题材，从结构到细节，从事件到人物，都必须一丝不苟，谨慎对待，因此，要创作好一部作品，不仅要让自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还要捧着一颗诚心，虚心请教。我在南京、扬州和现在的徐州当大学的院长和党委书记，出于对历史事实和文学艺术的敬畏，在完成《远东来信》《苍茫大地》等作品初稿后，我都会叫上爱好文学的不同领域的大家和普通的阅读者，一起坐下来，深入交流研讨，汲取大家的智慧，每一位朋友都会从政治、历史、战争、宗教等不同领域，提出一些意见建议。我还会与一些同仁交流，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记得，决定创作长篇小说《远东来信》时，我将创作的几章初稿念给母亲听，母亲坚定有力的一句“中！”给予了我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文学作品必须要有广阔的受众面，

才能真正起到成风化人的作用

丁：每个读者对一部作品的解读和认知不同，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您想象过自己的读者吗？期待自己的读者会是什么样子？您希望您的作品对别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文学作品必须要有广阔的受众面，才能真正起到成风化人的作用。目前，每年都有“海量”的文学作品面世，其实作家与读者之间也面临着一场耐人寻味的“双向”选择，是主动迎合，还是回归文学的本源，其实各有千秋。当然对于我来说，我希望自己的读者来自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职业领域，为读者带来正能量，大家在读者会上发出不同的思考和心声。我的梦想，就是想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感召之作，带领广大读者走进历史、走近英雄、走向神圣！让革命精神和信仰力量得到新的诠释和传承，影响当代，传之久远！

丁：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长篇小说写作时，期间会试着变换不同的写作内容，他认为散文或诗歌对小说的写作会有帮助，您在小说创作外，是否想过从事编剧写作或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

张：我写散文，不写诗歌。我的散文被很多专家定义为“知识性散文”或者“学者型散文”。读我散文的群体也非常大，层次也比较高——比如大学校长群体，有几百位大学校长经常问我要散文读。我创作了《面道》《过早》《矛盾》等一系列散文，从自然、理性和新的视角，运用辩证的思维，来反映变迁发展的社会与有序美好的生活本质。这些作品发表于一些文学刊物后，被很多选刊和报纸刊发，同样受到读者的喜爱。但我暂时没有编写剧本的打算，说不定以后会，主要是要把自己的一些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剧本，影响更多的人。

丁：据说您有两部长篇小说已被改编成电视剧，目前正在拍摄中，很是期待。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改编这件事的？

张：目前，我与北京一家影视公司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他们同样有着执着的信念、高尚的情怀和崇高的担当，把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东来信》改编拍摄成了电视剧，目前后期制作已经完成，即将与观众见面，对此，我非常期待。他们还将投入巨资倾力改编拍摄《苍茫大地》等作品，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展开。这将更大范围、更多层面、更为鲜活地呈现英雄们的热血青春和矢志奋斗，也将进一步扩大作品的影响力，甚至能填补国内相关领域题材电视剧的空白，更好地展现和发挥作品在精神塑造方面的价值。

丁：比及影像的直接性和完整性，小说家无疑是处在劣势的，有一些写作者甚至是在模仿电影写作，拼接或借用其中的情节，您觉得电影能够教育小说家吗？

张：我觉得“写作者”“小说家”截然不同，是对这两类人最明显的定性，模仿电影写作，显然是一种急功近利，本末倒置。一位作家，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不负时代的伟大作品。我作品中一些情节、细节的设计，让很多读者大呼“意想不到”，我觉得这源于自己坚持不懈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认为，作家就是要有这种有别于常人的智慧与敏锐。

丁：最近您在读什么书或看了什么好的电影，能否分享一下？

张：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创作，但创作需要学习，需要日日新、又日新。我的阅读虽然广泛，但也有所选择，每周几个小时的德语温习，是我二十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最近我正在阅读《欧洲史》《德意志之在》和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著的《单向度的人》。就说说后面这部作品吧，描绘了西方社会通过压制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从作家的角度，对这部作品可能有着不一样的体会，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华民族的久而弥坚的精神文化，迫切需要有人去传承、弘扬和推广，才能放大其感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丁：2019年您的写作计划是什么？可以简单透露下题材内容吗？

张：2019年上半年，我创作的以解放战争时期渡江战役为背景的，50万字长篇小说《渡江》即将与观众见面，这部作品作为渡江战役胜利70周年的献礼之作，将全面、立体描绘渡江战役背景下不为人知的地下斗争，将与《苍茫大地》《鏖战》一起形成描写新中国成立艰难历程的三部曲，形成在宏大战争背景下谍战小说的一个系列。我想通过创作这几部重大历史题材小说，来传播正能量，让社会上更多的读者甚至是青年人崇尚英雄，尊崇英雄，学习英雄。

丁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