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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章是藏书家钤于书册卷首或卷尾，用以标明该书归属的特殊符号。伴随着藏书文化和篆刻艺术的发展，藏书章在藏书文化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风景，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藏书史上，范钦、钱榖、项元汴、钱谦益、黄虞稷、毛晋、朱彝尊、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鐘、虞山瞿氏家族、杨以增、丁丙、陆心源、季振宜、翁同龢、潘祖荫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经他们收藏、鉴定或题跋的古籍，在钤上他们富有个性的藏书章后，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有了更高的提升，而众多珍本、善本也借此得以长期流传。究其原因，藏书章功不可没。

藏书章承载着藏书家丰富的个人信息。今天，虽然众多藏书章实物未能保存下来，但通过对流传至今的古籍中保留的藏书家名号、爵里、斋堂、书楼、书训、趣好等藏书章印文的梳理，不仅其基本信息能够得以还原，甚至还可由此探寻其闲情意趣、人生追求等深层内涵，从而深入其精神世界。请尝试论之。

藏书家的姓名字号是藏书章最为习见的内容，这与藏书章最基本的凭信作用有关。藏书章标志着书籍的归属，大致分为姓名印和字号印。姓名印非常简洁，一般带有“某某印”“某某印信”“某某章”“某某私印”之类的字样，如明代著名藏书家钱榖的“钱榖”朱文小方印和“钱榖印”白文印等。而字号印含义深邃，多有来由，且与藏书家生平有关。如清代藏书家兼校勘家黄丕烈，其字号印即富有理趣：他意在山林，曾在居处营造荛圃，故号“荛圃”“荛夫”“荛圃主人”，年长后又称“老荛”“荛翁”；家中失火而书籍无恙，身患大病而侥幸不死，故号“复翁”；至于其别号半恕道人、清秋逸叟、宋廛一翁、读未见书斋主人、士礼居主人等，多与其藏书爱好、读书乐趣有关。这些字号，都被他用作为藏书章的内容。通过对姓名字号印的解读，可以掌握藏书家的基本信息、读书见解及志趣追求等宝贵数据，为其生平事迹做强有力的支撑。

藏书家的爵里在藏书章中使用得也极为广泛，其内容包括藏书家的籍贯、出身、仕宦经历等，这可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为了解其人生经历提供佐证。如明钱榖“句吴逸民”印、范大澈“句章灌园叟”印、高濂“武林高氏瑞南藏书画记”印，以及“虞山钱曾遵王藏书”“乌程刘承干读过之书”“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章”等藏书章，均提供了与藏书家籍贯相关的信息。而藏书家宋濂除“金华宋氏景濂”印标明籍贯外，又有“太史氏”和“玉堂学士之印”两方印章注明其官爵。又，藏书家丰坊除“四明”连珠印表籍里外，尚有“发解出身”“天官考功大夫”两枚印章，记载了其举人出身、官至吏部主事的仕宦经历。通过了解藏书家的籍里、仕途履历，可以掌握其藏书的活动区域，以及在这一区域内与其他藏书家进行藏书交流、相互抄书及购书的活动，是了解地方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

藏书家的斋堂号与藏书楼号在藏书章中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岁久年淹，多数藏书楼历经火灾兵燹已荡然无存，其中珍藏的图籍也多四海飘零。而借助现存古籍中的藏书章流传下来的斋堂号和藏书楼号却数量众多，如叶氏菉竹堂、丰氏万卷楼、范氏天一阁、钱氏悬磬室、项氏天籁阁、毛氏汲古阁、黄氏千顷堂、朱氏曝书亭、徐氏传是楼、钱氏绛云楼等。需要注意，藏书楼号和斋堂号能直接反映藏书家的藏书爱好和治学侧重。古代士子读书、藏书多宗经，藏书史上执着藏“经”的藏书家大有人在，这一特点也反映在藏书章上。如徐乾学“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闲章，足以说明其收藏侧重。乾隆年间，甚至还出现了两座以“抱经”为名的藏书楼：东抱经卢文弨的藏书楼名抱经堂，有“抱经堂印”藏书章一枚。西抱经卢址的藏书楼名抱经楼，有藏书章“抱经楼”两枚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章”一枚。而与他们同时的藏书家吴骞也以其拜经楼名闻天下，有以“拜经楼”为名的藏书章四枚。古代藏书家视宋本为拱璧，这一爱尚也体现在现存古籍的藏书章上。毛晋、吴骞虽不以收藏宋本相标榜，但均有一枚“宋本”的鉴定小印，足见其对宋本的向慕。清藏书家黄丕烈榜其门曰“百宋一廛”，时号为“佞宋主人”，有藏书章“宋一廛翁”一枚和“百宋一廛”两枚。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楼名曰“皕宋楼”，显系有与黄氏一较高下之意。而袁克文心仪陆氏所为，名其藏书楼为“皕宋书藏”，并有“佞宋”“皕宋书藏”“后百宋一廛”“八经阁”藏书章数枚。从黄丕烈的“百宋一廛”，到陆心源的“皕宋楼”，再到袁克文的“皕宋书藏”，足见古人的佞宋情怀，也可透见宋本在藏书家心目中的地位。

藏书家的惜书训诫也是藏书章的重要内容。藏书家都是嗜书如狂、爱书如命之人，由惜书爱书延伸出来就是藏书家看待书籍聚散的藏书观念。如祁承有“子孙世珍”藏书章，另有一方藏书铭章，既体现了其爱书护书之情，又对后代子孙予以训诫：“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铭。”这样的惜书境界，令人千秋生敬。

闲章在诸多藏书章中内涵最为丰富。闲章不但形状、字体别致，且章法自然，是藏书家挥洒性情的载体，价值极高。如范氏天一阁“桃花源里人家”的闲章，隐然流露出居于四明山水间的惬意。又如项笃寿“杏花春雨江南”的闲章，充满诗情画意，让人心生欢喜。至于“有酒学仙，无酒学佛”“溪山明月有吾便是主人”“天地吾庐”“震旦第一山樵”等闲章，均折射出藏主散淡狂狷的个性，表现出其性格张扬的一面，故而闲章不闲。

作为藏书文化的一部分，藏书章在文献方面的价值不可估量，主要体现为以实物补文献记载之不足。众所周知，《藏书纪事诗》以收录藏书家众多而著称（739人），而《天禄琳琅书目》竟比它多出367家，其中包括如仇英、纳兰性德、毛奇龄等众多享有盛名的人物。由于有些藏书家在文学或艺术领域享有巨大声誉，因而湮没了其在藏书领域的成就，而他们钤盖在古籍上的藏书章却忠实地记录了这一信息，弥足珍贵。文徵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他在书画界的声名，使得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藏书大家。据《天禄琳琅书目》载，他藏有《隋书》《楚辞》《广韵》等宋本凡18种20部，元刻27种8部，明刻3种3部。在现存的珍稀古籍上能经常看到他的“文徵明印”“徵仲”“徵明”“停云”等多枚藏书章。

藏书章作为藏书家拥有的凭证，在书籍流传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一册书页上众多的藏书章，往往就是这本古籍的递藏史。如上图馆藏宋本蝴蝶装《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卷首页钤有“郁题桥印”“诵芬”、“浦上（李）氏（陕）伯珍藏金石书画印”“浦上（李家奎陕）伯氏过眼经籍金石书画记”、“汪文琛印”“三十五峰园主人”“士多拜观”“宋本”、“殿山西渊王韶九成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京兆刘氏世家”和“虎孙”“修士寓目”六组藏书章，卷尾页钤有“南坡”“绍兴旌忠裒节之家”“惟庚寅吾以降”“文徵明印”“徵仲”“停云”、“文彭印”“三桥居士”、“庄孝充”“国棨”“庄虎孙”、“汪士鐘印”“民部尚书郎”和“刘承干印”“翰怡”“京兆刘氏世家”等五组藏书章，题跋处钤有“士礼居”“荛圃过眼”“荛圃鉴藏”一组藏书章。由此不难勾勒出此书的递藏轨迹：此书为明代长洲文徵明、文彭父子旧藏，后转入松江李氏之手或常熟王韶之手，清初又成为武进庄虎孙的藏品，清代中叶又为长洲汪文琛、汪士鐘父子所得，1801年成为黄丕烈士礼居插架之物，最后流转至清末吴兴刘承干的嘉业堂。流传脉络清晰，井然有序。此外，还有一类能反映递藏轨迹的藏书章，往往以“曾在某某处”“曾藏某某处”“某某过眼”“某某拜观”的姿态出现，一洗据为己有的面目，表现出豁达的情怀，如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的“曾在鲍以文处”，也一样能勾勒出其递藏轨迹。